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吟 | 中国妇女在抗美援朝中的历史贡献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作为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电影《上甘岭》中志愿军部队中的女卫生员王兰在坑道里深情歌唱的《我的祖国》承载了新中国一代人对抗美援朝的珍贵记忆。而在抗美援朝的战争史上，如同电影中女卫生员王兰一样的广大中国妇女积极地响应中央号召参加抗美援朝运动，通过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下简称志愿军)、和平签名运动和集会游行、开展爱国增产与捐献运动等多种方式支援前线，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和平签名与游行运动

　　1950年6月，在国际民主妇联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发动保卫和平签名运动，妇联主席蔡畅提出“全国签名总数中妇女要占三分之一”的号召。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分会和妇联的联合组织下，工厂女工、知识女性和女学生们走上街头，以演讲会、群众集会、文艺汇演等多种方式宣传反对侵略战争对新中国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北京、上海、杭州、西安等大中城市中的妇女积极踊跃地参与其中。各地妇联成立了家庭妇女联合会，采用挨家挨户串门、举行小型群众聚会等多种方式将家庭主妇们广泛地组织起来。在这场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城市妇女被充分动员起来，自发地签名抗议美国侵略行径。上海市家庭妇女联合会的张丽萍以一己之力推动了2200人签名，有时清晨来不及吃早饭就出门宣传，因疲劳过度晕倒在街头，被救醒后仍然坚持征集签名。随着和平签名运动在城市的顺利推进，妇女群体成为推动和平签名运动的主力，以一己之力收集签名达数千个。诞生了一批和张丽萍一样的“和平英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和城市中不同，签名运动在农村妇女群体中推广的难度很高，在当时，识字妇女只占全国妇女群体的10%，而农村妇女文盲率则达到95%，但不识字的妇女也在和平大会中被充分地组织起来，她们采取与识字妇女合作的方法宣传签名活动。西安回族妇女王莲如自己不识字，与识字妇女史萍合作，王莲如负责宣传，史彩萍负责帮不识字的妇女签名，两人合作共发动了3000余人签名。在各级妇联的努力下，根据1950年8月的统计，全国共征集和平签名近6000万个，妇女签名占总签名数的45%。1951年2月和平签名运动顺利结束，在全世界共收集的6亿签名中，妇女贡献了一半，中国的和平签名人数达2.23亿，中国妇女群众为维护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49名各族妇女代表，代表1300万西北妇女在两面红边黄底的巨幅锦旗上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姊妹签名致敬慰问。《新中国妇女》，1951年2月第19期夹页。

　　1950年11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发表支持各民主党派抗美援朝的联合宣言，号召全国妇女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各省市分别成立妇女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组织各大城市中组织妇女走上街头，举行抗美援朝爱国大会和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这一活动在1951年达到高潮。1951年1月28日，北京各界妇女4万余人在太和殿举行了抗美援朝爱国与反对美帝武装日本大会。大会从早上9点举行到下午5点，大游行持续了2个半小时，队伍中不仅有白发苍苍的老年妇女，也有跟随母亲游行的几岁孩童，连北京盲人讲习所的9位女学员也参加了游行队伍。参加游行的妇女中有许多职业女性，在白天紧张的劳动后利用下班的休息时间配合街道妇女组织排练秧歌剧、活报剧，绘制宣传漫画，深入社区进行家庭访问。此次大会彰显了妇女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巨大力量，有力地促进了各阶层广大妇女了解和参与抗美援朝运动。

　　西安市六区的妇女在和平勇士张颖贞的领导之下，组织宣传队进行街头宣传，图中是张颖贞和她的身上挂着宣传牌的小儿子。《新中国妇女》，1951年2月第19期夹页。

　　城市、农村妇女的爱国生产运动

　　1950年底，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广泛订立并认真执行爱国公约的号召，各界妇女在妇联的组织下分别签订了爱国公约，坚决响应国家号召，以时事学习、增产节约、拥军参军等实际行动贡献妇女的力量。

　　在城市女工中，掀起了爱国增产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她们将工厂作为战场，用战斗的精神展开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据统计，女工出勤率由竞赛初期的81.5%提高到94%，妇女职工工作效率显著提高。作为抗美援朝的国防最前线，鸭绿江西岸的安东市女工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热情最为高涨，她们以“工厂当做战场，机器当做武器”为口号，不断创造着新的生产记录。在全市1358位生产新纪录的创造者中，女工就占了21%。东北大连裕民胶皮工厂女工张兰提出了“为节省一秒钟而斗争”的口号，她精确地计算工时，并改进操作方法，产量从过去每天缝六十双鞋提高到三百六十双，在质量全部合格的基础上工作效率提高了500%。1952年，仅辽西一省就有448名妇女被评为劳动模范。该省的纺织女工刘秀英总结的捻头法使全组回丝率大大降低，每月超额完成18%的工作量。

　　除东北最前线外，北京、上海、济南、西安的女工们不断在各行各业中刷新生产记录。北京农业机械厂张凤泉小组的女工们提出以1个月的时间完成两个月的生产计划。上海的千万女工和家庭妇女响应上海民主妇联赶制40万双军鞋的号召。不少妇女职工家属通过改进家务与调剂生活的方式协助丈夫、子女参加生产竞赛，大批家庭劳动妇女踊跃参加絮行工作，为前线将士缝制了大批军需用品。为抗美援朝作出物质贡献的同时，又补助了家庭生活，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北京市家庭妇女李淑卿是7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在石景山铜铁厂管理账目。抗美援朝活动中，她发动同厂工属们为前线的志愿军制作了50余个慰问袋。

　　农村妇女们在竞赛中喊出了“多打粮食扎富根，支援朝鲜打敌人”、“男人多种花，妇女保证收回家”的口号，以多种爱国棉，多种爱国粮的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山西省浮沱河水利工程中，参与建设的妇女大21300人，其中涌现出92位劳动模范。在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生产运动中，妇女们学会了棉花的整枝、使用除虫药剂等技术，涌现出的大批丰产互助组和个体户妇女，不仅提高了农业单位面积产量，也成为革新农业技术的重要力量。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民妇女给在朝鲜冰天雪地中打击敌人的志愿军部队做毡袜。《新中国妇女》，1951年2月第19期夹页。

　　捐赠飞机与支前慰劳

　　在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的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下，各地妇女开始积极捐赠妇女号飞机，据1951年底的统计，全国计划由妇女群体捐助飞机的数量达59架，大炮2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著名豫剧表演家常香玉捐赠的同名战机。

　　1950年，时任西安剧团副团长的常香玉得知了抗美援朝总会“捐飞机、捐坦克”的号召后，在丈夫的支持下开始筹措购买一架战斗机的款项。在说服了剧团成员后，常香玉卖掉了剧团里用来运送道具服装唯一的一辆大卡车。不仅如此，她还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和嫁妆。1951年8月，常香玉开始了全国巡回义演，为了筹措更多的款项，每场她都要拿出压轴绝活连续演出三个小时，虽然场场爆满，但仅凭演出的收入对购买一架战机来说仍然杯水车薪。有人帮她算账，买一架15亿的战斗机至少演够200场的钱才够，劝她改捐其他小型武器，但常香玉仍然坚持最初的目标，即使带病也登台演出。她的坚持感动了国人。从1951年8月到1952年2月，经过辗转11个省的180多场义演，常香玉最终共筹得旧币15.27亿，实践了捐赠飞机的承诺。时任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会长的郭沫若深受感动，亲自为这架飞机题字“常香玉号”。女豫剧家义演捐战机的壮举震动了中南海，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想亲眼见一见这个为朝鲜战场捐献飞机的女戏剧家。1952年4月，常香玉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演出。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亲切地同她握手说“你这个香玉了不起嘛!我该向你学习”。

　　常香玉于1952年捐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喷气式战斗机“常香玉号”，现藏于北京郊区的中国航空博物馆。图为1992年3月22日常香玉来到博物馆与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战机合影。

　　除了常香玉这样具有专业技能的妇女以捐献飞机外，广大妇女群众聚沙成塔，用众筹的方式捐赠飞机，“北京妇女号”、“上海家庭妇女号”、“沈阳妇女号”飞机就是在各城市的各界妇女共同努力下被捐出的。以“北京妇女号”为例，1951年6月14日，北京各界妇女共1300余人集会通过“号召全市妇女捐献飞机”的决议，当场就有来自13个单位的270位妇女捐出了旧币9000万元。除现金捐赠外，妇女们还捐赠了2000余斤小米。有些妇女将她们珍藏许久的嫁妆和祖传的金银首饰全部捐赠，当场就收到了金戒指、金手镯27件，黄金3两，银元114枚。燕京大学妇女会蔚秀园小组想出了在端午节义卖粽子的捐献办法，她们在11天昼夜赶工包了1万1千个粽子，将卖粽子赚到的180多万旧币全部捐献给“北京妇女号”飞机。工厂女工也通过增加生产的方式把获得的额外奖励捐给“北京妇女号”。在各界妇女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委员会顺利完成了捐赠飞机的任务。此外，妇女群体还以“刘胡兰号”“赵一曼号”“三八号”等命名战机，以显示妇女群体坚持抗美援朝的决心。

　　除了捐款捐物，1951年3月和1952年11月，妇女群体在抗美援朝总会和全国民主妇联的领导和组织下先后组织两届赴朝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通过带去装满日常必需品的慰问袋、崭新的军服棉被以及全国妇女对战士们的关爱和鼓励，各界妇女极大地鼓舞了中朝军队的战斗意志。在参加了第二届慰问团归国后，全国民主妇联宣教部部长沈兹九在回国后撰写了《给全国母亲和姊妹们的一封信》，激励全国妇女继续为抗美援朝做出贡献。1953年4月到8月间，捐赠了同名战机的常香玉赶赴朝鲜进行了多场慰问演出，受到志愿军的热情欢迎。

　　天津市妇女为志愿军送去满满几卡车的慰问袋。《新中国妇女》1951年2月第19期夹页。

　　参军参战，屡建战功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辽宁人民继续发扬“母送子、妻送郎”和“保家保田上前线”的革命精神，义无反顾地将丈夫、儿子和兄弟送往前线参军。吉林长岭县参加志愿军的有1200人，其中由妇女动员参加的就有567名;据辽西省13个县不完全统计：有101名妇女送丈夫、97名母亲送儿子、17名姐妹送兄弟、30名未婚女子送未婚夫，参加志愿军。辽西省抚新县八区河土村妇女代表赵大娘在解放战争时期把大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抗美援朝的战斗刚一打响，就把在村里做铁匠的二儿子送去了朝鲜前线做志愿军。类似这样的拥军参军的模范事例数不胜数。对于母亲和妻子们无私的选择，《新中国妇女》上刊登的《母亲们的骄傲》用爱国主义精神讴歌了她们的心声：“难道母亲们的辛勤抚育，就是为了把儿女送上战场吗?如果她们以自己的力量和生命来为人类的正义事业而战，如果她们能使和平生活早日实现，那我就应该满足于自己期望的达成!”

　　左图为旅大妇女马桂兰欢送丈夫苗倩华参加志愿军;右图为吉林省云大娘送儿子云玉荣参加志愿军。《新中国妇女》，1951年2月第19期夹页。

　　除了“送子送郎上前线”外，全国妇女还掀起了参加志愿军的热潮。仅据河北省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4个市的统计，1950年共有1223名女青年报名参军，唐山市共有40名女医务工作者报名参加赴朝医疗队。河北省高阳县于堤村的解秀梅是抗美援朝战役中唯一一位荣获一等军功的志愿军女战士。她17岁加入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开始后通过反复申请成为了志愿军前线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兵，多次冒着战火为战士们演出，随后又申请调入前线手术室护理伤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在火线上抢救伤员。1952年12月31日，美军在冰天雪地中轰炸了伤员的住处，在河边清洗纱布的解秀梅冲入火海救出了10多名伤员，为了掩护其中一名重伤员，她在炸弹落下的瞬间飞扑在伤员身上，自己身受重伤。朝鲜战争结束后，她成为电影《英雄儿女》中女主角王芳的原型，伴随着《英雄赞歌》雄浑激昂的旋律，以解秀梅为原型的女英雄形象也凝聚成为抗美援朝精神的经典记忆。

　　1950年11月，时任上海军医大学护士李蓝丁接到抗美援朝的援助任务后，带领160余人的手术队奔赴朝鲜战争前线。李蓝丁和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为伤员提供护理治疗，最紧张的时候，李蓝丁和她的同事们曾经在一晚上的时间里给5个重伤员进行连续手术。在李蓝丁担任志愿队手术队队长的8个多月里，手术队共进行了1200多次手术，共挽救了800多位重伤员的生命。李蓝丁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南丁格尔”。

　　电影《英雄儿女》(1964，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剧照，该片讴歌了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的爱国主义精神。文工团员王芳承担了宣传英雄唱英雄的任务，随文工团在阵地上演唱时，遭敌人袭击，为掩护炊事员而负伤。

　　除了诞生了众多的模范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也是中国首次有女空军飞行员参战的战争。在举行首批女航空员起飞典礼的一个月后，1952年4月，新中国三位女飞行员由教员带领奔赴安东，成为首批投入了抗美援朝前线进行战斗的女飞行员。秦桂芳于1952年9月任机长单独执行飞行任务，成为中国第一个飞赴抗美援朝前线执行战备任务的女飞行员。随后，优秀的女飞行员陆续投入朝鲜战场，执行战备空运、空降、空投和部队转场、人员运送任务。此外，还有大量从事政治宣传、话务传递、后勤保障工作的女战士。在更为广阔的东北前线，近2000万东北妇女积极参与医疗护理和军需制作等战时工作。在辽宁地区有很多临时医院，参加护理队的妇女都吃住在医院，由护士带着三班倒，承担为伤员穿衣、洗衣、打饭、喂饭、端屎、端尿这些繁重而琐碎的护理工作，最忙碌的时候，一位妇女同时要护理100多名伤病员，但没有一个人嫌弃这些工作。她们是战斗在抗美援朝战线后方不可缺少的坚强力量。

　　1951年4月李蓝丁作为封面人物登上《人民画报》;1952年8月的《新中国妇女》封面题为“新中国的女航空员”。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标志着中国抗美援朝运动的胜利结束。在这场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中心的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中，许多妇女加入了志愿军的医疗队和救护队，许多农村妇女送子、送郎上朝鲜前线杀敌，自己在后方生产;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许多优秀的女工运用智力与体力的结合，创造出新纪录和模范事迹;许多妇女自动写慰问信，制慰问袋，节省菜钱捐献购买子弹、飞机，加强国防力量。国际民主妇联总书记在给第二次中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的贺电中，专门向“在朝鲜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妻子和母亲”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忘记在前线和后方为这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女性们。

　　参考文献

　　《人民日报》(1950-1953年)。

　　全国民主妇联：《新中国妇女》(1950-1953年)。

　　顾秀莲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年。

　　刘晓丽：《1950年的中国妇女》，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4年。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简史(1949-2000)》，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