中美关系骤变的根本缘由

　　中美关系骤变的根本缘由

　　冼岩

　　1990年代冷战终结后，美国开始主导新一轮全球化过程，其基本框架是：将中低端制造业向其他国家转移，美国主要聚焦金融和高科技，以摘取产业链顶端利润最丰厚部分;同时，通过国民超前消费和巨额贸易逆差，实现美元扩张——换言之，仅仅依靠美元霸权，美国人就可以光印钱、不干活，却过得很好，何况还能通过金融、高科技两把剪刀，收割产业链最丰厚部分，且确保美国经济在全球的金融和科技霸权。这样的好日子谁不想?这就是美国力推新一轮全球化的原因。现在为了打贸易战，美国却胡扯什么“其他国家占美国便宜”，这完全是贼喊捉贼——巨额贸易逆差本来就是它自己极力促成的，也是美元扩张所需要的。

　　事情如果按照美国剧本发展下去，美国霸权将覆盖全球且十分稳定，其结果是出现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帝国的新型帝国。但现实不是演出，剧本在展开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意外，一个国内、一个国际。在美国国内，产业转移和巨额逆差引申出一个必然结果：产业空心化。空心化不是意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空心化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美元霸权的背后，实际上有全球产业托底。2008年的次贷危机，主要是美国的金融资本玩得太嗨，玩脱线了，并非产业空心化之必然。真正的意外(其实也不意外)是，美国这么“先进”的制度，却处理不了因产业空心化而带来的内部分配问题：全球化的超额收益，主要到了金融资本和高科技行业口袋，其他人连汤都没捞着，失去传统产业工作职位的美国蓝领，反倒成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受损者。

　　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大家很自然就能想到应对方式：抑高、扩中、扶低而已。这样的事，中国这几十年干得多了。但是，完全依靠市场机制、遵循市场逻辑的美国政府和社会，就是拿这样的事没辙。政府和社会都拿不出解决办法，美国蓝领只能自己站出来，反对导致了他们当前困境的全球化和空心化。在一个社会变化甚至进步的过程中，有某一群体因利益受损而奋起反抗，这很正常，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发生，在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更已发生多次。这在中国完全不是什么大难题，比这难得多的1990年代国企大下岗，中国也挺过来了，无非是三步应对：利益调整、舆论引导，现在还多了一个手段思想政治工作。所谓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在舆论上讲大话、套话，而是立足于基层管理，在基层推进说理与帮扶相结合的管理、服务过程，将怨气和矛盾消化到最低程度——但是，美国哪有这样的机制呵。美国的政治设计，就是放大而非消弭矛盾、冲突，放大到一定程度后，纳入政党政治的范畴，成为党派斗争的筹码;在此过程中，一些问题能通过政党竞争解决，解决不了的就搁在那，实在难看的则由司法(法治)兜底。

　　因全球化、空心化所导致的蓝领利益损失，就属于美国传统政党政治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利益的另一方即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产业，他们在美国制度下的政治博弈能力更强，不管哪个政党上台，都不敢损害他们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应声而起，他打破了传统两党的窠臼，为支持蓝领不惜损害华尔街利益。这种做法使得他不能讨喜于传统精英，却收获了美国白人蓝领这一大圈铁粉，这就是特朗普能够于政坛异军突起的原因，也是直至今日，他仍然能拥有大批忠诚粉丝的原因。

　　这是美国国内的情况，国际上的意外是出了中国这个异数，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如果按照美国设计的剧本，新兴国家完全遵循所谓市场化逻辑，美国纵然产业空心化，接盘中低端产业的，也应该是多个后发展国家(各有各的比较优势)，或者是一个没有能力发展高科技和高军工的国家(因为中低端产业的积累不足以支撑高投入、慢回报的高科技行业和军工产业，且社会很快就会因劳动力价格提升而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不应该出现中国这么牛逼的对手。但凭借“集权+市场”的中国模式，中国以产业政策引导和集中全社会资源，硬是完成了传统市场逻辑下不可能完成的壮举：高科技逐渐发展起来、军力逐渐强大、中国逐渐崛起，在经济、科技、地缘政治等方面逐渐形成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于是美国不干了。精英们开始反思原来的对华政策，认为被中国骗了：原来以为中国发展起来就是卖卖鞋子、打火机，没想到竟然还要卖智能手机、高端通讯设备，挑战美国的科技霸主地位，这当然不能忍。所以，随着特朗普顺应国内蓝领反全球化的呼声开始对最大贸易逆差对手中国开刀，美国精英形成了对付中国的共识。这就是这几年中美关系骤变的根本缘由。

　　梳理上面的事态变化过程，不难发现，在中美两国国运此消彼涨的背后，凸显的是两种制度、两条道路对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时代的不同适应性。无论在内部分配的调节上、内部矛盾的处理上，美国都显露了难以改良的不适应，同时发生的新冠疫情、“黑命贵”运动无疑也印证了这点。而中国则在自身发展、应对内部矛盾和外部挑战方面，展现了西方模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希望接下来的社会舆论和学术研究，能够重视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