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运动综述——工人监督与无产阶级政权
编译 李星
编译者按
本文主要取材于戴·蒙代尔(加拿大)著《1917年的彼得格勒工人监督》(1995年刊登于莫斯科《抉择》杂志)，以及德·丘拉科夫(俄)著《工人国家与工人自治：1917-1918年间的辩论》(2003年刊登于莫斯科《抉择》杂志)两文。在此对二位作者表示谢意。
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建立政权，是工人运动的战略目标;但无产阶级取胜的历程，却绝非按部就班的呆板过场。十月革命的内在阶级动力，表现为工人自我组织程度越高、越团结和认清自身利益，越坚决捍卫乍看起来属于“民主革命”的改良措施(8小时工作日、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政治自由和人身尊重)，越发现急需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本文试图以1917年俄国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发展为主线，揭示下列方面——群众运动如何走向高峰;有组织工人和其他劳动阶层决心夺权的集体心理变化;左翼众流派、有产阶级与工农的互动关系。
1917年，深陷世界大战、工业危机与上层密谋的沙俄暗流汹涌。首都彼得格勒工人与(农民出身的)士兵的春季起义，既推翻了帝制，又使俄罗斯一度成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注：1917年4月列宁在彼得堡本派中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群众组织遍地开花，帝国及属地的大型工业中心(从彼得堡、巴库、赫尔辛基到哈尔滨)均出现蓬勃的工人士兵代表会(即苏维埃)，企业内部普遍建立工厂委员会。与1905年出现过的苏维埃相比，工委会及其“监督生产”尚属新鲜事物;工人们总结说“委员会诞生之初，既无行动纲领，又缺活动规章。但生活给我们写出了纲领和章程，就是说，我们的最好老师是生活本身”[2](1917年12月“普吉洛夫”工厂工委会报告)。与此同时，左翼各派对异军突起的工人监督显得懵头转向;一位列宁派干部坦率地表示“扪心自问，十月革命前我党对工人监督的整体形式以及在何种经济基础上继续它，心中无底”[3](奥新茨基)。
1917年11月1日，首届全俄工厂委员会代表会开幕。孟什维克派(以下简称孟派)指出“工人监督生产的前途，关键在于澄清(正在进行的)俄国革命是否等于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一再要求列宁分子把话谈透，可他们一味回避”[4](特维尔市工人代表林科夫)。对孟派来说事情很简单：“它并非社会革命，而属于搀杂着社会改造成分的政治革命，或者说社会改良被放到了极重要位置”[5](林科夫)，无政府主义派的看法相反——“我们支持社会革命”[6](首都“施利塞堡”火药厂工人代表茹克)。至于聚集了最多革命工人的列宁派，则忙于内部重组。
1917年春列宁发表《四月提纲》，抛弃第二国际多年指导俄国工运的“两阶段论”(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相当历史阶段后再谈社会革命)，呼吁无产大众尽快夺权，导致部分干部愤而出走。更多同志作壁上观：不公开谴责列宁的新路线，但未把领袖关于工人革命的号召当回事，而认真筹划如何巩固代议民主制，以完成广泛社会改良。数月后，主张“工人政府”的托洛茨基及其“区联派”入伙;产业工人中列宁派的影响飞跃增长，但中央多数仍反对推翻资产阶级政府，难怪著名左翼政论家苏汉诺夫尖锐地质问“列宁分子到底想拿政权怎么办呢?他们显然欠缺清晰的计划和主意，充其量只堆积了些新政治纲领的原始材料”[7]。
许多深陷政治惰性的“老革命”(从斯大林到加米涅夫)感觉不到工人起义的迫切需要，基层劳动者的情绪立场却电闪雷鸣般裂变——“监督生产是所有工人会议的绝对主导话题”[8](苏汉诺夫)。尽管“监督(生产)并非社会主义。这仅是推动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9](工委会中央理事会成员、列宁派干部帕·斯克雷泊尼克)，而孟派忙于使工人监督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积极因素，以“调节和组织国民经济与劳动力市场”[10](首都工代会经济纲领主笔格罗曼)，大小老板如坐针毡。“列宁也好，托洛茨基也好，至今都没提供完整经济纲领;他们的工业主张从未超越(孟派制订的)彼得堡工代会《五一六工业要点》的范畴。大资本——比如纺织巨头、临时政府工商部长卡纳瓦洛夫——认定激进改良等同社会主义，其实远着呢!”[11](苏汉诺夫)，但有组织工人爆发的能量已让有产者吓破了胆。“工代会和其它工人组织有能力对政府施加巨大影响”[12](银行家列布申茨基)，工厂委员会索要财政文件和生产信息的劲头，让资本家和高级主管们惊怒不已，很快铁了心对抗到底。
那么，工人们到底推出过哪些经济要求呢?首先是八小时工作日。
八小时工作日
二月起义喊出了“民主共和!无偿分配土地!立即签定无割地赔款条件的和平协议!”等政治口号，另外，工人们的社会经济改良愿望也非常高涨(八小时工作日、“足以满足自由公民尊严生活”的工资和“企业内部宪政制度”)。左翼认为上述要求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改良，但资本家及其国家机器另有意见。1905年革命时，八小时工作日即为工运中心目标，但雇主和政府唾骂这是“政治讹诈”。1917年帝制垮台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命令彼得格勒工人结束政治总罢工，并得到工运多数领导层(孟派、社会革命党)的支持;然而，市工代会的复工决议受到基层坚决抵制，形同废纸。一位工人代表回忆说“当我把决议拿回厂后，就明白它毫无效力。得到自由后，我们必然借助它(即包括罢工权的政治自由——注)减轻剥削制度的压迫，与资本更好地斗争”[13]。3月7日，111家彼得堡工厂只有28家复工(首都工业家协会数据)，复工企业多半(在工人压力下)落实了八小时工作制[14]。3月24日，帝国炮兵管理总局下属各大军工厂举行工人会议，气势如虹地宣言“我们必须得到八小时工作日和其他政治自由!”[15]。
增加工资
战争使工商界大发死人财，劳工却得承担收入下降、物价腾贵与征兵的苦难。皇室逊位后，工人异口同声地要求“原封建帝俄时期的暴虐剥削条件，不应继续在新俄罗斯存在下去”[16](首都纳尔弗区工代会声明)。
3月10日，彼得格勒工代会讨论了首都无产者的生活现状，多数代表倡议立法确认最低工资制。与会的“普吉洛夫”船厂代表总结说：“工人与士兵代表会有责任站在穷人立场上观察事物，更新薪金评估办法，让工人有更好生存条件。我们责成(本次大会即将选出的专门委员会)全面了解无产者生活，并与厂方开始谈判。当主管的那帮吸血鬼跟雇主一个鼻孔出气，打着爱国旗号让大伙一贫如洗，吸干压碎后就甩进垃圾堆。(执委会的)同志们，现在世道变了!工人要求公平的薪水，老板却冲我们喊：‘完了!要动手抢啦’，同志们，你们大概不会跟着老板瞎叫唤吧?站在工人立场上，你们该告诉老板：‘错了，财主让工人累弯了腰，刮干了他们的财富，往后必须支付劳动应得的报酬’”[17]。
“企业宪政制度”
帝俄时期，企业内各级主管和小头头既专横跋扈，又多与情报部门合作迫害工运分子——厂长定期向特务汇报工运动态，对政治罢工以歇业回应;作为回报，政府派兵镇压经济罢工[18]。身为专制制度的基层环节，旧管理层充当着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活载体，且被职工视为以侮辱下属人格为乐的奴才狗腿，恨得牙痒。二月起义后，末代皇帝的退位书墨迹未干，工人便呼喊着“厂内宪政万岁!”着手清洗各级领导。为了泄愤，好多地方的工人把高级白领们用麻袋蒙头塞进货运推车，于大群人的哄笑中铲到厂外;后来的清洗气氛较平和，但更有组织性。
一般来说，工委会开除管理者有三大理由：
一.他是专制走狗、告密者，用政治迫害威胁工人。
二.他是土皇帝，侮辱工人自尊，把剥削程度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波罗的海”船厂油漆车间工人揭露“这几年工头沃尔科夫让我们吃了数不清的苦头，1909年以后他就拼命把工资条件往下压，根本不管劳动环境如何……大伙一直受这个王八蛋的气，直到天翻过来”[19]。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1914年间，首都许多罢工都与“对工人保持礼貌”的要求有关，但当时的帝俄工商部长称这一谦卑请愿“纯属政治挑衅”[20]。
三.不胜任本职工作。首都第一电站职工解雇了全部大小头头，因为他们既是“专制制度的追随者”，又“从经济角度看有害，从技术角度看无益”。在“波罗的海”船厂，一位车间主任被工人撤职，理由是“对本职工作狗屁不通”，“每天在岗时间不超过两三小时，对工人的任何请求都回答‘不老实就让你下大狱’或‘再嚷嚷送你上前线等死!’”，“在工人中间安插探子，除保皇党外，防止任何工人组织露头”[21]。
工厂委员会的诞生
工委会是“厂内宪政”的组成部分，早在1903年，帝俄政府就允许工人从事集体谈判，但又立法限制职工代表的实权;厂主和官僚机构还竭力阻挠工人行使上述权利。二月起义后，工委会负责与厂方谈判、联络其它群运组织、保护企业、监察生产和财政收入等工作，它的组织原则与工代会相仿(受工人大会监督，向后者定期报告，所有成员可以随时撤换)，但活动范围局限于本企业。对上述活动，工会干部普遍批评工委会让工人“多管闲事”;后者则反驳说在政治危机和经济萧条的严酷环境下，传统斗争手段(集体合同、罢工与请愿)已失去效力。
群众边试边走，跌撞摸索地前行。对建立工人政权，他们和自己的先锋党(无论列宁派抑或孟派)没什么思想准备。由于长期认为(所要完成的)俄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工人们有很多疑虑，生怕破坏私有产权(打击同盟军)。但每天面对的阶级斗争铁硬现实，逼得无产者往前走。一年后，列宁派老干部、工运活动家伊·斯捷潘诺夫总结道：“工委会终于成了企业的全权主人，这是革命发展与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结果。与其说无产者有意识地往这方面走，不如说形势所迫”[22](小册子《工农业：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
有产者的怠工·国家调控·工委会的反击
二月起义后，有组织工人积极护厂、热心提高(尤其是军品的)生产率，视为保卫民主自由的必要措施[23]。主流资产阶级政治家库特莱尔(大工业家)留意到“工人表现出某些工作热情”[24]。4月中旬，首都“施利塞堡”火药厂厂长告诉工商部长“工人极富觉悟地接受了现有经济形势的一切后果，尽力保护企业不受骚扰，努力增加火药和其他爆炸物的产量”[25]。早些时候，临时政府工商部长报告说首都无产者“怀疑某些厂主有意怠工，拖延军品的出厂期”[26]。
被压迫者主动退让和自我牺牲，老板们却蹬鼻子上脸。从三月中旬到四月底，工商界开始有计划地关厂、唆使管理层积极怠工;与此同时，主流舆论界笔杆齐飞，破口大骂“红袖标新贵”统统是帮“贪婪与懒惰的猪”;职业写手们煽情地高叫“前方将士七生报国之际，工人却纠缠什么‘八小时工作日’没完没了地要涨工资!”。1917年4月底，雇主抵制和持续作战造成的经济恶化，使革命运动人心思变。5月10日，孟派《新生活报》报道“最近首都部分企业的生产下滑，暂时局限于中小企业，但危机阴影使群众极度紧张”;5月13日，《发言》报(大资本主流喉舌)预言“两三周后，所有(工厂)会接连关门”。
整个1917年，改良主义左翼(孟派、右翼社会革命党和部分列宁派)一直进言有产政府借鉴德国和英法的战时国家垄断模式，缓解战争给经济的戕害，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彻底改造旧俄。1917年4月铁路工人全国会议上，社会革命党代表首次提出国家要尽快接手工业[27];5月16日，彼得格勒工代会执委会通过了下属“经济处”制订的《反危机纲领》(主要作者——孟派经济学家普·加尔维与格罗曼)，设想在生产、分配和金融领域推行广泛国家调控政策[28]。列宁派内部的类似观点以尤·拉林为主要代表[29]，直至十月起义后，拉林仍积极鼓吹“生产资料的有限私有产权”理论，试图保留大工业私人资本。对工厂委员会、工人代表会等“通向无政府状态”的群众自我组织形式，这批左翼始终抱有极大怀疑、冷淡乃至厌恶情绪，直至流亡时期仍恨恨不已(切尔诺夫《建设性的社会主义》)[30]。
然而，《加尔维计划》出笼后，工商界纷纷摇头，一口咬定该方案“不合国情”。到底大老板们想说什么?对此，莫斯科银行家兼工业大王帕·列布申茨基做了更具体和坦诚的解释——“欧洲国家对经济的(战时)干涉，受到(国家本身的)充分监控，(俄国)实业界不反对这类调节。但有益和必要的监督恐怕无法(在俄国)实现，因为现政府自己也处于受(工人组织)监管地位，它如何独立处理巨大的调控工程?!”[31]。有产者害怕的并非加尔维等改良左翼活动家，而是数百万充满进攻意识的有组织工人及其士兵盟友;加尔维们(孟派、社会革命党)拿资产阶级没辙，但仍控制着迅速觉醒的底层，充当着有产者与工人间的缓冲带。
5月18日，工商部长卡纳瓦洛夫威胁“只有恢复(劳动)纪律并坚决与极左分子填不完的胃口做斗争，经济危机才能被遏止”[32]“最近的将来，假设(工人)不学会冷静的话，数百家企业要关闭!”。这是对改良主义领袖的政治压力。5月20日，孟派《工人报》刊登题为《进攻?》的社论，惊呼“工代会每天接到大量(关于资方怠工的)汇报，所有迹象表明工业界已有(反革命)纲领”。社论接着写道：“经历了短促慌乱后，工业界重新活跃起来。不久前的张皇失措与一味退让已无踪无影。三月里工业家们几乎不还价地满足工人要求，现已转为坚决自卫并急匆匆地到处反扑。以缺少煤炭、金属和订货以及进口货竞争太甚为由，雇主想方设法地裁减工人降低生产。其实，这是资方新的斗争手段——隐蔽歇业”。
工商精英图谋以黑色铁血手腕结束革命;半灰不白的“民主进步政府”口头唱得好听，实践中帮老板的忙;领导群运的主流左翼寄希望于当局纳谏落实广泛改良，编织着粉红色的梦，这便是1917年5月俄国主流政治调色板的主要元素。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一幕不时重演——1927年的中国;1936年的西班牙;1958年的伊拉克;1972年的智利。半途而废的革命结局惨淡：工运被碾碎，无产先锋多遭屠戮，工农一蹶不振，有产者的秩序和财产得以延续。但1917年的俄国无产者选择了另一个结局。他们的斗争告诉我们，只要牢牢立足本阶级利益和组织，貌似庞然大物的有产者和改良主义头目并非不可战胜。
4月10日，列宁派首都委员会首次号召工人自觉监督企业内部事务(“应部分工委会关于监督生产必要性的呼吁，我们号召工人同志建立相应的委员会”[33])，在此之前，左翼众流派对这一底层倡议均无深入研究。5月底，首届彼得格勒工委会代表大会把工人监督列为中心议题;与会代表列文(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介绍说“凡工委会能做的，正在做，但不理想;工人组织需要建立专门机构，与国家机器一起监督生产和分配，才能使现有工作变得富有成果、有组织性和稳定下来。……底层监督仍原始粗糙，局限于保护企业、防止机器被(雇主)零散卖掉和蓄意破坏等等。……革命工运的新形式——工委会扮演着(企业里的)主要角色，但在生产领域，没有真正革命政权进行干涉，工委会无力解决如此巨大复杂的难题”[34]。
大会上，已受冷落的“务实左翼”撇嘴坐在角落里，暗骂代表们的决定是“俄国工人落后意识的表露”[35](加尔维)。许多年后，流亡孟派领袖们仍自吹“当时局势远非无可救药，工人立法领域取得巨大进展”，捶胸顿足地抱怨群众盲动，“让列宁和托洛茨基冒险小集团钻了空子”[36]。不管怎样，随着工人监督的铺开，从组织程度到意识领域，无产者的阶级独立向前迈了关键一步。
私企工人：你怠工，我监督
冷对主流舆论铺天盖地般恶意攻讦，革命工人更改了战术——监督生产被广泛提到私企工委会的议事日程上来。3月20日首都工代会举行全会，金属加工行业的一名代表报告说“尽管部分车间有活干，却无法开工，经理也搪塞推委，结果大家无所事事。工委会碰过头了，已成立三人调查组，提防厂方出于反革命动机破坏生产。如果调查表明那些车间可以立即运转，就马上要主管落实。今后厂里可能还会找碴怠工，所以请市苏维埃牵头成立工厂事务委员会，以便统筹全局。过去有个‘军事-工业委员会’过问下面的生产，但那是资产阶级小圈子机关，里头的工人代表是陪衬。现在该成立以我为主的类似机关，巡查全市厂方怠工行为，特别要澄清关于金属、煤、石油无一不缺的借口属实与否”[37]。
由实际效果来看，工人监督负有三大责任——制止资方的恶意裁员、减产和关厂;鉴于生产的资本主义市场性质，假设管理层蓄意抵制，类似努力便成效甚微。这个阶段的工业无产者对劳资矛盾有清醒认识，但同时准备与雇主达成阶级妥协(“为了民主革命的阶段性目标”)，只要后者维持生产就行。然而，工运的吓人威力使众老板只剩一个念头——鱼死网破!任何长期协作都让富豪们排除在外了。
1917年4月底，彼得格勒州工厂视察员报告说“‘兰格吉平机械制造厂’工人怀疑厂方有意迟滞军品生产”。4月27日，武装工人禁止厂长回家;多方调停下，最终建立了联合调查组(工代会、企业主协会、工程师协会和中央政府所属军事-工业委员会各派代表)，但调研进展迟缓。6月2日，厂长以成本昂贵、燃料和原材料奇缺为由宣布停产，又叫骂八小时工作日导致生产率下降一半，“公司在军事订货上亏了一千万卢布”难以为继云云。向上级理事会求助后，工委会查出并追回雇主吞没的45万卢布(足够维持一年制造开销)[38]。事后，全厂工人决议立即推行监督生产制。
对事件的报道中，首都工委会机关报《消息报》指出“‘兰格吉平冲突’符合诸多关厂风波的基本描述”，关厂的老套理由是亏损和周转困难，“只要工人试图澄清真伪，就发现一切无外是同盟歇业老把戏，但极为精细狡诈”[39]。
二月起义后“三角橡胶制品厂”工人提出增加伤残补助，这项请求被交给政府下设的协调委员会;部分职工急于得到补偿，难以再等。5月初，70名工人(无政府主义派)闯进厂长办公室要求立即兑现许诺，否则就“把你扔河里”;暴怒的工人还与工委会大吵一架。当夜厂长带着现款逃跑被职工抓获。第二天，劳动部长斯科别寥夫接见该厂代表，警告后者“未经考虑的莽撞行动会把专家逼走，而你们自个没法管理企业”;部长建议工人把经济要求推迟至战争结束。作为折衷，工人、职员、车间班长和工程师代表成立联合委员会，约束管理层[40]。
7月中旬，“波罗的海”车厢制造厂总经理公告全厂关闭“革命后连续巨亏”的汽车制造车间。当工委会证明“亏损”报表纯属弄虚作假后，总经理同意维持生产，工人必须保障一定的利润。最让人震惊的一幕就此发生——工委会表示接受，附加条件是“工人全面监督生产和所有的钱款往来帐目”，经理室打了退堂鼓[41]。
当群众察觉厂方试图搞破坏，就急忙引进工人监督;一旦类似威胁减退，职工的热情便小得多。可以说，1917年夏季的监督生产潮带有自发性和被动应付(资方压力)的特征;直至7月，私企领域的底层监督仍较罕见。大量工委会忙于为企业采购燃料、原料和寻求订货，事实上履行着商业经理的职能。首都工委会大会组织过专门会议，讨论生产危机和原料短缺现象;会议资料显示系列企业的工人代表曾远赴顿巴斯买煤，稍带了解当地矿井的生产状态[42]。
鉴于工委会的商业活动扩大了企业收入，资方对类似行为不太敌视，却引起革命先锋党的忧虑。二月起义后，列宁派的一个主要领袖尼·布哈林断言“生产领域没工人监督绝对不行”[43]，并大胆地提出工人政权的前景;1917年6月莫斯科工代会大会上，布哈林号召工人成立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机构，“基层环节由单个企业的工委会和职员委员会构成”[44]。首届彼得格勒工委会大会上，列宁批评工委会像“资本家的小伙计”瞎忙一气，阐明工人组成具备行政权力的经济协调机关，才可确保所有努力不会让资本家单方得利。对列宁派的意见，运动主流暂时听不进去;“新军火”机械制造厂的工人代表认为“工委会弄到原料不等于为老板卖命。如果我们不支撑厂子，任何(坏)事都可能发生”[45]。
国企工人：尝试接管生产受挫
帝制覆灭后，国企工人几乎立即全盘接管厂内事务，或有选择地保留个别旧主管(多数国企主管是现役军官)，共同行使管理职能。这比狭义地监督生产进了一步。工人们以为既然“民主革命”胜利了，而国企是政权的一部分，自然属于人民;从这一逻辑出发，国企工人(尤其是铁路、邮局和电报局职工)觉得参加管理天经地义。
仅一个月后，国企工人便正式放弃直接管理的努力，不再对生产负责，而自我局限于财政监督。4月15日，首都国企工代会赋予工委会广泛授权(包括有权获取全部信息、文件和解雇“无法与劳动集体保持正常工作关系”的管理者)，但相关决议也申明“百分之百的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前，(我们)不赞同对技术和行政-经济组织活动负责，工委会派驻企业管理层的代表不应拥有投票权，他的意见(对生产决定)只具参考价值”[46]。
海军部附属企业工人的3月大会上，一位工委会主席如此概括自己的阶段性工作：“困难很多，形势很不确定，也由于(委员会)完全是新领域。工委会成立时太乱，尝试着管理企业时遇到不少麻烦，让我们进退两难：如果事必躬亲，就无法实施广泛监督(本来就是自己决定的结果)，也压制了车间主管的倡议精神。此外，(直接干涉生产)打乱了管理环节的系统性。实践和理性要求我们把管理权还给厂长，而委员会保留对后者全部活动(包括改变生产流程和裁员)的监督权”[47]。
积累若干经验后，一位工人代表感慨地说“所有(左翼)党都没预见到资产阶级统治下，工人阶级会干涉经济;如今都承认不如此就没法控制危机。工人被迫这样做，以免(因为关厂失业)流落街头”[48](列文)。八月首都工委会二大上，基层代表大声疾呼“难道与财东一起开开会能解决困难?!如果老板真想好好搞生产，或许还能振兴经济，可他们压根儿就没这想法!通过清谈会强迫老板干活，咱没这个能力。老板一丝一毫都不让步，所以跟他们也没啥好商量的”(工人安吉泊夫)[49]。实践锻炼了群众，使他们越来越清晰地懂得保卫民主改良的最佳途径，在于结束资产阶级政权。
新的一步：要工人政权，但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
1917年夏天，尽管主观上革命无产者还不肯喊出“我们要百分之百的工人政权!”的口号，但监督生产已损害和限制了有产者对所属财产的支配权。单个企业里，工人的监察让雇主如芒刺在背;整个国家里，说一不二的工兵代表会站在临时政府身后，敦促后者尽快履行承诺(“无条件和平、土改和民主共和”)。无论工厂抑或国家，双重执政无法长久拖下去;要么强大工运彻底取得政权，要么旧统治者把犯上的奴隶打翻在地。就这样，两大对立阶级高度动员起来了——资产阶级冷静地怠工关厂卷逃资金，积极筹备政变和内战，工人热腾腾监督生产逮捕雇主，也渐渐发觉夺取政权和建立红军是反危机措施的关键环节。五月，改良主义左翼公开入阁(出掌劳动部、土地部)，狂乱地试图调和阶级决斗，但对工农的影响已渐削弱。
五月底，临时政府借口“靠近原料和燃料产地”，提出把首都企业迁到外省“摆脱工业危机”。5月31日，工商部长帕里钦茨基和全俄苏维埃执委会分别向首都工代会提交“疏散报告”，尽管(孟派把持的)执委会替疏散构想百般辩护，普通工人代表却看透了背后的阴谋——把最富战斗性的无产阶级分子赶出首都“分而治之”，而无产阶级的削弱和分散只会断送革命。当日投票表决中，工代们驳回了迁移申请(173票反对/144票赞成)，政府悻悻服从后又遭猛击：工代会首次宣言“只有工兵农代表委员会获取国家权力，对全部生产领域实施国家调节，才算真正的反危机斗争!”[50]。
数日后，首届全国工委会大会通过决议《反危机的经济手段》，点明既要于国家水平上引入调节措施，也得扩大企业一级工人监督的范围，并特别说明“只有把政权转交给工兵代表委员会，才能系统地和顺利地落实上述建议”[51];以上决议草案由列宁派提出，得到297票赞成(出席代表70%以上)。孟派草案抨击底层监督纯属“无政府主义倾向”，呼吁保卫临时政府的同时“从左面施加建设性压力”“推动反危机措施早日出台”，仅得85票。无政府主义派的草案光提工人监督，未讲政权命运，得45票。
工人不再相信资产阶级政客，但自己设想的“工人政府”是否自动意味着剥夺有产者?并非如此。多数工人仅希望新政权能保障他们有效监督私企的生产。首都第二届工委会大会上，有的工人抱怨老板太多心——“我们想赶紧把生产监督搞起来，部长们的反应慢得要死。工业界成天怕工人抄他们家，许多老板有意混淆‘监督’与‘占领工厂’;实际上，我们从未发动占领运动，偶尔有个把意外，不代表主流”[52](列文)。与此同时，部分最先进的工人已表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把生活当成不断向前的整体潮流;革命在继续，或许，这是世界革命的先声。工人监督生产不算社会主义，但它已走出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极限。我们要求的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相反，取得政权后，要做完资本主义应做而无力做的事(即民主改良——注)……(通过)自下而上地监督，我们可望学会如何组织生产并逐渐地走向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民经济”[53](“新帕尔维安”工厂代表、列宁派工人纳乌莫夫)。
归根到底，“对民族资本来说，制止工业衰退并非好事;相反，工业复苏会巩固革命的年轻躯干，天知道革命的尽头是什么?资本家担惊受怕呵!有组织工人明天也许会剥夺实业界的特权财产，也许更糟。谁敢保证俄国革命不会扩展为国际革命?”[54](列文)。1917年夏季，这个问号沉重地敲击着无数人的心，阶级肉搏的白热化格斗终于上场了。
从七月到十月：工人监督运动的危机
1917年7月3日至4日，首都数万工人士兵向全国苏维埃执委会请愿，要求十位“资本家部长”下野;列宁派内部意见不一，仓促充当了请愿的技术领导者。请愿者与亲政府部队发生冲突，400人死伤。7月4日夜间大批部队进城，按名单逮捕工人领袖查禁工人组织，列宁转入地下。
七四事件暴露了工农组织的不平衡发展趋势：首都工人和士兵多半是列宁派，已要求工代会夺取政权;外省工人和士兵仍普遍支持改良主义左翼，后者誓死保卫“民主革命领导中枢”——临时政府。很多年里，一般工人对列宁派和孟派的撕打吵闹不感兴趣，革命使遥远抽象的路线分歧鲜活具体起来——七四事件前，彼得格勒工人对孟派抱有一点残留幻想(“大家都是社会主义者”)，同志的鲜血(还好代价不大)使工农醒悟到底：“务实派”左翼决定站在有产者一边，为此不惜屠戮工农和其他异议分子。
七月至九月，政府左右开弓弹压群众组织——前线恢复死刑(镇压革命士兵);解散芬兰议会(理由是议会的左派多数决定自治)，企图逮捕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即水兵代表会的执委机关——笔者注)未遂。反革命的尸臭弥漫于俄罗斯大地。7月11日，孟派《新生活报》壮着胆子评判“黑暗势力猖獗反扑。‘整顿秩序’的资产阶级青年士官生满街抓人，帝俄秘密警察也不会像他们那样粗野地动手!”，几天后《新生活报》被封了。同日出版的孟派《工人报》厚颜无耻地拥护镇压“极左列宁分子”，自鸣得意地吹嘘“临时政府的独裁体制已公告天下，但工兵代表委员会也是体制的一部分”。
资产阶级抓紧时机反攻倒算——取消工人带薪开会的权利，限制工委会监督雇佣解聘与厂内事务的权力等等。首都工委会大会的一份报告说“每天都面临厂主对我们的威胁攻击”，雇主协会则正式拒绝与工委会中央理事会有任何往来。七四事件前停产的多是中小企业[55]，七、八月份大型国家和私人企业纷纷关门[56];首都金属工会[57]报告说“行业协会决定关闭25家工厂并缩减137%的产量”[58]。工商界兴奋地争先预言“工业即将破产”，同时继续反对国家干涉经济;老板们幸灾乐祸地盼望着“饥饿之手[59]到来得比工人醒悟的时刻更早”(帕·列布申茨基)，自然而然地摧毁工人运动。
在上层，临时政府两次推迟制宪大会，为军事独裁争取时间;在底层，布尔什维克们坚守工委会、工代会等合法机构;列宁开始撰写《国家与革命》，悲观地估计运动高潮已过去。
九月，该来的终于来了——保皇党部队进入首都妄图政变，局面十万火急。列宁派工人士兵的阶级宣传如水银泻地，瓦解了刺刀如林的敌军;攻打街垒的装甲车挂着“第三工人国际万岁!”横幅掉转枪口;内定执行屠城任务的“野蛮师”(山地部族骑兵)逮捕了叛军司令部，化为人民改写历史的精彩一刻。全俄各大工业中心随后跟进，大批改选列宁派及其盟友(左翼社会革命党和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进入工人士兵代表会。危机考验了无产阶级，觉悟的工农经受住了考验。
未经殊死搏斗老爷们决不放弃每寸阵地;血洗京城的美梦落空后，资产阶级静下心来打出最后王牌——经济崩溃。老板的全面抵制，使首都企业的工人监督陷于瘫痪;劳资攻守交错互有胜负，总的工业形势持续恶化。
1917年7月初，以生产率剧烈下降为由，“火山”机械制造厂宣布减产。厂工委会制订了减少废品和保障劳动纪律的系列措施(包括义务加班)，并提出改良生产流程的建议;全厂工人大会通过了上述文件，厂方也表示接受，生产率很快大幅提高[60]。然而，经理拒绝接受生产改良的建议(“工人组织不该插手管理领域”)，还宣布照原计划解雇640名工人，并保证继续裁员。工人立即宣布撤换厂长，和稀泥的官方调节员忙乎半天没了下文[61]。八月，经理室正式停发工委会成员薪水。写给中央理事会的信里，厂工委会描绘了一幅阴暗画面——“在财政和生产率领域，我们多次帮企业解决难题，使它生存至今;但厂方继续怠工，表现为主要车间的设备完全损坏、阻挠工委会统一工资评定表的努力、工资本来不高，上头还威胁关厂。如今经理室又变出新花样，完全停付11名委员会成员的工资。这些人分别是(委员会内部)技术监督组、工资组、调查组和协调组的成员。这个新动向是资方总反扑的一部分(厂方拿劳动部长讲话做挡箭牌)，而且威胁企业的生存。工人极度紧张愤怒!”[62]。
九月，以燃料不足为由，“新帕尔维安”炮弹厂经理威胁解雇一大批职工。借助中央理事会的帮助，厂工委会发现企业燃料使用不合理，提出节约30%能源的措施;挣扎一番后，经理被迫让步。这次拉锯战保存了1630个工作岗位[63]。
同期，朝不保夕的中央政府用细微余力配合工业界的怠工，再度拾起“疏散计划”。工委会全国大会揭露计划“从经济角度看很可疑并主要反对工人”，却也同意转移部分能在外省延续生产的企业，仅要求严格监督搬迁过程[64]。运动领导的让步激起普通职工一片反对之声;当工委会考察团达到预定疏散地以后，他们发现那里根本没有支持生产的条件[65]!相视苦笑之余，列宁派工人(同期绝大多数工委会的核心)不再理睬各色“底线”与“禁区”，用各种临时手段维持生产，同时公开讨论起义的时机;10月召开的全俄工委会大会承认“我们被迫干涉生产决定，尽管这违背主观意志，并与监督职能相矛盾”(列宁派干部、金属工会领袖施密特)[66]。
起义前夜：工委会与管理生产
直至十月起义前夕，基层工委会已深深卷入对生产的规划和管理，但不愿正式承担领导企业的责任。工委会怕被资方骗作减产和裁员的替罪羊(同时无真正授权挽救企业)，对独挡一面更没把握。此外，先进工人打心眼里不愿成为剥削工具的一部分，正如一位局中人所说，“正式参加管理层等于给老板打下手，困难时期(比如现在)工人会把怨气全撒到工委会头上，埋怨我们无能，结果造成工人内部分裂”[67](工人代表丘巴里)。即便如此，众多先进工人仍对工委会与雇主的有限合作满身不自在。10月全国金属工会的工资讨论会上，有人激烈批评(他眼中的)“工委会同厂方的勾结”[68](工会执委会成员、列宁派工人阿·伽斯介夫);有人甚至骂工委会“替老板作奸细”[69](工会活动家、列宁派工人尼·里赞诺夫)。
与顾虑重重的核心骨干不同，失业压力让普通工人病急乱投医;对经济管理的复杂难度，他们也不如一线工委会成员亲身体验深。十月初，海军造船厂厂长发现“工人压力下，工委会逐渐偏离富有成效的监督工作，开始实施‘预先监督’，即直接管理企业”[70]。工人心烦意乱，使不谈远景、倡导“立即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一度扩大影响(特别在贫民区)。平定九月叛乱时，下层无产者(杂工、短工)首次积极介入政治生活，但迅速感到幻灭(工业破产近在眼前，苏维埃没有带来具体改善)。10月16日，列宁派中央会议的一份报告承认“工人想看到实际效果，写写决议已不满足了。工运领导层不能完全反应群众的心理和需要，前者落后、保守于后者。首都几个工人区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有抬头”[71](帕·斯克雷泊尼克)。
1917年秋冬，不仅无斗争经验的外围群众感到动摇，左翼工运的核心骨干也对现有监督生产模式丧失耐心;工委会的革命警惕和战斗精神保持了首都工人阶级的整体性，但遏止经济破产他们无能为力。资方与高级职员拼命抵制，使卓有成效的监督(取得全部文件和信息)只在很少地方(国企或工人组织强大的私企为主)得以实现。十月召开的第四届首都工委会大会上，代表们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工委会常常无能为力，明知如何解决生产困难，却无法介入。……私企国企的管理层和业主都在怠工，后台是工业家协会。(即将召开的)全国工委会大会有责任指出到底谁在妨碍我们拯救国家——它就是资产阶级政权”[72](“普吉洛夫”船厂工人代表叶戈洛夫)。10月16日，金属工会领袖施米特(列宁派工人)如此概括群众对起义的态度：“经济崩溃很快会制造大量失业，工人普遍怀有期待心理，认为不夺权就没希望。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73]。
十月中旬，彼得堡工会、工委会、市议会左翼议员团和左翼政党的代表们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失业和食品危机。会议通报了经济崩溃的速度与政府怠工行为的新发展，描绘的画面活似行将决口的水库;会议发言提出系列反危机措施(全国企业工人监督制、八小时工作日立法、工业军转民、国家组织有偿社会劳动缓解失业)。会后决议直截了当地呼吁起义——“每天增加的失业既来自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环境，更被战时严酷条件所激化。与此同时，拜政府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所赐，所有革命民主组织均有削弱，而经济生活的主导权日益返还地主和工业家的手里。我们认为，与经济崩溃和食品危机做斗争的成功前提，就是一切权力归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委员会”[74]。
起义前夕，列宁派内部意见纷纭。一批“老革命”对“辅佐”资产阶级广泛改良恋恋不舍，害怕为工人政权冒险;他们或与列宁拉开距离免受牵连(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或采取骑墙立场(斯大林)，或主张无限期推迟起义(加里宁)，或试探同资产阶级或孟什维克达成妥协(纳根、卢那察尔斯基)。此时，列宁派已在全国工代会、士兵代表会、工厂委员会内部占据主导地位;大批斗争经验丰富的年轻工人成为群运领袖[75]，最终使列宁力主的起义路线占了上风。
1917年11月7日，全俄工兵农代表会召开第二届全体大会，决定了结双重政权的僵局;彼得格勒工代会与工委会派出赤卫队与革命士兵逮捕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1月8日清晨，俄罗斯成为苏维埃俄罗斯。有组织工人夺权的技术过程轻松无比，却是20世纪工农革命史最长的一日。
十月起义之后：劳资对立与工业危机
十月起义后，帝俄军官悄悄结队潜往外省掀起叛乱;工商界对“老粗专政”虚与委蛇，暗中抽逃资金，应对即将到来的内战。广大工人尚存一线希望——或许，苏维埃政权的威力能让老板停止怠工，安心生产?改良主义左翼竭力劝告工人不要跨过私有产权的红线;1917年12月5日，孟派《新生活报》(群运的重新高涨使它得以复刊，继续散布劳资妥协的“务实主张”)社论奉劝苏维埃好自为之，“目前唯一可行的反危机措施，是国家调节生产并依靠工人监督机制，同时保存生产工具和利润的资本主义私有性质。或许，可以考虑限制(有产者的)利润”。类似幻想在列宁派内部也大有市场。1918年1月，号称列宁派中坚阵地的彼得格勒“艾利克森”电话器具厂工委会报告说，尽管厂方积极寻找原料和燃料，但坚拒公开帐目与其他文件，甚至以解雇相威胁。结果“为了不致造成停产，我们决定暂不使用合法的财政监督权”。在此之前，“津捷列夫”化工厂的工人与雇主达成协议承认老板有管理权，后者承认工人有“狭义监督权”(监督全部经济活动，包括过问帐目)[76]。
工人想妥协，老板却不吃这套。“克里斯金”织布厂的主人操纵黑市隐瞒收入，遭工委会逮捕。此举招致职员集体罢工抗议，市纺织工会也怪工人太冒失，责成大家妥协。全厂大会上，织布工人决议自己维持生产，但三天后就让企业运行的复杂性害得晕头转向，被迫让步(劳方的权利限于“狭义监督”，资方废止“两本帐”做法)。几天后，厂主带着四万金卢布资金跑了[77]。
为了留住必需的专家，工人们有时惩罚冒进的同伴。首都“新纸浆厂”工委会主席(女工)的监督实践(详细了解每笔支出后，才肯在财政文件上签字)，使厂主兼经理成日价怒气冲天。1917年底老板出走;女工主席提议接管企业，但立即被工委会其他成员责骂“你咋办事的?厂里没专家不行!”，撤了她的主席职务。几年后，这位女工回忆说“大概那时太年轻吧，什么都不怕，我当时想反正没啥好损失的”[78]。
不过，有产者的政治意志使工人一次次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或不敢做的事——管理社会生产。十月起义后，首都工业家协会允许会员只要工人决心监督，就扔下厂子出走[79]。到了这步田地，多数工人才彻底想通必须剥夺资产阶级;正如“基纳摩”工厂一位代表所说：“监督监督，还督个什么呢?!老板留下光秃秃四面墙!”。1917年11月22日，某冶金厂工委会致信厂长，通报“由于资方决心消灭工厂，我们——工人和职员被迫保卫自由劳动生活的权利，并依照法律成立了工人管理委员会，与厂方共同经营企业”[80]。1918年1月，彼得格勒工委会六大通过决议，要求启动工业国有化;不久苏维埃政权通过了国有化法令。
与此同时，经济崩溃的速度大大加快了。1917年初首都(含近郊)工人总数406,312人，一年后降为339,641人;金属加工企业职工总数从246,б67人下降到197,686人[81]，这些裁员多为十月起义后发生。“好些厂子明天关门，你们有啥盘算?”，一位工人代表当面询问列宁派中央干部们[82]，而后者正就工人国家与基层工人组织的权限划分面红耳赤吵作一团。
列宁派的内部分歧：底层监督与国家控制
“工人监督是我党革命前夕的战斗口号。尽管它被所有政治决议引用，党报很少谈及具体内涵。结果，我们发现相同词句下存在相反的理解”[83](列宁派工会活动家阿·洛佐夫茨基)。十月起义后的首次公开演说中，列宁视工人监督为革命纲领重要一条[84];同时党内责成米柳金(列宁派中央委员)拟订《工人监督法》草案[85]。大约在10月26-27号，列宁起草了自己的《工人监督法》草案，打算与米氏方案一起送交全俄工兵农代表会二大审查。众所周知，二大仅通过了《和平法令》与《土地法令》，《工人监督法》石沉大海，大会甚至未对两份草案进行讨论。部分列宁派分子极为不满(“和平给士兵，土地给农民，我们工人两手空空!”[86])。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1917年11月9日首都市工会理事会讨论了4个《工人监督法》草案，除列宁与米柳金的方案，全国金属工会和工委会中央理事会各有提案[87]。列宁的设想受到米柳金猛烈批评，因为列宁主张给苏维埃和工委会的基层以最大限度自主权，而米同志赞同党内部分干部的观点，即国家必须拥有监督控制经济的专有权，工厂委员会只能附属于国家机构或工会。十月革命前夕，米柳金就公开提出“工委会对经济生活的主动干涉，无非是(短期内)不可避免的恶，绝不能把它变为一种稳定机制”[88]。
几天后，就《工人监督法》的制订，全俄苏维埃下属劳动委员会召开联合听证会，列宁、米柳金和一大批列宁派与孟派工会、工委会干部出席。米列二人做了基本报告，列宁主张“必须让工人自己摸索出(工人监督所处)经济条件的新基础”[89]，底层倡议无论如何不能压制。然而，其他人的发言说明列宁并未得到多数理解，“有的同志认为必须用国家管理取代自发的底层监督，因为群众对工厂矿山的占领已失控”，“也有人认为不必处处实行(工人监督)，局限于大金属加工厂和铁路就够了”[90](列宁夫人克鲁普茨卡娅)。11月14日，全俄苏维埃执委会选择修改后的米氏草案作为法令基础(执委会内部24票赞成/10票反对)。在即席发言中，米柳金指出工委会的企业管理杂乱无章，缺乏中央计划的指导，但可以理解(“生活要求立即行动起来，强迫委员会牺牲计划性，以挽救企业”[91])，所以必须承认既成事实，现阶段依靠工委会及其中央理事会，逐渐用工会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取代前者;“尽快建成中央集约的社会主义生产体系，最终完全摆脱底层的生产倡议”[92]，米同志总结道。列宁失望至极，当场表示米氏监督法“软弱无力，纯属妥协拼凑”因而“不会存活太久”[93]。
工厂委员会且战且退·内战·官僚专断趋势初露
那些远离现实阶级斗争的人，或许对上述列宁派内部纷争感到不可思议。作为具体历史环境的工人先锋党，列宁派的奋斗史即为内部多种政治趋势此消彼长的过程;它的根基由各大工厂区里的无数工人小组构成，周围聚集着工会、职工合作社与互助储蓄社;海内外工人报刊既是党的喇叭又像电话线——群众、骨干与领袖们借此不停地在思想上互相影响。当局势急变时，党内的和谐互动可能演化为剧烈对抗和分化。典型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与后来衙门宣传里“战无不胜”的铁打超人无关，而成长自20世纪初俄国工人区短兵相接的反剥削斗争;1917年夏天举行的列宁派全国大会(后被称作俄共六大)上，革命工人群星荟萃——党代表平均年龄29岁，平均党龄14年[94]，半数以上来自大工厂;许多人曾在世界各地(从德国到澳大利亚)参加工运。
1917年，依托群众性自我组织的高潮，这些“无产者大海最宝贵的珍珠”(高尔基语)得以掌握呼风唤雨般社会能量，但也无法摆脱剥削者灌输的社会偏见、政治惰性与小集团利益纠葛。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日常劳资对话机构，工会干部们(即便革命者也难例外)习惯于“上下有序”的半官僚办事原则，对工厂委员会的底层干涉很看不顺眼。中央内部的“老革命”们(从斯大林到纳根)无奈地随着群运的浪头跑，十月起义使他们掌握了国家权力，但某些“人民委员”们却对带来权力的有组织工人暗含敌视。随着内战的爆发，苏俄工人阶级承受的重负已超极限，苏维埃机关里官僚专断的趋势悄然萌芽。
十月起义后，工委会中央理事会制订了工人监督条例(草案)，赋予工委会广泛授权(包括长期参加管理);草案宣布“工业领域的工人监督，是对经济生活整体监督的一部分，它并非狭义的‘巡视督察’，而是对资产阶级产业的积极干涉。属于企业的所有资本、设备、原料和成品均在监督之列，这意味着积极而合理地利用能源和劳动力完成订货，在合理化基础上直接干涉生产”[95]。工会活动家们(无论布派或孟派)纷纷起而反对，认为必须保持“狭义”工人监督，不能“积极”地干涉生产[96]。全俄工会理事会针锋相对地通过了《工人监督问题指示信》，再次肯定“企业的管理属于所有者”，工委会的监督职能限于“向国家反映情况”[97]。1918年全国首届工会代表大会上，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梁赞诺夫把工委会骂得狗血喷头——“不仅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而且是莫名其妙的东西，毫无用处”[98]，这种敌视的态度，部分来自俄国社会主义者向西欧看齐的长期习惯，他们难以理解“闻所未闻的工厂委员会”夹在议会左派党团、工会和工人党之间能干什么!
革命阵营内部的裂痕，使有产者一度幻觉横生，以为“国事尚可挽救”，1918年1月23日，全国皮革工业雇主协会首都分会召开紧急会议，报告人说“工人阶级内部两派斗争尚未完结。一方面，存在无政府-共产主义流派的工厂委员会，另一派主张在现代资本主义基础上，深思熟虑地逐步过渡到国家社会主义。许多工会活动家——无论所属哪党哪派——都在维护第二条道路……谁能拯救全面垮台的工业?毫不夸张地说，这场无政府主义分子与觉悟工人的斗争中，实业家的唯一盟友就是觉悟工人的组织(即工会——注)”[99]。
敌对阵营的欢呼声，引起了工人的警惕。1918年1月底，首都工委会六大呼吁苏维埃尽快把全部企业国有化;同年6月苏维埃发布了国有化法令，法令责成已有的中央经济机构“国民经济理事会”成立管理企业的专门委员会，“其中三分之一为工人代表，其他由上级任命”，工人监督则被定义为“监察性质”。同期召开的第一届全俄国民经济理事会大会(252位代表出席)通过了重要决议《国有化企业的管理》，决议第二条规定“工厂管理机构三分之二成员由上级任命”，“主席的职权在上级承认后生效”，对此条的注释1解释说“如有必要，上级经济管理机构有权任命成员，该成员有最后裁判权和终止企业管理层决定的权力，如果上述决定违背社会利益”[100]。在此之后，工会下发《工人监督条例》，要求工委会“服从工会，向后者负责。职能在于对生产和财政管理从事监察而非介入后者的指令性范围”[101]。
从1918年初至年中，工人监督(遑论参与管理)的地位受到有组织地排斥，而内战和大饥荒已经开始。从1918年1月1日到5月1日，首都产业工人从339,641人缩减到142,915人(1917年初总数为406,000人);同期金属工业从198,000人下降到58,000人(1917年初有250,000人)。反革命军队攻夺南方产粮地以后，饥荒的蔓延已不可遏止。1918年9月1日，首都只剩120,000工人，其中金属工人46,000人[102]。内战结束后，工业产量仅为1914年水平的14%，产业无产阶级从根本上被削弱和分散了。20年代初，曾激烈反对工委会的工会干部们惊恐发现行政官僚的巨掌已“使工人组织丧失阶级独立性，官僚化、失去与基层的联系”[103](阿·洛佐夫茨基)，这是后话。
1918年5月28日，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托洛茨基发表“劳动、纪律和秩序拯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演讲，号召工人为了革命的存亡之战“忍耐和自我限制”(83)。大批旧专家返回企业掌握管理权，大批帝俄军官进入红军，庞大的官僚机器迅速出现，以武力维持生产和供应最低限度的运转。内战使革命以军事斗争为轴心，现实铁手的力量远比各种墨水涂抹的“主义”来得强硬。在首都“米赫里松”工厂，饥荒使劳动力出现短缺，工委会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劳动军事化”;在党内，就连坚定支持工人监督的干部(如奥新斯基)，也力主“工人义务劳动制”(即强迫劳动)，而这意味着军事权威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极大控制。
尽管国内外无政府主义运动后来都断言说只有他们“准确理解了工人自治的全部含义”(如著名工运活动家格·马克西莫夫)[104]，事实远非如此：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保留市场机制;在马合诺运动的控制区，无政府主义武装与工委会的关系始终紧张，并滥用国家暴力(绝妙的讽刺!)对付不满的工人(包括枪决工人代表)[105]。
1917年，最大胆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敢想象落伍的俄罗斯可以很快建立社会主义，类似的设想只会引起革命工人的哄笑，因为道理似乎太浅显了。然而生活比任何精妙的理论假设要复杂一千倍。确实，“社会主义者上台执政，不等于社会革命”[106](阿·洛佐夫茨基)，因为“国民经济的状态无法为组织生产提供社会主义基础”[107]。有鉴于此，数百万有组织工人千方百计想与有产者达成妥协，换取激进社会改良。但无产者很快发现“激进改良”的全部本钱，有赖自己对社会生产生活的介入，这又让老板极度恐慌而拒绝合作。放弃自我组织、回归奴隶的旧时光，可打消资本家顾虑，但包括民主共和在内的改良亦会失去;坚持工代会、工委会等组织阵地，就得与整个资本世界正面交锋。何去何从?
1917年的俄国工人阶级并非没有犹豫过，但最终选择前进和战斗。正如一位彼得格勒工人代表所说，“资产阶级很清楚形势，所以放话要耐心等待，等到饥荒的铁手扼住工人脖子，消灭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但只要我们还没给掐死，就有机会。假设我们牺牲，这会是公开和没有遗憾的战斗。我们绝不预先放弃战斗!”。经历数月的辩论、分化、背叛与新的结盟后，列宁为首的先锋党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领导了这场惊天动地的阶级战争——“俄国工人阶级的确在消除资本主义，而把重建的国民经济建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这不是‘狂想’不是‘自由意志’的结果，我们根本没得选。……苏俄是另一个巴黎公社?抑或会演变为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发展。但我们别无选择”(1918年版《工农业：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
此文原有上百条关于引文出处的注释，兹略。另附作者本人对此文的评论：
列宁派这个词是我发明的，当时写东西太想“接地气”了，有时到了偏执的地步。
内定执行屠城任务的「野蛮师」(山地部族骑兵)逮捕了叛军司令部
这一段有点复杂，不像作者写的那么平滑。不过大趋势是没写错。
尽管国内外无政府主义运动后来都断言说只有他们「准确理解了工人自治的全部含义」(如著名工运活动家格·马克西莫夫)[104]，事实远非如此：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保留市场机制;在马合诺运动的控制区，无政府主义武装与工委会的关系始终紧张，并滥用国家暴力(绝妙的讽刺!)对付不满的工人(包括枪决工人代表)。
无政府主义的实践被描写的比较简单了。这一部分需要真正深入的了解。马赫诺的游击运动倒不是最需要了解的……
说 明
本公众号发布的文献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历史为主，但也不排斥其它时间、其它地区的情况介绍，比如1969年的意大利。具体来说，这里要刊登的，有少为人知的文献，有原创文章，也有相关的讨论交流。
在2019年的寒春，冷热不定的气候中，这个公众号诞生了。它的内容，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历史为主，但也不排斥其它时间、其它地区的情况介绍，比如1969年的意大利。具体来说，这里要刊登的，有少为人知的文献，有原创文章，也有相关的讨论交流。
那么，是什么样的历史?简单说，是社会斗争的历史。20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斗争，至今为止，它的绝大部分内容，尚未被中国人所了解。这个公众号愿意为促进这一了解，尽一份力。也欢迎更多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
为什么是彼得格勒?因为1914-1924年间的彼得格勒，发生了太多促进人类解放的壮丽事迹。而这个公众号，有点像个时空穿梭的邮局，把无数来自过去的信件，投递给现在的人们，让他们在未来的实践中，获得帮助。
最后，希望从“彼得格勒”发出的信件，能够到达收信人手中。
欢迎投稿。邮箱：
该邮件地址已受到反垃圾邮件插件保护。要显示它需要在浏览器中启用 JavaScri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