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顺应历史潮流，通过“教”“带”“给”等多种方式，对农民开展了有效的政治动员，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使中国革命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踊跃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事业，中国共产党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就必须不断实现各项政治目标、凝聚各方力量，也就不能离开各种政治动员。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进行的农民运动政治动员，其基本做法、显著成效、成功启示对于我们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大革命时期是指1924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时期。此时，虽然旧的封建帝制已被推翻，但帝国列强仍在华横行，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人民生活贫苦、思想混杂、信仰缺失。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经验时提出:工人阶级不能孤军奋斗，要结成广泛的同盟军。毛泽东在早期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特别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更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并且逐渐意识到在农民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有效地对其进行政治发动，是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从1925年初开始，毛泽东首先以韶山及周边为实验田，成功地点燃了一把革命烈火，同年底在《革命》半月刊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1926年，毛泽东担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编印《农民问题丛刊》，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1927年，毛泽东又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同时以极大的热情指导和考察各地农民运动，并形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其以后的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运动政治动员，拟从三个方面进行初步探析。
一、基本做法
毛泽东在农民运动政治动员过程中，采用了许多有效做法，归纳起来有三个基本方面。
(一)“教”
毛泽东从小立志救国救民，因早年受梁启超“教育兴国”思想影响，他一直关注对于民众的思想宣传发动，在认识到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后，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探索如何让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摆脱封建思想的荼毒，接受新思想。
1．在走访中“教”
如何最有效的教育和发动农民?毛泽东倡导到农民群众中去，他说:“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毛泽东认为只有做穷苦农民的知心人，了解他们的疾苦，告诉他们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在哪里，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解决农民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才能有效发动农民。
1925年，毛泽东在家乡做了大量走访工作，据当地老人回忆:毛泽东每天早出晚归，带领党支部成员毛福轩、贺尔康、庞叔侃等人，四处奔走，翻山越岭，踏遍了家乡及其附近的各个村落;1926年，他还曾组织农讲所50多名学员赴韶关农村走访;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他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情况。毛泽东真正带头做到了深入农民的“教”。如1927年1月5日，毛泽东在银田寺走访，了解到团防局长汤峻岩破坏农民运动，任意杀害无辜百姓，农民对他恨之入骨的情况，便支持农民进行坚决的斗争:对那些残酷杀害农民的大土豪劣绅，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汤峻岩不诛，不足以平民愤。毛泽东从革命的目的出发，坚决站在农民一边，提升自己的认识，回击当时党内有些人称农民运动是“惰农运动”的污蔑。
由此可见，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教育发动了农民，同时也为其进一步了解农民疾苦以及农民运动情况获得了丰富的素材，在不断解决问题的思考中，升华了毛泽东指导农民运动的理论水平，也让他在以后的具体工作中能更好地“教”。
2．在办学中“教”
要实现对农民的教育，最长效的办法就是办学，用系统的方式启发教育农民。为此，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带领大家不断完善农民教育事业。最开始的尝试是在1923年冬，他派人在湖南创办农村补习教育社，编写农村教育计划。一年以后，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毛泽东又决定进一步在湘江学校设农村师范部，以“专以养成农村学校教授人才，促进农村教育为宗旨”。1925年，毛泽东在一批革命骨干的协助下，利用现成的祠堂、族校，在韶山一带建立农民夜校，到7月间，发展到20多所。毛泽东除了教授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用得着的文字和数学外，还进一步讲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甚至包括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农民夜校的引导作用很大，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还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在他们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6年，全国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担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还到国民党中央党务宣传员养成所、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训育员养成所、广东大学附属中学、国民党广东青年部夏令营讲习班等处讲授关于农民问题的课程。作为“农民革命的大本营”，毛泽东领导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更加注重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加强对他们的军事训练。毛泽东亲自给学员讲授《农村教育》《地理》《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他在讲稿中提出:农村教育是现社会很大的问题。现在农村盛行的是封建教育，就是忠孝主义，它“钳制人民自由数千年之久，使个性发展丝毫无有”;今后农村教育要适合于农民的需要，“适合于农民经济之发展，并使农民得到解放”。农讲所设军事训练部，注重实战，军训时间占学时的三分之一。农讲所的教学以学员自主学习为主，启发为辅，让他们带着问题到农村去实地调查、学习、研究。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毛泽东在武昌倡导建立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学员739人。毛泽东除了延续以前的教育方法，还加入了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学习内容。通过这些方法，培养了大批的农民运动骨干，这些人后来分散到了各地，为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成为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主要革命力量。
3．在聚会中“教”
大革命时期农民阶级处在社会的底层，缺乏受教育的机会，眼界相对狭窄，这就导致他们的政治观念淡薄，因此对农民进行政治宣传发动异常困难。毛泽东善于寻找突破点，在农村各种聚会活动中进行教育。
1925年，毛泽东回家乡，有一次铁陂枞树滩办丧事，毛泽东借吊唁的机会，和大家谈起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卅惨案后，湖南各地纷纷成立雪耻会，在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成立大会上，当时到会代表有六七十人，却吸引了三四百当地群众前来围观，毛泽东在大会上激情澎湃地发表了演讲，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屈辱历史说起，讲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五卅惨案用血的事实教育了中国人，如今长沙、湘潭等地反帝爱国运动已经掀起了高潮，我们也应该团结起来抗击帝国主义。在大会上，毛泽东和农民热烈交流，同时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和小册子。春节时，他还在家里摆起了牌桌，开流水席，以此为掩护，召集吸收了一批思想较为先进的农民，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创办各种组织。其中，农协骨干大多是接受新思想并具有强烈革命意愿的农民，依靠他们来影响身边的人效果无疑是巨大的。
(二)“带”
“教”解放了农民的思想，“带”则是争取农民权利最有效的步骤。思想决定行动，行动产生伟力。只有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将农民有效的组织在各种基层组织中，就能造成空前的团结。
1．党团组织“带”头
毛泽东充分发挥了党支部的政治动员作用，重视基层组织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支部应成为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组织。”
1925年到1926年，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均设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分别出任书记和委员。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基层组织。6月，在毛泽东卧室上的小阁楼里，他亲自领誓，带领着毛新梅、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郑重宣誓入党，这也标志着他建立了当时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中共韶山支部(下设7个支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积极筹备建立了以他为常务委员的国民党湘潭县第七区党部。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一共建立了7个国民党区分部。
不管是在培训学员的演讲或讲课上，还是在各个组织的建立仪式上，毛泽东多次不断强调建立党组织领导开展农民运动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他勉励大家“不怕艰辛，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革命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只有经受住考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为了革命，很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毛泽东在韶山最开始发展的几位党员，在后来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带头舍生取义了，后人誉之为“韶山五杰”。
2．农民组织“带”领
建立了党团组织，毛泽东便可依靠党团组织的成员，再分别建立各种农民组织，如在领导韶山农民运动期间，毛泽东便组织农民协会、雪耻会等农民组织来具体带领农民。其中雪耻会为公开的群众组织，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宗旨;农民协会为秘密组织，毛泽东是总发起人，各地发起人则以中共韶山支部成员为主。这些组织发展迅速，很快便建立了20多个，其中在清溪镇成立的湘潭县特别区农民协会以及在银田寺成立的湘潭县第一区农民协会便是其中较大的秘密农协组织，据1926年12月的《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记载:“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韶山一共有2个区农协、71个乡农协，农协会员达到了4万余人。
(三)“给”
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农民利益才能有效的奠定群众基础。要群众真心拥护并投入革命，就一定要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政治上关心他们的人格尊严、经济上关心他们的生产生活、文化上关心他们的思想解放。只有这样，“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1．“给”政治权利
搞农民运动就是要推翻封建剥削制度，所以从政治上来说，毛泽东首先做的便是发展党团组织，成立一系列直接领导机构，以此带领农民将权力从地主等剥削者的手里拿回来，给予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
1926年10月1日到13日，中共湖南区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农民最低的政治要求，明确指出:农民应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如自卫队、纠察队、梭镖队等;县政府实行人民选举的方式，给予政治选举权等。
事实上，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带领大家同地主土豪做斗争，让他们在政治上有了话语权，并且参与到政府相关机构的管理中去;教育发动了一批教师，利用召开教育会、学委会会员大会的机会，提出对其进行改组，最终主持了教育会和学委会，随后韶山大部分地区公立学校和族校校长职务，由进步教师担任，让农民及其子弟同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2．“给”经济权利
在大革命时期，虽然还不足以让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但是在维护农民的利益方面，如迫使地主减息、增加雇工的工资、不准加租加押、不准退佃、平粜阻禁、废苛捐等方面，毛泽东带领大家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1925年7月，韶山大旱，农民颗粒无收，为解农民的燃眉之急，毛泽东与党支部和农协的骨干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放粮。其中大地主成胥生不仅不答应，还打算囤积居奇，暗度陈仓，将谷米外运，去高价地卖钱。在获知消息的第一时间，毛泽东立马组织了数百人带着武器，连夜赶到银田寺码头，拦截了这批外运的粮食，通过说理斗争，最终成胥生答应开仓平粜，由此一来，其他地主便不敢造次，让韶山农民顺利渡过了这次旱灾，这是韶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平粜阻禁斗争。1926年10月，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各省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提出减轻佃农田租25%的提案，得到通过。
3．“给”思想文化自由
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糟粕之一就是愚民政策，广大农民头脑中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在面对命运的不公时，他们往往寄托于神仙和宗教，笃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毛泽东抨击封建宗法制度，指出所有的族权、父权、神权都是不合理的，他鼓励妇女也可以进祠堂。毛泽东曾说:“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一直活跃在宣传一线的毛泽东善于带领大家进行舆论宣传，积极营造出革命的氛围来影响、感染农民。他指导农协张贴大量浅显易懂的革命标语，表演农民爱看的文艺作品，比如排演了《农民苦》、《五卅雪耻》等花鼓戏，其中就穿插了关于革命内容的演讲，由此来解放农民的思想。
农民夜校让农民有了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有些地方开始普及义务教育，并拨款对农民进行补习教育;农民也有了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农民协会禁烟禁赌、破除社会陋习、解放妇女，让社会风气为之一新。这一切都让农民在获得新思想的同时，跳出了迷信的包围圈。
二、显著成效
毛泽东从问题的根本出发的做法，不仅成功地把农民发动、组织了起来，而且迅疾成燎原之势，显示出了前所未有力量。
(一)把农民动员起来了
毛泽东通过“教、带、给”，使广大农民群众懂得了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源，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和革命目标，调动了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毛泽东点燃了农民心中的一把火。长期以来，农民一方面受尽了地主豪绅的欺凌，另一方面还遭受着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年到头不得闲，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遇上灾荒年间，便只有饿死和卖儿卖女的结局。他们内心对于地主豪绅充满了仇恨和愤怒，他们想反抗，却不知如何做。正如毛泽东所说“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通过宣传学习教育，大多数的农民接受了新思想，了解了时局，认识到了革命的必要性。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深深地感到:农会在政治教育方面的作用很大，“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就是“开一万个法政学校”也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农协会员与农民讲革命的好处，宣传革命道理，很简单的标语、图画和讲演居然深入人心，“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
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让农民从思想上开始摒弃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长期以来的禁锢，思想观念为之一新。妇女走进了祠堂，祠堂改成了夜校，寺庙的观音、菩萨扫地出门，放小脚、剪巴巴头、自由恋爱结婚等不再被称为大逆不道。他们敢于同统治阶级叫板，在政治上渴望获得自己应有的自由和权利;在经济上希望摆脱封建压迫，拥有自己的土地，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1926年底，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后，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民大革命的高潮。
(二)把农民组织起来了
毛泽东通过党团组织、农民协会组织等把农民组织起来了。农民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地主豪绅种地劳作，没有自己的组织，就只是一盘散沙。只有当农民的热情被点燃，再进行有效的组织，才能够将力量凝聚起来。在中共中央农委的指导下，到1926年5月，全国已有省农协4个，县农协37个，区农协294个，乡农协5023个，会员981442人。由此，分散的农民有了组织，农民协会渐渐发展为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村中的大小事情皆靠农民协会解决，农民协会因为代表农民的利益，所以也是农民的维护者、教育者。这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较为充分和有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感叹农民在农会的带领下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效果，“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三)把农民力量显示出来了
解决了广大农民的思想问题、组织问题，其力量自然就会显示出来。被发动起来的农民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伟力。1926年10月下旬，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强调农民运动应先集中在湘、鄂、赣、豫发展，配合北伐，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的统治，可见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农民运动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1927年实地考察了湖南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毛泽东亲眼看到了农民革命如火如荼的情景。后来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具体总结为:一般为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严重的便关进县监狱、驱逐、枪毙。他们争相推翻了乡间的都团政权机关，如在韶山，农协会员便先后缴了西二区上七都团防局劣绅成胥生、第二区团防局汤峻岩的大印和枪支。韶山最大的地主，成氏家族走向了末日。自此，韶山农民运动达到了最高潮。
经济方面的斗争也是非常有效的。一是开展平粜阻禁，一旦发现地主偷运谷米出境，即组织农民开展平粜，有效制止了谷米的外流，保证了本地粮食市场的流通供应;二是减租减押减息、不准退佃，普遍实行“东佃各半”、“二五减租”的政策，废除了亩捐、特捐、田息鸡等苛捐杂税;三是规范本地商业市场的秩序，建立消费合作社，出售农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煤油、火柴、盐等。
由此，毛泽东在大革命期间，通过各种方式的政治动员，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动员了大批的农民投身革命，证明广大农民群众中蕴含了强大的革命力量，为党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作了有益的探索。
三、成功启示
历史只有为现实服务，才能够显示它的价值。毛泽东当年成功的农民运动政治动员中蕴含着最朴素、最有价值的力量。
(一)实现政治目标，必先搞好政治动员目标靠行动实现，行动靠思想引领，思想靠动员统一。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目标的一个重要法宝。从大革命时期，为了发动农民阶级，支援革命，促进北伐的胜利;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发动全国人民抵抗侵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争取和平;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为和平、为祖国、为家乡”的抗美援朝战争;直到后来的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政治目标的动员，我们都取得了辉煌业绩，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此方面的重要经验。
政治动员这个法宝用得好不好，首先在于重视程度高不高，尤其是各级主要负责同志重视程度高不高。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始终重视运用政治动员这个法宝。政治目标确定后，要实现好政治目标首要的任务是搞好政治动员、统一群众思想、凝聚各方力量。动员宣传的力度越强、工作做得越细致，思想越统一，群众发挥出来的力量就越大，最终实现目标的效果就越好。
不管现在或者将来，我们都不能轻视或忽视政治动员。即使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地位、权力发生了极大变化，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的基础也得到了极大提升，但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要，都在提醒着我们，政治动员必不可少且需要与时俱进。
(二)搞好政治动员，必有先进理论指导动员他人，动员者必须掌握先进理论，才有号召力和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发展开放性，是近代和当代最先进的理论。它是因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产生，是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出发的，是来源于实践最终也被实践所检验的真理，不仅深刻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且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在实践这一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思想，所以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生命力。
毛泽东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在指导农民运动过程中，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比如农民革命思想中的农民主力军以及建立农民革命武装力量、土地改革的观点就是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当时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采用“反剥削、反压迫”“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思想动员，对于当时的农民阶级无疑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当然，先进的理论是具有实践性和发展开放性的。共产党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始终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先进理论指导，必须结合具体实际先进理论是普遍真理，它必须与具体实际结合，才能发挥好的指导效果。
毛泽东在参加党的一大前就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从不脱离实际、生搬硬套、照搬照抄，而是把马克思基本原理紧密结合实际以指导实践。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民大多是文盲，天天干农活，生活贫困、居住分散、外界交往少，以致思想相对狭隘、目光相对短浅。毛泽东从农民这一实际出发，采取“教、带、给”等多种做法，对农民进行政治动员，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建设甚至改革开放提供了成功经验，值得我们今天继续认真研究学习。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王明、博古等人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能说不高，但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使中国革命连连遭受失败，甚至到了断送革命的地步。其教训是深刻而惨痛的，究其原因，根本就在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尤其是其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坚持先进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大到一国，小到每个人，想问题、干事情，如果不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结合实际、求真务实，而是从书本或别人的经验出发、理论实际两张皮，就迟早会碰壁甚至栽大跟斗的。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政治动员，到现在过去近100年了，但其政治动员的基本做法和取得的显著成效，对于我们的革命、建设、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于我们今天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伟大复兴仍具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白晓波，女，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宣教部副部长、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