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全泰一(全泰壹)为许多中文读者所熟悉，首先是通过《韩国工人》一书，后来还有可从网络下载的电影《美丽青年全泰壹》。本文发布在《工厂龙门阵》第6期(2012年12月)，时代背景介绍之外，有关主人公的生平事迹，取材于刘建洲老师翻译的《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一书。写作焦点则是“战斗性工人如何形成”。
韩国战斗性工人全泰一小传
作者 谢若林
⒈ 六十年代韩国的大环境
20世纪30年代，是资本主义“金融风暴”、工业危机与国际战争的年代，萧条、失业和劳资冲突四处蔓延。1941年，为了走出危机，美国与日本大打出手，以便重新划分亚洲的市场、资源以及商业运输线。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它的朝鲜半岛殖民地获得独立。在半岛的南部，建立了美国一手扶持的韩国。
在殖民地时代，韩国工人可谓“干的比牛还多，吃的比猪还差”，积累了大量的阶级矛盾。迫于日本统治者的刺刀威慑，韩国工人长期忍气吞声。韩国独立初期，统治秩序一度松松垮垮，工人抓住这个机会，纷纷罢工、游行，甚至占领工厂，要求改善待遇并成立工会。从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韩国发生了2388次工人示威，参加者达60万人之多，一时风起云涌。四十年代末期，在美国顾问的指导下，李承晚总统为首的韩国政府左右开弓连杀带抓，暂时粉碎了工人的反抗。
整个五十年代，韩国一片昏天黑地。上层吃肉撑得要吐，群众连汤都没得喝。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高官直接开公司当老板，与他们有交情的一批私企把持了银行、电气、日用品等行业。1945-1959年间，美国先后给了韩国二十多亿美元的援助，但大多被台上的权贵贪污了。与殖民地时代相比，韩国工业产量缩减了一半，1957年只生产了一万六千吨钢，基础设施建设缓慢，电力严重短缺，就连水泥的销路都不好!多年后，韩国官方也承认五十年代实在是一塌糊涂：“中小企业(产业)、出口产业萎缩，供给严重不足，物价飞涨”(见《朴正熙经济论著选》)。在城市，打工者挣扎求生。1956年，政府公布的失业人数是113万人(总人口两千万人)，而女工、童工和临时工工资只有男性正式工的一半。五十年代中期，国家修改劳动法，正式取消了罢工权。不过，当局还是无法彻底禁绝罢工。以1957年为例，全国至少发生了118起罢工，集中于煤矿、铁路以及电力部门，基本要求是加薪或缩短工时。在人多地少的农村，日子更不好过。粮价低化肥贵，种地不赚钱，加在农民头上的捐税繁多，殖民地时代保留下来的地主阶层普遍经营高利贷，榨干了农民最后一点积蓄。结果，农村人口纷纷涌向城市。
五十年代韩国的一个特点，是教育领域的复兴。1960年的在校生总数比1945年多两倍，小学入学率接近100%。但与此相伴的，是大、中学生“毕业即失业”的老大难现象。
执政十五年后，李承晚集团处境不妙，几乎把人得罪光了：不能安定政局，浪费宝贵的无偿援助，让美国靠山失望;不能提供广泛就业，让工人、学生失望;无力振兴经济，让国内资产阶级失望;中央小圈子紧抓权柄不松手，不给底下人晋升机会，让中下层军政官僚失望。旧的权力格局，走到了尽头。
1960年1月，总统换届选举的舞弊行径激起了学潮，最终引爆了全国性的反政府抗议，美国在幕后指示韩国军方袖手旁观，把李承晚逼下了台。经过了一年的动荡后，1961年4月朴正熙将军发动政变，军政府的时代降临了。对美国大资产阶级来说，它需要一个得力的打手，帮忙维护对美有利的亚洲秩序。其次，它需要一个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强样板，向韩国及世界劳苦大众证明无需从事工人革命，也能过上吃穿不愁的好日子。于是，美国一手导演、朴正熙登台执行的“维新”开始了。
为了收拾人心，也为了打击政敌，朴政权痛斥“官员道德败坏，非法财富的聚集，使我国成了腐败和不公平的温床”(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出台了若干反腐败措施，清理了某些与昔日高官瓜葛太深的巨商。但所有的雷霆手段，无非是给新贵的发财之路扫平障碍。1970年，韩国上层内斗，揭露出特务部门“中央情报部”长官李厚洛的非法收入达一亿美元以上，这只是朴正熙“维新政策”下官商勾结的黑幕一角。
同时，朴政权高举“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旗帜，全力引入外资。1959-1977年间，韩国吸收了美日为主的70多亿美元投资，建起了纺织、钢铁、造船、电子、汽车等产业，大量上马铁路、高速公路、港口和电站。1964年，韩国启动“出口第一”战略，用补贴和减税政策鼓励开辟海外市场。1970年韩国全年出口额超过一亿美元，比十年前增加十倍。1971年，政府开辟了“出口加工自由区”，专门立法规定区内不许成立工会和举行罢工。1976年，韩国出口额达到81亿美元，多数是工业制成品，一个急速强盛的地区性大国，显露了雏形。
韩国工业初步繁荣的主要成果，化为内外资产阶级的利润。六十年代中期，朴正熙集团用私有化的方式，把一大批国有资产贱价转交到私企手中，进一步强化了民间老板的实力。工厂越多，工人的队伍也就越壮大，1960年全国工人总数200万，1975年达到480万。不过，工人数量的增加，并未立即导致阶级斗争的自动高涨。在美国教官的训练下，韩国国家机器空前强化。除了六十万正规军、十几万警察，还编织了一张由三万“中央情报部”特工与三十万线人组成的全国特务网，对这片九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国土进行无所不包的监控，到处都有窥视的“眼睛”和偷听的“耳朵”。在六十年代的韩国，虽然大学校园有些不稳，数百万工人却是死水一潭……
⒉ 全泰一的少年时光
1948年8月26日，本文的主人公全泰一出生于韩国大邱市的一个缝纫工家庭，是家里的长子。他的父亲老全是当地某纺织厂的缝纫工，在独立初期的工人运动中，老全(那时还是小全)一度卷了进去，参与了要求加薪的厂内罢工。纺织厂的老板不愿让步，雇来新工人顶替罢工者。老全和工友们堵住厂门，不让新招来的工人进厂，或者把溜进厂的新人“押送出境”。他们坚持了一个多月。政府与资方串通一气，这边老板威胁关厂，“谁不想干就卷铺盖”，那边警察把带头罢工的几个人抓进去严加拷问，工人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实在坚持不住，只好复工。经历了这场风暴，老全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埋头挣钱不问他事。
连着生了几个孩子后，1954年老全从大邱来到首都碰运气。打了几年零工，老全攒了一点点钱，弄到两台缝纫机，开了一个小缝纫店。不幸，他的生意不顺，有时布料受潮，有时被人拖欠货款。折腾了几年，家里的光景没啥起色。1960年，他似乎时来运转，得到一笔缝制几千套中学校服的大生意，不料交货后，中间商卷款潜逃了，老全亏本亏得眼冒金星。这一闷棍砸下来，全家简直变得一贫如洗。在韩国，一直存在男人酗酒打老婆的恶习，有些男人唯唯诺诺面对老板、上级、恶警或日本殖民官吏的训斥耳光，回到家里喝点小酒，雄赳赳打老婆踢孩子，恢复“男人的自信”。老全也一样，眼瞅着开店失败，他隔三岔五喝个烂醉，骂骂咧咧。
不管老全怎么借酒撒疯，家里的日子还得过下去。泰一的妈妈做点朝鲜小吃，沿街叫卖。当父亲的缝纫店开不下去以后，读小学的泰一和弟弟也退了学，每天卖报，还制作出售粗糙的木头勺子、拖把一类日用品，后来又去街头擦鞋。这样的时光持续了一年，当时他12岁。
1961年，泰一全家搬回大邱，老全又弄到一架缝纫机，振作起来了。泰一给他打下手，学会了一点缝纫活计。1963年，家里条件稍微好转以后，他和两个弟弟上了一年的补习中学。好景不长，家里又交不起学费了，他和弟弟们也彻底离开学校。失意的父亲隐匿他乡，好久没有音讯，母亲去首都做帮厨，泰一也跑到首都，在火车站当搬运工，还擦鞋、卖报。他的几个弟弟妹妹有的去了孤儿院，有的后来也跟着泰一当搬运工。回想起这段日子，泰一写道：“连虫子都比我们过得好”。那一年，他刚好16岁。
⒊ 和平市场的服装工业区：谁的天堂？谁的地狱？
在60年代的韩国首都，有三个批发服装的相邻大市场：和平、东华与统一。市场所在地原本是个大贫民窟。1961年，政府拆掉了贫民的棚屋，建起一排排多层厂房，供服装工厂与贸易公司入驻。行政当局成立了“和平市场公司”，负责工业区的卫生、安全和税收。服装厂一般位于每栋厂房的二至三楼，一楼专营零售批发。三大市场的生产贸易规模越做越大，全国的服装技术工云集于此。据全泰一的研究，在1968年，这三个市场有800家工厂(20000工人)，国家的同期数据是428家工厂(7600工人)，原因是存在许多未登记的黑厂。在1970年，三大市场垄断了全国70%的服装生产与批发。每逢重大节假日，各地商人带着现金赶来排队批货。这里是老板们放飞梦想的天堂，如果运气不坏，一两年里，三四台缝纫机的作坊有希望变成二三十台机的工厂，有的老板还能买下厂房。
一般来说，每个服装厂都雇有裁床师傅及助理、车位工及助理、徒工、杂工以及熨烫工组成的生产班子。据全泰一的调查，60年代末的和平市场有14000工人，包括4千车位工和助理，还有4千徒工。老板的人数在一千左右，管理人员不足三百。裁床师傅多为男性，其他工人则多为女性。每逢旺季，各厂都会贴出“急招徒工”的告示，因为徒工的身价最便宜，用起来也最合手。徒工一般在12-15岁之间，工资最低，也最受气，他们做各种活，比如熨烫、剪线头、钉纽扣。需要8年左右的时间，徒工才能成为车位工。当时厂里的缝纫机全是日本货，价格昂贵维修不易，生产的服装无论是否出口，价格都压得很低。对老板来说，他主要赚的是“人工钱”，工资少、工时长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和平市场公司”一开始就充当了雇主的协调机构，统一规定工业区的工资待遇，避免个别老板为了赶货，给工人稍高的工资，从而破坏整体投资环境。重大节假日来临前的两周到一个月内，工人通常大量加班，但没有加班费。夏季和新年前后则是淡季，工厂关门或只上半天班，工人在空闲时间义务打扫车间，或找个服务员、小贩一类的临时工，等待旺季的到来。
一个典型徒工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就以泰一熟识的徒工“施达”(化名)为例吧。她十三岁，每天坐公交上班，从早八点干到晚上十一点。车间的面积通常是18平米，隔成上下两层，每层高度1.5米，总共塞了10台机和32个工人。车间里没阳光、充斥着布料粉尘、油脂味和管理的辱骂，她直不起腰，也不能随意上厕所。再说，厕所和冲凉房都太少了，总是不够用。车间里冬天太冷、夏天太热、照明太差，而货是永远做不完的。午休的时候，她和同伴爬到楼顶，往附近的一所运动场扔石子，这是徒工们一天里的主要娱乐。她工资不高，还要负担家里的开销，所以常常不吃午饭。她两周休一天，但也可能临时加班。她每月要通宵加班两到三天，每次加通宵，老板都给她吃“抗睡药”或打“抗睡针”。每天快下班的时候，她会眼痛、脚肿、目光呆滞。年复一年，她在厂里一干就是八年，21岁的时候已经手指变形，有时连筷子也拿不起来，并且得了胃病或肺病。虽然“和平市场公司”也会在指定医院为工人安排体检，但大家都知道那是走过场的：“X光机里没有底片，体检后也不给工人诊断报告”(1970年全泰一的相关调查)。
虽然徒工的生活很糟，但这好歹是一份可以补贴家用的工作。60年代的韩国，劳力充足，老板有用不完的人手，而国家也为企业的用工自由提供了一切便利。
1964年，和平市场多了一个徒工，他叫全泰一。
⒋ 全泰一的打工生涯：观察与思索
1964年春，泰一在和平市场附近擦鞋，看到某裁缝店“急招”徒工，他就去了。店主简单问了他几句，要他马上上班。这是泰一的头一份稳定工作，他很兴奋，憧憬着接济父母和弟妹们。不过，虽然每天工作14个小时，工资还不够他付房租，所以上下班前后还要继续擦鞋，挣饭钱。由于他是有经验的熟手，很快当上车位工助理，工资翻了一倍，可还是不够付房租。他连续换了几家厂，并与家人重新住在一起，减轻了一点租房的负担。
泰一是个敏感多思的年轻人，工厂劳动的单调节奏并没有让他迅速迟钝。1966年秋天，他写道：“我们不能不服从裁床师傅，他对我们有着绝对的权威。如果我们对晚上加班表示不满，第二天他就只派给我们很少的活。”派的活少了，工资就少了。换了几家工厂后，他的见识更广了，发现“除了大型工厂，在几乎所有工厂里，裁床师傅都扮演着工厂管理的角色，掌握着招聘和解雇工人的权力。这也是为什么对工厂主来说，‘裁床师傅是老板的得力干将’的原因”。
泰一了解到，服装厂的每个小组都有一名裁床师傅充当工头(他是小组的“老板”)，手下有一名助手和两名徒工。厂里不与小组直接打交道，一切通过工头。工头跟厂里商定小组的工资，而且从来没什么明确标准，即使是旺季，工人工资往往只比淡季高那么一点。与其他工人一样，泰一感到工资太低：“我干得都累趴下了，并没有拿到与自己的辛劳相匹配的工资。这不公平”。
身体劳累、收入微薄，还不是一个工厂工人面对的全部难题。资本主义工厂的大生产把员工变成机器，这让全泰一特别感到压抑。对此，他有一段难得的记录：
“工厂里充满了巨大的金属噪音，以及车位工恼怒的声音。我不能区分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自己仍然努力工作。对我来说，工作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是按照自己知道的去做它罢了。除了自己正在做的东西，我没有任何的意识。不，甚至是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现在也变成了一种机械的、自动的工作而已。实际上，我什么都不是，我成了自己工作的旁观者。我的身体在做着工作，但这种工作并没有得到谁的指示。我的感觉和噪音告诉我，自己做完了多少英寸的活路，干了多长时间的活。所有的布料都是在裁剪台上被测算、拉长和剪裁的。但是，是谁裁剪了这些布料呢?每当这种念头浮上心头，我都明白，是我在裁剪这些布料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做这些自己根本不想做的工作?当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问题的答案时，下班回家的时间到了。我洗完脸，换上衣服，和工友们说声再见，之后，就回家了。在家里，我吃过晚饭，和家人聊会天，然后睡觉，一天的时间就这样结束了”。(1967年3月13日日记)(译者刘建洲)
泰一过着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日久天长，泰一萌发了当裁床师傅的念头：“这样一来，我就能够与工人站在一起，并与工厂主进行公平交易”。当然，对个人而言，裁床师傅也能赚更多的钱。说干就干，泰一向来是个行动的人，他换了厂，成为裁床师傅的助理。经过几个月的见习操作，1967年春，他被所在工厂提升为裁床师傅。生活又转了一个弯，前面是什么?
⒌ 帮助别人，很难
虽然当上了裁床师傅，泰一的钱包并没变厚多少。他自嘲道：“三年(工厂)的艰辛生活和(之前)十四年的贫穷，把我变成了一架点钞机”。不过，他毕竟只有19岁，总是很容易就充满希望。当上裁床师傅以后，他很认真地尝试改善徒工的处境，减轻她们的劳动强度，放她们提前下班，更不会拿她们当自己的出气筒。为了加班问题，他与老板发生了几次争执。后来，徒工们回忆说，她们都把泰一当作自己的大哥。
与许多工人一样，泰一很快对离自己最近的基层管理或工头产生反感，对老板就容易保留幻想。在得知自己被提升为裁床师傅后，他高兴地在日记中写道：“从明天开始，我将努力工作，来报答我的老板所做的一切”。事后发生的一切证明，那个老板确实是善于玩弄他人的老狐狸，发现泰一工作认真的优点后，就诱导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把泰一累得死去活来，直至醒悟自己受了那个“伪君子”的骗：他给老板省下的成本，并没有用在改善徒工待遇上。
虽然泰一在车间努力创造一种温和的气氛，但是他改变不了徒工的经济地位和生产环境，只好眼睁睁看着不平之事继续发生。他见到一个徒工喝了抗睡药之后，干了三个通宵，搞得视线模糊，也抬不起胳膊，吓得在车间里痛哭。他见到一个女工忽然吐血，泰一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诊断她得了肺结核，然后那个女工被解雇了。他看到许多徒工为了省钱，不吃午饭，就把坐公交的费用给她们买了一点面包充饥，自己走夜路回家，结果被派出所抓去盘问。当然，就算警察不找他的麻烦，这样蛮干下去，他的体力也撑不了多久。
泰一的母亲察觉他的所作所为后，劝他少管闲事，自己家的烂摊子还忙不过来，哪有余力去管别人?泰一回答道：“看到那些比顺德〔注：顺德是全泰一的妹妹〕还小的女孩子在烟雾弥漫的环境中，从上午八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不吃任何东西，我就问自己：这是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
泰一的母亲没法回答儿子的疑问，再说她自己也受尽了贫困的折磨。但现实生活很快用自己的方式终结了全泰一“为徒工做主”的幻想。当他又一次让生病的工友提前下班，单独清扫车间时，老板撞见了这一场面，大发雷霆：“师傅要做师傅的工作。你为什么要干预徒工的工作?你这样，是给她们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第二天，老板发现泰一又把加班太久的徒工放回家，就当场解雇了他。
泰一很快在别的厂找到了工作，他是熟手裁床师傅，工业区里又到处招人，所以不用太担心饭碗问题。有一天，他偶然发现了《劳动基准法》，便怀着惊喜钻研起来。如今，他想从法律的角度打开一条工人自救的道路。
⒍ 《劳动基准法》与成立“傻瓜社”
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各国政府，都擅长一种愚弄大众的老花招：制订“保护工人”的法律，但不执行它。当工人沉默时，国家自然无视老板的违法行为，当工人起来反抗，国家便及时援引“良法”，骗取工人信任。反过来说，假如国家在立法领域对工人过于苛刻，随后又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修改法律，就会自陷被动，可能导致工人更直接地进攻资方及其后台——国家。当国家成为工人的靶子，它就难以伪装中立，把工人斗争限制在一时一地，也就使资产阶级的整体统治变得脆弱。正因如此，国家对待工人很少彻底撕破脸皮，而总是尽量“说好话，办坏事”。
在60年代的韩国，《劳动基准法》就是这么一部颇为“理想”的法律。基准法第42款规定“工人每天工作时间八小时，每周48小时，在工人同意的前提下，可延长到60小时”。第45款规定“雇员每周至少享受一天带薪假日”。还有关于危险工作环境的规定(第43款)，有关于为年龄低于18岁的工人提供教育设施的规定(第63款)，有医疗保健的规定(第71款)，有工伤事故的规定(第8章)，有禁止女性和不满18岁的工人上夜班的规定(第56款)。它甚至规定13-16岁工人的工作时间最高不得超过9小时，违反规定的雇主应判刑两年。
当然，这部法律从未被遵守。对工人来说，《劳动基准法》是一堆废纸，自然没人了解它的内容。
泰一发现了这部《劳动基准法》之后，如获至宝，在家无数遍翻阅，出门到处带着它，还首次提出了工人自我组织的主张。如今他每天一下班，就跑到和平市场找人谈话。与裁床师傅金桂南交谈时，泰一说“作为个体，我们是软弱的。一旦联合起来，就能战斗，变得坚强有力。改善工人待遇，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但哪怕裁床师傅的一小部分组织起来，就至少能落实《劳动基准法》。要是老板拒绝落实，市场上三万工人可以罢工，那样一来，老板就不能不听取我们的要求了”。
小金听了这番话，既害怕又想试试。他们两个出钱在一家咖啡馆聚会，邀请了十几个裁床师傅。多数与会者正在找工作，所以一个劲地谈论工资、工位、老板和各厂的变化。这次“聚会”可谓闲谈会，与泰一期望的严肃讨论相去甚远。但他可不是个轻易认输的人。随后的一段日子里，他到处找相熟的老员工谈话，推广《劳动基准法》，可惜总是被笑骂一顿，甚至有人说“只有傻瓜才干这种没谱的事”。泰一还出钱邀请某些裁床师傅看电影，企图说服他们参与筹备工人组织的活动。1969年6月，在全泰一几乎生拉硬扯的努力下，“傻瓜社”总算成立了。成立时，泰一解释了社名的含义：“我们的生活像一架机器，从没有反抗过剥削我们的雇主。……我们必须完全看清自己的处境，这样才不再是傻子”。
在泰一的反复督促下，这次“创始会议”通过了好几条行动目标：落实八小时工作日和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多联系其他裁床师傅;学习劳动基准法;有物质条件后，租一个带电话的办公室;在和平市场进行劳动条件的调查;寻求赞助，开办“模范工厂”。就“模范工厂”一事，泰一颇有激情地解释说：“老板总是推脱‘世道不好’没赚什么钱，还说如果他们不开厂，我们就没饭吃。工人可以向老板证明：没有老板，工人也能有饭吃;用更人道的方式开厂，也能盈利。只要外界了解和平市场的情况，一定会有慈善家来帮助我们开厂”。
不过，“傻瓜社”的多数人参与聚会只是想跟同行交换打工信息，一旦找到工作，就不掺和这事了，只剩下全泰一还干劲十足地东忙西走。他印了“傻瓜社主席全泰一”的名片，带着名片到处拜访工人，讲解《劳动基准法》。1969年8月，泰一拉上几个“傻瓜社”成员，向和平市场的工人发放了一百份问卷，调查劳动待遇。这事被老板们觉察了，全泰一被列入黑名单，不得进入和平市场。他一时也顾不得今后的生活出路，带着回收的问卷，直奔市政府找“劳工监察员”提交报告。劳工监察员的职责，名义上是监督工厂遵守《劳动基准法》，如果厂方违法，监察员就责令工厂整改。实际上，监察员通常是所辖地区各位老板的好哥们，好得穿一条裤子。泰一见到的那位监察员，让他放下报告，说了句“我会处理”，就把他赶出来了。小全有些发懵，又去了一趟劳工部，部里的接待人员答应“调查”，自然也毫无悬念地石沉大海了。1969年的冷秋，泰一依靠打临时工维持温饱，反思前一段热火朝天却又无疾而终的行动，他对所处的资产阶级社会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这是否意味着自己斗争的对象不仅仅包括雇主，还包括劳工监察部、劳工部，甚至是某种更为庞大的东西?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自己又怎么能够期待《劳动基准法》得到执行呢?要是每个人都反对我的话，我又怎么可能战斗并取得胜利呢?这一罪恶现实的铜墙铁壁，该有多么的厚实?这道铜墙铁壁，该有多长、多远?”
⒎ “模范工厂”的幻梦
“傻瓜社”的失败，一时间让泰一成了情绪的俘虏。他不再拉人加入“傻瓜社”，也把《劳动基准法》扔到角落去了。不过，即使是逃避，他还是颇显行动者的本色。这次，他试探的方向是“模范工厂”。
作为了解内情的服装工人，泰一深知那帮老板的生存之道：“这些制造商的竞争，以牺牲工人的工资为代价。正是工人和消费者成为他们竞争的牺牲品。……为了降低成本，他们生产并兜售劣质产品。例如，一件服装的内层会尽可能采用最差质量的材料。这意味着服装外层的保质期能够持续五个月的时间，但内层就只能够持续一个月了”。
泰一写道：“1，我必须创办一家企业，缴纳应缴的税收，将工人当成人来对待，为应该上学的工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我一定要向我们社会的商人尤其是和平市场的工厂主证明：即便是这样，这家企业也是赚钱的。创办这家企业的目的，就是向人们示范，应当如何经营一家企业，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了。
2，首先，由于我必须获得一笔资本，我必须向社会上的许多慈善家求助，让他们理解我的目标，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资助我们的这家模范企业了。我相信：我们的社会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如此的吝啬和思想保守”。
他设想的这家企业应拥有三千万韩元的资本，向工人发放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缩短劳动时间，设置图书室和乒乓球桌，还要安装供热系统。他梦想着把“模范工厂”办成一个教育实验基地，让就业的工人有朝一日独立创业，把工厂的理念传播开去。
当然，这个设想从头到尾都是十足的幻梦，泰一其实也明白它纯属空想。很快，全泰一就被迫从逃避中清醒过来，因为他和他的家人需要生存。他去工地当了四个月小工，给家里赚点生活费。他的母亲回忆说，在工地时，泰一有时回家，他穿着工作服，瘦得厉害脸色发青，眼睛困得睁不开，还在絮絮叨叨谈论“工人遭受不公”。看着儿子这幅狼狈的模样，她很想笑，又笑不出来。
⒏ 重返和平市场，成立“三栋会”
1970年9月，泰一返回和平市场，找到了一份裁床师傅的工作。韩国工业处于持续的大繁荣中，不断有新资本家进入市场办厂，泰一这个“捣乱的小人物”被忙得团团转的老板们遗忘了。站稳脚跟后，他找到了金桂南和其他几个工人，成立了“三栋会”(即涵盖三个市场之意)，决议再次开展劳工调查、扩大组织乃至发起静坐罢工。泰一频繁拜访市政厅、劳动部，跑到电视台请愿，联系过“东亚”广播公司的“市民之声”节目组。节目组的记者告诉他，必须提供具体数据，才可能上节目。这一要求坚定了“三栋会”成员的劳工调查决心。
在1970年的韩国老板眼里，工人问卷调查也是大逆不道的造反，泰一就曾因此上过黑名单。这一次的问卷包括劳动时间、休息日、加班原因、职业病和体检、工厂是否遵守劳动基准法等一系列问题。秘密调查组织得很好，避开了老板，回收了一百多份问卷。泰一等人通过工友，还搜集了各厂的其它信息，并征集到上百个签名。1970年10月6日，“三栋会”向劳工部提交了一份请愿书，题为《关于改善和平市场服装产业工人的工作状况的请愿书》。请愿书概述了和平市场的工作环境、工人的工资、加班和职业病问题，声明“我们工人已经下定决心，我们不能再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这样下去，我们的健康将不保。因此，我们这些请愿者强烈呼吁劳工部，要求纠正这种状况”。
⒐ 媒体报道·谈判·示威
1970年10月7日，奇迹发生了：《京乡新闻》城市版头条以“三栋会”请愿书为基础，刊登了有关和平市场工人状况的长篇文章。泰一和其他几个人在报社买了三百份报纸，赶回市场向工人出售和散发。工人一般是很少买报的，那一次却大不同：不少工人花了高价买报，有一位工人还捐给“三栋会”1000韩元。目击者说，那天晚上市场里像过节一样，工人们成群聚在一起，议论这篇报道，笼罩着工人的长久沉默，一下子打破了。之后的几天，不少工人主动找到“三栋会”，许诺参与斗争。
10月8日，“三栋会”开会决定向雇主们要求缩短工时、支付加班费、安排体检以及提高一倍徒工工资，“三栋会”还表示要起诉违反工时安排的老板。10月11日，“三栋会”的三位代表(全泰一、李圣珠、金泳木)来到“和平市场公司”办公室，递交了上述要求，还附带要求了一堆较具体的改善要求(安装通风照明)。管理层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们，表示“好的，我们明白”，然后要求工人略微忍耐一下，给雇主一小段时间。全泰一在内的工人代表毫无谈判经验，他们同意稍微等等，抱着“先看看情况吧，或许真能解决”的念头，乖乖离开了。
虽然管理层暂时稳住了“三栋会”，但是全泰一又促成了一批个别讨薪的行动。当时，他本人已被老板找茬炒掉了，没有拿回工资。《京乡新闻》刊登了和平市场的文章后，泰一和“三栋会”一起去厂里要回了工资。其他工友听说后，纷纷到当初自离的工厂去要工资，而且都很顺利，不由得士气大涨。
由于担心“外部势力”插手工人抗议，朴正熙集团决定采取安抚政策。劳工部派来的劳工监察员找到全泰一，恭维他是“青年楷模”，并许诺在劳动节给予“三栋会”的成员一笔奖赏。劳动法务部的一位中层官员，也约见了“三栋会”的代表，劝诱他们先找工作，把和平市场的劳资矛盾交给政府部门：“我们一周内解决此事”。泰一和其他工人轻信了他，分头进厂了。当“一周解决”的谎言被拆穿后，泰一召集“三栋会”开会，决定10月20日在劳工部门口举行示威。那位负责与“三栋会”沟通的监察员，闻讯找到他们，请求暂缓示威：“给我时间向上级反映你们的诉求”。泰一同意了。几天后，这次的缓兵之计又露馅以后，监察员请泰一吃饭，直接摊牌：“你有什么个人问题或困难的话，我可以用各种方式帮助你。所以说，你干嘛不忘了劳工运动这事呢?”泰一当场跟他翻脸了。
听取了全泰一的有关汇报后，“三栋会”全体成员决定10月24日在位于和平市场的一家银行门口举行示威，示威标语包括“遵守《劳动基准法》!”“周末我们需要休息!”。泰一等人四处联络工人参与示威，但他还不知道，“中央情报部”已在秘密监视“三栋会”，还派出特务私下接触“三栋会”的成员，请吃请喝，博得了部分人的信任，个别工人甚至邀请这个特务协助搞示威。10月24日，和平市场的全体保安倾巢出动了，“三栋会”成员则在各厂走动，告诉工人“银行门口中午有娱乐活动，一定去看”。中午时分，几百名工人聚集在银行大门附近，有的人是来参与示威，多数人只是好奇而已。这时，市场保安也开始挥着棍棒驱散人群。
就在工人和保安即将混战一团的时刻，“中央情报部”派来刺探“三栋会”的代表终于亮相。眼看局面越搞越大，他被迫出马。首先，他在市场里部署了众多警特密探，并通知所有工厂主关闭厂门。然后，他把泰一等人叫到“和平市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软硬兼施，大谈“无论什么事情，对国家有利，就是对工人有利”。几位在场的董事则要求“11月7日以前，请克制一下吧!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泰一听了抬腿就走，但有的“三栋会”会员一听资方的软话，就硬不起来了，再次答应“彼此各退一步”。
泰一憋着气回到银行门口，工人早都散了。他问一位工友：“如果他们11月7日不守信的话，怎么办?”那位工友说：“我们就再搞一次示威。”泰一点点头，他说：“我们不再后退了，直到要求得到实现”。
11月7日，资方的“最大努力”还是不见踪影。“三栋会”又碰了一次头。泰一提议11月13日举行一个烧掉《劳动基准法》的仪式，并打出标语“我们不是机器!”“我们不是奴隶!”“让我们每周见一次太阳!”。按照泰一的构想，他将站在一张桌子上，阅读《劳动基准法》的某些条款，然后呼喊“如果不执行，这些条款有什么用呢?这些美妙的条款都是空话，为什么不烧掉呢?”，然后他象征性地烧掉这本书。其他人则呼喊口号，开始示威。
⒑ 全泰一之死：“我们不再后退”
1970年11月13日，下午一点，和平市场的老板警告员工“外面有流氓搞事，你们不要出去”，保安也封锁了市场的各条通道，“三栋会”的几位成员被预先扣押在保安办公室。下午一点半，全泰一等人携带的横幅被警察抢走。泰一指示工友们先去示威现场，他稍后再去。当大家来到现场时，他们看到几百个工人围在那里，与保安警察推搡着，而“三栋会”联络过的记者，并无一人到场。
十分钟后，全泰一出现了，他把老相识金桂南拉到一条巷子里，说：“局势好像发展到了这样的一步，我们中的一个人必须做出牺牲”。然后，他要桂南点火靠近他的衣服，桂南下意识地服从了。全泰一全身冒起了火焰，原来他把一罐汽油浇在了自己身上。他跑到许多工友所在的巷子里，大声呼喊：“遵守《劳动基准法》!”“我们不是机器!”“他们不是机器!”“不许剥削工人!”，之后，他扑倒在地。所有的人都吓呆了。
一位工人脱下衣服，扑灭了他身上的火。他被送往一家医院，他的母亲赶到医院，但是没钱交医药费，医生拒绝抢救他。他被转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晚十点，全泰一去世，终年23岁。
六年里，全泰一尝试过他能想到的全部手段，去争取改善工人生活。他用技术工人的身份庇护徒工，他宣传《劳动基准法》，他一度幻想建设皆大欢喜的模范工厂，他曾指望国家官僚的力量，他求助记者，他急切地想撮合工人的联合。他感觉到国家与资本联合构筑的铜墙铁壁。他质问：“为什么它(即国家)在明知雇主们所犯罪恶的情形下，却依然保持沉默?为什么保持沉默的，不仅有劳工监察部门、劳工部、政治家，还有媒体、宗教人士以及知识分子?”
直到死，全泰一仍未找到确切答案，他只是不愿再后退了。
全泰一自焚事件震动了韩国的工人和学生。自那以后，一大批学生走入工厂，努力参与工人斗争。八十年代中期，韩国爆发了巨大的罢工运动，改善了工人的整体待遇。但国家与资本围绕工人阶级构筑的那道墙并未倒塌，只要老板可能损失利润，工人便首先被牺牲。全泰一的理想——“不再有人受到富人权势的威逼”，仍有待实现。
后记：本文中的主人公生平部分，主要取材于韩国石枕出版社的《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韩文作者为赵英来，英译者为全顺玉，中译者为刘建洲。特此鸣谢。另，韩国导演朴光洙拍摄了影片《美丽青年全泰壹》，配有中文字幕，有兴趣的工友可以上网搜索视频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