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导言
近年来，法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现象：极右翼势力抬头，在法国政治版图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黄背心”运动爆发，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及其与统治精英的矛盾得到了集中呈现;左右分野的传统政治格局趋于崩溃，出现共和国前进党和国民联盟两极对立的态势;环境保护运动兴起，欧洲生态–绿党在多地赢得市镇选举，法国政府也将生态转型列为重点工作推进……种种迹象与征候，究竟何者才是现今法国政治舞台的主轴，什么才是理解法国当下变迁的关键?本文作者塞巴斯蒂安·华(音)自认作为国立行政学校的毕业生有着熟悉法国统治精英内情的优势，又因与统治精英保持距离而能进行相对客观的分析。他指出，法国统治精英近年来逐渐意识到了现行政治制度的不足与自身能力的欠缺，但却不愿向公众言明这种不安。在他看来，唯有承认问题之所在，才有可能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方能化解当下的民主危机。
统治精英不愿言明的不安
作者：塞巴斯蒂安·华(音)
今天的统治精英面临着双重敌意的夹攻：一边是民粹政治势力的步步紧逼，另一边则是大众对精英自发的不信任感。不安的情绪正逐渐袭向统治精英。长期以来，统治精英被某些替代性的政治话题(thématiques politiques substitutives)转移了注意力，直到很晚才意识到法国的经济与社会活力早已陷入了停滞。
问题的引爆：
统治精英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
“黄背心”运动的爆发令统治精英意识到了问题之所在。这场运动在时间上同英国退欧、特朗普当选等事件相去不远，汇入了欧美各国的民粹主义浪潮之中，因此引发了统治精英对法国正面临持续性结构危机的担忧。事实上，早在2002年雅克·希拉克和让–马里·勒庞跻身总统选举第二轮以及2005年法国民众公投否决欧洲宪法之时，法国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就已悄然显现。
今天法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主要体现在精英阶层和中产或大众阶层之间的分野，而“黄背心”运动集中体现的正是后者的不满与忿恨。这背后有着多重原因：在贸易全球化的趋势下，价值链与工作机会都从法国外迁;由于生产力下降，工薪阶层的薪资几乎不曾增长;就业市场两极化，低端服务业取代了旧有的中等岗位，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当这部分民众回望过去，发现父辈与祖父辈的社会地位一路向上攀升，而自己的社会地位却在不断下行的时候，难免会对未来生出一种悲观的情绪。
除“黄背心”运动外，政治体制日益脆弱与民主体制受到质疑的事实也让统治精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虽说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与机构设置尚未遭到质疑，但2017年大选两极对立的现象令人忧心：马克龙正是依靠团结“共和国阵线”来抵抗国民阵线才大获全胜，但随着世代的更迭，很难说“协力抵抗极右势力”这条在二战解放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集体意识还能存续多久。今天，民众对直接民主的诉求日趋强烈，议会民主则愈发不得人心。传统媒体“权力之源”(méta-pouvoir)的作用遭到削弱，有关政治的讨论转移到了社交媒体之上，耳濡目染的年轻选民因而不会再与父辈共享同样的价值观，不会对政治投机者保持应有的警觉——而这可能会造成政治体系的最终崩溃。
问题的出处：
不平等加剧，公共政策无力，社会保障失灵
统治精英很晚才意识到法国社会出了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法国中央集权的特点。更确切地说，法国的精英教育机构、政治权力机关齐聚首都，政治人物与高层官员早已习惯了从大都市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要知道，在专门培养政治人物的国立行政学院里是没有地理这门科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统治精英自然难以照顾到外省与郊区，必然会与底层民众脱节，而在全球化中处于边缘地位，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最少的，恰恰是这部分民众。
二战之后，法国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法国模式”，在1983年之后又作了更为自由化的修正。面对经济长期停滞的黯淡光景，本应通过财富再分配促进公平的公共政策根本无力扭转颓势，既不能改变消费结构，也无法促进经济发展。诚然，有些行业出现了新的工作岗位，但工作的位置与所需的能力却进一步拉大了地域之间的差距。劳动力的流动与相应的职业培训或许可以缓解这种困境，但远水终究解不了近渴。各路人马施行的种种公共政策尽皆失效，但大家都只是将攻击的矛头对准政治人物，却不曾质疑这些政策本身是否有效，是否合理。
作为主政者，统治精英应当将利益不同的各种社会阶层都纳入照顾范围之内，他们也确曾作出拓宽社会保障体系的努力，却最终往往收效甚微。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两点。首先，社会保障意在分担风险，让被社会遗忘的群体和遭遇厄运的公民也能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但福利国家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不平衡现象过于严重，社会保障体系就会陷于失灵；其次，有些措施过去之所以会被接受，就在于民众认为这不过是为适应全球化而采取的临时策略，但这些措施延续至今，郊区民众的生活状况却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
问题的掩饰：
试图转移焦点的统治精英终作茧自缚
法国社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统治精英可以说是难辞其咎。治理的重心本应落到社会与经济问题之上，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社会和经济开始遇到麻烦时，统治精英并未积极应对努力改善困境，而是逐步发展出了一套转移焦点的机制（mécanismes de diversion），将民众的注意力从社会经济问题转向了欧洲一体化、保护少数群体权益、捍卫法兰西民族特性以及环境保护与生态转型等替代性话题之上。他们无疑因此受益颇丰，因为讨论经济会撕裂法国社会，激起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底层民众与得益于这一进程的少数群体之间的对立，但焦点一旦转移至如上替代性话题，统治精英就能以历史进程与时代进步之名团结大多数人，维持对法国社会的治理。
就在这种背景下，法国的社会经济问题终于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积重难返。统治精英“什么都干不了”早已成了民众的普遍共识，而这种想法绝非没有道理。除财政赤字与地方分权的冲击外，叠床架屋的法律规范也是削弱中央政府能力的重要原因。这些法律每一条都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保障着一项正当权利，单拎出来审视的话毫无问题，但凑到一起就变得尾大不掉。诚然，就某些条文进行修改是可能的，但有些法条还与法国的欧洲事务和国际承诺产生了联动，使这项改革任务愈显困难。而与统治精英坚守理性“经济人”假设，将治理简化为在约束条件下实现多数人利益最大化问题相对的是，法国民众仍然对集体身份有所坚持，相信个体的未来仍要依存于集体的走向，希望能够将集体组织的命运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乃至重新确立民族的主权。在这一点上，统治精英可以说已经与民众的诉求脱节，这既可以解释前者为何会对英国退欧与特朗普当选惊诧不已，事实上也正是精英与民众彼此怀疑互不理解的根由。
但是，即便统治精英现已意识到问题确实存在，他们恐怕也不愿就此轻易承认。统治精英视专业能力为自身执政正当性与政治地位的源泉，奉技术专家政治为国家治理的圭臬，认为正因如此，法国才得以在战后迅速摆脱百废待兴的困顿局面，实现黄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承认法国社会出了问题，这不啻是抽去了他们统治正当性的基石，也难怪他们要使出浑身解数为自己百般辩解。
统治精英首先强调了意愿的重要性。文学作品中或许存在天命的因素，但政治生活绝无命定的厄运，缺少的只是强烈的意愿与将其付诸实施的坚定决心。不能者，不愿为也：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壮丽历史、立下丰功伟绩的国王皇帝、推翻一切的法国大革命，有哪件是不依靠热情，不凭借意愿就能实现的呢?此外，有部分统治精英还将问题归咎于民主制度，把自己化约为民众意愿的传声筒，绝口不提政治人物可以发挥的历史主体作用，从而将自己的责任卸得一干二净：统治者既然经过民众自由选举而产生，那么若是施行的政策不尽如人意，就去怪罪选举制度吧!最后，统治精英抱持着乐观的心态，宣称问题其实没有大家担忧的那么严重。经济形势如“黄背心”运动退场反映的那样正在不断好转，政治体制危机不曾像有些评论家预测的那样到来，而宣称代表民众怒火的政治势力似乎也没有取得与其号称规模相称的选票对吧?就算真的存在问题，那也是国家财政几近崩溃，政府权威日益削弱，跨国公司权势凌人，社团主义四处生根的原因。
问题的解决：
承认问题并进行政治改革是必由之路
承认问题不是件容易的事。任何政治主张都意图唤起民众对光辉未来的向往，任何竞选团体都不敢最先宣称旧有的体系已经失效。但是，唯有承认问题，才是化解民主危机的良方。
首先，这能让民众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统治精英怯于承认过去犯下的错误，不能调整公共政策以应对新的形势，致使媒体的报道、知识分子的预警都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考虑。眼见自己遭受的痛苦被一再忽视，法国底层民众很难不会生发出被国家遗弃的情感来。其次，有部分民众早就认识到了全球化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给法国带来的问题，承认问题可以避免让这些认识到真相的民众有受骗的感觉。至于尚未意识到问题之所在而将其归罪于统治阶层的民众，若能通过承认问题让他们最终明白对他们抱有敌意的是现实情势而非统治精英，那么社会上的各种论辩也会随之得到缓和。最后，承认问题对“婴儿潮”一代出生的法国民众而言恐怕尤为不易，他们还留有黄金三十年的美好记忆，不曾历经幻灭的苦痛，同时又因人数众多在全国选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任何指出问题的尝试都会危及吹哨者的政治前途。但既然目前执政的统治精英自己已经告别了幻想，他们就应当有所担当，引导前辈告别怀旧的伤感情绪，以便为法国更早找到新的出路。
承认问题终归是政治改革的必由之路。毕竟，如果现存制度没有问题，为什么要进行政治改革呢?财政困境与法律限制常被统治精英用作辩解何以寸步难行的挡箭牌，但却很少质疑这些问题本身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很少想过要对此进行改变。可民众早已不满于当前的社会现实，诉求改变的意愿已在2007年与2017年大选两度得到了集中的呈现：这两次选举中最终被送上总统宝座的，都是宣称要与现行制度决裂，着手改革法国的政治人物。民粹势力同样希望改变法国现况，但他们提出的方案是开倒车，是回到过去，他们借以吸引选民的是怀旧伤感的情绪，而非开创未来的能力。
目下气候变化与生态转型的话题逐渐升温，诉诸环境保护的政治势力在地方选举中异军突起，法国政府也将生态转型列入了今后的重点工作。但是，生态转型只是上文提到的一种替代性话题，将目光转向环境保护并不能抹去社会经济困境才是问题症结之所在的现实。统治精英若是仅仅专注于生态转型，就必然面对二选一的局面：或者将其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加以推进，弃早已陷入停滞的经济与社会活力于不顾，这样就必然引发民众更大的不满;或者将生态转型包装成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良方，向底层民众宣传他们能从中获得的好处，但2013年因抵制生态税而席卷农业大区布列塔尼的“红便帽”运动与2018年因抗议加征燃油附加税最终横扫全境的“黄背心”运动早已作出了此路不通的最佳注解。
文章来源：
摘编文章：Sébastien Hua : « Le désarroi réprimé des élites », Le Débat, mars-avril 2020.
网络链接：http://le-debat.gallimard.fr/articles/2020-2-le-desarroi-reprime-des-elites
译者介绍：
张禹晗，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