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矛盾的，有东风也会有西风，有正风也会有歪风。
歪风来了怎么办?毛主席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顶住”，他常说：
“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
1965年8月11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是讲打仗方面的问题的，讲如果敌人打进来了，如何诱敌深入，讲越南战争，但他还讲了一件事，他说：
“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
毛主席讲的“六二年刮歪风”，指的是刮的“单干风”。
在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走了许多弯路，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中国经济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进入了一段困难时期，甚至发生了较大的饥荒。尽快恢复经济，尤其是恢复农业生产成了头等大事。但在怎样恢复这个问题上却是众说纷纭，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有人是“一片黑暗”，对农村集体经济失去信心，认为单干这个办法好，这部分人还相当多，至少在高层，还一度成为多数派。
毛主席忙个搞调查，他把1961年当成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他把自己身边的人派到各地基层搞调查，他自己也频繁地离京考察，他说：
“我就不相信中国的事情办不好，只要下决心，只要大家一条心，天塌下来扶之直，地陷下去也能扶之平!”
他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还集思广益，为人民公社制定一个章程，一个发展的大纲，那就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也就是著名的“农业六十条”。他一直坚持从集体主义那些找答案，从马克思那里找答案，他说：
“不搞集体化怎么行啊，不搞集体化，就没得办法搞大生产， 也没得办法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管理，一家一户也抵御不了大的自然灾害。”
毛主席在调研中得到的情况是：生产正在好转，经济正在恢复。
主张单干的人们一个劲地说：单干的办法好，恢复只要三二年，不然就要七八年。
邓小平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办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对于分田到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 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了才能进。”“安徽的同志说得好‘黄猫黑猫，逮住老鼠才是好猫。”
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调查回京后，带着他所了解和掌握的农村情况先行向刘少奇等中央领导进行了汇报，谈了他对“包产到户”的认同态度，他问刘少奇是不是可以分田到户?得到了刘少奇的肯定。田家英去跟毛主席汇报，静听汇报的毛主席突然瞪起了双眼，严肃的问道：
“这是你调查的结果吗?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这只是你个人的意见吗?”
陈云向毛主席汇报，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需要4年的时间，否则需要8年。毛主席听着陈云的陈述，掐灭了正在吸着的香烟。
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向毛主席力荐“责任田”。
1962年7月20日，毛主席与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说：
“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有人说恢复农业要8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4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
1962年7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这次会议是毛主席对单干风发起的一次的总反击。
住进北戴河的第一天，毛主席在一份《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材料》上批示：
“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位同志阅。阅波兰农业社会化的一篇，在第五页上。阅后退毛。”
这份材料说：波兰将更广泛地采用集体经营的形式，在最近十五年至二十年内使不超过一半的农民的土地社会化。还指出，建立合作社 国家农庄的最便宜的道路是通过农业小组升人高级合作化劳动形式。
显然，毛主席把资料批示给这三位主张单干的干将是意有所指。
1962年8月5日，毛主席找了一些各区负责人谈话，还特地叫邓子恢等人参加，他说：
“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有的人主张60%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5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90%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人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在8月6日的北戴河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毛主席说：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1960年下半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际上叫大部分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这几年的一些做法，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1962年8月13，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在罗瑞卿谈到安徽的钱让能说不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时，他说:
“为什么江西没有搞单干，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情况也有好转嘛!搞得好的情况，各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8月中旬，毛主席多次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话，其中谈到：
“我们搞社会主义，搞土地革命，搞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目的就是要根据我们中国的国情搞集体主义，充分发挥‘人多势众’和‘万众一心’的优势，搞大生产和实现农业机械化，既可以有效地抵御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又可以团结人民共同奋斗，共同前进。现在有人主张搞单干，刮单干风，从根本上讲是路线问题;分田到队可以，分田到组也可以试一试，但分田到户不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毕竟是集体所有，单干绝对不行。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工具落后，如果分田到户，困难户怎么办?劳力不足怎么办?时间长了怎么办?如果那样，不要多少年，一年就可以见分晓，穷的穷，富的富，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几十年，难道还要学洪秀全?还要退回去?难道还要像过去的地主那样向农民收地租?”
北戴河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上，毛主席说：
“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邓子恢)，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
北戴河会议暴露出来的问题在毛主席看来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对他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触动。1963年6月18日，周恩来对黑龙江省委书记讲话时说：“主席回到北京就找我们谈，他说形势不那么坏，要我们找河南、山东、河北的同志谈谈。我们找了刘建勋、谭启龙、刘子厚谈。知道生产形势开始好转，包产到户应当批判。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上就把对形势的看法扭转过来了。”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也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30年不变”写进了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表面上看，毛主席用头皮顶住了越刮越烈的单干风，一部分人的看法也如周恩来说的扭转了，但仍有一部分人心里是不服的。毛主席在64年底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就说过中央有“社会主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两个“独立王国”这样的话，心里一直想着单干的始终是存在着的。
单就从恢复生产方面来说，毛主席对形势的判断是不是正确的呢?
以湖南为例，1957年粮产量226亿斤，1960年、1961年均为160亿斤，1962年、1963年逐年增长，1964年越过200亿元，1965年220亿斤，基本达到1957年水平，1966年以后湖南粮食持续增加。
就全国来说，1963年粮食产量3400亿斤，比上年增产200亿斤;棉花2400万担，比上年增940万担。整个国民经济都出现了一种持向好的走势，那种只有单干才能快速恢复经济恢复生产的情况并不存在，也没有什么道理。
因此，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时候，湖南省委记张平化说：“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
1963年12月，毛主席在人大政协会议期间，跟李先念、李富春等人讲：
“邓子恢讲，分田单干，给他八年时间，就可以彻底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我才不上他的当呢，结果怎样，我们坚持人民公社的集体化道路，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基本扭转了国民经济的重要困难，哪里用得了八年?如果真给他八年时间，中国早就变成资本主义了。”
毛主席对单干问题看的非常重的，他为什么要硬着头皮去顶这股风?绝不是一个能不能增产的问题，而是事关国家性质转变、所有制转变的大问题，事关共产党的宗旨问题，事关革命的目的问题，事关走什么路的问题。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因急事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去送他，他大声跟张平化说了一段话：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听着毛主席的话，张平化很激动，他也大声地跟主席说：“主席，我懂了。”
这段话是武汉市社科院历史文化研究员马社香采访张平化的司机赵林雍时，赵林雍的回忆。
这段话，毛主席说到了单干风问题的实质——农村所有制的基础。
中国革命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改变所有制嘛，通过改变私有的所有制为集体的所有制，最终走向革命的最高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革命的过程中，就开始逐步建立各种各样的合作组织，成为组织经济的重要形式。
1943年11月29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合作社是“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他特别强调了农村所有制的发展问题，他说：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
解放以后，通过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小农经济逐步转变为以合作社为形式的集体化经济，并进一步发展为人民公社组织形式。对于人民公社，毛主席付出了巨大的热情和心血，1958年8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肯定了这一群众性自我组织，他说：
“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群众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他们就是有那么个趋势，想要干起来。但是条理化，说清楚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我们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我看是叫大公社。人多，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杜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取消，有些已经在取消了。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得到解放。农业是个工厂，实行工资制度。工资是发给每一个人的，而过去合作杜是发给一个户，一个家长。青年人和妇女非常欢迎现在这个工资制度。人民公社的公的特点比较合作社大为提高。这是最近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出现的一个新问题。看起来，只要一传播，把章程、道理一讲，发展可能是很快的。”
在毛主席的呵护之下，人民公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毛主席亲自为它制度了“章程”，他对公社充满了期待，他认为：
“我们找到了一种形式来建设社会主义，便于从现在较低级的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进到高级的所有制(全民所有制) ，便于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进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业、办教育、办民兵，工农商学兵，各种事业综合起来搞，规模大，人多。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的人民公社，引起了世界的许多关注，当时波兰的经济学家明兹参观了十四个人民公社后认为：中国的人民公社具有世界意义，有远大的发展前途。他说：
“人民公社的建立会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重大的贡献，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定要写公社问题。”
日本山下龙三《人民公社的若干理论问题》，他认为：
“中国人民公社的产生和发展，对于广义的共产主义建设理论，提出了许多崭新而且极为重要的问题。”
1966年11 月 8 日，毛主席会见由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谈到越南的土地改革，他说：
“共产党分土地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个是走向社会主义。比如我们国内把土地分给农民，跟你们北方一样组织集体经济。但是，现在还是有两种可能:一种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一种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毛主席在这次会见中还谈到：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全世界真正革命的共产党的共同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那么坚决地用头皮顶住单干风，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坚守，是用马克思主义探寻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努力，全世界真正革命的共产党要实现伟大理想的共同出路只能是集体化，而不可能是单干这种私有化形式。
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
历史证明，这样的同志还不少呢。
在老的经常搞历史虚无主义的《炎黄春秋》杂志上曾登载过一篇关于邓子恢同志的文章，非常动情地写道：
“在他生命弥留之际，‘包产到户’这四个关系亿万农民命运的字眼，总是在梦呓低语中不断出现。”
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你的远大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难道你真的相信单干能让亿万中国人过上更好的日子吗?
真是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