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渺然一瞬，但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却可能意味着开天辟地、沧海桑田般的河山巨变。一百年前的1920年，是农历庚申年。拨开世纪烟云的迷雾，在时间隧道的长廊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个高大、瘦峭的身影，游走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这个有着浑厚乡音、爽朗笑容和明亮眼神的青年，正在苦苦寻觅中华崛起的强国之路，用心谱写民族振兴的铿锵乐章……
一
皇城根下，“驱张”运动
1919年12月18日，一列从湖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坐着二十多名湘籍人士。他们是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以下简称“驱张”运动)公民代表团的成员。北洋军阀张敬尧自1918年3月督湘以来，施行暴政，民怨沸腾，湖南民众不堪其扰，自发组成“驱张”运动联合代表团，赴京请愿。而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正是时年27岁的毛泽东。当晚，毛泽东一行冒着严寒、脚踏积雪，住进了北京西城的福佑寺。
能够入住福佑寺，得益于时任京都市政督办公署坐办吴瀛的安排。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易培基，是吴瀛当年在湖北方言学堂英文系的同窗好友。而颇为看重毛泽东的易培基，也是这次“驱张”运动的幕后推动者之一。此外，毛泽东还带来了法文老师李青崖的亲笔信，而李的夫人吴琴清正是吴瀛的大姐。基于这样的因素，吴瀛自然不敢怠慢，对毛泽东一行格外关照。
进京伊始，已有《湘江评论》办刊经验的毛泽东就亲自筹划，在福佑寺里成立了北京通讯社。他们就地取材，在后配殿里设置“工作间”，香案作“桌”，木板架起的通铺当“床”。白天外出开展请愿活动，夜里回来伏案奋笔疾书。亲任社长的毛泽东，带领大家编辑、撰写、油印各类揭露张敬尧罪恶和“驱张”运动消息的稿件，并向全国各大报社发稿，常常彻夜不息。特别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湘人对张敬尧私运鸦片之公愤》《湘人力争矿厂抵押》等稿件，经北京《晨报》等报刊转载后，让更多人聚集在“驱张”运动的旗帜下，其中就包括熊希龄、范静生、郭同伯等湖南社会名流。
毛泽东是在福佑寺里迎来1920年第一缕朝霞的。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看着自己刚刚写就的“激扬文字”，这个年轻人对新的一年充满了期待。但这一年的开始，不只有和煦、温暖的阳光，还有接踵而来的不幸和伤痛。
1月17日，毛泽东的恩师，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弥留之际，杨昌济强撑病体，给自己的好友，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写信，郑重地把两位得意门生——毛泽东、蔡和森举荐给他。当杨昌济用颤抖的手写完“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的遗书后，如释重负，说罢“吾意正畅”，便溘然长逝，终年49岁。
正当毛泽东强忍悲痛，竭尽全力帮助料理恩师的后事之际，6天后，又从湘潭老家传来了他的父亲毛贻昌撒手人寰的噩耗。虽说自小与父亲不睦，但毕竟血浓于水，闻讯后他心如刀割，默然良久。身为长子的毛泽东深知，从此自己必须承担起照顾弟妹的家庭重任。
但这些不幸与伤痛显然没有击倒这个刚毅的湖南青年。1920年1月28日上午，湖南“驱张”运动各界代表团在毛泽东的组织带领下，冒着凛冽的寒风，迎着漫天的飞雪，一齐涌向新华门开展请愿活动，并向时任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靳云鹏递送了《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的请愿书，痛陈“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的悲惨景象和“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坚定决心，强烈要求张敬尧下台。30年后，当毛泽东以国家领袖的身份再次见到新民学会副会长李思安女士的时候，还不忘与她一同回味当年“到新华门坐冷板凳”的情形。他们说的就是1920年在北京进行“驱张”运动代表团联合请愿的事。
毛泽东与湖南“驱张”运动代表团在北京先后进行了7次请愿活动，一时间在全国上下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驱张”运动舆论热潮。一场实力悬殊、看似以卵击石的“军地对抗”，在当时全国各政治、军事集团角力的大背景下，居然实现了“逆袭”，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张敬尧最终被赶出了湖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不无自豪地聊到这段往事。“驱张”运动的成功，使得青年毛泽东的视野跳出湖南的一域之地，站在了全国乃至世界这样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思考问题。从此，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冉冉升起。
二
黄浦江畔，惜别学友
1920年4月，“驱张”运动目的基本实现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几经周折，来到上海，住进了安南路214号(今安义路63号)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房子，当时这里是湖南新民学会和湖南改造促成会会员在上海的活动驻地。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处理“湘事善后”：为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友送行，参加工读互助团，“设计”湖南乃至中国的未来。
实际上，在北京领导“驱张”运动的4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已经开始在思考如何改造湖南乃至中国的事情。这个时期的毛泽东，还是改良主义的信徒。他的理想是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创办一所自修大学，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过一种所谓“共产的生活”。其实，早在1918年4月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创立新民学会时，就已有了这一理想的雏形。无论是学会最初确立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还是其后调整的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都要求会员生活严肃、思想进步、胸怀大志，为国家民族崛起而奋斗。而出国勤工俭学，就是实践这一理想的绝佳路径，也是新民学会成立后积极倡导的一项重要活动。
按照毛泽东最初的想法，新民学会的会友要有计划地到当时世界革命最前沿的俄国或法国，去研究最进步的思想学说，从中选择、归纳出最适合自身发展的“中国道路”。1918年8月19日—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第一次进京，就是组织会员去北京学习法文。1919年的夏天，蔡和森、向警予等第一批会员已经登上了赴法的轮船，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活。但出国留学，毕竟费用不菲，后续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就因经费无着，一度滞留上海。
由于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在沪举目无亲的毛泽东，只好拿着恩师杨昌济的亲笔信，去拜见旅居上海的老乡章士钊，求予资助。章士钊读罢杨昌济的临终手书，不禁为这位中年早逝老友深挚的爱国情怀和举贤不避亲的伯乐精神打动，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化解了新民学会的燃眉之急。40年后，身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每年从稿费中拿出2000元，托自己的英语老师章含之带给她的父亲章士钊，直至1973年章老去世，连本带息地偿还了这一宿债，留下了一段佳话。
在沪期间，毛泽东与李思安、彭璜等25人联名发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并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以实行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的半工半读、互助协作。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基本上实现了他当初那种“共产的生活”的理想。
虽然解决了赴法勤工俭学最大的经费难题，但作为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毛泽东却并不想去欧洲。16年后，在与斯诺的交谈中，毛泽东坦陈：“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多，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这次人生抉择后来备受人们称道，也显示出青年毛泽东卓尔不凡、富有远见的犀利目光和不务虚华、脚踏实地的求是精神。实际上，除此之外的其他几个因素同样不可忽视：一是毛泽东重孝在身，他要担负起“长兄代父”的家族责任。二是杨昌济归葬故里，他要兑现照顾好恩师家人的承诺。因为此时毛泽东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已经恋爱，并到了该谈婚论嫁的阶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时的毛泽东，“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将留在国内参与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
三
南陈北李，薪火相传
当毛泽东还在尝试用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方法改造湖南乃至全中国的时候，华夏大地上的共产主义运动火种已经悄然播种。“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实际上，在毛泽东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上，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革命导师厥功至伟。
毛泽东何其有幸，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之初，就能够与“南陈北李”这些马克思主义先驱有了交集与联系，从而逐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中国何其有幸，在最需要有人顺天承命、救民水火的时候，一个志向远大、勇于担当的青年恰逢其时，始终出现在他最应该出现的地方。
1920年3月，在初春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李大钊和邓中夏等人组织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此时正在北京参加“驱张”运动的毛泽东，很快就成为李大钊所说的那种“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毛泽东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组织的诞生地。1920年的5月，上海街头的白玉兰花开正艳，陈独秀发起的以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了。就在1920年的5月9日，毛泽东和彭璜、李思安一道分别去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拜访了陈独秀和“很提倡国际主义的”吴廷康先生，寻求着手建立“共产党”的指导。而这个吴廷康，就是大名鼎鼎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赴华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
毛泽东在沪期间，曾多次拜访陈独秀，并与之促膝长谈，就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这也使得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后来，毛泽东曾多次回忆起与陈独秀在上海的这一段难忘时光：“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30—133页)
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并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包含了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目的等10条内容。虽然没有资料显示毛泽东参与了其中多少具体工作，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他曾在与蔡和森等人的通信中，商讨过“关于党的名称问题”。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就是最初由蔡和森提出，后来经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才“一锤定音”的，毛泽东功不可没。
1920年8月，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这是中国最早的党组织，实际上起到了党的发起组织作用，也是全国各地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为后来的建党伟业奠定了基础。
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肩负着筹建组织的重任，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乡湖南。历经北京、上海之行的“求取真经”，“藏器于身”的毛泽东正摩拳擦掌，准备在家乡大干一场。
四
重返长沙，建立组织
1920年6月的湖南，“驱张”运动胜利后，地方实力派人物谭延闿借势赶走了张敬尧，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次督湘。为了展现“开明”的姿态和粉饰“自治”的门面，谭延闿高调宣布，废除张敬尧主政期间的苛捐杂税，允许民众自由结社、出版印刷、发行报刊等。一时间各种新兴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度死气沉沉的三湘大地终于露出了些许民主的曙光。
刚从上海回来的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机，立即会同彭璜、易礼容、何叔衡等新民学会的骨干会员，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宽松环境积极开展新文化运动，向广大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为了解决宣传阵地的问题，经过深入调研和周密考虑，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四处奔走，邀集了易培基、姜济寰等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文化团体——文化书社。
1920年9月9日，长沙市潮宗街56号的门前鞭炮震天、鼓乐齐鸣，设在这里的文化书社隆重开业了。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毛泽东专门请身兼湖南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闿为“文化书社”题写匾额，并亲临剪彩。那时的谭延闿绝对不会想到，毛泽东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和红军的缔造者。10年后，当得知与朱德、彭德怀一同率部攻打长沙的就是当年书社的实际“店主”毛泽东时，已经当上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谭延闿追悔莫及：“晓得如此，我当时剪么子鬼彩啊，还不如把他抓起来枪毙了。”
文化书社最初销售的书刊，有《新俄国之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图书100余种，杂志40多种，报纸一二种。这些书报当时颇受长沙进步青年的欢迎，常常是货到不久，即被抢购一空。后来在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关照下，才保证“货源”充足。此时的毛泽东，对谭延闿仍抱有某些幻想。他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并没有完全放弃改良主义的主张，直到他起草的“自治”运动请愿书被谭延闿断然拒绝之后，才看清了这些封建军阀的真实嘴脸。他在给向警予、罗章龙等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曾激愤地写道，“几个月来，已看透了”，又说“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强调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个主义，就是他开始笃信的马克思主义。
1920年底，经过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筹划，湖南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长沙秘密成立。此时的毛泽东，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已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25年后，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的入党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指中共八大)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
这年冬天，毛泽东与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在北京豆腐池胡同迸发的爱情火花越烧越旺，他们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毛泽东的教师宿舍里，举办了简朴的婚礼。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终于在这一年喜结良缘。
1930年10月，杨开慧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敌人严刑拷问她毛泽东的去向，并且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解除夫妻关系，杨开慧坚定地说：“牺牲我小，成功我大……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是年11月4日，杨开慧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长沙城外的浏阳门识字岭，年仅29岁。杨开慧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验证了对毛泽东的爱情宣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27年后，64岁的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昔日同学李淑一复信时，曾附词一首，寄托对爱侣深深的怀念之情。
1920年很快就过去，1921年6月下旬，毛泽东与何叔衡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会议。因为，开天辟地的时间到了。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73期
【中共葫芦岛市委办公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