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根据“文化—信息—数字”这一演化进程，新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数字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左翼认为，数字帝国主义谋求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没有改变，反而由于获得数字资源的支撑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西方左翼构建起了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的研究范式和逻辑框架。我们应克服“美化数字”和“否定数字”的两种认识论误区，向国际社会提供互联互通的中国技术和中国方案，推进共建共享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西方左翼;数字帝国主义;领土逻辑;资本逻辑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数字网络的大规模建设和使用，新帝国主义已然进入数字时代。在数字时代，帝国主义支配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利用数字进行垄断与控制，展现出超强的数据生产、资源汲取与意识形态主导等能力，改变着信息生产方式，催生出依托数字强化霸权的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数字实践的最新阶段。数字时代帝国主义获得了数字资源优势，支配能力有增无减，控制和垄断手段更加隐蔽高效。西方左翼敏锐觉察到这种新变化，批判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数字霸权，推动帝国主义理论发展。新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大卫·哈维运用“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对新帝国主义实践进行解释和批判。哈维认为，新帝国主义就是“与资本积累内在时空动力有关的帝国主义问题重新概念化”，是根据实践变化而做出的新的解释。西方左翼认为，数字时代帝国主义的核心问题仍是政治统治权力和经济统治权力(即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在全球范围的结合，并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确立研究范式和逻辑框架。西方左翼的数字帝国主义批判有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数字霸权，然而，其立论基础和逻辑进路属于现代性批判范畴，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存在本质差别。
一、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化
（一）研究范式的演进
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帝国主义”的使用算起来已有一个多世纪，且不断发展更新，至今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经济垄断和政治控制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两大支柱，运用帝国主义研究范式可以对之进行深入考察和批判。随着数字时代来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了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网络接入和数字资源占有具有优势的国家，善于开展数字化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信贷业务，而居于劣势的国家不善于使用数字资源，形成全球经济鸿沟;信息富足国善于使用数字资源去从事、动员或支配全球政治活动，而信息贫困国则反之，形成全球政治鸿沟。可见，数字时代帝国主义的垄断和控制并未松动，反而由于数字鸿沟的加深，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长期依附被不断强化。
列宁论述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概念，20世纪初，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点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垄断为帝国主义提供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列宁的论述成为理论界开展帝国主义研究的经典范式，“垄断”和“世界霸权”以及“跨国集团”等核心概念，都是后继新帝国主义分析绕不开的关键词，只不过随着科技对社会的强烈冲击，科技革新及其导致的全球结构变迁日渐成为新帝国主义研究重点。
现阶段理论界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论说。一是帝国主义消亡说。此种论说相信，帝国主义过度依赖有形疆域，这势必阻碍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成型。麦克尔·哈特等认为，资本乐于使用和平的市场化方式支配全球政治秩序，一种无中心、无疆界的国家或超国家组织终将取代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终会被资本摧毁。二是帝国主义不变说。此种论说相信，当代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依然承续100多年前的帝国主义发展逻辑。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根本变化，仍由极少数发达国家控制金融资本与军事力量。哈维进一步将帝国主义权力逻辑细化为“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分别代表政治和经济两种权力诉求，并认为两者相互区别、相互合作，通过交汇作用维护帝国主义利益。帝国主义一以贯之的掠夺与控制并未改变，新帝国主义只不过通过空间修复和全球产业格局的重塑来实现剥削目的，对传统的暴力掠夺方法进行了一些调试。三是帝国主义更新说。此种论说相信新帝国主义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发展出不同类型。以此为理论根据，该论著通过不同类型的“新帝国主义”概念的演绎，力图调和“消亡说”与“不变说”之间的矛盾。左翼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回顾了帝国主义随全球经济发展而不断“进化”的轨迹，在对照分析20世纪初期形态特征的基础上，对帝国主义的新特征做了具体分析。
以上理论分歧的根源在于分析视角的差异。第一种观点表现为终极论，即从历史归宿审视帝国主义命运，第二、三种观点表现为过程论，即从发展过程审视帝国主义不变与更新。第二种观点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垄断和政治控制的本质，第三种观点敏锐捕捉到新帝国主义不断更新和升级世界霸权的新变化，终极论与过程论从不同角度为数字时代新帝国主义批判提供了借鉴。一方面，数字时代的新帝国主义批判，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循着帝国主义权力扩张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深刻透视其本质;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新帝国主义批判，必须运用辩证思维方法，领悟帝国主义更新说的阶段性论证，把握新帝国主义数字化垄断和控制的新特征。
（二）演化的主要阶段
20世纪中后期以来，数字网络的大规模建设和使用造成了巨大冲击，可以根据“文化—信息—数字”这一演进过程对数字帝国主义进行阶段性区分。
一是文化帝国主义阶段。20世纪初，资本渗透进入文化领域并逐步强化影响力与控制力，西方左翼随即开展了批判研究。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领风气之先，掀起文化工业批评并点明其帝国主义实质，指出文化资本向全球投资，既是资本输出，更是资本垄断和控制。20世纪70年代，西方左翼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广泛关注，使之走出学术殿堂引发大众热议，不断揭露发达国家企图利用大众媒体实施文化殖民的野心，要求警惕美国借助迪斯尼与好莱坞等文化资本驯服世界的企图。汤林森认为，美国运用传媒输出强势文化，不仅是为跨国公司盈利考虑，更是其外交与军事重要议题。他说，文化帝国主义巧于掩饰，终究无法掩盖帝国主义借助大众传媒推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使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文化失语的事实。文化帝国主义突出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运用传媒优势和文化产业优势，对其他国家实行文化渗透和文化控制。
二是信息帝国主义阶段。信息技术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发展迅猛，因特网成为国际交流和市场交易的架构基础，新帝国主义迈入信息化阶段。互联网的广泛使用，非但没能促进全球社会公平正义，反而由于发达国家掌握信息技术，全球数字鸿沟继续加深。根据20世纪末联合国人权发展报告，发达国家人口约占全球的15%，因特网用户数占全球的88%;发达中国家人口约占全球的85%，因特网用户数占全球比例仅为12%。特别是，拥有全球人口20%的南亚，仅有不足1%的人口有机会使用网络;非洲大陆所拥有的网络终端之和，都比不上美国纽约一个曼哈顿地区。全球在网络接入和应用方面的区域分布落差，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南北”“东西”传统差距的分布惊人相似。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批评指出，金融资本仍是当今媒体与信息的主宰，并支撑起以美国为主导、以高新数字技术产业为基础的新帝国主义。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尖锐揭露了美国的技术控制，美国支配网络处理器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占据经济霸主地位，成为推进帝国主义的主导角色。眼花缭乱的信息浪潮下面，潜藏着信息帝国主义醉心于信息垄断与控制的“毒瘤”。
三是数字帝国主义阶段。2010年前后，随着智能手机
与移动社交平台的广泛使用，智能系统如安卓(Android)和“IOS”、智能应用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谷歌(Google)和亚马逊(Amazon)等取得了网络主导地位，信息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展到数字帝国主义阶段。不久以后，《纽约时报》刊出《欢迎来到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文章，指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帝国主义”“信息帝国主义”获得了新的形态，早已一改老式帝国主义公然剥夺的做派，获得了“数字帝国主义”新的表现形式。数字帝国主义以数字剥削取代传统帝国主义的掠夺方式，这种跨国剥削比以往更加隐蔽、更加高效。西方一些左翼学者指出，当今信息权力的中心已从传统网页转向了新兴数字平台，全球数字技术开发与运营的实际操纵者是美国互联网跨国公司，数字跨国公司一方面加深了落后国家对美国的技术依附和信息依赖，另一方面运用数字媒体传输自由主义价值，数字帝国主义侵略的核心本质隐匿其中。
二、数字帝国主义的跨国实践
新帝国主义是建立在跨国实践基础之上的，跨国实践表现为新帝国主义控制和垄断的具体过程。新帝国主义以利益为诉求，获得跨国公司的经济“资助”，以政治手段推进大众传播的扩张，通过权力与资本的共谋，让发达国家主导的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到发展中国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凭借领先的技术和服务，进一步提升跨国实践能力。全球共有13个互联网的根服务器，美国就拥有其中一个主根服务器和九个辅根服务器(另外3个辅根服务器分别在瑞典、荷兰和日本)。2018年，美国废止网络中立法案，意味着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可能会干涉用户的互联网自由，甚至可以在不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屏蔽某些网站或者断网，瘫痪他国银行、交通、商业、邮电等系统。美国网络部队还得到国会授权，可以对所谓网络攻击和盗取美国知识产权行为进行攻击，利用美国的网络特权关闭攻击者网站，诉诸赤裸裸的网络侵略和网络暴力。
在数字时代，新帝国主义依托数字平台开展跨国实践，其控制与垄断如虎添翼。智能手机与移动社交平台兴起之初，左翼学者克莱斯·安德森就声称“网站已死，互联网永生”，断定网站将不复当初的流行，势必逐步让位于更加便捷和时尚的智能应用终端，这些应用更能简易和快速获取数字化信息。安德森认为，数字平台高效而时髦，很快得到资本偏爱，智能应用的现实表现和发展潜力带动数字资本兴起。数字资本的冲击受到西方学界广泛关注，2011年5月，英国安格里亚鲁斯金大学举行了平台政治学术会议，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数字平台既深刻影响全球商业运作，更深度冲击世界政治安全。人的需求甚至内心情感可以被数字化编码，更易于捕捉、监控和诱导。美国占有数字优势，获取极具分析价值的海量数据资源，以数字方式进行跨国垄断与控制，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
新帝国主义为何热衷于数字平台?主要原因在于数字平台在资本控制与垄断过程中无可取代的重要性。一是数字平台丰富的场景体验。数字平台打造硬件与软件的复合体，运营便捷多样的应用系统，用户得到的场景体验非常丰富。这为新帝国主义提供了渗透的理想场域，数字资本捕捉到其中商机，产生浓厚兴趣。二是数字平台较强的用户黏性。数字平台便捷的交流和互动，吸引平台用户参与，也增强了用户与平台相互的黏性，为新帝国主义提供了渗透的对象。三是数字平台明确的价值导向。数字平台提供的软硬件设计，在使用者看来似乎是价值中立的。事实并非如此，平台开发商和运营商往往巧妙宣扬自由主义的行为和价值，为新帝国主义提供渗透机会。
数字平台拥有大量用户数据资源，其中蕴藏的巨大商业价值，吸引资本不断逐利于平台开发与运营。一些左翼学者认为，社交网络日益数字化和平台化，台式机让位于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网络应用界面和云计算成为互联网主角。平台是一种相对密闭与商业化且可操控的空间环境，具有捕捉网民数字生活的能力，这一点值得警惕。具有垄断性质的平台企业被大量催生，美国数字公司更是获得独大地位，跨国数字集团呈现“寡头化”趋向。根据2017年8月的统计数据，全球市值排名靠前的数字跨国公司，前五家都属美国，包括苹果、字母表(谷歌母公司)、微软、脸书和亚马逊等，数字平台的美国化暴露出数字时代新帝国主义的垄断属性。有学者就此批判认为，美国控制非西方国家的手段，从军事力量和资本再到文化产品，当今平台已发展成为其控制全球的主要方式。借助数字平台的优势，美国占有了新一轮资本积累的先机。
数字平台推动的数字化控制和垄断，是新帝国主义在全球跨国实践的主要内容。首先，数字平台信息技术的更新为新帝国主义创造了条件。在数字时代，移动智能终端越来越普及，升级速度也越来越快，这对操作系统和智能应用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经过初期竞争和用户选择，平台使用者习惯逐渐稳定，个别公司掌握绝大部分使用者乐于接受的超级应用，迅速成长为超级公司。脸书就是其中一例，超级应用使其在全球社交应用市场占据绝对优势，这为数字帝国主义奠基了数字生态环境。尤其不容忽视的是，数字寡头不断开发和优化超级应用的系统功能，不仅满足甚至诱导用户需求，而且成功地将数字平台的扩展与使用者主体欲望互相捆绑。这样一来，数字新帝国主义就开始培养源源不断的消费力量。其次，数字平台提供资本市场不断扩张的垄断性载体。当今网络用户生产内容已是常态，寡头互联网公司通过开发功能更强与覆盖更广的智能应用，最大限度地吸引并“锁住”用户，占有用户生产的价值。同时，数字巨头大肆兼并一些业务上存在竞争关系的网络公司，强化自身超级应用和超级平台的地位，日益发展为行业寡头，不断追逐数字产品开发和服务的利润增长点。以谷歌为例，该公司2010年尚未涉足社交网络业务，但是到2013年，“Google+”就坐拥5.4亿社交用户，这笔宝贵财富的积累，就在于谷歌2013年花费巨额资金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控股公司。以谷歌为代表的美国互联网跨国公司的跨国数字实践，重点工作就是不断做大数字平台，从而实现对全球用户信息的全面垄断，这折射出数字帝国主义的本质。最后，借助数字平台，帝国主义不断更新意识形态的渗透方式。数字时代新帝国主义输出的其实是一种“平台意识形态”，充分利用平台传播新帝国主义合法性，粉饰其掠夺本质。Web2.0时代的互联网超级公司积极编织“平台意识形态”，试图说服用户相信，数字平台坚持开放、联通和共享，给全球网民开辟了通往新世界的捷径，并努力将自身美化为畅通全球的“电子桥梁”，用户很容易陷入温情脉脉的“数字乌托邦”，形成“越分享，越美好”的错觉，从而放松对应用和平台的警惕，为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通行大开方便之门。西方左翼学者大多认识到，随着数字意识形态的传播，数字平台寡头化越来越严重，潜藏其后的新帝国主义危害性也愈来愈大，必须深入开展数字帝国主义的批判和揭露。
三、数字帝国主义的领土权力逻辑
西方左翼学者大多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数字资源进行领土控制与资源动员，追求政治和军事权力，形塑了新帝国主义的领土权力逻辑，全球一切地区和国家，甚至是最偏远的地区和国家，都不得不服从其逻辑法则。数字时代新帝国主义的领土逻辑是如何展开，并强制性地将所有国家纳入这个体系之中呢?对此，西方左翼学者的批判撕开了新帝国主义的面纱。
数字时代新帝国主义强化了对全球数字信息的监控与盗取。美国互联网跨国公司获得了大量具有重要分析价值的数据，使大多数国家的信息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份调查结果分析表明，全球互联网用户主要从谷歌、脸书和优兔(YouTube)搜索信息，其比例分别为46%、43%和32%。网民的高度依赖，不仅使互联网公司可以分析用户接收和理解信息的程度，而且提高了公司的数字监控能力。主要数字技术公司都鼓励用户创建自己的内容，生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信息。用户阅览的网站、点赞的态度、视频点击情况以及聊天记录，种种数字资源都能被数字技术公司轻松访问并加以利用。
数字帝国主义窃取用户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虽然各大数字技术公司都声称完全保护用户的隐私，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仍可以凭借其拥有的数字资源开展深度监控活动。《华盛顿邮报》载文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经常伪装成脸书服务器，访问目标国家的电脑，窃取敏感信息。“棱镜”事件的爆发表明，美国政府不仅不注重保护公民隐私，而且利用其掌握的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优势，窃取他国政府的重要数据和机密信息，数字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深重忧虑。实质上，数字时代所有国家毫无选择地被裹挟进数字化世界体系，受到数字帝国主义的信息控制和偷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既利用娱乐消费实现对全球的“软控制”，又利用数字开展更隐藏更高效的入侵。
在网络民主的旗帜下，数字帝国主义直接干涉别国内政。以网络民主的名义谴责其他国家已经成为美国实施帝国主义的法宝。在2010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希拉里·克林顿说：“保护互联网自由根源于美国的建国信念，网络民主是平等获取知识和思想的基础。但是，突尼斯、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等国家危及全球信息自由流动，美国必须加以制止和改变。”不难发现，美国政府习惯于以捍卫者的身份标榜自身的网络民主，打着全球“网络自由”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实质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以美国价值观为标准的虚假数字民主，目的是将所谓的互联网普世价值凌驾于他国主权之上，借以施压与干涉发展中国家。这恰恰证实了左翼学者艾瑞克·菲特尔的批判，即在新帝国主义的领土逻辑中，以信息技术为基础、无差别的互联网民主日益成为一种数字武器。
在数字时代，新帝国主义利用数字武器入侵的领土逻辑，正被线上线下兴起的全球抵抗运动侧面印证。一些左翼学者研究认为，数字已经成为塑造领土逻辑的有力武器，当前社会抗议运动的动员与维持，越来越依赖文字、声音和图像等数字产品的传播。数字产品潜在地创造出传播美国民主的信息机器，为美国意志的输出提供了数字渠道。数字平台充当传播美国民主的信息机器，数字媒体成为美国倡导互联网自由的扩音器，美国主导的网络民主日益借助数字平台生产，通过数字媒体广泛传播。但是，发展中国家缺乏数字媒体和平台的管理经验，盲目的民主梦想更容易发酵为线上线下共振的社会运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深受其扰。“阿拉伯之春”的演变具有典型性，美国提供的跨国数字平台，让反政府力量利用脸书、推特等在社交网络上传播相关视频和图片。这些信息被扭曲、夸大，引发大范围社会动员和大规模力量集结，更催生了一个跨域的全球反政府数字社群。一些左翼学者指出，“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是一场由美国领土逻辑驱动的“脸书革命”。数字平台实际上成了传播美式民主的数字机器，为新帝国主义权力控制提供数字资源。
四、数字时代帝国主义的资本权力逻辑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数字资源加以控制和利用全球资本，满足其经济权力，这是新帝国主义的资本权力逻辑。新帝国主义资本逻辑不仅体现为资本家对生产者的剥削，还体现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西方不少左翼学者援引马克思关于资本剥削的理论，对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的目标不是货币，而是资本，即资本家对劳动商品的不平等占有，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启发了西方左翼学者，哈维运用“资本逻辑”概念解释“资本在时空中的分子式积累过程”，对新帝国主义资本控制进行批判。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从数字劳动的角度分析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与剥削问题，认为脸书造就了一种数字化的社会关系。脸书通过其用户，将需要推送的广告和文化理念传播出去，得到了传播带来的利益，而用户为脸书提供的是免费数字劳动，其价值被脸书无偿占有了。斯尔尼塞克认为，一般数据已经成为最主要的资本形式，如在购买亚马逊的商品时，亚马逊网站上有一个类似商品的推送，这是通过云计算得出来的，根据这些云计算的结果推送商品，从而得到更大的销售额。数据更重要的使用价值是，生产商可以根据获知的市场信息，及时调整生产方向，使自己的生产获得最大利润。在引导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运作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数字资本在起作用。奈格里指出，每一个体在谷歌的单次搜索看上去是没有价值的，但如果搜索达到了一定数量，多达上亿次的搜索就变成了非常有价值的数据资源，而其中贡献数据的个体并没有从数字劳动中获得报酬。正是对数字资本的占有，使数字资本家处于资本运转链条的顶端。微软、苹果、谷歌、脸书与推特等，由于占据处于数字资本主义金字塔尖的大众数据，成了世界潮流的主导。数字时代资本批判并非指向一般数据，而是少数跨国网络公司对一般数据的垄断。
西方左翼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借助跨国数据集团的垄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掠夺，这是数字时代新帝国主义资本逻辑表现的新形态，意味着一种数字霸权的兴起。数字新帝国主义通过掌控的平台和App获取大量用户数据，并进一步加工积累为海量的数据体系。普通用户通过日常网络对话、购物及娱乐、消费，客观上既扮演数字资本的消费者角色，又扮演生产者的角色。正如西方左翼研究者专有概念描绘的那样——“产消者”(Prosumer)，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网络用户的基本状况。对于数据公司和平台公司来说，普遍用户既是App的消费者，又是一般数据的制造者，发挥生产与消费双重作用，是名副其实的“产消者”。数字帝国主义的力量隐藏在全球数以亿计的产销者背后，巨量级别的数据被搜集、分析和利用，影响着全球商业活动与产业格局，甚至影响大国经济政治关系。
数字时代新帝国主义资本逻辑发展的结果，是在硬件生产中制造新的数字奴隶制。尽管数字高科技公司为全球网民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和便捷的服务，但是它们也凭借技术、品牌和网络空间的垄断，对数字帝国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信息安全和社会稳定，并给全球治理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新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与劳动剥削，不能脱离硬件设备而单独存在。高科技公司一般对硬件设备的需求量非常巨大，而硬件生产高度依赖稀有钽、钨、钼等矿物金属，加之移动终端的更新换代非常迅速，近几年数字高科技公司对发展中国家金属矿产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新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对原材料供应国和加工地区的盘剥也愈发严重。即便苹果公司已宣称弃用“冲突矿产”(Conflict Minerals)，由于美国主要的数字高科技公司居于垄断地位，全球数字产品的附加值依然被其掠取。而发展中国家供应的原材料一直被压到最低价，矿石供应国长期低薪、无薪，使用童工和职业病屡屡发生等现象有增无减。矿业工人居于信息产业链的最底层，承受数字帝国主义的严酷剥削，采矿工人甚至陷入某种“非人化”的生活境地。对于无情的全球数字分工不公，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一针见血地指称为“数字奴隶制”(Digital Slavery)。数字奴隶制不仅存在于采矿业，而且存在于跟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就苹果公司来看，该公司大型代工厂分布全球，一些代工厂为了低价承接苹果公司的加工业务，甚至采取准军事化的管理制度，通过快速的流水线、封闭的宿舍管理和超长的工人劳动时间，最大限度占有剩余价值。因此，苹果公司研制受到大众追捧的高新科技产品的同时，也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了大批遭受剥削的“数字奴隶”(i Slave)。也就是说，随着数字产品的设计研发方案从美国传送到全球各地代工厂，发展中国家工人完成廉价硬件设备的生产与组装，助推苹果这类美国高科技公司成为史上市值最高的企业。
西方左翼学者批判认为，数字时代，新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发展，还在软件开发中让部分发展中国家受到剥削，印度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印度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改革引入大量数字资本，软件开发逐步发展为支柱产业。印度软件业一片繁荣的背后，是软件开发价值的75%回到了资本输出国——美国。印度软件开发商的收入仅有美国同行收入的7%到40%。此外，印度软件开发人员还承受着高强度脑力劳动的负担，并且缺乏权利保障，健康风险急剧增加。数字时代的新帝国主义加强资源掠夺和对劳动力的盘剥，持续“再生产”出全球社会的不平等格局。
西方左翼对于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的对象，指向现代性本身，他们大多认为，造成帝国主义数字垄断和掠夺的根源在于数字化的现代性机制。由于大数据机制的冷冰冰计算理性，全球人和物丧失了独特性的生命和物质存在，都被抽象为帝国主义获取政治和经济霸权的资源。这一点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私有财产关系是造成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剥夺的根源，数字时代帝国主义仍以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社会关系为基础。即便如此，不能否定西方左翼学者的批判给我们带来的深刻启示，数字时代新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权力诉求没有本质改变，反而由于获得数字资源的支撑而得到持续巩固。数字新帝国主义利益掠夺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区别不是绝对的，反而互相纠缠，共同施力。为了维护和强化新帝国主义政治权力，美国不惜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实施经济霸凌行为;为了维护新帝国主义经济权力，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竞争对手的高科技企业，总统通过发布国家紧急状态的行政命令，将竞争对手的企业列入其交易黑名单，政府还凭借谷歌等跨国公司在数字平台和操作系统方面的技术垄断，要求谷歌等跨国公司停止与竞争对手合作，赤裸裸地推行数字帝国主义的暴政。正如约翰·厄里所言，推特、脸书、谷歌和亚马逊等数字技术公司跃升为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的商业帝国(Neo-Medievalism)。达拉斯·斯迈思指出：“美国1945年以来在通讯和文化方面的外交奉行‘信息自由流动’政策，不过是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经济扩张政策的亲兄弟。”
通过揭示数字新帝国主义我们不难发现，美化数字产品和数字平台的认识无疑是天真的;与此同时，盲目否定数字技术也是错误的。这便要求我们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理性认识数字技术的二元属性。一方面，不能轻信新自由主义学者的论断，毫无警惕地拥抱数字资本与数字平台，将之单纯看作促进资源分配和实现经济共享的建设性力量。无情的事实已经表明，数字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加剧了新帝国主义的全球垄断和掠夺，发展中国家公众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也受到削弱。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和蕴藏的解放维度。发展中国家公众依托数字平台开展的交往与互动，可能超越传统时空的限制，争取更多社会资源和机会。因此，我们既要全力预防和回应数字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及政治攻击，更要推动本土科技加速创新，建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共建共享理念的数字平台，向国际社会提供实现互联互通的中国技术和中国方案。尤为重要的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开展，数字平台可望成为联通“网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载体，为共同推动全球数字化发展，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