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开始，“打工人”这个词突然火了。
现象层面相关介绍的文章已经比较多，在此不再赘述。
“打工人”的段子火了一段时间之后，官媒的释义才姗姗迟来，一如既往地给“打工人”端出了一碗浓浓的“鸡汤”：
相比工人日报、央视新闻、中国新闻网对“打工人”释义的话语权争夺，下面这条网友公认的释义才是一针见血的：
“新时期无产阶级觉醒人群的雅称”
在工人日报、中新网试图把“打工人”变成美称之后，网友发出“你为什么要‘打|工人’”的调侃，工人日报一本正经地发了一则断句声明：
好嘛，你们还真以为群众不会断句了?在毛泽东时代全民扫盲、普及教育之后，是完全不必担心这个问题的，网友的调侃不过是对媒体试图把“打工人”美称化的抗议。
“打工”这个词大约起源于50-70年代，资本主义“蓬(原)勃(始)发(积)展(累)”的香港地区，80年代随着三资企业在大陆的兴起而传入大陆。
1976年，由许冠文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电影《半斤八两》在港上映。许冠文的兄弟许冠杰为电影演唱的同名歌曲《半斤八两》，唱出了香港当时打工族的辛酸，被经久传唱。
歌曲在结尾道出了“半斤八两”的涵义：“出咗半斤力，想话摞番足八两;家阵恶揾食，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
转成普通话，大意就是：“出了半斤力，想挣回八两的工资(古时一斤为十六两，半斤即八两)，哪有这么好的事?”
这句歌词揭穿了资本主义“等价交换”的谎言，道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附带说一句，由于深受六七十年代红色中国大陆的影响，香港地区的文化界、文艺界有着强烈的左翼传统，这一传统随着80年代的局势骤变，右翼殖民主义文化才死灰复燃，重新占据统治地位。)
打工——这个词在八、九十年代刚刚传入大陆时，往往指的是那些从中西部地区到珠三角、长三角港资、台资厂做流水线工人的农民工，在当时市民阶层眼中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歧视色彩。
当今基层劳动者的主力是我们这些70-90后，我们这一代的童年都曾经高唱过“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用的新华字典里的例句是：“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然而，“班”没有接上，父辈们却都已经遭遇了下岗，公有变私有，工厂曾经的“主人翁”变成了“雇佣劳动者”，经济学家眼中与一般生产资料处于对等地位的“劳动力”。弹指二三十年，骤然发现，我们都成了“打工仔”，不管你是流水线上月入三千的工人，还是办公楼里月入三万的程序员。
谁也不必看不起谁，谁也不必有“小确幸”，你我就是个“打工的”。坐在夜深人静却灯火辉煌的大楼里加班的时候，还真以为自己是“奋斗者”，是在为了中华民族崛起而“打工”?
正如“社畜”、“996ICU”、“大厂人”和“程序猿”等等戏谑的称呼一样，“打工人”的调侃热潮，是对“奋斗者”心灵鸡汤的拒绝，是对自身“雇佣劳动者”身份的确认，更是无产者阶级意识觉醒的萌芽。
80年代以来，“阶级”这个足以揭示不平等本质的词就逐渐淡出了公共视野，精英们翻新花样地向庞大的“待富”人群灌输：“贫穷可耻、致富光荣”，“教育改变命运”，将“待富”人群自身的不幸遭遇归咎于他们的个人能力、勤奋程度。再到后来，贫困代际传播、富裕也代际传播，于是连“能力”和“勤奋”的遮羞布都不需要了，“人家几代人的努力，凭什么输给你十年寒窗?”
正是因为“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打工人”与“老板”之间的差距才会越来越大，少数人的富甚至以大多数人的穷为大家，“先富带动后富”也就成了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今年上半年，就在打工人还在为连连上涨的物价叫苦不迭的时候，就在打工人开始摆地摊的时候，就在人们惊叹“六亿人收入不足一千”的时候，先富们的财富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着。
这个月几份富豪榜单陆续发布：
10月7日，瑞银和普华永道联合发布《2020年亿万富豪报告》，截至2020年7月底中国内地共有415名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总财富在过去的四个月就增长了41%，而2018年、2019年的人数分别为325名、389名。
10月20日，2020年的胡润百富榜发布，千亿级企业家人数比去年骤增一倍，达41人;百亿级的企业级则达到620位，比去年新增近200人，这意味着这一年平均每周都诞生4位百亿富豪;今年中国上榜富豪们的财富达到了十万亿人民币，是过去5年增量的总和。
病毒来袭，对于“打工人”来讲是灾难、是危机，对于老板来讲却是机遇。这种状况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美国：
打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打工人与老板的差距就必然要拉大。“奋斗者协议”的被承认，企业家参与地方决策，马爸爸向金融系统发起猛攻，显示着老板们的权力仍然扩大，“打工人”仍在失语。
总体而言，“打工人”的自嘲仍然停留在“身份政治”的范畴;这种自嘲是阶级失语背景下的被动响应。任何试图将“打工人”再次鸡汤化、扼杀无产者阶级意识觉醒萌芽的行为都是极端无耻的。
“打工人”的自嘲回归阶级议题的广泛讨论，回归马列毛才是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