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可能最近有朋友已经发现，我的写作状态不是很稳定。
主要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都在看病。
因为长期阅读和伏案写作，腰椎和眼睛都出了一些状况，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已经开始慢慢好转。
但在这段看病的时间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在大城市里，一些知名专家的号很不好挂，特需号好几百一个，甚至有些还要上千。
贵吗?
当然贵，但细一想，好像又没有那么贵，毕竟都要看专家特需号了，病情也就不是普通医生看的了。
关键是，就这几百、上千的特需号仍然爆满。
因为这些专家也好、知名医生也罢，想要找他们的人真的太多了，别说几百、上千，就我的感觉来说，一些大城市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挂号费上万估计都会爆满。
说明需要看病的人很多，而知名的医生不够多，供需严重不平衡。
这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啊！
按理说，供需如此不平衡，一些专家的出诊费应该更高才对，这样才能符合“价格受供需关系影响”来的基本原理嘛。
其实，在中国，这样的专家诊断费之所以不符合供需原理，没有真正高到天上去，就在于我们还在坚持着公立医院的体制。
在这样的医院里，这些知名专家除了出特需门诊，他们也会出一些几十、一百元的普通门诊，虽然并不好挂。
但你只要想一想，在公立医院里花几十块钱就能看到特需号至少几百元的专家，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了。
你再想想，这还是医事服务费调整后的结果，在那之前，很多名医的普通门诊挂号费也就几块钱，就觉得更不可思议了。
这要是完全按照资本主义那一套医疗私有化，花几块、几十块就想看到知名医生的门诊，几乎就是天方夜谭了。
无独有偶，最近另一个自媒体人雷斯林也在文章中提到了体检有问题，在上海看病的经历。
他的其中一个检查，在三甲医院做，医保后只用60元，而在另一家市场化机构做，需要1800元。
所以，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了吧。
因为我们的有些医疗政策，正在偏向原有的方向了。
2
现在全国的抗疫工作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但我们不能忘了，就在几个月前的武汉。
那时候，疫情已经暴发了一个多月。
而我却关注到，当时的武汉市病床数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救治的人数。
虽然，我们后来建造的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兵贵神速，让世人震惊。
但却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在武汉确诊人数已经快接近5万的2月下旬，整个武汉收治重症的定点医院病床1.4万张，收治轻症的方舱医院病床不足2万张。
疫情暴发集中、传染人数激增，而医疗资源却很有限。
这次疫情中，武汉的医疗体系整体力量严重不足。
一个中部大省的省会，全国特大城市，为什么会这样？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武汉公立医院的比例非常低。
有一个2017年的数据，武汉市有公立医院96家，私营医院258家，私营医院占比72.9%。
这还是之前的数据，这两年全国各地私营医院建设不断提速，估计现在的比例可能更低了。
这些私营医院几乎没有三级医院，以专科医院居多，最多也就是二级综合医院。
私立医院虽然多，但多数都是一些低水平建设，赚点快钱的领域，什么男科、口腔、美容、皮肤病之类的。
疫情来了，很多别说直接上一线抗疫了，连贡献点病床都做不到。
那么问题来了，只有武汉是这样吗?
3
当然不是。
我查了下，自从2001年国家正式开放医疗市场以来，民营医疗机构就迎来了一波爆发式的增长。
到了2003年，许多地方政府又大举推进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允许公立医院通过委托经营、股份合作、乃至是直接整体出让的方式进行私有化。
有了以上各种措施的多管齐下，我国私营医疗体系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在很多人还没有察觉到的时候，它们居然已经在全国占据了半壁江山。
2015年，大陆民营医院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公立医院。
到2019年，存活着的公立医院只剩1.19万家，而中外私立医院高达2.32万家，占踞了医疗卫生系统的大半壁江山。
民营医院占比超过64%，在数量上对公立医院已经取得了绝对优势，下一步还会怎么样，无法想象。
按理说，要发展民营医疗机构，没有问题。也轮不到我们操心。
但我想不通的是，既然国家花这么大力气扶持民营医院，它们的数量占比又这么高，但在当时疫情暴发的关键时期，这些民营医院都去哪了?
尤其是，那些平时到处打广告、嗓门最大、最赚钱的XX系医院们，又在哪呢?
要知道，自从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以来，正面抗击疫情的完全是公立医院系统。全国各省市确定的定点收治医院，都是大型公立医院，因为私立医院要么没有资质收治病人，要么干脆不愿收治病人。
从全国各省市奔赴武汉的医疗支援队伍，也大多都是从各大公立医院抽调的精兵强将。
私立医院体量几乎是公立医院的两倍，但在事关全中国的抗疫大战中，派出的人员却只有公立医院的零头。
有很多人为他们辩护，说这正说明私立医院的发展还不行，所以更要大力发展私立医院，形成良性竞争。
关键是，10年的时间，公立医院已经减少了1300多家。而私立医院的数量甚至已经超过了公立医院，还发展的不够快吗?
这些年里，大部分私立医院赚得盆满钵满，但对于像抗疫这种“出力不赚钱”的事，哪有动力去做啊。
一些公立医院的医生被私营医院一挖过去，薪酬往往数倍、上十倍的翻。
这些额外支出的薪酬，才是真正能反应其技术水平、知名度的“供需价格”。
问题就在于，这样的“真实价格”，又有多少老百姓消费得起啊。
就像这次疫情来了，无数公立医院不计成本代价，冲在了最前面。
这次还有公立医院，下次靠谁?
4
美国有一部电影，叫《传染病》，里面的剧情和我们这次疫情很像。
这个病毒在毫无症状的潜伏期内就可以传染，被感染的人数很快就达到了恐怖的量级。
在这种大规模流行的病毒面前，美国发达先进的医疗体系崩溃了，医院被挤爆。
当时看这部电影还以为是虚构，现在看到美国超1000万的感染人数，一塌糊涂的防疫，才明白这才真的是“艺术来源于生活”。
当然，没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传统的美国，是不可能10天造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
于是，他们采用了方舱医院的方式来集中收治病人，只不过他们的“方舱”是很多人挤在一起，相互感染的风险非常大。
然后经典的情节来了，美国的那些医护人员们，面对这种生死考验，居然罢工了。
而电影里的那些高层还很理解护士罢工，说：“我们让健康的人去照顾病人，然后希望健康的人不要得病，这个太离谱了。”
然后更经典的来了，因为病毒传染，美国也开始封城。
然后维持秩序的警察，也罢工了。
在这种危险的病毒面前，美国的医护人员罢工了，警察也有四分之一不干了。
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医疗体系、社会治理体系！
在真正的灾难面前、生死面前，美国人所宣扬的什么“普世价值”，全成了一句屁话。
在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里，面对他人的生死，极端利己是正常的。所谓的救死扶伤，那是在平常收医药费的时候。
疫情期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海南保亭县人民医院一位医生，因为拒绝服从上级安排去发热门诊参与抗击疫情的工作，直接被医院开除了。
而作为对比，私营医院完全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2020年1月24日，正是新冠肺炎病毒开始在全国大规模爆发的紧要关头，北京市卫健委开出了一份用以指导民众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其中一家著名的私立医院也被收录在其中。
明明已经被点名作为定点医院，但在发现有大量发热病人被这份名单引导前来就诊后，这家医院直接做出了一个当机立断的决定——把自己的发热门诊直接关停。
公立医院的医生因为拒绝参与抗疫，直接被当场开除。
而私营医院倒好，直接关门，连关停发热门诊的理由也非常搞笑，是为了“对发热门诊进行升级改造”。
疫情当前，你能指望这样的私立医院?不拖后腿都不错了。
比如，在防疫物资紧缺的时刻，武汉仁爱医院，一家整容与不孕不育的莆田系民营医院，竟然从红会领到了1.8万只KN95口罩，而冲在最前线的协和竟然一度连医护人员都无法保障。
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
我说实话，平时里，我并没有觉得这些公家单位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能指的上的，能站出来的，还是得靠他们。
他们有时候就像大家族里的长子一样，身上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但真正到了决定家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个家里都会指望他们。
因为，责无旁贷。
就像这次疫情里，很多央企下属子公司，自己找原材料，改造车间，立马就生产起了疫情防控需要的口罩、防护服等等。
国家的企业，国家的单位，在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永远都是不讲条件，不打折扣。
当年搞“三线建设”，一大批工程师的青春全留在了那些远离大城市的荒山野地里。直到今天，许多承担基础建设、大众服务之类的国有企事业单位仍然奋战在艰苦一线。每到国家逢难，汶川、玉树……
总有他们冲锋在前，因为他们是国家的企业、是国家的单位。
当年南方冰冻灾害的时候，电力职工为了保障电力畅通，牺牲了不少人;同一年的汶川地震，私有电力企业的老板全部拖家带口地出逃，没有一个想到要不要先去抢修电路，为灾区人民恢复供电。
最后还是国家电网从外地专门抽调人手，连夜赶进汶川进去抢修。这件事给国家电网的董事长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他直到2015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在愤愤不平地念叨此事。
5
有人问快递业现在这么发达，为什么中国邮政还没有垮?
因为，总有快递到不了的地方。但没有中国邮政把信送不到的地方。
在那些人迹罕至的牧区、山区，中国邮政用最原始的畜拉、人走，也要保证把信件送到有人住的地方去。
因为他们是“中国邮政”。
除了邮政，那些为几十个人的小村子修的公路、通的电、架设的信号塔，有哪样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啊!
说真的。你看一场病，带孩子去上上学，或者去一趟偏远山区，就会明白。
在中国，有些东西是不能私有化的。
私立医院的价值导向，永远是挣钱。
你在私立医院里多花钱，确实能得到比公立医院更好的服务。
但如果你没钱了呢?
大量追逐利益化的私立医院，还可能会对公立医院的医生形成逆向淘汰。多数公立医院的医生挣得少、承担的压力重、还需要面对难以预料风险的“医闹”，时间长了，还有多少人能坚持下去?
很多人不知道想过没有，私立医院现在明明比公立医院多两倍，为什么私立医院医闹的新闻那么少?
因为闹不起。你可以对着国家的、政府的医疗机构撒泼耍赖，因为你知道，国家不会不管。
就像家里的熊孩子敢对自己的爸妈大呼小叫，各种耍横，因为知道爸妈是永远爱他的。
闹得再厉害，父母也只有恨得牙痒痒：亲生的、亲生的，不能使劲打。
你去对着其他人撒泼耍赖试试?
私立医院可不会宠着你、惯着你，你有钱时你是顾客上帝，你没钱时就只剩滚开别占地了。
公立医院不仅要承担非常重的社会责任，承担非常时期“驰援一线”的重大任务，还要承担社会情绪发泄时的批评指责。
我想起8年前的一件事。
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第一条建议就是——中国需要进一步重组国有企业部门，破除竞争性行业的垄断和寡头垄断企业。
报告发布的当天，学者杜建国对该报告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提出这是美国要用私有化的毒药毁掉中国的经济，中国绝不能重复俄罗斯的老路。
杜建国的话可谓振聋发聩，但很多人估计连所谓“俄罗斯的老路”都没搞清楚。
今天，我就再客串一下历史老师，用最快速的方式给大家回顾下从苏联解体到俄罗斯衰落，最惨痛的一个教训。
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上半年，苏联政府一直在研究和协商怎么制定改革方案，最后，他们决定采取一种激进的方案，即“500天计划”，也被称为“休克疗法”。
这是一种西医术语，大家不太好理解。我从我国浩瀚的中医理论、民间俗语里找出了一个含义大致相同的术语，用在此处非常贴切。
那就是——“活马当成死马医”。
这个治疗方案的核心就是要在500天内，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
但还没等到执行，苏联就解体了，而后的俄罗斯选择了继续执行这个方案。
方案的核心就是一句话：俄罗斯唯一能走的只有市场化这一条道路，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水火不容，因此必须彻底实行私有化。
负责研究和实施这个计划的盖达尔，向叶利钦发誓：只要实行私有化，两年以后国家各个方面都会变好。
结果就是，不到500天时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2509%。
发誓?狗屁都不是。
随后，“休克疗法”彻底变成了一场私有化的狂欢。
乌拉尔机械制造厂是一家拥有3.4万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当时仅卖了372万美元。
500家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却只卖了72亿美元，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只有1300美元。
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在北京有一套房子，放到当时的俄罗斯，你就可以至少拥有500家俄罗斯国企。
注意，这里的拥有是购买，不是承包。
后世把这场私有化称为“世纪大拍卖”，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迅速、最疯狂的私有化。
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
私有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两极分化，到了1998年，俄罗斯20%的居民手中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这其中又大部分集中在200~300个家族中。
俄罗斯当年狂飙突进私有化的后果，至今都还在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而苏联解体后，其他效仿西方搞全盘私有化的前苏联国家，下场也非常惨。
曾经能造出航母，造出航空发动机，造出巡洋舰的乌克兰，现在什么都造不出来，穷得只能卖家当。
那些当年他们的祖辈们花了无数心血，甚至以生命的代价才拥有的技术和产业，就这样被卖了。
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6
历史早已告诉我们，放弃什么是容易的。
就像当年的“东三省”，蒋介石几封电报、张学良一己私利，说不要就不要了;而坚守是很难的，就像1950年的抗美援朝阵地上，面对装备更先进，火力更猛的美军，我们的志愿军坚守上甘岭就是寸步不让，连山头都被炮弹削平了2米。
殷鉴不远啊，俄罗斯这样的历史悲剧，不能再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
我们可以支持民营经济，可以鼓励民间资本，但那些关乎国计民生，关乎国家脊梁的行业，教育、医疗、金融、能源，绝对不能无脑市场化!
看病不能成为买卖，医院和医务人员必须姓公！
就像有网友说的：
如果医疗都私有化了，疫情来了医护人员跑了，因为这就是个工作，为什么要送命呢，大不了辞职；
如果基础设施都私有化了，你就没法征用场地建方舱医院了，因为那是人家的私产，风能进雨能进就是国王不能进；
如果土地都私有化了，还能建雷神山、火神山吗？不可能建了，因为那地是私人所有的，你不能占用，就算能占，也要谈合同呀，十天？合同还没谈完。
最后，我分享一张疫情最严重时期，网友们发的一张感动我的照片。
“七剑下天山”。
为了前往阿尔泰山区的偏远牧民居住区进行新冠肺炎防疫知识普及，人民警察和医务人员冒雪骑马前行。
而这只是无数中国基层工作者平凡的一天，不让一个人落下。
我们为什么能做到这样。
越是危险越向前，这是追逐利益的私立医院所无法做到的。
我不希望有一天，追逐利益成为医疗产业的唯一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