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同志曾经从不同年代文艺作品中“父亲”形象的变迁来阐释“父亲”的含义：
——1965年的电影《年轻的一代》中父亲角色林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参加革命，解放后担任一家大型国营工厂的厂长，他既是一位“革命父亲”——参与革命与建国，同时还是一位“建设父亲”——参与建设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样的父亲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给年轻人指明了道路和希望;
——90年代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的傅明老人，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他有些手足无措，只能用一些宏大的政治、官场词汇谈论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成了被观众嘲笑的“可笑的父亲”，是保守、守旧的化身;
——到了前几年赵宝刚指导的电视剧《老有所依》，老去的父亲就已经彻底沦为寻求阶级上升的中青年的“累赘父亲”……
郭松民同志选取的这三部影片非常有代表意义，恰恰出现于共和国70年的三个阶段。
相比《我爱我家》对老父亲“守旧”的无情嘲讽(尽管是喜剧化的)，赵宝刚的《老有所依》对“父亲”形象的阐释则是暧昧的，父亲双目失明、爷爷老年痴呆，他们不想拖累身为“打工人”的女儿，于是便要出走，父亲对爷爷说，“你是我的眼”……电视剧正视了阶层固化图景下底层的辛酸，最后却采用了“剥削者”缺位的阶级和解的处理方式，女儿办了敬老院，从而谋生与赡养的问题也就兼顾了，现实社会中，这显然不具有普遍性。
《年轻的一代》中的父亲，从革命年代走入建设年代，其实已经在变老了，但他并没有沦为“负资产”。对于那个时代而言，这个年轮上“老”是革命经验的厚积薄发，不断地迸发出崭新的生命力，“父亲”又是完美的、全新的，充满活力的。这位在离开四十多年后仍被人民铭记的“父亲”，就是那个时代的楷模——
笔者认为，“父亲”的艺术形象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工人阶级。“父亲”从“正资产”向“负资产”的形象变化，折射出了工人阶级地位和社会思潮的巨大变迁。“负资产”化的艺术加工，其实是在丑化“父亲”这一形象，唯有丑化了“父亲”，才能合法地拒绝“父亲”的道路。
在革命时代和后革命时代，“父权”总是压迫的象征。其实，“父亲”的人生道路又何尝不是从反抗“爷爷”开始的呢?当年，“父亲”反抗的“地主爷”、“士绅爷”、“官老爷”，而今“父亲”又被打倒。负负得正，历史在百年间似乎走了个大回旋，回到了原点。
“爷爷”复活了，对“父亲”极尽丑化之能事;“儿子”们在大量的文艺作品、传媒的渲染下，竟也加入到了“弑父”的行列;不仅如此，“儿子”还要“认贼作父”：
——贫穷可耻，致富光荣
——命苦不能怨社会
——正因为有这样一群人的996、997，才让上世纪我们有了两弹一星
……
然而，你拿他当“爸爸”，他却拿你当“韭菜”，还冠冕堂皇地告诉你“能做996是修来的福报”。
103年前，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父亲”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父亲”反抗“爷爷”的年代，“父亲”大多是大字不识、做苦力的;“爷爷”复活的年代，“儿子”们大多已经知识化，坐在办公室里敲着键盘，坐在流水线上操作着机器，自以为就不是“无产阶级”了。“精神资本家”和“资本乏走狗”的存在，让“儿子”们在被银行套上“经济枷锁”的同时，自发地戴上了“精神枷锁”。
马克思过时了吗?列宁过时了吗?十月道路过时了吗?
并没有!103年惊回首，生产过剩正在大量地、普遍地、全面地发生着;由于垄断而引起的停滞和腐朽正在空前加剧——垄断资本只能通过不断地“放水”、吹胀泡沫强行续命;资本势力的最后压榨，把知识分子阶层也彻底地无产阶级化;全球化的产业链将全世界的无产者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马克思设想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客观条件已经越来越成熟。
美国大选的“焦灼”已经拉开了21世纪20年代危机与动荡的序幕，连那个写了《世界是平的》一书，曾经对资本全球化信心满满的托马斯·弗里德曼都在惊呼“这场大选最大的输家是美国”!
“996.icu”的热议与“打工人”的自嘲，标志着无产者的觉醒。然而，从自发到自觉，还需要一个漫长的阶段，“无产阶级”这个久违了的词在无产者的语境里仍然是缺位的。
既然103年前的命题还要继续，当务之急，是找回真正的“父亲”，使“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看到越来越多的“打工人”觉醒，我们应当充分相信，真正的“爸爸”正在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