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煇(1932-)，我国著名的岩石力学专家，1963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81年提出“典型信息法”学说，并据此研制的典型类比分析法BMP程序系统应用于数以百计的地下工程(包括二滩、小浪底等若干重大工程)。典型信息法的两种应用形式被纳入国家军用标准。2007年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推荐典型类比分析法为现代化岩石力学建模与工程设计8种主要方法之一。
李世煇年轻时是解放军运输战线的汽车兵，抗美援朝期间荣立三等功三次，获军功章三枚。
11月8日，李世煇受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和知行学社邀请，为华科学子作题为“毛泽东思想指引我抗美援朝到底”的报告，讲述了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及所受到的教育，内容丰富有感染力，报告受到学生们一致好评。
以下是报告全文。
一、钢铁运输线上一个普通战士
毛主席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和知行学社的邀请，有这个与青年朋友交流的机会，非常高兴。为了贯彻习近平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们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同学们看过最近编辑的纪录片和报道吧!对战斗英雄黄继光、孙占元等，包括钢铁运输线登高英雄杨连弟，可能比较熟悉了，我也回顾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历，牺牲的战友，与受到的教育。今天准备讲一点抗美援朝战争钢铁运输线汽车兵的情况，交流点想法，供同学们参考。
我是李世煇，今年88岁。1951年2月25日，我是志愿军汽车七团四连的副司机，第四次战役中入朝(副司机干什么?天寒地冻需要手摇把汽车发动起来，加油加水、保养车辆，替换司机开车)。后来任司机、文化教员，见习材料员(什么是见习?干部职责，级别班级，穿士兵服)，到最后一次战役——1953年7月金城反击战，我协助团长设前方指挥所，负责前方四个运输连的器材供应。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依靠组织，调查研究，发动群众，解决了前轮轴大量断裂汽车趴窝的难题，在金城反击战关键时刻，保障了本团抢运任务的胜利完成，战后，团首长联名记战功一次。
朝鲜战争，我18岁到21岁，未能实现刘邓贺首长“在保卫和平的事业中为人民立大功”的希望。只是小有所成，踏踏实实抗美援朝到底，组织上和群众给了三个三等功，军功章3枚。我是抗美援朝战争钢铁运输线上的一名普通战士。
▲李世煇老师军功章
二、人生难免大风大浪，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最重要
入朝时，我基本上是个中学生，小知识分子，动摇性难免。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前，我是位于陕西省城固县的、国民党教育部管辖的“国立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失学投靠亲戚，在国民党汽车团一个修理排当了四个月工徒。这个团有地下党，1949年底起义，整编为西南军区汽车四团。我在四连任副司机。
1950年我团执行支援解放西藏的运输任务。朝鲜战争爆发，经组织动员，我写了协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帝的申请书。11月我连奉命从四川运送志愿军到陕西宝鸡上火车。出发前，西南军区后勤宣传部尹部长给我团青年团员作报告，他以1936年红军东征抗日，只有三万人为例，说明革命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规律;又通过今天敌我力量的对比，说明抗美援朝有三个特点：长期的，艰苦的，最后一定胜利的。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宣传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分析，对我是个极大的启发和教育，为在抗美援朝斗争中的坚定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血与火的严酷斗争中，多次胜利完成任务。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实践证明，有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是最重要的。
▲李世煇老师书房
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在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下，开始难免有点心慌意乱，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我一心到前方去，没有想到过退缩。由于司机老郝在敌机照明弹与扫射下惊慌失措，把42军高炮团的一门37高炮与我们的车双双撞毁，我们把汽车与装运的粮食交给朝鲜当地政府，找到四连连部，当时五班长彭英华的副司机病了，我立即跟彭英华出车。不久，遇到本班班长姜云峰，他的副司机开小差了。我就回到四班成了姜云峰的副司机。
姜云峰在国内立过功，入朝行经平壤大同江冰面，在会车时冰面破裂车沉江底;姜云峰水性好，爬出驾驶室车窗，钻出冰窟窿。次日姜云峰找到一辆美制带绞盘的GMC车，夜间，在零下一二十度的严寒中，再次潜入水底，挂钢丝绳，从江底救出车辆，荣立二等功，是一个勇敢机智、沉着果断、技术熟练的司机。跟姜云峰在一起，遇到危急情况时，开始我还是想躲避一下，看看姜云峰临危不惧、镇定沉着的表情，也就壮了胆。在姜云峰的熏陶影响下，我也逐渐地比较沉着老练了，遇到危急情况，冷静观察，思考判断，多次转危为安。
4月，执行四次战役抢运任务。如果是晴天，下午三、四点钟出车，早上太阳出来才收车;如果是雨天，白天除了吃饭，继续赶路，很少休息。有时还要修车，每天紧张工作20小时左右。睡觉时间很少。当副司机的，后半夜有时打瞌睡，司机手扶方向盘有时也睡着了，猛一惊醒，赶紧从沟边把车辆扭转过来。为了提振精神，姜云峰把驾驶室的挡风玻璃支起来，让凉风吹着，也不起作用。从阳德到伊川山路单程一百多公里，沿途敌机有多道封锁线，我们4天往返2次，得到团指挥所两次物质奖励。
待蔽龟塘里：第五次战役期间，我跟随姜云峰抢运，一天，返程在龟塘里待蔽。这里是温泉疗养区，溪水潺潺，山沟两侧林木参天，秀丽景色为入朝后所仅见。饭后姜、李等三人分别在疗养区的三个房间(都是空的)，脱下棉上衣，盖在身上，然后盖上棉大衣，安稳睡下。突然，噗噗声响，一排机枪弹打进门窗，屋里尘土飞扬。我跳起，推开推拉门跑到沟里隐蔽。原来是有人在温泉大池内洗澡，烟雾腾腾，被敌机发现。几天后，就在姜、李执行第二次抢运任务中，本排排长刘浩宗和东北籍新战士纪信牺牲在龟塘里。刘浩宗带领三台车抢运，白天在山上休息，有人用罐头盒煮稀饭，冒烟被敌机发现，扫射，投下燃烧弹引燃山火。山林残枝落叶厚度盈尺，火焰冲天。事后发现刘浩宗、纪信在烈火中牺牲。当时牺牲同志的遗体都埋葬在本连驻地西沙川里的山坡上。
亲手葬黄琪：1951年上半年，四连先后有十几位烈士埋葬在西沙川里的山坡上。在我动员下，一起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电工黄琪，在外出执行修理任务中牺牲。我流着泪给黄琪穿“白袍衣”(代替棺木的一种裹尸布)，参加埋葬，为他砍削了一个粗树枝，约5厘米宽，写了一个墓碑。我自己也提前做了一个，写了五个字“李世煇之墓”，放在驻地防空洞的床铺头。当时我在敌机轰炸扫射下，不以生死为念，心情坦然，早已没有惶惶然的感觉了。活着干，死了算，常常想到为牺牲的战友复仇。想到《论语》里一句话：“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富贵”根本不沾边，也就是听天由命的意思。当时，当时从来没有想到会活到三十岁，后来，墓碑没有用上就停战了。
同学们在纪录片上看到朝鲜战争的汽车兵，车厢周围插着树枝。这是入朝初期的情况，后来没有人再插了。
上级动员说，我们送到前方一车粮食，就能保证一个团一天的战斗力。虽然敌机猖狂，连队伤亡较大，但我斗志昂扬，病了也坚持出车。在家休息一天，就感到耻辱，对不起前方的同志和牺牲的战友。经过前一阶段的锻炼和考验，经团政治处批准团员按期转正。8月任团小组长，10月任支部宣传委员(当时连队只有两个指导员是党员，党团支部合一)。在五次战役抢运中，姜云峰记大功一次，我记小功一次。9月，志愿军统一立功标准，姜云峰的大功折换成一个三等功，我的小功折掉了。
朝鲜山高、路险，道路生疏；敌机封锁，昼夜轰炸扫射，汽车兵时有伤亡。司机必须熟悉路况，胆大心细，沉着冷静。也正是这个原因，汽车兵不能像战斗部队那样，可以定期轮换，只能坚持抗美援朝到底。所谓到底，一是坚持到最后胜利，二是光荣牺牲。志愿军汽车团一个连编制运输车46辆，官兵约120人。到停战时，我连一起出国的剩下不足20人。在两年五个月战争期间，我连陆续牺牲三十多人;重伤、重病转运回国，生死不明的有六七十人，虽然是起义部队的底子，开小差的只有3人。
汽车兵通常在日落前一个小时左右出车(入夜前的这一段时间，通常敌机不会出来，但也有例外，遭遇牺牲)，雨雪天日夜抓紧抢运，回到驻地住在自己修的防空洞，出车睡在朝鲜老百姓家里。我是美军撤退时在北朝鲜散布细菌的受害者，回归热高烧几天已经坐不起来了，几乎死掉，一个幸存者。
四、沉着冷静，完成任务
1、洪水中抢救教练车
1951年8月下旬，我奉命回连参加汽车驾驶教练班。教练班住在连部上游约1~2公里，大沟坎上的一家民房，教练车就停放在民房下的沟边，这里有几棵直径一尺左右的大柳树，隐蔽性很好。平时水面宽二、三十米，深不过0.1~0.2米。半个月阴雨连绵，李世煇、刘德文等白天随教练车外出接受训练，傍晚返回休息，停放车辆的水面宽和水深没看出有什么变化，水一直是清的。一天返回后，听到雨势加大、变急，大家也没有在意。睡到半夜，朝鲜老乡叫醒我们，说：“卡东卡!卡东卡!”(汽车!汽车!)我们起来披上雨衣出门一看，两山之间都是奔腾而下的黄浊的洪水，已经包围了教练车，在水箱前激起浪花，已经淹到驾驶室踏脚板。水位猛涨，教练车有被冲走的危险。我毫不犹豫地拉开车门，进入驾驶室，点火发动，想把它开出来。大概是发动机电路进水，几次点不着火;急中生智，我又挂上倒檔，试图用蓄电池和电动机的力量把车子顺水带出来，但是，车轮空转，车辆不动，说明车轮已基本悬空。这时岸上的同志用钢丝绳把教练车捆在大树上，催我赶快下来。我不忍心放弃也不行了，这时驾驶室已被急流封住，推不开车门了。我从车窗爬出，在同志们的接应下上了岸。一个大浪打来，教练车翻了个身，连带三棵大树一起，像儿童玩具一样，在洪水中翻滚着，冲了下去。经过这次锻炼，增强了我经受考验的信心。
2、智斗“绞杀战”
1952年5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我奉命从连部出发，单车去前方执行运输任务。那是一个月黑头，车子走到阳德郡中心(阳德市区早已被敌机炸平)南侧，准备右转通过阳德火车站。防空枪响。我立即闭灯行驶，同时叫助手小刘注意看公路的右边。边走，我心中起疑，是不是“绞杀战又来了?决定停车听听。一听，果然是一批高空轰炸机在头上向西飞过。平时，我注意观察敌机的活动规律，成批的敌机到达后，不会马上投弹，还要转一个小圈，马上就要转回来投下成批的炸弹。阳德火车站就在东面前方一公里左右，一条公路紧贴火车站南侧通过，这里是敌机实施“绞杀战”的一个重点地区。每次敌机都按坐标从高空投下成批的重磅炸弹，把火车站和这段公路炸出许多大坑，从而阻断交通。我想：如果闭灯行驶，到火车站正赶上挨炸;如果停车等待，这一波轰炸过后，公路已经断了。革命战士哪有完不成任务返回连队的道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高空轰炸机不可能俯冲下来打一辆汽车!我拉开大灯，全神贯注，把油门踏到底，全速向阳德火车站奔去。周边防空哨大概是以为这个司机发疯了，竟敢在大批敌机之下开大灯行驶!防空枪纷纷向我车的上方射击。霎时间，车子冲到阳德火车站。火车站东面是一个铁路隧道，公路在这里有一个小上坡跟着下坡是一个山凹。才临近山凹，突然眼前一片刺眼白光。我紧闭双目，双腿踏死刹车和离合器，白光中一片重磅炸弹刺耳的呼啸声，紧接着咣！咣！咣！咣！爆炸声在车后响成一片。白光过后，我轻松愉快地继续奔向前方。一个志愿军钢铁运输线上的普通战士，凭借着斗争经验、冷静思考和坚定，战胜了大批敌机的一次绞杀战，又一次圆满完成了前线运输任务。同年7月，全排同志一致同意上报连部，给我评三等功一次，此类事实是事迹的一部分。
当时，全排的评功材料都由我负责整理。在整理自己的材料时，我把群众意见“装卸车时，有时比较急躁，态度要耐心些”，写为“对外团结不好，时常和站库争吵”，小知识分子好走极端，暴露无遗。排长把材料带回连部评比时，有人提出疑问，排长说不知争吵的事。当时连排相距数十公里，又没有电话联系，了解情况不便，这一次评功又没有送团报批。我知道了这件事，有点遗憾，意识到写材料，对自己也要注意分寸;另一方面，一心想立二等功以上的大功，对三等功也不大在意，这是当时的思想情况。
▲抗美援朝时美军对志愿军后勤运输线的“绞杀战”
3、文化大进军最后毕业的学员
1952年志愿军文化大进军中，我任文化教员，负责四连二排的教学，一个重点和难点是田起治同志。田起治1951年入伍，是到本团跟车打防空枪的那批东北翻身农民中的一个，约18-20岁。小伙子方脸，眉目清秀，应属美男子，学车也比较快，在路况好的情况下已经会开车;只因一字不识，开始一个阶段学习困难。当时的教学要求是把上级统一下发的《识字课本》上的字(互不连属的二千字)都认识。教法是：每天教10-30字，每字教拼音和一个通俗的解释，如：“拔，ba(注：当时用注音符号，现以汉语拼音字母代替)拔，‘拔出来’的拔”，学员随教员朗诵若干次，只要求认字，不要求写。后来发现田起治的问题在于学习方法不对，——死记每个字的位置，以致可以把一页的字逐行逐字念成另一页上的字，而且一字不差。发现了问题，我加强了字形特点的讲授，加强了个别辅导。
1952年年底前的一个下午，晴天，在驻地朝鲜民居内，田起治结业考试顺利通过。田起治和我都非常高兴。晚饭后，我听到敌机低飞通过，一阵机枪扫射声，跑到本排待蔽洞附近一看，田起治坐在驾驶室内倒车时，被敌机发现，一颗机枪子弹击中他的胸部，子弹爆炸把田起治左侧胸部炸飞，一支胳膊只有一点皮连在肩上。驾驶室内左侧布满了白色的肌肉纤维。卫生员急忙把田起治抬下驾驶室急救，应属例行公事。从田起治同志考试通过到壮烈牺牲，不过一小时，我感到十分悲痛。事后得知，这是我团第一次在朝鲜战争中遭遇美帝超音速歼击机的扫射。
当晚，我没有跟车出去。看到续任五班长袁等三两个人坐在朝鲜老乡的炕上小声谈笑(当时在运输战线上，对敌斗争中伤亡已成常态。每个人每天对人对己都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否则，怎么能坦然出车呢?)，老阿妈妮看到不高兴或不理解，有批评的话，我们也不大懂。
4、夏季反击战中的加油站长
▲抗美援朝夏季反击战
1953年3月，为了加强抢运反登陆战备物资，汽车七团决定在下鹫岩里设团加油站。急难险重任务后勤处大胆使用见习材料员，任命李世煇任加油站长，带一个班当夜立即出发。这个班除了班长以外都是1953年的新兵。
天亮前到达下鹫岩里，我选好加油场地，把带来的十几桶汽油分散隐蔽在附近的小沟里，然后找了一户房子较大的民居，把这个班安顿下来。我和班长商量好执勤和教育的安排，研究爱护新兵、防止事故的措施。这位老兵班长成了我的得力助手。
由于抢运任务紧急，司机们通常下午4时开始出车，天亮后收车;阴雨天白天出车不休息。团加油站24小时有人警卫，同时负责零星车辆加油。当时的加油工具就是两根橡胶油管，把汽油桶推上高台，战士口吸油管，给汽车加油，并记下车号，以备报销。工作紧张而有条理，没有出现任何事故。我们的住房的另一边，原来已有几名朝鲜人民军军人在住。当房屋主人外出时，就委托我们给他们看家。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志愿军与朝鲜人民之间鱼水之情的亲密关系。
5月初一个阴雨天的下午，大批车辆出车抢运，来到团加油站等待加油的车辆排起了队。突然，天色放晴，我发现敌机随即出现在上空（美帝掌握当时气象预报的准确程度，令人惊奇）。我观察：敌机还在附近空中巡航，还没有发现我们的加油站和这些汽车，一旦发现了目标，都将毁于一旦。这时，还有本团的汽车陆续来到加油站，司机和战士们也发现了敌机，表现焦急，不知所措。我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勇于承担，当机立断。大喊一声：“每台车一桶油！自己抬上车！快走！”霎时间，一桶桶汽油从小沟里推了出来，各车司机和副司机放下后车厢板，两个人奋力把油桶抬上车(当时本团装备都是苏制嘎斯51型汽车，车厢比较矮小)，然后火速发动车辆各自跑开。过了一会，当敌机低飞来到加油站上空时，这里空空如也，只得沿着公路寻找猎物去了。
我回团向后勤处主任赵清祥、油材股股长李贤忠汇报，说明当时的紧急情况，为了避免重大损失采取的、机动灵活的必要措施。他们让我写一个专题报告，报销了这些汽油，当面表扬了几句。此前，团长王英林、政委薛兰岗几次发布命令，战备中从各连上调的20名左右班级干部，陆续提为副排级，只有李世煇一人在外。原来在一次团小组会上，我给赵清祥提过一点意见，每次团党委会讨论提级问题，都是赵主任坚决反对。同期提拔的干部只剩下一个人穿战士服，我难免感到有点难堪，不过心情坦然，这点打击报复不过是小小的考验。
5、金城反击战总的见习材料员
5月13日至7月27日，志愿军进行了夏季反击战役。志愿军汽车七团奉命执行后勤保障任务。团长王英林率新毕业入朝的见习参谋赵竹如与李世煇，在新高山、洗浦里两次设汽车七团前方指挥所(后团部加派一名参谋参加)。下属四个运输连(当时汽车七团共有六个运输连，每连运输车46辆)修理连大部分也到了前方。当时各连运输任务相对固定，各连分散加油，主要矛盾是前方的修理器材供应。
第二、三次反击作战期间，正值雨季，道路泥泞，敌机、敌炮日夜封锁，道路坑洼难行，车辆颠簸损毁严重。平时间或损坏的器材，如前后钢板折断，挡风玻璃破碎，如今大量损坏;平时极少损坏的“羊角”(“羊角”是前轮轴的俗称，上级每年配发汽车七团一只)，因路况极差，此时突然大量折断。没有钢板，各连修理班的同志已经在从被炸毁的各种型号的汽车上，拆卸钢板自行改制。有的同志为此光荣牺牲。挡风玻璃破碎，司机们任凭风吹雨打，眯着眼睛坚持驾驶。当时最难解决的就是“羊角”。一台车有一只“羊角”断了，立即歪倒在地，寸步难行。初期，前方各连都有几台车(百分之十左右)，因“羊角”折断停驶待料，路况越来越差，“羊角”折断有增无减，日益严重，直逼百分之二三十。前方运输任务十万火急，不能完成任务，影响全局是最大的耻辱。团里再三向二分部申领，回国采购也来不及，团长心急如焚。怎么办？作为机关负责前方材料供应的干部，我想到毛泽东思想：到连队去，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工作抓了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下去帮助连队干部总结经验，查明“羊角”折断的原因。调查研究表明，“羊角”折断与驾驶有关。我在二连发现了两个典型实例：62-0464车司机李文珍，行车8000多公里，“羊角”就有了裂纹。原因是在平康执行任务时，道路不好，在河滩中行驶，颠簸得厉害。他就加大油门，说：“看你把我颠成啥样子!” 行车一万多公里“羊角”就断了。而62-0472车司机赵志安，路况不好时，小心匀速驾驶，行车39000公里，“羊角”方才折断。这在当时是创造了一个记录。经王团长同意，我以团指挥所的名义，向各连介绍了二连的典型经验，普遍进行宣传教育。
关键的方面是发动群众，立即千方百计自制“羊角”，保证每台车都开动起来，完成紧急的运输任务。我下到修理连和各连的修理班，和技工们研究试制方法，商量着干。试制“羊角”主要依靠修理连，修理连的技工不少是我的熟人，1949年秋王祖阳还曾是我的师傅。同时，也发动各连修理班讨论，听取他们各连对自制“羊角”的使用评价，和改进意见。下面是当时汽车七团修理连三批“羊角”的制造和改进的历程：
第一批制造“羊角”：把羊角盘折断处，车制羊角轴孔。用废弃的重型卡车的后轮轴，车制羊角轴。并且把二者连接处都车制细螺纹。二者螺纹连接后，在羊角盘和羊角轴之间加一个固定销。行车几百公里就松动，甚至羊角轴掉出来。
第二批制造“羊角”：在羊角盘和羊角轴上都不车制螺纹，只将羊角轴和羊角盘接触的部位略微加粗，将羊角盘烧红后，将羊角轴打入。一般可行驶1000-2000公里，用3000公里以上的很少。
第三批制造“羊角”：只在羊角盘车制一小半螺纹，而且是当时修理连车床能够车制的最粗的螺纹(螺距2.0mm)，羊角盘装羊角轴的孔，一大半略成圆锥状。羊角轴和羊角盘接触的部位略微加粗0.3-0.5mm。连接时，将羊角盘烧红，将羊角轴夹在车床上拧，有时还没有拧到底就拧不动了。造出这样的“羊角”后，一直到停战，还没有退回来返修的。
发动群众，群策群力，终于克服了这个严重的困难。为了不耽误一台车执行任务，有时，我扛着“羊角”跑几十公里路，给抛锚在中途的车换用。所幸“羊角”难题在金城反击战最紧张、最艰险的7月中旬前，已经解决，全团没有一台车因断“羊角”再停驶，保证了全团抢运任务顺利完成。
▲金城反击战的战场一角
五、三个小故事
1、俘获美军领航员
1951年9月，我是本连教练班的学员，准备接手开车。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教练车不能出动，我和两三个同学往山沟深处走，闲玩，看到山上有一个人下来，走近一看，一个高个子美国兵，一瘸一拐地走来，当即被我等俘获。当时四连只有我能说点英语，自然就充当了翻译，在走向连部的路上，对俘虏进行讯问。俘虏双手烧伤严重，脱落的皮肤被一个大金戒指挂在手指上，小腿中弹，已经自行包扎。可能是恐惧完全压制了伤痛，看不出俘虏有伤痛的表情。在我询问中，俘虏侧耳倾听，有时确认一下，似乎都没有听不明白的地方。这使我有点意外，大概是俘虏想竭力弄清对方的话的缘故。俘虏自称是美国人，三十多岁，有妻子和女儿，来到日本不久，任美军飞机领航员，这是第二次执行飞行任务。又说：机组4人，其它三人大概都完蛋了，他不是射击手，没有杀过人。我等收缴了俘虏随身携带的物品：一把手枪，子弹若干，证件、圣经《新约》和宣传品(一些巴掌大的卡片，用于降落敌方后，与当地民众打交道，以利设法逃回)等。我问你怕不怕?这个美国兵说：不怕，听同伴们说过，中国人优待俘虏。到达连部，我向尹连长报告。连长说，按照中朝双方的约定，俘虏应该交由附近最高级别的单位处理。附近最高级别的单位是朝鲜人民军的一个联队，马上派人去联系。美军俘虏听我说把他交给朝鲜人，情绪低落，表现恐惧。我给他拿来罐头，俘虏不吃，对我说：希望把《新约》给他，他要祈祷。我请示连长同意后，把《新约》还给他。俘虏鞠躬说：“God with you!”(上帝保佑你!)。后来，有人把这个美军俘虏带走了。
2、三天送不到，我杀你的头！
1953年7月11日，就在7月13日我军开展金城反击战的两天前，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张明远副司令员(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前方指挥所负责人)直接电话王英林团长，命令我团三天内向前方运送台次弹药和麻袋(敌方工事射击口朝北。我军占领敌方阵地后，必须用麻袋装土快速构筑射击口朝南的野战工事)，当时我站在王团长的身边。张明远副司令员的电话最后说：“三天送不到，我杀你的头!”王英林团长接着给各连连长电话下达命令，最后一句同样是：“三天送不到，我杀你的头!”随后，团长率领李世煇等几个指挥所成员来到交通要道口，向本团路过司机作宣传鼓动。面对这些在敌机敌炮下奋不顾身往返前线的战士，有些挡风玻璃碎了，浑身湿透;有些眼睛布满血丝，疲劳已极，面如土色;除了好言抚慰，还能说什么呢?
3、重返敌机下的指挥站
1953年7月中旬，团机关干部大批来到前方。当时团指挥所设在洗浦里几公里外的一个山沟内。在洗浦里市中心残存的、一间平顶的小房子(混凝土构筑物)，是我坚守岗位的团指挥站与抢修器材供应站。由于抢运任务十分紧急，两天前王团长已经命令各连：不顾敌机轰炸扫射，不惜一切代价，昼夜突击抢运。我在指挥站已经坚持两天两夜的抢修器材供应工作。早晨，股长李贤忠来到指挥站，让材料员党卯成(山西老区人，二三十岁)换我休息。我来到距指挥站约一华里的五连连部，吃过早饭刚才睡倒，9时许就听到敌机来到洗浦里市区低飞盘旋，扫射投弹。我想，指挥站汽车来来往往，目标较大;主要的抢修器材都在指挥站，器材受到损失就要影响全团完成任务;党卯成才来前方，情况不熟，能应付工作吗?他要是负伤，谁照管呢?我躺不下去了，起身向市中心指挥站跑去。
路遇李贤忠股长(起义干部)正在慌忙外逃，只见他脸和手已被荆棘刺伤，没顾得说一句话。在敌机低飞盘旋的一个间隙，我跑回指挥站。党卯成还在，另外还有两三个人，包括五连文化干事毛(二野军大毕业来本团，听说是工人出身，名字记不起)。由于白天抢运，路上目标甚多，敌机这里扫射，那里轰炸，似乎还没发现指挥站外停放的、领材料的两三台汽车。我业务熟悉，很快把站外停放的汽车打发走了。后来，敌机几次低飞通过指挥站，我屏息等待机枪子弹打穿小屋，左右观察，毛的冷静表情引起我的注意。心想：“好样的!果然不愧工人家庭出身。”不知什么原因，敌机始终没有向这个孤立的残留建筑物发起攻击。
敌机飞走，硝烟散去。下午，王英林团长来到指挥站，李贤忠股长等一批机关干部尾随。不知何故，王团长火冒三丈，见到我骂道：“不及时供应抢修器材，在这里炸毁我的车，我枪毙你!” 我没辩解，想到：团长担子重，着急，又不了解情况。党卯成表示愤愤不平。
金城反击战胜利结束，停战后，团指挥所(当时干部已有数十人)移驻淮阳。团长王英林、政委袁根玉发布命令，给6名同志记战功(各记三等功一次)。四个运输连各一名司机(班长)、修理连一名修理工，团部机关是我。后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委员长金枓奉授予每人军功章一枚。想到在金城反击战昼夜抢运中牺牲的同志，包括熟悉的战友李林同志，李世煇不过是做了一点应做的事而已，真正的英雄是壮烈牺牲的战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