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讲到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多年来，我们也在不断重温毛主席的这两个“务必”，但是，我们中的很多同志真的弄懂了这两个“务必”的深远含义了吗?
1949年，在党中央还没有进北平的时候，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从两个“务必”当中，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了毛主席的沉重忧虑。他在担心我们的党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在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之后，党内的一些优良的作风有可能被遗忘，被淡化，甚至有可能被抛弃。而一旦这些优良的作风被放在这样的处境里的时候，我们党的前途和命运就是十分令人担忧的了。
触詟说赵太后里有一句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满清入关后，有人说，清廷十二帝，没有一个是昏君。当然同治除外。他没当几天皇帝，就一命呜呼了。就连常年被压在慈禧脚下的光绪，也惦记着搞维新变法。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也尽力了。
满清王朝为什么从当年入关时的兴盛，就这样一步步地走向衰败?除了陈腐、守旧、不了解世界大势，固步自封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八旗子弟的堕落。皇帝再努力，而旗下的军民，只知道提笼架鸟，玩物丧志，这样的朝廷，还能有什么指望?
日本也有一种说法，创业的第一代，努力奋斗了一辈子，挣来的钱盖了一座楼。第二代，勉强守住了这座楼，可是第二代没有能力再建一座楼。而第三代，写得一手好字，却写了卖楼的广告帖子，把楼卖掉了。因为如果不卖楼，这第三代，连生活的来源都快没有了。
当年，黄炎培问毛主席，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共产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回答说，我们找到了一个好的办法，那就是民主。当然，对民主应该怎么理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才能解决这种循环论的宿命?毛主席没有说，当然，那时，我们对民主的设想也是有些抽象的，虽然抗日根据地政府有其自己的民主模式，但在全国范围内如何实话民主还是不熟悉的。要实施真正能让老百姓的意见发挥作用的民主，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用说，照搬西方式的民主了，那就是一把自残的刀。
这主要就是一个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相关的官僚机器与体制，如果照着原来的样子维系下去，必定会走到其亡也忽焉的末路上去。西方倒是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民主，不是照样也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吗?在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来说，西方的民主不但没有起到他们想起到的作用，反而更加误事，把事情向更糟糕的方向推行不止。
当然，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采取法制的方式，来监督我们制度的实施，以及对官员进行监督与惩罚的规定。但是法律还是要靠人来执行的。如果执行法律的人没有这样的主动性和责任心，那么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会流于形式。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共产党内既有的优良传统，需要有更有效的常规化行为，来保障这样的优良作风长期保持和发扬下去。比如，坚持干部参加劳动，比如，坚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对于艰苦朴素，有些人是很不以为然的。在他们看来，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各方面物质条件也改善了，还有必要讲什么艰苦朴素吗?我们的回答是，有这个必要，而且非常必要。
所谓艰苦朴素，不是说，还要跟过去一样，在衣服上打个补丁，更不是把衣服穿得破破烂烂。那是当代时尚或者朋克的风格，与艰苦朴素无关。我们所说的艰苦朴素，不是要脱离现实的条件，而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有些条件应当尽可能节俭。空调可能是当下办公室的必备，但高档办公家具就不是必备的办公条件。所以，安装空洞与艰苦朴素并不矛盾，但高档办公家具则一定是与艰苦朴素相矛盾甚至相对立的。
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进行货真价实的调查研究，不是坐在小车里，走马观花，只听下面的汇报就完事了。深入群众，要走到群众之中，了解群众真正在关注什么，群众的困难到底在哪里，作为领导干部，应该多想想如何解决群众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克服所存在的困难。另外，要经常回顾毛主席所讲的两个“务必”，看看我们的干部是不是真的按照毛主席的教诲去认真的实行了。在党内民主生活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永远不可以被丢掉。批评要一针见血，要刺到痛处，不痛不痒不是批评。真正的批评要让受批评的人脸红，出汗，有惭愧的感受。
周总理当年视察北京一零一中学时，就专门讲过八旗子弟的问题，希望我们的干部子弟不要学八旗子弟。现在看来，相当一批干部子弟本质上还是不错的，但确实也存在着一些衙内式人物。他们自以为父母一辈位居高官，就为所欲为。有的人甚至已经成为鱼肉百姓的无耻之徒。
这些情况，在有的人看来，是无所谓的，但在实际上，这是我们身上的毒瘤。如果不加以根治，迟早这颗毒瘤会转移到全身，最终造成不可救药的结果。
毛主席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的放矢。两个“务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保证中国长治久安的必要手段，是我们国家不断兴旺的法宝。我们必须永远珍惜这个法宝，让这个法宝发挥它永久的必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