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早安，打工人!”
“生活里80%的痛苦来源于打工，但是我知道，如果不打工，就会有100%的痛苦来源于没钱。”
“今天去看牙医，牙医问我年纪轻轻的牙齿怎么磨损这么严重?我说这些年，我都是咬着牙过来的。加油，打工人 !”
“今早坐地铁去上班，过安检时检测仪一直在响，安检小姐姐让我把所有东西掏出来检查后，还是一直响不停。之后安检小姐姐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昂首挺胸说自己是打工的，她说，好家伙，难怪检测出了钢铁般的意志!”
“打工你会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都活不下去，早安，打工人!”
一时间，全网都刷满了打工人语录。
那些诙谐幽默的文案里，不少能让人开怀大笑，但笑着笑着，又笑出了眼泪。
在这个萧瑟秋天里，让人难免产生一种复杂的情绪。
以前，年轻人喜欢把自己工作称呼为“干事业”，说话都是“项目”、“流量”、“资金”、“上市”这些高大上的术语。
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资本一次次在明里暗里，有堂而皇之的，有阴谋诡计的，用尽各种姿势，把社畜盘剥得干干净净体无完肤时，大家才终于幡然醒悟，认识到自己无产阶级的本色。
有人星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里，少年不识愁滋味，老来方知行路难。被生活重锤的社畜，在社会的教育下，终于开始发出无声的哀嚎：
出来做份工而已，你我都是打工人，不要再装了!
前不久，爆红短视频《朱一旦的枯燥生活》的导演张小策，突然在微博宣布离职，舆论一片哗然。
这件事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就是创作社畜悲剧出名的社畜编剧，再无法忍受社畜生活后，主动选择了结束社畜生涯。
而天天演出枯燥老板的旦总，大家终于发现原来是本色出演。
张小策的才情早已得到公认，他身兼导演、策划、编剧、配音、演员数职，可以说朱一旦这个网红IP，就是他亲手打造出来的。
关于社畜吐槽老板和职场的内容，互联网上多如牛毛，张小策反其道行之，以老板的视角出发，公然地仗势欺人，漫不经心地戏耍员工，还表示这样的生活很枯燥。
果不其然，视频不胫而走，悄无声息地就红起来了。
此后，张小策的生活，就是“凌晨4点起来给孩子喂奶，喂完奶开始写剧本，8点出发去上班”，连去了片场，还得顺便带娃。
重压之下，明明是酷暑的天，他却说身子发冷。
张小策这么努力，得没得到应有的回报，我们不得而知，张小策在回应网友们对这件事的猜测时，也说自己是为了追求理想辞职的，不是大家想的那样，给朱一旦留足了面子。
但无论回报是不是足够的，张小策作为《朱一旦的枯燥生活》最大的功臣，一人身兼数职，压力小不了是肯定的。
在互联网时代，这种脑力劳动者的艰难和心酸，并不比工厂时代的工人小。
更无奈的是，对新时代脑力劳动者的保护，一直都做得不够。
早在2004年，检察日报就发过一篇名为《关注“文化打工仔”》的文章。
其中说道，“文化打工仔”，就其本质意义上，和一般的打工族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如生存的艰难、工作的劳累、心灵的漂泊等，这种生存困境，他们是必须承受的。
这就引申出另一个概念，那就是写字楼民工。
公司的做法，往往是给少数特权精英留下独立办公室，然后把剩下的所有人挤进格子间，像极了从前在方块田里劳作的佃农。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更为可怕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资本剥削的工具也越来越高明，电话可以让老板夺命连环call，微信随时可以让你半夜起床。
写字楼民工们无往不处在枷锁中。
当然，一些垄断性的大公司，会给员工比较看上去很诱人的福利，什么班车服务，工作免费餐，报销打车费。
但是，江湖套路再深，老鸟一眼就能看穿里面的陷阱。
企业HR们，动不动强调公司的小资工作环境、扁平化管理、激励和福利，似乎很令人振奋。
但当你去翻开《管理学原理》这本书时，上面歪歪斜斜每页都写着什么“计划”“科学”“效率”几个字。你要晚上悄悄看，从字缝里观察，里面分明都写着两个字——剥削。
香港曾经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电影《半斤八两》的主题曲。当时的香港，街头巷尾都是凉茶铺，而有凉茶铺的地方，都在播这首歌。
歌词的意思大概是讲，我们这帮打工仔，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满街奔跑把肠胃都搞坏了，挣得钱不够花比鬼还穷，老板动不动就发威，像疯狗一样汪汪汪，真的好难。
《半斤八两》属于那个时代的工人哀歌。
逼仄的城市空间，让香港人透不过气来，不管导演如何营造诗意与文艺，都掩盖不住一层压抑的底色。
在这个人群密集的城市，人们紧张，忙碌，大家都赶着赚钱，面无表情地排队等车，排队等地铁，排队进公司，排队吃饭，排队饮茶。
而所谓香港的下午茶文化，正是打工仔文化。
同样在中环写字楼，老板们去酒店吃着几千港纸的点心谈生意，员工们却是赶紧扒拉几口，以便好撑到晚上八九点下班。
打工仔常饮的港式奶茶，往往是煮了几十分钟那种劣质茶叶，里面不过是浓缩的三花淡奶，味道厚重，十分提神。
这样的浓茶正适合打工仔，因为常年吃盒饭，没有这种重口，根本刺激不了味觉。
打工仔最为苦恼的，是楼价长期居高不下，他们营营役役，都未必买到楼享受人生。一名香港网民发帖文诉苦称，有感以前辛苦读书为将来辛苦返工，结婚后又辛苦养育下一代，之后老去死亡。
在炼狱般的上班模式下，没有时间享受生活，换来的只是一个缩水的单位。
香港笑星黄子华有一段话专门描写打工仔的心态，可谓真切：
“打工仔的心态就是，老板发工资给我，不是因为我为公司做的事，而是因为我为了这份工，我没有为自己做的事，不是因为公司得到了什么，而是因为我失去了什么。
所以公司给我的那份，严格来说不是工资，是赔偿。其中的分别就是，你发工资给我，我要多谢你，你赔偿给我，你要加多一句“对不起”。”
打工仔每月收到的不是工资，而是赔偿，一席话，男默女泪。
1990年，TVB的年会上，周星驰和吴孟达表演的相声，堪称一绝，说尽了打工仔的酸楚。
两人一个扮演员工，一个扮演经理。员工敲门进办公室，卑微地向经理吐苦水，希望能酌情加点薪水。
经理当即表示，公司一向是很照顾员工的。但有个人，居然提出要涨工资，简直是不可理喻，你要有这种想法，就应该被调到道具部去。
说完，经理问员工，你进来有什么要求啊?员工回答，没有，进来拿本杂志。
在日复一日的煎熬中，香港的打工仔渐渐地成为了打工专家，如何偷懒不被经理发现，怎么可以多报销占点便宜，这类招数层出不穷。港剧《男亲女爱》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网上关于打工人的段子，现在不仅余音未散，反而愈演愈烈。
在这背后，有一种深刻的社会背景，那就是阶级失语。
失去语言能力，可以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后天的，如果是后天的，那么一群人将成为沉默的阶级。
网络、媒体、报纸、书刊和杂志伤，没有他们的声音，没有他们的观点，他们不翻阅，不评论，不发声。因为他们知道看了也是白看，说了也没用，不如只看笑话，只玩游戏。
工人的话语权是一步步沦丧掉的。
很早前，毛泽东就在他著名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1949年中国解放之后，全国人民都被强加一个阶级身份，其分类根据是解放前的“阶级”背景：
在农村地区的，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在城市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专业人员、工人、商店售货员、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资本家、小商人、手工业者、贫民、流浪者等等。
1956年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城市里的这些阶级类别很快地简化为两大阶级：干部和工人。
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他们不仅有了政治权利，也有了说话的权利。
《人民日报》刊登的《我的婚姻完全是自愿的!》 一文，是工人李秀兰与传统包办婚姻抗争的号召。
新中国的青年敢于对家庭本位的择偶标准发起挑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单位、组织、工会等在个人的生活上起到了引导作用。
当时的农村青年妇女中，流行着“工、干、教员 ，宁死不嫁农民汉”的择偶口诀。很多己经订婚青年妇女希望与原来的恋爱对象解除婚约，然后再找工人。
由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再加之一五计划实施，国家工业化建设对工人的强烈依赖，工人的整体社会地位在新中国相当之高。
在那个年代，如果你能当工人，是要高兴地庆祝的，因为你是国家的主人。
可与此同时，干部们的身份也在无声无息地发生着改变。虽然说工人的工资仍然可观，但是干部们的待遇却越来越特殊。
比如，工人们没饭票买不到饭吃，而干部们可以吃小灶不交钱。流行性感冒期间，工人很长时间看不上病，干部们却能优先治疗。
教员有感胡汉三们再次回来了，于是在高龄之际，毅然决然选择继续革命，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
有一日，教员抽着烟，看着漫天烟火，他在想些什么呢，我们无从得知。
七十年代末，阶级斗争话语逐渐被抛弃。
八十年代早期的伤痕文学，起初只是对知青时代苦难的哀婉，结果却演变成对阶级斗争论的谴责，并迅速成为新精英政治意识形态的共识。
此后，“阶级”这个词，在很多报告中都再难见到了，中国社会的目标，被描述为一个橄榄型的富裕社会。
同时，一支由涌进新兴城市的由农民工构成的劳动力大军正在快速形成。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对无产阶级的保护并不到位。
《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从2001年到2005年，作者采访了数百个萍乡安源煤矿工人，记录了不少工人阶级的现状。
他发现，很多工人都得了矽肺病。
用医生的话来说：“这个病的确很难治，而安源煤矿里得这种病的人又多，主要原因是安源煤矿的工作环境不好，井下打石门的灰尘较多。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有更多工人的下半辈子都将被这种病痛苦折磨着。
工人们在上访信中写道：“我们这些职业病患者或工伤残者都曾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我们无怨无悔……但，当我们因工伤残之后，国家既然规定了相关的待遇，我们不但可以而且应当不折不扣地享受，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凌驾国家法律法规之上而予以剥夺或裁减。”
另一封信，《1.8万名萍矿退休职工的心声》里，是关于请求增加工资、改善经济待遇的报告，落款用上了一句“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一面熟练地操纵着需求、欠缺和欲望，一边熟练地操作平台堵大家的嘴，甚至玩弄规则挑拨消费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自然就渐渐失语了。
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家都拥有发声渠道了，都有了说话的机会，于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艺术再度卷土重来。
打工人梗的持续暴走，大抵就是底层人民带着调侃和嘲讽的另类发声。
年轻人都醒了，不要跟我扯什么心灵鳖汤。
在这方面，还是广东人民看得开，不管是你在金碧辉煌的写字楼上班，还是动辄谈什么几个亿的大项目，只要上班，就是打工。
年薪几万好，几百万也好，都是打工，都是搵食找饭吃。
而自己做买卖，不不管是赚几万，还是赚几百万，都是老板，自己做主。
从本质上说，打工人梗的流行，是无产阶级的一次阶级意识觉醒，彻底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不再欺骗自己，不再对老板抱有幻想。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斗争方式产生了新花样，当他们自嘲打工人，自嘲共享单车人的时候，是一种温和及安全的表达。
有多少真话是通过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我们说，这叫别样的宣泄，另类的反抗，如同“道路以目”。
我们是干不过老板，但我们可以解构你，把你的权威话语虚无化，然后换上一层幽默的色彩，当全国的打工人口号浪声涛涛时，你只能干瞪眼，没有办法。
来吧，让我们再一次进行自嘲：
“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早安，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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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婚姻 : 基于洛阳工厂工人的研究》京都大学学术情报媒体中心
《“阶级“在中国消失了吗：中国新一代工人的命运》潘毅
《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于建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