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经历过艰辛曲折的斗争历程，积累了弥足珍贵的斗争经验，我们要从党的斗争实践和反复经验中汲取思想智慧，更好地推进新时代伟大斗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一部我们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宝贵教材。
深入总结实践经验，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为研究抗日战争问题积累了军事理论基础
深入总结实践经验教训，形成重大理论思想观点，是毛泽东理论创新的重要特点。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积累了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也留下了许多深刻教训;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斗争，形成了一系列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毛泽东进行深刻总结和理论提升的直接基础。
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初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军事著作、《战争论》等西方军事学著作，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总结党领导革命战争特别是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他把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用于战争理论，强调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指导必须要符合客观情况，战争胜负虽然主要决定于客观基础，但也取决于作战双方的主观能力，因此必须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
他根据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基本情况，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特点，阐述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和人民战争的思想，总结了红军战争的指导路线、战略战术，如“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积极防御的战争方针，主动退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等。这些思想为研究抗日战争问题作了理论准备。
在推动党的军事战略转变过程中，逐步提出对日战争的持久性特点。“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思考抵抗日本侵略问题。中央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和政策策略，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思想，提出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
1936年7月在同斯诺谈话时，毛泽东提出要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对日战争必将是持久性战争，战争的结果必将是中国胜利。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人民和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毛泽东及时根据形势发展对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提升。中共中央召开了包括洛川会议在内的一系列会议，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深入分析中日双方的实际特点，逐步形成了以全民总动员为基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以正确的战略战术为支撑的抗日持久战理论。
例如，在洛川会议上，他强调只有实行全民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党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此后一段时间中，他密切关注和指导战争，及时总结战争中的经验教训，他在《论持久战》中就一直强调是以“抗战十个月的经验”为基础来分析问题的。
深入进行哲学研究，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研究抗日战争问题提供了哲学指导和方法依据
毛泽东历来重视哲学研究。到达陕北后，他利用有限的空余时间集中阅读一批哲学著作。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记载了当时毛泽东研读哲学的情况：“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当时，毛泽东研读批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有十几种，除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外，还有苏联和中国学者撰写的著作。他在这些著作的一些篇章中都做了批注和笔记，这些批注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到思想方法层面，进行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总结。
例如，他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在阅读的基础上，毛泽东进行了创造性的哲学理论建构，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1937年7、8月间，他到红军大学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形成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两节内容后来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名发表并收入《毛泽东选集》。
《实践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路线，系统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和认识的发展过程，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特别是立足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发掘中国哲学的优秀成果，用中国化的方式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化形态。
《矛盾论》坚持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完整地论述了矛盾学说的科学体系，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把对立统一学说同中国哲学的辩证法传统结合起来，用中国化的方式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形态。
这两个文献对中国革命经验作了深刻的哲学总结，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为分析抗日战争问题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深入进行思想斗争，在批判错误思想的过程中阐明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创立抗日持久战理论
批判片面抗战路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突出强调抗日战争中的人民主体性。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毛泽东指出，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采取全国总动员和实现进步的政治改革等的全民抗战办法，必定是胜利的前途，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妥协退让的方针，采取压制群众和坚持各种反动政策的片面抗战办法，必定是失败的前途，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他再次指出，“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
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突出强调抗日必胜的坚定信念。1937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因此必须在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
1937年11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大谈投降论调，提出所谓的“和平路线”，积极开展投降活动;蒋介石方面也派出代表同日本人接触。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民族投降主义就是要“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国人变为亡国奴”。“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此后，他根据形势发展和投降主义的变化，又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进行斗争，坚定人民的必胜信念。
批判“亡国论”“速胜论”错误，全面阐述抗日持久战理论。《论持久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结果。“亡国论”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就已经出现，一些人散布“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等论调;进入全国抗战后，汪精卫等投降主义者宣扬妥协论调，提出“再战必亡”的观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亡国论”再次出现，抗日阵线中也出现了妥协倾向。
为此，毛泽东进行了严厉批判，反复强调中国不会亡，最终胜利必然属于中国。“速胜论”的错误也非常严重。在共产党内部，一些人盲目乐观，认为日本军队不堪一击，完全可以迅速战胜;一些人过于相信国民党的正规战争，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国民党军队同日本人开战了，战争很快就能胜利。
在国民党方面，“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就有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战役后，国民政府准备进行徐州会战，《大公报》社论写道，“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速胜论”思想危害极大，毛泽东予以深入批判，强调抗战的持久性。在批判错误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持久战理论，让人们在思想上、行动上明确了方向，确立了信心，找到了方法。
综上可见，《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的重要经典文献，它不是为了完成某种预定的学术目标而创作的学术论文，而是为了解决重大现实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和政策思考;它不是思想家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理论建构，而是对长期革命实践的深刻总结，是长期理论研究的思想结晶，同时也是同错误思想进行不懈斗争的结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二级研究员。本文详细内容可参阅《宁夏党校学报》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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