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创作于1954年的短篇小说《韩梅梅》，是一部在建国之初颇有影响的作品。马烽回忆道，这一作品“当时颇受读者的好评”并“被选入中、小学课本”。1此外，它还曾被改编为鼓词2、花鼓戏3等，流传甚广。这篇小说发表后，“曾在广大青年群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应。它在动员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的工作上，发生了极大的良好的教育作用。……韩梅梅的形象感染了广大的青年，帮助他们正确的认识劳动的意义。”4周立波也曾记述道：“许多轻视体力劳动的高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看了‘韩梅梅’，感动得流泪，从而改变了自己的思想。”5在主流文艺界，《韩梅梅》被周扬评价为“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少年一代，在艺术上也是优美的作品”6;在读者中，“韩梅梅这个名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度成为回乡知青的偶像”7。韩梅梅这个人物在当时起到的感召和动员作用，实可谓不凡。
除了突出的教育意义与社会影响力，《韩梅梅》在文艺创作上的价值也同样值得注意。马烽在回顾个人创作道路时说道：“就我个人以上所说的这些作品来看，写得比较多和比较好的，集中在两个时期，其一是一九五四年前后。值得一提的有：《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等”8。可见，他将《韩梅梅》视为自己的代表作之一。不少评论家也注意到了这部作品，并将韩梅梅看作具有光辉思想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如宋奭说：“《韩梅梅》中的韩梅梅，显示出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的可贵性格。”9朱经权同样认为，《韩梅梅》等作品能够让读者领略到“合作化高潮中沸腾着的农村景色和闪耀着的新人新思想的亮光”10。
学界目前对这篇小说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是放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集体”与“个人”关系这一认识框架中进行讨论。如王再兴将《韩梅梅》中两个主要人物——升学失败后选择留乡的韩梅梅与选择离乡的张伟——分别视为集体主义的“个人”与个人主义的“个人”;11黄蕾则认为，韩梅梅的经历包含了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转化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政治，并最终使国家政治在日常生活中赋形这一过程;12吴平一主要关注的则是韩梅梅对“脏和臭”的克服这一细节，以此论述“知识分子劳动化”的过程。13以上研究打开了讨论空间，但对这一文本在为升学失败的农村知识青年提供想象性的发展道路这一层面所具有的教育价值与社会意义认识却不够深入，并且缺乏对马烽的文艺观念与思想状态的深入探析。本文对《韩梅梅》加以重读细审，并联系其历史背景与相关史料，进一步发掘这一作品对于理解农村发展道路与农村知识青年出路问题的价值。一方面，马烽以韩梅梅的故事展现“集体”与“个人”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相互成就，从而为“三大差别”14下的乡村现实问题提供了鼓舞人心的想象性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小说在克服难题的过程中也陷入了新的叙事困境，尤其在塑造张伟这个人物形象时，流露出强烈的否定情绪，难以包容其“进城”行为。这一文本裂隙透露了马烽的乡土本位立场与1950年代初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紧张关系。
1、马烽的难题：“伟大的‘牺牲’”
在《关于〈韩梅梅〉的复信》一文中，马烽向读者介绍了小说《韩梅梅》的写作过程。写作的直接动因，是“一九五四年春天，《中国少年报》和《中国青年报》约我写一篇反映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小说”，加之“我在报上看到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指示和社论以后，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向高小毕业生进行劳动教育，是一项很重要的政治任务”。15马烽表明：“写《韩梅梅》是先有了主题，先有了一个政治概念，然后才进行创作的，也就是所谓‘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16他还指出，除了“配合政治任务”，小说中涉及的人和事也是他在实际生活中接触过的，“甚至在一九五二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有关这一主题的小说。只是由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深刻，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写失败了”。17
马烽在文中详细说明了这个“写失败了”的小说的创作缘由。1951年下乡工作期间，马烽注意到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乡村教育事业十分兴旺，不仅办学数量增加，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提高，且农民的受教育需求在不断上升，“全县高小学校的数目比解放以前增加了将近三分之一，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另一方面，农村受教育者大量增加的同时，农村却非常缺少知识分子，因为“好些高小毕业生都不愿意参加农业生产，都要求继续升学。每个人都有一个理想，不是要当工程师就是要当科学家。就连考不上中学或住不起中学的人，也都设法出外去找工作。他们的家长们也很不赞成他们种地”。18农村知识分子的缺乏导致农业生产中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不能普遍推广，进而影响了乡村的发展。这是现象背后潜藏的问题，马烽对此十分挂怀：“我从乡下回来以后，这些事情经常在脑子里缠来绕去。”19
农村留不住知识分子，马烽在乡村实践中所注意到的这个现象其实由来已久。晚清废科举之后，新式教育与出洋留学快速发展，这一变化“造就了新一代远离乡土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同时也割断了“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使得现代教育与乡村发展之间的矛盾日渐加剧——一方面，乡村旧式教育体系在新式教育冲击下瓦解;另一方面，乡村人才在受到新式教育影响后不断外流。20梁漱溟、费孝通、晏阳初及陶行知等思想家与实践者均注意到了这个严重问题。21而在中共的革命实践中，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迎来了转机。延安时期，边区政府进行了新文字的推行与文盲扫除工作，并开展冬学运动等，极大地改善了边区的教育环境与教育水平。建国后，乡村教育的发展势头依然良好，“在解放后的第一年出现了一个把冬学和成年农民的学习组改成学龄儿童的正规民办学校的运动”，并且政府在1950年设立了在每个村建一所民办学校的目标。22在党和政府的努力下，受新式教育冲击而凋敝的乡村教育获得了生机。但即便如此，“现代教育”与“乡村”之间仍存在尖锐张力。正如蔡翔指出的，现代教育兴起后，教育过程从根本上而言成为“颠覆乡村或者说破坏乡村的过程”，因为“现代知识本身包含着对知识的解释，包括它所形成的新的趣味、新的教养的态度”，造成了“一个使得知识青年脱离乡村的过程”。23因而，如果不能改变乡村受教育者的外流趋势，仅仅在普及乡村教育上投入精力，对于现代教育与乡村发展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治标不治本”。
马烽在“模模糊糊感到这里边有点问题，特别感到农村里的确需要知识分子”24之后，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中的工作者，构思了一篇小说，尝试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农业工作，满足农村对于知识分子的需求。在《关于〈韩梅梅〉的复信》中，马烽交代了这篇小说大致的故事情节：“有一个小山村里，以往没有识字的人，现在有了三个高小毕业生，他们都要求升中学，可是因为村里工作需要他们留下一个，后来经过支部书记的说服，有一个就留下来了。”25
马烽：《韩梅梅》，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5 年版
但这篇小说最终被马烽视为失败的创作，因为“其中流露出一种对这个留在村里的高小学生惋惜的情绪，好像留在村里参加农业生产是一种‘伟大’的牺牲”，这使得马烽认为它起不了应有的动员作用。26对于马烽所谓“‘伟大’的牺牲”，黄蕾指出：“马烽自觉到，被他‘强行’留在小山村里的人物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自我发展’，不能自足，没有发展出一条内在的留在小山村里的逻辑。”27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惋惜”和“牺牲”还意味着农村青年放弃升学留在乡村并参加农业生产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选择。它产生的根基在于现实差异的存在，一方面指认着农村/农业/体力劳动的落后，另一方面呼应着城市/工业/脑力劳动的先进。而这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三大差别”这一结构性问题。尽管马烽已经成功叙述了一个农村知识青年回乡参与农业劳动的故事，但从他放弃这个小说的缘由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明白，要解决农村缺少知识分子的问题并动员农村知识青年留在乡村，真正的难题是如何在“三大差别”这一现实社会结构中开辟农村知识青年立足农村集体的发展空间，换句话说，问题的重心不在于农村知识青年“如何留在乡村”，而在于“留在乡村之后怎么办”。若仅仅依靠“支部书记的说服”，而没有国家、村集体与个人在多方面的相互配合以及相互回馈，在“伟大的‘牺牲’”这一逻辑下，农村知识青年将难以摆脱与乡村环境的紧张关系而真正扎根，相应的，乡村也将持续处于缺乏青年建设力量的不利局面。尽管国家规划的愿景是“工业带动农业”“工业反哺农业”，但马烽在农村生活中感受到的现实问题，使他无法坐等美好愿景的到来，而是持续关注着农村的实际状况并牵挂着其发展态势。
这并不是马烽个人的难题。赵树理对于农村出身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以后的出路问题同样有持续的关注，甚至比马烽更早。罗岗注意到，早在1936年，赵树理所写的《文化与小伙子》一文就讨论到现代化国家建设过程中乡土精英流失与农村青年出路问题;到了1950年代，赵树理仍旧在与青年人的书信往来中继续回应着这一问题，同时，还意识到了其中“三大差别”问题的严重性。赵树理的相关讨论可以归结出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精英流失与本土转化的问题;第二个是安心工作与远大理想的问题;第三个是个人名利与消灭差别的问题”。罗岗认为，这是赵树理的问题意识所在，他称之为“赵树理难题”。28但对马烽来说，《韩梅梅》的创作与发表，意味着他找到了一条突破这一困境的路径，并对解决“三大差别”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自洽的方案。
2、《韩梅梅》的成功与难题的克服
在1953年冬天下乡工作期间，马烽“直接间接的又了解了一些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因此对问题的看法比之前有所深化。同时他也强调：“虽然认识上比以前清楚了一些，但真正对这个问题明确起来，却还是在看了那些指示和社论以后。这样才使我记忆中的一些零碎材料和一些人物又逐渐活起来。”29可见，《韩梅梅》的创作和发表，意味着马烽在认知层面上有了突破;在这一突破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前文所提到的“指示和社论”。因而，在“三大差别”下的农村发展问题与农村知识青年的个人出路问题上，“指示和社论”带给了马烽何种启示，又是如何在文本中得以展现的，有必要详加分析。
升学失败对于青年来说无疑是不小的挫折，通过求学而实现个人抱负与人生理想的希望落空，由此带来的失落与悲观情绪可以想见。在“三大差别”的现实环境中，升学失败对农村知识青年的打击无疑更大。30因此，将升学问题视为农村知识青年的“个人”危机，是有道理的。31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升学问题是否仅限于“个人”维度?小说中，韩梅梅的落榜还引发了家庭内部的危机，韩父的失望与愤怒使得父女关系紧张起来;而且更为严峻的后果在于，农村家庭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支持女儿上学，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如今男女平等，有了本领，女的也一样办大事”32这一进步观念，但是韩梅梅升学失败，使得家庭内部对这一观念产生了动摇与质疑——“哼!我早说什么来?一个闺女家念什么书!果然是能成龙变虎?这不是念了五六年啦，还不是把钱白扔了!”33也就是说，升学问题还将影响到乡村的思想氛围，影响农民在观念层面的“翻心”实践及女性的解放。因而，从马烽的角度来看，升学问题既是个人的，又内在于集体之中。
在农村建设缺乏人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动员农村知识青年留在乡村，又同时不致断送其个人发展(所谓“伟大的‘牺牲’”)，马烽对此难题本就念兹在兹，“指示和社论”对于他的启发也正在于此。1953年刊发于《人民日报》的《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一文颇为关键，它为遭遇升学问题的农村知识青年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人生方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曲，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34这篇文章指出，一方面，农业发展的方向是“用新的技术和新的经营管理方法，代替旧的技术和旧的经营管理方法”，“这就需要文化”——农村发展需要有教育基础的知识青年的参与;另一方面，“高小毕业生在生产过程中可以不断丰富自己的生产知识，成为生产能手，并且可以成为各方面的积极分子，给国家作许多重要的事情，他们的前途同样是无限广阔的”。35尽管农村知识青年在求学道路上受挫，但是成为农业中“生产能手”是另一条光明的人生出路，农业社集体发展的同时，青年人也能够收获个人幸福，这是该文的核心观点，而韩梅梅从一个升学失败的毕业生转变为一个工作出色的农业社社员这一小说主干情节，正是对这篇社论的呼应。
具体到文本中，小说以升学失败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个人受教育的意义被否定、家庭关系的紧张、村民的奚落——作为开场，最终以工作取得成绩、父女关系和解、被村集体接纳等危机化解的美好局面结束。对于村集体来说，韩梅梅养猪工作取得成效，促进集体财富的增加和社员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员们在中秋节分到了猪肉;而卖猪为社里换回来一台轧花机意味着村集体产生的农业“剩余”投入到现代农业的发展中，从而带来生产工具的革新及生产力的提高。对于韩梅梅的家庭来说，一方面，韩梅梅的家人能够在村集体的层面上获得韩梅梅的工作所带来的回馈，享受到集体的发展果实;另一方面，韩梅梅因工作出色而分到了一千多斤粮食，能够提高家庭的整体收入，而她成为劳动模范所带来的荣誉，也有助于家庭在集体中得到肯定。
韩梅梅在养猪工作取得成绩后的收获，一般被视为个人“荣誉”36，而其中的丰富意涵并未得到充分体认。首先，养猪过程中，她充分发挥了知识的力量，将书报上获得的卫生知识、饲养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中，从而成为农业生产能手，并获得家庭与集体的肯定，完全扭转了升学失败所带来的不利局面，这一点在周围人对韩梅梅的称呼变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升学失败之初充满奚落意味的外号(“女秀才”“高等学生”)随着韩梅梅的养猪工作渐入佳境而消失，可见韩梅梅受教育的意义得到了承认，家庭与集体重新接纳和认可了她。其次，韩梅梅在社员大会上被选为生产模范，既是村集体对其工作成绩的认可，也意味着韩梅梅这样初出茅庐的青年人能够凭借知识的力量在农业集体化事业中赢得一席之地，而非囿于传统农业社会以资历深浅、长幼秩序排定的座次，更不用说韩梅梅还是以女性的身份积极介入其中。故事的最后，韩梅梅接到通知，将被派往国营农场受训，这对于她来说是新的发展机遇，表明韩梅梅能够有机会从村庄内部的生产模范成长为更高层面的技术干部，从而走出村庄，将自己的才干贡献于更加广阔的乡土中国。从韩梅梅层层递进的成就之中，可以说马烽已经完全超越了“伟大的‘牺牲’”，描绘了一种与集体共荣的个人成功。
在韩梅梅即将离乡赴国营农场受训这一点上，既有研究均意识到个体在农村集体中日渐开阔的发展空间。37但不无遗憾的是，相关论述始终局限于“集体”与“个人”的二元论框架，未能细致把握文本内容和农业集体发展的历史情境，体察个人、家庭、村集体乃至于国家之间的积极互馈与良性互动，从而更深入地理解韩梅梅的“个人”成功所包含的丰富意涵。
3、张伟的失败与新的叙事困境
马烽在《韩梅梅》中克服了前度写作中遇到的难题，成功地讲述了学业受挫的农村知识青年转变为优秀的农业社社员的故事，对当时的青年读者颇有感染之力和动员之功。从实际效果来看，马烽已经达到了自己的创作目的。但有研究者认为，这篇小说的教育意义是需要被质疑的，甚至表征了教育本身空洞化、形式化的危机。黄蕾指出，在处理张伟这一人物的过程中，“马烽倒又回到了原点——不自觉地把问题归之于‘观念’”，无法充分包容与理解像张伟这样带有“个人主义”立场的“问题青年”，预示着将其转化为像韩梅梅“集体主义的个人”的可能性有限。“个人主义”的个人被完全否定，也就意味着教育将不可避免地逐渐空洞化，从而带来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问题。38但是从《韩梅梅》的创作前史来看，马烽对于小说的思想倾向与教育意涵十分审慎、重视。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他没有自觉意识到张伟对于叙事带来的挑战?甚至，就故事主题来看，如果略去张伟这个人物也不会损害叙事的完整性，那马烽为什么还特意设置这样的对比结构?因而，有必要考察马烽的创作意旨，辨析这个人物形象包含的作者意识。
尽管马烽将《韩梅梅》称之为“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并坦承报纸上的“指示和社论”对小说的成文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39但这些体现政策导向的文章的主旨是：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既能依靠其文化知识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又能使他们成为合作化农业的生产能手，从而解决个人出路问题。其立论并不涉及农村知识青年在城市发展的可能性，也并不将之作为比较对象，以凸显参加农业生产的正当性。换句话说，小说中张伟这样升学失败后选择离开乡村去往城市发展的农村知识青年形象40，是溢出“指示和社论”精神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个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源于马烽的自主发挥，其中更多体现的是马烽个人的态度和思考。
对张伟这个人物，马烽的说明是：“张伟我没有见过这么个人，完全是根据间接材料写成的，正因为我对他不熟悉，因此也就没有更多去写他。张伟的存在，只是作为韩梅梅的陪衬，同时我觉得这样的人是很多的，也应当批评一下。”41从“陪衬”一说来看，张伟无疑是韩梅梅的对立面。两个人物最直接的不同是在升学失败之后对于个人出路的不同选择——韩梅梅选择了留在乡村，而张伟选择了奔向城市。而在故事展开中，张伟在城市经历的起伏，同样是韩梅梅参与农业生产的对比与参照，最终以张伟在城市奋斗的失败衬托韩梅梅在农业生产中的成功。张伟与韩梅梅的对照贯穿全文，是这篇小说叙事中的一条暗线，且这一衬托必须有始有终才能够达到叙事的圆满。也就是说，这个选择去城市谋生的青年必须要以失败告终，否则将难以反衬韩梅梅主动选择留在乡村的正确性。然而，文本的叙事困境也正在于此。小说中，吕老师所说的“在今天新社会里，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有前途;只要把工作做好，对建设祖国就有贡献”42这番话，对韩梅梅参加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农村的韩梅梅与城市中的张伟都“把工作做好”，显然后者会对前者构成挑战，《韩梅梅》只能叙述韩梅梅的成功，而无法改写为“韩梅梅与张伟”，以同时容纳农村知识青年分别在农村与城市的成功。
在“集体”与“个人”的认识框架下，研究者将升学失败视为“个人”危机，并将韩梅梅与张伟之间在相同遭遇下的不同选择——留在乡村和去往城市——进一步解读为集体主义的“个人”与个人主义的“个人”。43换句话说，选择农村意味着做“集体主义的个人”，而离开农村则意味着是“个人主义的个人”。但值得追问的是，去往城市固然意味着脱离农村集体，但在农村集体之外，城市工人难道不是同样处于其他形式的集体之中(如工厂)吗?显然，如果仅仅以“集体”与“个人”的二分法对农村知识青年的人生道路选择进行区分是不够的。结合这一认识重新观照文本，我们会发现，张伟选择进城并不必然意味着成为“个人主义的个人”，且张伟进城后还曾在省政府、工厂这样的具有集体性质的单位中工作过。问题的关键在于，马烽从未考虑过张伟融入乡村以外之集体(城市-工业)的可能性，后者的进城行为在文本中完全呈现为对个体成功的追求及其失败，这也是张伟成为“问题人物”和被教育对象的重要前提。从国家层面上来看，乡村与城市的发展需要相互协调、配合与支持，农村知识青年进城投身工业化建设是为更大的“集体”做贡献。因而，马烽对张伟进城行为的创作态度并非是站在国家层面看待问题，张伟这一人物的塑造恰恰反映了马烽的个人意识与国家意志之间的裂隙。与其将马烽的创作意图视作纯粹的国家意志(集体意志)的传达，并由此质疑“集体主义”教育的合理性，毋宁说，透过张伟，我们反而能够进一步理解马烽面对“三大差别”问题时的真实态度、思考方式与价值立场。
4、回乡与进城之间：马烽的乡土本位立场
在对进城农村知识青年的刻画上，《韩梅梅》与《创业史》这一更为经典的“十七年”文本颇有异曲同工之处。首先，马烽塑造了张伟这样升学失败后选择了“进城”的人物“作为韩梅梅的陪衬”44，而在与《韩梅梅》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更为人所熟知的“进城”农村知识青年形象当属《创业史》中的改霞，且改霞同样被创作者柳青视为“仅是个衬角而已”。45张高领认为，改霞在真正下定决心“进城”之前的种种摇摆、犹疑，背后反映的是柳青“对于农村知识青年进城还是参加家乡建设这一难题”的困惑——“农村建设需要留住人才，但农村所培养的人才出走的合理性却不容否定”;而柳青在创作过程中对于改霞“进城”的态度变化，紧密关联着对“工业化与农村集体化先后问题”的理解，最终以1977年版《创业史》对改霞的否定预示着兼顾农业与工业这一理想的落空。46联系前文关于“伟大的‘牺牲’”的论述来看，柳青与马烽在农村知识青年出路问题上一度面临着极为相似的困境，并且二人的情感态度最终均偏向于投入农村建设事业的一方，这是《创业史》与《韩梅梅》之间所具有的第一重互文性。
与此同时，《创业史》还塑造了像韩培生和欢喜这样的另一类文化人，与改霞的流动方向相反，他们选择留在乡村，“将自己的知识和劳动实践结合在一起，以知识改造传统农业，也以劳动实践改进知识，知识与实践相得益彰”，这样的举动“寄寓着解决的可能性”，不过《创业史》“并未具体展开”，而《韩梅梅》恰恰“明确展现了以知识建设农村的可能性”。47结合张高领的分析来看，《创业史》与《韩梅梅》又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知识青年与农村建设相结合的前景，这是二者的另一重互文性。
尽管《韩梅梅》相较于《创业史》而言更为集中地展现了农村知识青年参与农村建设的可能性，张高领仍然认为，小说中韩梅梅将张伟进城认定为个人思想觉悟问题，并试图对其进行思想教育，这一情节说明马烽在“城乡差别”“知识青年进城与农村建设的矛盾”这样的关键性问题上的认识程度是有限的。48这个批评意见，值得结合文本与马烽的创作谈进一步推敲，以更深入地把握马烽的创作观念以及在“城乡差别”问题上的真正态度。从马烽对于张伟的刻画来看，他始终是以贬低甚至丑化的态度来设计这个人物的举动与遭遇的。当发现自己落榜，张伟“‘哇’的一声就哭了”，因此遭到韩梅梅的嘲笑：“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在大街上哭哭啼啼，真没意思!”49在韩梅梅已经投入了养猪工作并发动大家改善了猪圈卫生之后，张伟却依旧消沉：“他自从那天看罢榜回来，一直就没上街，不愿意见人，整天躲在家里哭哭啼啼。”50韩梅梅参加农业生产的行为在张伟看来是“丢人”和没有前途的，团支书与社长的动员也并不能打动他，他固执地“逼着他爹粜了一石麦子做盘缠，到太原找事去了”。51在马烽的笔下，张伟意志软弱，对于家乡没有丝毫留恋之情与奉献之心，他奔向城市只是因为看不起农业生产，这样的农村青年最终一事无成。总之，相较于改霞，对于张伟，马烽既缺乏正面描写的笔触，也缺乏深入的内心活动刻画。可见，比之柳青，马烽对于农村知识青年进城这一行为有着更为直接和强烈的反对情绪。与其说马烽“冲淡了知识青年进城与农村建设的矛盾”52，毋宁说，马烽并未试图呈现知识青年进城的合理性。
我们需要联系马烽的文艺观念及《韩梅梅》创作过程中马烽的身心状态，对这一隐秘的创作立场作进一步推敲。从马烽的成长经历来看，他出身于农村，青年时期加入抗战队伍，期间以其绘画才能而逐渐成长为部队中的文艺工作者，承担政治宣传工作，并逐渐走上文学道路。在解放区时，马烽已经创作出了《吕梁英雄传》这样颇有影响的作品，并在土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与写作素材。建国后，马烽既积极参与中央文研所的学习活动，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又主动下乡调研，参与实际的农村工作，锻炼自己的认识能力。段崇轩因此将马烽称为“(农村)干部化的普通农民”，认为马烽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与农村干部身份使其“创作谈中的农村和农民，含有农村干部的视野和思想”。53
不过，从对张伟的塑造来看，马烽的创作立场与国家政策(或“农村干部的视野和思想”)之间其实有所参差。马烽具有深厚的农村生活与工作经验，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是其创作中另一重要面向，是文艺政策作为中间环节对实际经验的转化。如程凯所说，十七年文艺中，“深入生活”不仅是一种创作手段，还是“一种工作方式”，使得作家“带着创作任务参与基层工作”时，“在看待现实的方式上，在对人的理解、把握、态度上，在掌握政策和动向上均提供着不同于一般基层干部的视角”。54不妨说，马烽身上就体现出作家与干部之间的视角差异：作为作家的马烽，与其说更贴近干部/国家政策立场，不如说更贴近农民/乡土立场。《韩梅梅》这一作品便是马烽“深入生活”的创作成果之一。55在马烽看来，“深入生活”远不止下乡“体验”生活那么简单，后者只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别人把事情办完了，自己去看一看。就像去看娶媳妇、埋死人一样，只是站在旁边观察别人的欢乐或悲哀，自己并没有产生同样的真实的情感”，而真正的“深入生活”应该是“和广大群众的情感是相一致的，天旱了，农民们很焦急，我也一样焦急;丰收了，大家很高兴，我也一样高兴”。56换句话说，“深入生活”对于马烽意味着能够站在农民群众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真正与他们的情感态度相一致，也正是这样的创作理念促生了马烽的乡土本位立场(而非纯粹的国家政策立场)。
从马烽的实际做法来看，这一时期，他与农村生活确实十分接近，真正深入到农业合作化的进程之中——“一九五四年前后，我虽然住在北京，但下乡的时间比较多，那时候正是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的前夕。无论普通农民，还是农村干部，革命、生产的情绪都非常高涨;我和他们生活、战斗在一起，他们那种高涨的情绪给了我很大影响。”57这种与农村融然无间的状态真实地反映在马烽的创作之中。有评论者感受到，马烽最突出的创作特色是“热爱农村，对于现实中的重大事件和斗争，总是抱着饱满的政治热情，把自己的着眼点集中在农村变化与发展着的事物上面，并且能够迅速地把农村中的新思想的萌芽和茁长的过程真实地反映出来”58。而“热爱农村”同样是主人公韩梅梅的一大特点，小说开篇便提道：“她别的功课都平平常常，只有作文很出色。……我记得有一篇是写她们村子这几年的变化，全篇充满了对今天农村的热爱。”59韩梅梅身上无疑寄托着马烽本人对于农村的深厚情感。
马烽(左三)在汾阳贾家庄农民家吃派饭 樊成琏 / 摄
对于农村生活的深入了解以及与农民情感的彼此交融，一方面使马烽能够成功地塑造韩梅梅这样既生动可感、又深具思想意涵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另一方面，也成为其乡土本位立场的坚实基础。从这一立场出发，他热情赞颂主动投入到乡村发展事业中的农村知识青年，对于张伟的离土离乡行为则预先抱持批评态度。离开乡村奔向城市，在马烽这里更多地意味着追求个人幸福而放弃对于乡村的贡献，而这一认识机制所折射的现实问题，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起步阶段，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日益加剧，现实生活感觉与“工业带动农业”“工业反哺农业”的远景难以顺畅勾连起来，并落实到人们的日常观念和意识中。张伟与韩梅梅这一对比结构的设置和具体书写方式为文本叙事带来的裂隙，恰恰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结构难题与实践困境。
结语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本身具有“双重性”——其中一方面有资源自下往上的“汲取”趋势，即以国家/工业/城市为优先，从农村和农业中提取剩余以服务于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也有资源自上往下的“回流”趋势，体现在肯定工农价值、通过促进农村工业化等方式缩小城乡差距、平衡工农关系、践行社会主义民主与群众路线、确立劳动者的尊严及主体性等做法之中。60重新检视《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的政策指向与韩梅梅这一人物的感染力，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辩证关系——“集体”的发展离不开“个人”的投入与奉献，同时“集体”也在积极为“个人”开辟生长空间。要真正把握《韩梅梅》这一文本的教育意义与思想价值，需要建立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道路的整体认识，从而避免将这一文本(乃至于这一历史时期)简单地归于“集体”压迫“个人”(乃至“国家”剥削“乡村”)的单一认识框架中。
而小说所包含的叙事裂隙，隐微而真切地透露了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真实感受，并关联着导致这种感受乃至困惑的时代困境。马烽以形象负面、结局失败的进城农村知识青年张伟作为韩梅梅的“陪衬”，这一叙事手法及人物塑造折射出马烽内心深处的乡土本位立场。这一立场使得他以农村的发展为首要甚至唯一关切，难以认可农村知识青年的进城之举，而这样的价值判断和情感趋向，既源自马烽的个人经验，又是对城乡不平衡发展这一客观现实的回应。如果联系到1953年9月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关于“大仁政”和“小仁政”问题的争论61，我们更能体会到同一时期的《韩梅梅》所深刻呼应的社会思想氛围。现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始终是在严峻的历史限制下向前延伸的。1950年代工业化道路上的艰难创业，既为新中国的独立自主与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不可避免地从乡村大量汲取资源以服务于工业化的资本积累，致使城乡不平等成为社会主义实践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如果说，战乱的平息、土地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生活的进步深刻地回馈了乡土中国对革命的支持，那么在工业化这场更加漫长的革命中，又应如何权衡乡村获取的收益和付出的代价?城市/工业与乡村/农业之间的张力，该如何回应与处理?这些问题既反映在毛泽东与梁漱溟关于工人与农民生活水平“九天九地”62之差的论争中，也同样被马烽的创作所捕捉：一方面，韩梅梅的经历标示出，新中国工业化背景下的集体和个人、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相辅相成的良性关系，在逻辑上和实践中是可能实现的、值得期待的;另一方面，张伟的存在又始终指认着“三大差别”这一结构性问题，它最终成为马烽谱写的乡村乐章中一个难以去除的不和谐音。在此意义上，《韩梅梅》这个文本既在不同层面上能动地提出了克服“难题”的构想，同时，又因叙事的内在裂隙成为历史难题的表征，从而展现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历史肌理。
(本文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科研项目[编号：IASP1905]和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平台与成果培育专项[编号：2020CDJSK47PT10]阶段性成果)
1 马烽：《京华七载》，《马烽文集》第7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2 行莑：《韩梅梅(鼓词)》，《山西文艺》1955年第1期。
3 徐沙：《谈邵阳花鼓戏“韩梅梅”》，《中国戏剧》1956年第3期。
4 思蒙：《读马烽同志的短篇小说》，见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马烽专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版，第44页。
5 周立波：《永远和人民同甘苦》，《人民日报》1954年10月1日。
6 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报告》，张炯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91页。
7 李传新：《初版本》，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8 马烽：《三十年创作小结》，《马烽文集》第8卷，第384页。
9 宋奭：《努力描绘社会主义的人物——试谈马烽同志十年来的短篇小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马烽专集》，第55页。
10 朱经权：《谈马烽近两年短篇小说的创作特色》，同上书，第71页。
11 王再兴：《合作化小说“个人”故事的讲述及其问题——以马烽和〈韩梅梅〉为例》，《扬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12 黄蕾：《“接班人”问题与1960年代初的文学-文化想象》，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第89页。
13 吴平一：《“身”与“心”如何安放?——“回乡知识青年”文学叙事(1953—1966)研究》，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第24—28页。
14 “三大差别”即“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参见靳苑：《三大差别》，《人民日报》1975年8月13日。
15 马烽：《关于〈韩梅梅〉的复信》，《马烽文集》第8卷，第361页。
16 马烽：《关于〈韩梅梅〉的复信》，《马烽文集》第8卷，第361页。
17 同上，第362页。
18 同上。
19 同上，第363页。
20 潘家恩、温铁军：《“作新民”的乡土遭遇——以历史及当代平民教育实践为例》，《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1年第3期。
21 例如1920年代，从事平民教育的陶行知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敏锐地指出了现代教育与乡村之间的矛盾，并从乡土本位的立场，疾呼一种与乡村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新教育。参见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国教育改造》，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1—82页。再如费孝通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中分析了“乡土培植出来的人已不复为乡土所用”的现象背后，“现代教育”“新知识”与乡土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新知识正是改良的方案。但是一个乡间出来的学生学得了一些新知识，却找不到一条桥可以把这套知识应用到乡间去;如果这条桥不能造就，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的。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参见费孝通：《乡土重建》，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4—65页。
22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23 张书群整理：《“80年代”文学：历史对话的可能性——“路遥与‘80年代’文学的展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文艺争鸣》2011年第16期。
24 马烽：《关于〈韩梅梅〉的复信》，《马烽文集》第8卷，第363页。
25 同上。
26 同上。
27 黄蕾：《“接班人”问题与1960年代初的文学-文化想象》，第88页。
28 张书群整理：《“80年代”文学：历史对话的可能性——“路遥与‘80年代’文学的展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29 马烽：《关于〈韩梅梅〉的复信》，《马烽文集》第8卷，第363页。
30 舒喜乐指出：“农村返乡青年面临着有所差异但同样困难的一系列问题。虽然农村青年不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但他们的个人抱负可能更为明确。他们对农村生活了如指掌，但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非常明白他们面前的机会有限。到城里上初中，就获得了在城市就业的希望，回到乡村则殊为失落。”Sigrid Schmalzer,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2016, p.206.
31 王再兴认为：“《韩梅梅》实际上是讲述了一个关于‘个人’和‘集体’之间关系的故事：小说从‘个人’的危机开始，最终与‘集体’达成了现实的和解。这正是从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和《关于山东蓬莱县潮水乡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情况调査》(调查报告)以后，持续多年的面向初中及高小毕业生进行‘劳动教育’所真正要讲述的故事。”在王再兴的理解中，“一五计划”下教育资源的收缩所引发的升学问题造成了农村知识青年的“个人”危机，而动员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这一政策导向的意图是树立“集体主义”的观念，从而克服青年人的“个人主义”的倾向，解决农村知识青年升学失败造成的“个人”危机，韩梅梅的个人经历也正是对这一政策意图的演绎。见王再兴：《合作化小说“个人”故事的讲述及其问题——以马烽和〈韩梅梅〉为例》。
32 马烽：《韩梅梅》，《马烽文集》第4卷，第164页。
33 同上，第166页。
34 参见山东省档案局编：《怀望遥远的青春 山东知青档案实述 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35 《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人民日报》1953年12月3日。
36 例如在由《韩梅梅》改编的课文《“三封信”》的教学设计中，作者指出，韩梅梅在养猪工作取得成绩后获得的荣誉有：被选为劳动模范、被送到省国营农场去学习。见刘渡：《“三封信”一课的教学》，《江苏教育》1957年第1期。
37 王再兴将小说最后的“受训通知”解读为韩梅梅的个人价值在精神层面得到了补偿，并强调这一结局“再一次证明韩梅梅是一个自觉归置在‘集体主义’之下的成功的个人典型”。黄蕾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王再兴的观点，将韩梅梅的成功称为由国家“回馈”的“另一种个人发展——镶嵌在‘集体主义的个人’之发展”。参见王再兴：《合作化小说“个人”故事的讲述及其问题——以马烽和〈韩梅梅〉为例》;黄蕾：《“接班人”问题与1960年代初的文学-文化想象》，第91页。
38 黄蕾：《“接班人”问题与1960年代初的文学-文化想象》，第96页。
39 马烽：《关于〈韩梅梅〉的复信》，《马烽文集》第8卷，第361—363页。
40 1953年4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4年3月，中央政府表示将继续贯彻这一指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韩梅梅》在创作节点上与这一政策的实施有一定的重合，但小说人物张伟的遭遇与“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却不能混为一谈——张伟离开乡村的相关叙述并未涉及政策限制，且张伟在城市中的正规企事业单位工作。可见，马烽无意于将张伟塑造为“盲流”。
41 马烽：《关于〈韩梅梅〉的复信》，《马烽文集》第8卷，第364页。
42 马烽：《韩梅梅》，《马烽文集》第4卷，第164—165页。
43 王再兴：《合作化小说“个人”故事的讲述及其问题——以马烽和〈韩梅梅〉为例》。
44 马烽：《关于〈韩梅梅〉的复信》，《马烽文集》第8卷，第364页。
45 柳青：《同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访问者的谈话》，见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46 张高领：《“进城”的难题与“颠倒式误读”——从〈创业史〉到〈人生〉》，《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
47 同上。
48 同上。
49 马烽：《韩梅梅》，《马烽文集》第4卷，第164页。
50 同上，第170页。
51 同上，第171页。
52 张高领：《“进城”的难题与“颠倒式误读”——从〈创业史〉到〈人生〉》。
53 段崇轩：《马烽、赵树理比较论》，《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54 程凯：《“深入生活”的难题——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2期。
55 在创作《韩梅梅》之前，与马烽关系密切的文学搭档西戎调回了山西文联，原因之一是“要从事文学创作，就离不开深入生活，与其每年做客式的来回跑，不如扎根到家乡去”，马烽十分认同并受到了这一创作观念的感染，《韩梅梅》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马烽乡村调研经历的产物。参见马烽：《京华七载》，《马烽文集》第7卷，第220页。
56 马烽：《千万不要脱离生活》，《马烽文集》第8卷，第165—166页。
57 马烽：《三十年创作小结》，同上书，第384—385页。
58 朱经权：《谈马烽近两年短篇小说的创作特色》，见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马烽专集》，第71—72页。
59 马烽：《韩梅梅》，《马烽文集》第4卷，第164页。
60 潘家恩、张振、温铁军：《“铁钩”与“豆腐”的辩证——对梁漱溟20世纪50年代思想张力的一个考察视角》，《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61 关于这一场争论的具体内容及其思想意涵，参见杨奎松：《从“小仁政”到“大仁政”——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在农民粮食问题上的态度异同与变化》，《开放时代》2013年第6期;吕新雨：《乡村建设、民族国家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纲要》，黄平主编：《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6—120页;钱理群：《1953—1974年间的梁漱溟》，《岁月沧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07—238页。
62 1953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发言认为当时党和国家将建设重点放在工业和城市，农民生活未被安顿好，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是“九天”与“九地”的差距。尽管梁漱溟强调其发言的目的在于建言献策，但在当时比较复杂的历史情境中，毛泽东将梁漱溟的“九天九地”之语理解为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从城乡工农关系、“大仁政”与“小仁政”关系等方面对梁漱溟作了严厉批判。参见梁漱溟：《略记9月9日至18日的一段经过》，《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1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