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
詹姆斯彼得拉斯 著
01 引言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其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作用在于将人们各自从他们的文化之渊源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
文化帝国主义强调分裂工人阶级：鼓励有固定职位的工人与临时工分离，临时工与失业人员分离，失业人员彼此之间在“地下经济”的层面分离。文化帝国主义还鼓励工人将自己归属于一个阶层，这些阶层是以生活方式、种族和性别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别来划分以区别于比自己身份更低的人，而不考虑那些将他们和骑在他们头上的人区别间隔的巨大的不平等。
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帝国主义的娱乐和广告业以那些最容易受美国商业宣传影响的青年为猎获物。其讯号是简单而又直接的：“现代性(Modernity)”是和消费美国宣传媒介产品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代表了美国文化出口的主要市场。他们最接受消费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宣传。大众传媒以盗用左派的语言和将不满情绪引向奢侈性消费来操纵青少年的反叛行为。
文化帝国主义之所以集中注意力在青年身上，不仅因为他们是一个市场，而且有政治上的原因。这就是为了消除这样一种政治威胁：即个人的反叛有可能变成反抗经济和文化形式的控制的政治革命。
在过去十年中，进步运动遇到一个悖论：当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民在承受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社会和个人的不安全感和不断减少的公共服务设施(另一个方面是少数人空前地发财)，对这种情况的主观反映却只是零星的反抗，持续但只是局部的行动，或者即使是大规模的却只是短暂的抗议。一句话，在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和社会、经济现状与微弱的革命性的或激进的主观反应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第三世界正在成熟的“客观条件”还没有足以转变国家的社会的主观力量来伴随。显然，在社会经济倒退和社会政治转变之间并无“自发”的关系。文化干涉(在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包括意识形态、思维、意识、社会行动)是将客观条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似乎有点荒谬的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比他们的对手更懂得政治实践中文化层面的重要性。
02 文化控制和全球性剥削
不能仅仅把帝国主义理解为一个进行控制和剥削的经济和军事系统。文化控制是任何一个能延续的全球性剥削系统不可分割的方面。
就第三世界而言，帝国主义可以这样来定义，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统的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社会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帝国主义阶级的利益。文化帝国主义既可以“传统”的形式，又可以现代形式出现。过去几个世纪中，教会、教育系统和公共当局在神或神权原则下对原住民不断灌输归顺和效忠思想。当这些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手段仍然有效之际，新的、现代化的，基于现代体制的工具对帝国主义控制而言则日益重要起来。如今，大众媒介、曝光宣传、广告、通俗的表演家和知识分子起着主要作用。在今日的世界，好莱坞、有线新闻电视台和迪斯尼乐园要比梵蒂冈、圣经及政治人物的公众演讲要有影响得多。
文化渗透与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剥削紧密相连。美国用来支持中美洲种族灭绝政府以保证自己经济利益的军事干涉往往是伴随着强烈的文化渗透。美国资助基督教会侵入印第安人村庄，在印第安农民受害者中灌输归顺思想;赞助国际会议是为了让臣服了的知识分子们讨论“民主和市场”;逃避现实的电视节目播发对“另一个世界”的幻想。文化渗透是镇压起义者的战争机器的非军事手段的外延。
印第安人大屠杀
03 文化殖民主义的新特征
现代文化殖民主义在以下几个意义上有别于以前的实践：(一)它要捕获大众，而不仅仅是转化头面人物。(二)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侵入各个家庭。客观存在不仅从“内部”和“底层”起作用，而且从“外部”和“上层”起作用。(三)现代文化殖民主义具有全球规模，它的冲击无所不在。以全世界为一家的欺骗来为神化帝国主义势力的种种象征、目的和利益服务。(四)大众媒介作为今日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而言只是在形式的意义上属于“民间”组织，披上合法的外衣以便将帝国主义的利益作为“娱乐”和“新闻”来宣传。(五)在现代帝国主义时代，政治利益是通过帝国主义的主题来表达的。“新闻报导”将镜头集中于中美洲的雇佣农民士兵和海湾战争中面带微笑的来自劳动阶级的美国黑人的个人传记①。(六)由于在不受法律制约的资本的控制下实现和平和繁荣的诺言与日益增长的贫困和暴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大众传媒已经将其节目中从不同观点讨论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减。与全面文化控制配对的是将现存资本主义的残酷性与自由市场的迷梦般的许诺完全分离。(七)为了搞垮有组织的反抗，文化殖民主义想要消灭民族认同，或将其实质的社会经济内容掏空。为了破坏社区团结，帝国主义把对“现代性”的崇拜吹捧成是跟外来信条一致的。在“个性”的名义下，社会公德准则被攻击，人们的个性在传媒的信息的控制下被重新塑造。正当帝国主义的武器肢解一个民间社会，帝国主义的银行掠夺该国经济之时，帝国主义媒介向个人提供了那些逃避现实的认同。
海湾战争
文化帝国主义一方面以毁灭性和罪恶的手段来丑化其革命对手，另一方面又鼓励对亲西方政权的大规模暴行的集体性“记忆缺失”。西方传媒从来不告诉其听众反共亲美当局在危地马拉屠杀了十万印第安人，在萨尔瓦多屠杀了七万五千劳动人民，在尼加拉瓜杀了五万人。大众传媒完全掩盖由引进市场经济在东欧和前苏联造成巨大灾难的事实，这些灾难使得几亿人遭受贫困。
萨尔瓦多大屠杀
04 大众传媒：宣传和资本积累
随着美国通信网络向全世界的扩展，大众媒体成为美国资本的主要财富和权力的来源之一。北美最富有的人中百分比越来越大的一群从大众媒体获取财富。在最富有的四百个美国人中，从大众媒介赚钱的人从1982年的9%上升为1989年的18%。如今，几乎五分之一的美国首富从大众媒介进财。在美国，文化资本主义已经代替了制造业成为财富和影响力的来源。
大众媒体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政治和经济控制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成了一个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随着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程度，不平等和贫困的增长，西方控制的大众传媒开动机器将持批评态度的民众转化为消极的一伙。西方媒介的名人们和大众娱乐已经成为转移潜在的政治动乱的主要因素。在里根的总统任期内，特别突出了传媒通过有名气但政治上反动的娱乐界人士来操纵大众的中心地位。这种现象已经扩展至拉丁美洲和亚洲。
里根(1911-2004)，美国政治家
在拉丁美洲，电视机数量的增长与收入的下降和人民斗争的减弱有直接的关系。在那里，从1980到1990年间，人均电视机台数增加了40%，而平均实际收入下降了40%。同时，有一大批新自由派政治候选人主要依靠电视形象当选总统。
大众传媒对穷人日益增大的渗透，美国公司在兜售文化商品中的投资和收益的增长，以及用给穷人提供眼福的个人消费和探险的讯息向广大听众进行饱和性宣传，这些即定义了文化殖民主义的现实挑战。
美国传媒的讯息在双重意义上疏远第三世界人民。他们制造出“跨国”和“跨阶级”的联合的神话。通过电视，成功的被媒介采访者与贫困的旁观者之间建立起了虚假的亲密和幻想中的联系。这些联系提供了一条讨论私人问题的单独解决办法的渠道。讯息是清晰的：受害者的贫困是咎由自取的。成功靠的是个人奋斗。主要电视卫星网，美国和欧洲的大众传媒的批发点，避免对新文化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和后果作任何批评。而这个新文化帝国主义已经暂时误导和麻痹了数百万穷苦的拉美人民。
05 帝国主义和语言政治
帝国主义已经发展了一个双重战略来反击左派和建立霸权。一方面，它设法污染左派的语言;另一方面它又致力于降低公众对西方势力的罪恶的警惕性。在八十年代，西方大众传媒有系统地接过左派的基本主张，把其原有的内容掏空，然后装入反动讯息。例如，大众传媒把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增加不平等的政客描绘成“改革家”或“革命者”，而把反对他们的人贴上“保守派”的标签。文化帝国主义致力于以逆转政治语汇意思的手法来制造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政治上的迷津。许多进步人士被这种意识形态操纵搞得晕头转向。其结果是，他们极容易受到那些鼓吹“右派”和“左派”这些术语没有任何意义、阶级也失去了重要性、意识形态不再有意义等等的意识形态专家的欺骗。通过败坏左派语汇和歪曲左和右的含义，文化帝国主义企图暗地里破坏反帝运动的政治号召力和政治实际。
文化帝国主义的第二种战略是让民众麻痹，以使西方国家的大规模屠杀成为日常的和可以接受的行为。在伊拉克的大规模轰炸被表现成电子游戏。通过对反人类罪行的大事化小，民众丧失了传统的信念：即让人民受难是不对的。又通过强调战争新技术的现代化程度，大众传媒对现存的西方精锐力量和技术战争大加吹捧。今天的文化帝国主义包含这样一些“新闻”报导：它们把大规模的杀人武器说成是有人性似的，而把第三世界的受害者描述成是必须正视的“侵略者”和“恐怖主义分子”。
伊拉克战争
世界性的文化帝国主义用政治讹言来维生。在东欧，大肆掠夺土地、企业和财富的投机者和黑社会分子被美化为“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在西方，权力集中在经营者手中，可以任意解雇工人，以及劳动者越来越没有保障的情况被称之为“劳工灵活性”。在第三世界，将国有企业出卖给跨国垄断公司被讲成是“打破垄断”。“恢复原状”其实是要倒退到十九世纪时劳工的社会福利被剥夺殆尽的状况的委婉说法而已。“重新组合”就是要倒退到专门生产原材料或将收入从生产转移到投机。“去除限制和各种规定”实质上是一种让国家福利性的经济纳入国际银行业这样的多国势力巨头的轨道的权力转移。在拉美地区，“结构性调整”意味着将资源转让给投资者和降低劳工的工资。左翼的一些概念如改革、土改、结构改变原意是要进行收入的重新分配。这些概念被剽窃并被转用为将财富、收入和权力集中到西方寡头那里去的象征。所有帝国主义的文化机构全都放大和扩展这种奥维尔式的蒙骗。现代文化帝国主义挖去解放语汇的基础，并将其转化为反动的信条。
06 文化恐怖主义：自由主义的暴政
正如西方国家恐怖主义力图破坏社会运动②、革命政府③、和肢解文明社会④，经济上的恐怖主义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私营银行财团的所作所为是要毁灭地方工业，侵蚀全民所有制和残害工薪家庭。文化恐怖主义则抓住易受伤害的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理上的弱点和深深的焦虑，尤其是他们那种自己太“落后”了，自己太“传统”和种种受压迫的感觉，展示“机动性”和“自由表达”的新形象，来毁掉家庭和社区的纽带，同时又加固了与大公司的力量和商业市场紧密的任意的权威的新锁链。对传统约束和义务的攻击是资本主义市场和国家将自己变为绝对权力至高无上的中心的一个手段而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文化帝国主义在“表现自我”的名义下，对那些害怕被标上“传统”印记的第三世界人民施虐，以不分阶级的“现代性”的假形象来诱惑和操纵他们。文化帝国主义对所有现存的阻挡那唯一神圣的现代神市场的关系提出质疑。第三世界人民在娱乐中，或被迫使，或高高兴兴地“现代”起来，从而委身于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放弃舒适的、传统的、宽松的服装，代之以病态的、不合身的、紧绷绷的牛仔裤。
文化帝国主义最富效力的工具和媒介是那些殖民化了的中间人和文化同谋。典型的帝国主义同谋就是那些野心勃勃往上爬的第三世界的专业人员们。他们总是极力模仿其主子的一招一式。这些同谋对西方是百般奉承而对自己国家的人民则总是傲慢无礼，具有典型的媚上欺下的品性。以银行和多国财团为后盾，他们通过国家和地方的大众媒体掌握了巨大的权力。模仿西方，他们坚定地遵从不平等竞争的规则，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开放他们的国家，迫使人民去遭受残酷剥削。在最突出的文化内奸中，有那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以客观社会科学的行话来否定阶级统治和帝国主义阶级战争。他们把市场崇拜为一切是非的绝对主宰。在“区域合作”的幌子下，走狗知识分子攻击劳动阶级的限制资本运动的国家机构，并将其支持者孤立起来并贬低打击他们。
今天，纵观众整个第三世界，西方资助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已全盘接受了阶级合作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被“互相依赖”的概念所偷换。并且，无节制的世界市场被表现为发展的唯一途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今天，“市场”对第三世界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不利。学院派知识分子对真实世界的疏远乃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优势的一个副产品。对于那些拒绝赞美市场并因此被排斥在官方学术会议圈外的知识分子而言，现实对他们的挑战就是如何走回到自己依附的阶级中去，投入反帝斗争。
07 北美化和国际文化之神话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骗局之一是观念、市场和运动的“国际化”概念。眼下时髦的事是引用“全球化”和“国际化”这样的术语来为对任何或所有形式的团结、社区或社会价值的攻击正名。以“国际主义”为借口，欧洲和美国已经成为用来使日常生活非政治化和琐碎化的最有效的文化形式的主要输出者。个人活动性和“自我创造者”的形象以及对“自我中心生活”的强调(由美国大众媒介工业大量生产的散布)现在已经成为统治第三世界的主要工具。
新自由主义的持续性繁荣并不是因为它能解决问题，而是因为它是为有钱有势的人的利益服务并能在那些挤满第三世界国家街道的贫穷的小业主们中的部分人中引起共鸣。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北美化之所以发生并得到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祝福和支持，是由于它能帮助巩固这些统治者的权力。新文化形式中，私人凌驾于公众之上，个人凌驾于社会之上，感官刺激和暴力凌驾于日常奋斗和社会现实之上，这一切都有助于灌输破坏集体行动的自我中心价值观。
颂扬“暂时性”的媒介文化，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无根性，它雇佣和解雇，及不顾社会需要地移动资本的权力。“搬迁自由”的神话正是在资本讯变的需求下人们无力去建立和巩固社区的根基之反映。北美赞美短促的、无人格的关系为“自由”，事实上，这些情况正好反映出一大群个人对垄断资本的权力的无定规的麻木的从属。北美化牵涉到一场以现代为名向团结传统发动的攻击。以个人中心主义为名向阶级忠诚发动攻击，以及通过大众化媒体对个人品性的专注来动摇真正的民主根基。
新的文化专制扎根于无所不在的、不断重复的、有关市场的同质化了的消费文化，以及毫无根基的选举系统的奇谈怪论。新媒介专制正是站在触角遍及上至国际银行作决定的会议室，下至安第斯山脉小村庄的国家等级和经济机构这一边。北美文化能成功地渗透第三世界之秘密在于它在由政治和经济主导产生的，以制造幻想来让人们逃避穷困现实和能力。新文化帝国主义最基本的要素是商业气息和保守主义的融合。其中每一样都被展示为私人需要，个人自我实现的理想化的表达。对某些整天沉浸于无望的工作，为生存而挣扎于肮脏和堕落之中的第三世界的人们，北美媒介制作的幻想就象福音传教士一样，描述“美好的东西”，一个将来更好的生活的希望，或至少得到一点观望别人享受好日子的替代性欢乐。
08 文化帝国主义的冲击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却没有革命的变革，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由国家暴力、政治恐怖以及由帝国主义国家宣传的，被受压迫人民接受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价值的深深的渗透造成的深刻的心理冲击。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国家暴力造成了长期的、大范围的心理损害，人们害怕激进的首创，不相信集体行动，在现存的权力面前即使痛恨即又无能为力的感觉。恐怖使人内向于私人的小圈子。
结果，作为经济恐怖主义的形式之一的新自由政策导致了工厂的倒闭，劳工的法律保护的取消，临时性工作的增长以及低工资的个体企业的成倍增加。这些政策进一步分化了劳动阶层和城市的社区。在分化、不信任和私有化的前提下，帝国主义的文化讯息找到了沃土来剥夺易受其伤害的人们的警惕性，以鼓励和加深人和人之间的隔阂，自我中心的追求和对很少的资源的个人竞争。
文化帝国主义以及它鼓吹的价值观在防止被剥夺人民对他们日益恶化的处境进行集体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第三世界广泛传播的信条、形象和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将阶级剥削，日益增长的贫困化转变成以阶级意识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不仅是在物质利益方面，而且在于它直接地通过大众传媒，间接地通过俘获被压迫民族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阶级(或他们的投降)来征服被压迫者的意识的内部空间。要使群众性的革命运动重新产生成为可能，它必须以对不仅是造成剥削的条件，而且是对主宰受害者的文化进行公开的战争为开端。
09 文化帝国主义的有限性
与文化殖民主义的压力相抗衡的现实原理：对西方多国银行所造成的贫困的亲身经历，以及由美国武装起来的警察和军队的压迫，这些日常现实是逃避现实的媒介永远无法改变的。第三世界人民的下意识中，总是存在着(由大众化传媒培植的)个人逃避的恶魔和集体行动反抗是唯一切合实际的反抗的直觉认知之间的斗争。在社会运动高涨之际，团结的公德可以取胜，而在挫折和低潮时，个人贪婪的恶魔就会大行其道。
文化帝国主义迷惑人民的能力有绝对的限度。在该限度之外，群众性的反抗就会来临。电视上的“丰盛的餐桌”与现实中空空如也的厨房形成对照，媒介宣传的人物多情的越轧行为与满屋子里爬着的、哭着的饥饿的孩子相抵触。在街头冲突中，可口可乐成了燃料瓶。致富的许诺成为对永远被拒之于致富大门之外的人的侮辱。长久的贫困化和广泛漫延的衰败腐蚀掉了大众传媒的幻想的光彩和魅力。
文化帝国主义的假许诺成为挖苦性玩笑的材料而被贬黜至另一个时间和地点。
文化帝国主义的号召力受到持久团结关系的限制，不论是地方性还是区域性的关系，这些地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那些阶级的、种族的、性别的和民族的关系持久和集体行动有很强的实践的地方，大众传媒的影响就受到限制或被拒之门外。
只要先前存在的文化和传统能继续存在，他们能形成一个组合向内和向下而非向外和向上看的社会和文化实践的“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