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成党，是从把持言路开始。
后来被视为东林的刘 一燝尝言：“任天下事者，惟六官。言路张，则六官无实政。善治天下者，俾六官任事，言路得绳其愆，言官陈事，政府得裁其是，则天下治。”
东林之所以能够成党，把持言论，也就是因为万历长期不补充六部长官，都御史也长期无人，所以下下面的大小言官纷纷上疏，或者弹击大臣，或者指斥时政，甚至直接谩骂皇帝，以邀直名。在一些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更是党争不已，不顾大局。
比如杨涟。杨涟确实看上去很悲壮，这没问题，这些年也有不少电影以他作为背景。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杨涟的做法显然过于激愤，没有考虑全局。天启四年的时候，叶向高还在当首辅，魏忠贤并没有完全控制朝廷，而且，叶向高还能够对魏忠贤加以笼络，相互合作。但杨涟突然上疏直至魏忠贤，要和魏忠贤决战。
其实魏忠贤也并不见得就容不下东林党。比如他对叶向高，就一直还是比较尊重的，在杨涟上疏之前，并没有对叶向高特别不满。还有朱国桢。他被迫上疏求罢的时候，魏忠贤也没有对他下杀手，反而说 ：“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恶，可令善去。”对孙承宗在辽东的举措，魏忠贤也是比较支持的。虽然派了宦官去前线观察，但并没有真的下杀手。
本来叶向高还想着能够笼络魏忠贤，逐步扭转形势，杨涟的上疏一来，等于提前发动决战，非要一战定生死，叶向高也被逼进死角，无路可退了，只能拜章求罢。叶向高一走，剩下的刘一燝、韩爌本来就能力平庸，皇帝对他们的信任远不及对叶向高，更加不是对手，很快就被罢免，就把朝廷留给了阉党。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林党和阉党之争，很大程度上是意气之争，乃至卖直求名，党同伐异。
天启帝刚继位，出现了所谓的众正盈朝的情况，结果东林党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辽东局势、财政等重大问题上拿不出什么好办法，不在做事上用力，就在“言路”上用力，把持舆论，在朝廷内部搞斗争，非要和阉党争个你死我活。最后把一些原本并不见得就是阉党的人也推到了阉党那边去。到天启四年魏忠贤把持朝政之后，有心想为国家和朝廷做点事而不只是求名保身的人，也只能依附于阉党。
所谓东林和阉党，本来就是很笼统的说法。当初三党和东林互斗，三党得势，把不肯趋附自己的都归入东林，东林得势，又把不肯趋附自己的都归入三党邪党，魏忠贤为了和东林斗，又拉拢各种反对东林的人。其实两边的逻辑都是一样的，东林这边认为，不是我们的人，就是阉党的人;阉党认为，不是我们的人，就是东林。
崇祯在天启朝岌岌可危，自身难保，对阉党自然是非常痛恨的。所以，他在打倒魏忠贤的时候，不管究竟是什么原因进入阉党的，都一律打倒，结果朝署为之一空。当初为了做点事不得不结交阉党的人，崇祯也不管还能不能用，都一起打倒。而当初反对阉党的人，也不管究竟能力如何，都加以召用。过了几年一看，东林的人也就是夸夸其谈，实际上也靠不住，只好又走回到老路上去，任用宦官。
东林党后来将三党污蔑为奸党，千方百计排挤、打击，三党真的就都是坏人?恐怕也未必见得。只不过在当时士大夫已经形成了以出身、郡望为基础的圈子，其中固然有人投身其中，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肯定也有些人是不得已而为之。
同样的，那些名为东林的人，越往后，就越难说都是所谓正人君子了，恐怕也是有不少投机分子的。相比之下，阉党得势实际上只有天启四年之后到崇祯登基，总共三年时间，而东林得势则至少出现过两次比较重要的机会。
一次就是天启登基，出现了所谓众正盈朝的局面，东林成为天启初期的官员主体，另一次则是崇祯登基之后，直到崇祯四年。如果东林党真的有他们自己宣扬的那么忠君爱国，赤胆忠心，这些时间里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出什么能够扭转局势的改变?崇祯一开始把阉党全部驱逐，几乎全都用所谓的正人君子，结果是局势并没有好转，到崇祯四年，他只好又走回到信用宦官的老路上去，重新启用一部分阉党。
实际上，东林里面也有不少投机分子。比较著名的就是钱谦益，荷天下重名，号称东林领袖，结果清军打来的时候，他说自杀怕水太凉，贪生怕死，苟且偷生，连柳如是一个女流之辈都看不起他。
更糟糕的是，不管在朝廷是否得势，东林都把持着朝廷内外的舆论，始终保持着对皇帝的舆论压力。比如在辽东问题上，崇祯反复换人，一方面时他性格急躁，急于求成，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辽东将帅打了胜仗在朝廷也要被言官弹劾，鸡蛋里挑骨头，打了败仗更加要被弹劾，要追究责任，哪怕是一点小小的失利，也会把言官当成把柄抓住，直到最后被崇祯杀了，言路才能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