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岩 |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导读]大量游走在城市中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事件的直接受害者，甚至与冲突方没有任何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但当事件发生，他们却走上街头冲在抗争的最前列。我们把这个群体称为“在游族”，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或内地的小城市，在城乡结合部或工厂文化中成长，父母打工或做小生意为生，他们一般受过中专或职高教育，但也有一个大学梦，年纪不大但社会历练不少，徘徊在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之间。“在游族”的破坏性力量首先取决于他们对这个城市的超低认同，而他们作为一个具有非常强烈的结构性力量，甚至可以理解为未来中国社会运动的生力军。一个有生机的城市一定是非常开放的城市;一个有生机的国家，一定也是对外来移民包容接纳度高的国家。因此，不仅仅是地方政府要出台包容性政策，城市居民也必须有一个包容心态来对待像陈江这样的“在游族”。
本文原刊于《文化纵横》，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参考。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一个人掉在地上
——富士康自杀工人 许立志
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爱丽丝·戈夫曼博士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她的调研报告《在逃：费城通缉犯》，这篇报告描述了费城第六街区黑人青年的生活。五年后，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一个名叫弗格森的小镇发生的一起黑人被枪杀事件引发全美数百个城市的骚乱，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枪杀这种事情在美国并不少见，种族歧视问题经常被拿出来讨论。但是在爱丽丝看来，黑人青年生活在底层，没有前途，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才是问题的关键。爱丽丝在她的报告中向读者展示了一群漫无目的地在城市游荡，大多数时候又需要四处躲避警察的黑人青年的生活，并用“在逃”一词来形容它。许多黑人青年生活在公共秩序之外，美国政府花费了大量警力来对付这群时刻都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在逃族”，却从没有想过如何调动公共资源来改善他们的处境。
爱丽丝·戈夫曼博士的观察并不孤立。2010上半年，中国最大的代工企业深圳富士康公司发生多达17起工人连环自杀案，工人为什么要自杀?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等都想尽办法进行解释，富士康公司甚至不得不在宿舍拉起铁丝网以防工人再跳楼，还请来民间方士在厂区设台烧香祈平安。2011年，广州增城区新塘镇发生持续三天的大规模外来工人骚乱事件，其起因是城市治安人员对一位四川籍怀孕女工在街边违章摆卖的粗暴执法，此次事件引发数万外来农民工的抗议，结果导致警车被毁，政府大楼受到冲击。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后来连续发生在广东潮州和中山沙溪等地。
从看似不足一提的街边冲突、劳资矛盾上升到官民冲突，再上升到族群冲突，中国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似乎正面临一个转向——这些事件起因都非常简单，完全是一个常态社会经常发生的小事故，最后何以会酿成数万人参与的特大群体性事件呢？在这些事件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群体：大量游走在城市中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事件的直接受害者，甚至与冲突方没有任何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但当事件发生，他们却走上街头冲在抗争的最前列。
借用爱丽丝的“在逃”表述，我们把这个群体称为“在游族”，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或内地的小城市，在城乡结合部或工厂文化中成长，父母打工或做小生意为生，他们一般受过中专或职高教育，但也有一个大学梦，年纪不大但社会历练不少，徘徊在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之间。与爱丽丝所描述的费城第六街区的“在逃”黑人青年不同，中国的“在游族”向往城市生活，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种种社会排斥制度却使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受到不公对待和歧视。近1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速，更多的农二代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已经成为深圳富士康公司、东莞裕元公司这些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主力军，但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空间却被不断压缩。
▍拆分型劳动体制
中国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的政策可以追溯到1958年，国家出台的第一个管制人口流动的法律规定，劳动力被严格地限制流动是计划经济衰败和无效的一个重要原因。1980年代以后，农村兴起乡镇企业，一批农民走上“离土不离乡”的致富道路，而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直到1980年末才开始，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颁发《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农民流动到沿海地区打工，“春运”和“民工潮”等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由于广东等沿海地区引入“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的内地农民离开家乡来到珠三角地区从事服装、玩具、电子等加工业。
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84名女工惨死在深圳龙岗葵涌的这家香港人开办的工厂中，这一事件开始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兴打工群体的关注。致丽玩具厂女工是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虽然每年的国家一号文件都会象征性地对这个群体表达关怀，但实质性的保护措施要么根本就没有（如公平的社保体系），要么就是无法落实（如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两个为主”政策）。2004年，国务院文件第一次把这个群体称为“农民工”，他们被看成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年后，关于农民工的全面系统性的政策文件《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这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这些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已不容忽视。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尽管第二代农民工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第二代农民工的特点与第一代已经完全不同，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受到挑战，不仅是沿海地区，全国各地都出现劳动力短缺。由劳动力短缺所引发的劳动管理和劳动控制也在发生变化。招工难，劳动力成本上升，工人权利意识觉醒，沿海地区许多产业开始向内地转移，富士康内迁河南和成都等地已经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但是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在城市或沿海地区打工的老一代和新一代农民工是否能够随着产业内迁回去呢？特别是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已经正在适应城市生活，适应了工厂生活，城市政府如何向他们打开制度空间，让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农二代留下来，而不是被边缘和被排斥。
陈江，一位20出头的小伙子，祖籍广东。他的父亲陈华辉和母亲叶小文1992年来到东莞打工，20多年过去了，他们换过许多工作，但始终没有离开过东莞，于是陈江成为了一位十分符合世俗定义的“农民工二代”，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甚至有点反感媒体这个称谓，难道不是吗?他所在的城市东莞已经称他们为“新莞人”，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新莞人服务和管理局”。陈江现在已经可以听懂一些广东话，平时喜欢看粤语电视节目，虽然陈江否认自己的农民工身份并试图融入他打工的城市，但事实是他的确和真正城里的年轻人有些不同：陈江的小学、初中都是在当地的民办学校完成的，初中毕业后他在广州读了技校，因为没有广东户口，他不能在广东参加高考只能选择读中专。虽然国家在90年代以后开始逐步放开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限制，但户籍制度仍然是“陈江们”融入他们生长和工作的城市的藩篱。
居民户口簿，这个定义中国人基本身份的法律文书只是薄薄的几张纸，但对于陈江的父亲陈华辉来说，这张薄纸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东西，尤其城镇户口，它是农村人无法企及的“奢侈品”，有时候它可以用钱买到，但更多时候用钱也买不到。1988年，陈华辉高考落榜后用4000元换取了县棉纺厂“集资入厂”的资格，这相当于当时县城高中老师两年的收入，但他的父亲为了儿子获得这个“城里人”的身份“砸锅卖铁”，甚至卖掉了家里唯一的耕牛。第一年，陈华辉被厂方送到上海去培训，实习工资每月80元，三年后他与同厂的叶小文订婚，叶小文同样是花了4000元“集资入厂”的，陈家用6000元为女方买了县城户口作为订婚礼物。1992年，棉纺厂正式投产不到三年后就关门，8000元的集资款到现在还没有要回来，陈华辉带着新婚妻子到东莞打工，次年陈江出生，今天他也与父母一样成为新一代的打工仔，延续着父母当年的职业，同时也成为了一名本文所说的“在游族”。
1980年具体到户籍制度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城市对农民的剥削，这个户籍机制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进步在于，农民终于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用钱来购买到过去无法获得的户口。陈华辉一家倾其全力终于得到了一份城市工作和一张城市户口纸，但当沿海地区开始大量吸引外资，吸引外地劳动力兴办劳动密集型产业时，陈华辉们所在的城市却还在通过集资入厂兴办国有企业，这个国有企业的生命注定是要短命的，因此，集资入厂和合法出售蓝印户口这些事件也就对农民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已有超过2.6亿流动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仅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地就分布着近4000万外来工人，以深圳为例，本地户籍人口不到250万，外来人口超过1000万，再如东莞市虎门镇，本地人口不到10万，外来人口100多万。农民工不是一个职业，也不是阶级称谓，而是一种歧视性的身份称谓。农民工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沿海地区一些企业不允许农民工加入工会，理由就是他们不是工人，而是农民；企业不用为这些农民工缴纳社保，理由是他们在老家有土地作为保障。作为一个特定的身份产物，农民工一直没有进入国家政策保护范围之内，更多的时候，以户籍作为身份识别标志一直是地方政府惯常和有效的工具，只要不是本地人，在工厂做工，他们都被看成是农民工。
陈江与他的父母就有着这样一个尴尬的身份，技校毕业后陈江辗转在珠三角的各个工业园工业区打工，与陈华辉当年不一样的是，陈江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到处都缺工，到处都是招工广告。但陈江一直不满意自己的工作，不断地流动和跳槽可以看作是陈江对自己的处境不满的发泄。陈江并不只是对工厂管理的不满，还包括对自己及家庭的这种漂泊状态的不满。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包括市场力量、劳动力生产过程、国家角色和劳动力再生产，其中劳动力再生产包括补偿和恢复现有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劳动能力、培育和补充新的劳动者、积累和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等内容。
在《生产政治》一书中，劳工社会学家布若威区分了早期资本主义利用家庭进行资本积累的两种模式，在英国，整个家庭都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工人彻底地依赖工资收入，生产关系由家庭体制演变为工厂体制；而在俄罗斯，家庭分裂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工人在工作地赚得一份工资收入，但工人的再生产则由留在村社的其他成员负担，生活资料由村社承担使得低工资成为可能，这实际上形成一种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劳动力拆分机制，今天这种拆分机制在中国已经上演了近30年。
尽管中国的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保护性投入，农民基本不用再受饥饿折磨，但他们还是要面临“现金饥渴”，市场化也使得农民必须面对更多的风险，正如社会学家托尼所说，“有些地区的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外出打工寻找现金收入是他们的唯一出路。新自由主义的空间策略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理不平等相结合催生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收入不足以满足他们在城市里抚养子女、居住、教育的开支，他们不得不像侯鸟一样奔波在家乡与打工地之间，这种劳动力的高度流动也称为“流动劳动体制”，国家政策和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在引导农民到具体的部门和岗位并创造剥削性的劳动力移民政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输入地政府的许多政策导致农民工的应得利益没有获得平等对待，地方政府与资方之间形成了一种地方专制主义治理体系，有学者把它总结为“地方专制资本主义”。
“地方专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机制，对农民工进行的侵害首先体现在户籍歧视上，陈江和他的众多伙伴每年不得不在家乡与东莞来回流动，尽管他们也是在学校读书，但是接受的教育完全不正规。另一方面，生源减少、生源流失、师资老化，乡村小学逐渐凋零，有点能力的家长都会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镇上或县城读书，像陈江这样的留守儿童只能与那些留守教师一起坚守学校。陈江所在的村小学总共才有六位教师，其中有三位是年过60岁的返聘老教师，陈华辉不愿意孩子在这种学校读书，所以在小学一年级时把他带到了东莞。
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流动人员子女就读必须执行“两个为主”的政策，一是以流入地为主，二是公办学校为主。但是这一政策在地方执行时被严重扭曲，流入地城市总是采取各种变通手段来应付上级检查，最简单的变通就是要求农民工出具各种证明文件来提高入学门槛，如连续五年的社保记录、租房或买房证明、无犯罪证明、计生证明等，这些证明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交齐。地方政府还对学位数量进行严格限制，外来人员的子女很难进入公立学校。陈江在东莞读书时跟着父母辗转各个学校，小学六年陈江总共进了四家学校，要么是父亲工厂倒闭他们不得不搬家，要么是学校关门老板跑路。
“流动劳动体制”所制造的不公平不仅仅是农民工自身权益受到损害，他们的下一代也不能享受城市政府或流入地政府的保障。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教育本身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是分割的，地方政府只是希望得到农民工的劳动力红利，却不愿意承担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这种社会保障最主要的就是教育保险和养老保险，陈华辉夫妻直到2008年才进入了一家愿意为他们买养老保险的工厂。城市政府对农民工的劳动力进行拆分，一方面城市政府需要农民工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希望农民工的养老和子女教育都留在家乡解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城市政府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对农村进行掠夺;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城市政府又通过户籍制度对农民工进行隐性掠夺，并通过土地征收对农民进行公开掠夺。
为了尽其所能使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陈华辉把陈江送到当地最好的民办学校读初中，这个学校校舍是老板买下来的而不是租来的，教师也大多数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学费和杂费加起来每年要两万多，这笔支出占了全家的支出一半以上，但由于户口一直没有解决，陈华辉觉得儿子的大学梦越来越渺茫了。家乡县城的教学质量可能会更好一些，但存在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同事朋友的小孩由于没有父母的看管，染上网瘾，打游戏逃课，在街上混日子，所以陈华辉坚持要把孩子带在身边。陈华辉经常关注教育改革的新闻，他最渴望的就是国家能够出台政策让外来人员子女可以在当地参加高考，等到陈江初中毕业新政策规定外地户籍学生可以考当地技校，而当地技校每年都招不满学生。
陈华辉夫妻最初是希望小孩能够有一技之长，学些技术找工作。初中成绩还不错的陈江进入技校时还是很有优势的，因为技校的大部分同学成绩都很差，也没有好的学习习惯。陈江想好好学习，但现实很残酷，他就读的技校是国家级重点技校，即使如此教学还是非常松懈，同学们不愿意学习，整天打游戏玩手机
，教师无心教学，很少布置作业，即便布置作业也是全班同学一起抄，考试个个都过关。学校负责推荐学生进厂实习，表现好的可以留下来工作，毕业时能够进入富士康公司工作对于大家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学生们都知道，他们毕业后的命运就是上流水线做操作工。
▍游在城市边缘
技校毕业后陈江就成了典型的“农二代在游族”了，“在游”是一种生活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20出头的陈江已经身经百战，他辗转在珠三角的各个地方，不断地进厂出厂，实在累了或者没钱了就回到父母的出租屋。母亲希望他能够跟他们呆在一起，这样可以存下更多的钱，但是陈华辉还是希望儿子能够出去混，无论如何总比在厂里混要强些。
陈江基本上是个月光族，广州市2014年职工平均收入是5808元，但是珠三角地区大部分的制造型企业都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人的基本工资，如2014年广州是1550元，东莞是1310元，每月连加班费在内的陈江可以拿到2000多元。陈江每月租房平摊200元，吃饭500元左右，如果工厂有补贴的话可以省下一些。但是下班后吃夜宵对他们来说是必须的，一是因为加班后的确很累很饿，二是生活实在太无聊。虽然工厂离父母租房的地方很近，陈江也不喜欢回家住，因为不自由，而陈华辉也从来没有要儿子交过生活费，因为他自己年轻时过得太苦，希望儿子能过得好一些。
陈华辉在老家盖了一幢三层楼房，用了夫妻两人打工20多年的全部积蓄。他们只是简单装修了一楼，除了偶尔回去过年，这个房子基本上是闲置的，但是如果没有房子，他们什么也没有。陈江有时候抱怨父母不应该在老家花20万盖这房子，他想在城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些“农二代在游族”对工厂生活游刃有余，每个月领到工资后，一定要和朋友到附近的餐厅里喝上几顿，大部分人都是月光族，有的甚至到了月末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日常的支出主要包括吃夜宵、玩手机、上网打游戏、唱K，或者去找女工逛街，出门总是要花钱。
如果没有外部帮助，农二代在游族是不敢去梦想改变自身地位的，陈华辉一辈子都在帮别人打工，所以希望儿子不要打工。陈江想去学修汽车，然后自己开一家修车店，但是开店需要钱，他们脆弱的现状也无法承担开店面临的风险。第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积蓄都用在盖房子上，不像城里人买房子可以增值，盖房子在乡村是一种静态投入。城里人总是批评农村人喜欢盖房子，说他们不懂得市场经济和资本运作，更不懂得教育投入的收益比。因为低收入，农民工是整个生产体系中最弱势的一环，他们没有能力来承担风险，所以他们的行为非常保守。多数时候，他们不会嫉妒老板赚得太多，而只是关注自己可以拿多少，他们希望四平八稳地拥有一份工作，不会轻易跳槽。他们宁愿把钱存在银行或信用社，而不敢去做理财。现在他们宁愿让小孩早点出来做工而不是读二本三本大学，因为读出来也找不到好工作。
学修车的事就这样一直悬着，谁也下不了决心。陈江有时候觉得打工其实也不错，想做就做几个月，不想做就回到家里休息。如果学修车的话，还要忍受最少三年的痛苦，要受老板剥削和管制，看老板的脸色行事，至少现在没有生活压力，手上总有零花钱使用，所以陈江就这样一直漂着。如果工厂不加班，老工人都会离开，因为底薪太低。但是年轻人不愿意加班，他们周末宁愿在宿舍休息打牌也不愿意多做一天活。老板总是抱怨工人不好管理，不愿意做事，不愿意多赚钱。
玩手机是工人最主要的消遣方式，这几乎是他们全部的工余生活，陈江使用国产智能手机，听着流行歌曲，走在路上放着很高的音量，上班时也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经常为使用手机的事与管理层发生冲突。所有的工厂都规定不准在宿舍打牌赌钱，事实上所有的宿舍都在赌钱，特别是发工资的那几天，赚了钱就一起去吃夜宵，有的工人两三天就输光了钱，整月都要靠借钱度日。
▍如何落脚城市?
陈江作为第二代农民工的代表，他对城市生活的期待和渴望远比父辈要强烈，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设计却是排斥性的，要讨论如何让“在游族”落脚在城市，并在城市自由地生存下来，国家必须调整政策设计，以更包容的观念和政策来吸引“在游族”，而不是把这个群体逼入城市的死角。
从社会融入来看，“在游族”在逐渐适应城市生活，尽管他们的收入还不能支撑起一个城市家庭的正常开支，至少他们不会成为城市的负担。“在游族”不断地更换工作，但他们不需要靠父辈帮助来找工作了，互联网、老乡网络、外省外地的新朋友是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在周末，陈江偶尔参加朋友发起的一些户外活动，比如去郊野骑行。一开始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后来他们组织起一个志愿者团队，收集骑行路上的垃圾，参加骑行的大多数是在工厂做工的朋友，陈江还学会了组装自行车。
由于工作性质不稳定，岗位弹性化，单位小型化以及自身流动性过于频繁，“在游族”基本被排斥在正式的组织体系之外，他们很少加入工会，没有党团生活，也没有单位体制的庇护，因此当他们在工作岗位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大多数时候选择离职作为反抗的方式，这也是一种弱者的武器。打工三年多，陈江已经做过七八份工作了，叶小文不理解儿子，总是以为儿子做事不专心，心比天高。这是整个“在游族”的问题，频繁的离职可以看作为陈江们不断寻找新机会的过程，不满现状，只能不断地离职，不断地重新选择，大多数时候他们的选择又是重复选择，而不是向上流动。
制度性的融入空间在逐渐打开，广东省最近几年在全省推广积分制入户，许多已经定居下来的农民工等到了这个机会，他们积极提交各种材料，尽管他们认为地方政府仍然通过各种不合理的管制来限制他们申请，但毕竟已经打开了一扇窗户。陈华辉错过了陈江在广东读公立学校的机会，所以对积分制入户没有太多的兴趣，大多数农民工都如陈华辉一样，最希望小孩能在打工地入读公立学校和参加高考，按照中央和各省政府的规定，这一政策将会在两年后逐步实现。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还是隔着一座山，陈江没有本地人朋友，他们的生活圈子中也几乎没有本地人，除了每个月定期来收他们房租的房东外，他们也很少可以见到本地人。
当陈华辉与工友们讨论何时回到老家这个问题时，陈江第一反应是自己是不会回去的，他不熟悉老家的生活了，老家也没有工作机会，没有朋友，没有可以玩的地方，而且他不会种田。不只是陈江不会种田，他的父母也不会种田了，50岁再回到老家还能够做点什么呢。推拉理论可以比较简洁地解释农民工为什么要进城打工，当城市的机会和资源远多于农村时，农民工就不断地涌入城市和沿海地区打工，1990年代末打工潮进入高峰期，其时也是中国农村经济最为衰败的时期，“三农”问题困扰着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
今天，又有哪些因素来吸引像陈江这样的第二代农民工留在城市呢?或者说第二代农民工为什么愿意漂泊在城市而又不愿意回到农村呢?除了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以及农村生活的陌生外，“在游族”这代人本身具有比较突出的特征，他们没有了其父辈所共有的乡村生活经历和习惯，没有了乡村传统文化习得。当陈华辉试图向陈江描述乡村生活的便利和乡村亲缘的浓烈时，陈江总是回应说你们走我不走，这让陈华辉感到无话可说。在农村，他们还有四亩多水田，每年可以拿到几百元政府的种粮补贴，陈江的爷爷和奶奶每月有50元的新农保，除此之外，他们与农村已经没有太多的联系了，陈江真的还回得去吗?
移民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动机，正是一代又一代的移民筚路蓝缕才有了今天北美大陆的经济繁荣和制度稳定;正是一百多年华人漂洋过海，才有了今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图景。但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通过户籍制度来限制人口在国内流动，这个制度现在受到市场、社会和文化多方面因素的挑战，“农二代在游族”这个群体本不应该成为今天向市场快速转型的副产品。
与爱丽丝的观察相似的是，如果城市政府不采取一套变革性的制度来为“在游族”融入城市提供方便的话，这个群体将会成为未来中国城市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已经从广州增城事件和沙溪事件中看到他们的力量。“在游族”的破坏性力量首先取决于他们对这个城市的超低认同，而他们作为一个具有非常强烈的结构性力量，甚至可以理解为未来中国社会运动的生力军。从积极意义上看，也正是他们可以成为城市政府的一支新兴力量，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希望城市政府能够接纳他们，他们给城市带来生机，他们从事底层工作，但有梦想在城市，与父辈相比，他们融入城市的步伐要轻松许多。一个有生机的城市一定是非常开放的城市;一个有生机的国家，一定也是对外来移民包容接纳度高的国家。因此，不仅仅是地方政府要出台包容性政策，城市居民也必须有一个包容心态来对待像陈江这样的“在游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