捏造事实借以欺世
——“新清史”学者米华健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宣传了什么?
美国“新清史”代表学者之一的乔治城大学教授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在2018年2月初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英中双语对照的时评性文章《新疆：天罗地网下的监控世界》(What It’s Like to Live in a Surveillance State)，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予以语气空前直露的中伤性攻讦。这篇奇文的问世事实上是以白纸黑字这种最无可辩驳的方式终结了此前国内学界以及中文网络媒体上对美国“新清史”学者群体中是否有人怀有危害中国主权意图乃至分裂中国的动机这一议题所引发的激烈争论。米华健在文章中自诩其对新疆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研究，俨然是以该领域权威专家的口吻自居。可是检读他所开列的各种论据，却发现此文纯粹是在捏造虚假证据，蓄意歪曲基本事实，意在误导对相关历史知识了解不多的读者，完全不像是一位恪守学术道德底线的历史学者所写出的文章。下面我们就来对文中炮制出的那些“证据”加以剖析，看看它们究竟能否经得起客观史实的检证。
首先，该文一开始就沿用那种既陈腐且含有政治意图的“新疆原住民Vs中国殖民”的历史叙述模式，将新疆的居民人为地划分为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原住民(native to the nominally autonomous region of Xinjiang)和很晚时候才定居于此的汉族和回族，径直宣称后者是从20世纪中叶才从中国东部迁入。这种说辞纯粹是为了挑拨新疆的民族关系而发，正如台湾某些势力为了推进带有“台独”色彩的“本土化”，别有用心地制造出早到台湾的“本地人”和晚期迁台的“外省人”这样的撕裂化族属标签;它完全不符合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首先，汉族入居新疆的历史非常悠久，这有当地出土的大量汉唐时代以来的文物可证。这里还要强调一个事实，新疆本地的维吾尔族老乡对此也洞若观火，这从他们对该类遗址的命名中可以看出。例如，轮台(布古尔)克孜尔河畔的一座唐代遗址就被称为“黑太沁”，正是“汉人城”之义;轮台第纳尔河畔的土垣类垦殖遗迹则被当地人士名之为“黑太克尔”，即汉人渠坝之义。同样库车南部的阿克沁旧城废墟东北尚存的古水渠遗迹，也被当地群众称为“黑太也拉克”，意为汉人渠坝;而附近的渭干河北岸的干沟遗迹也是被称为“黑太克尔”。而与库车相邻的拜城克依巴扎西偏北一里处的古城遗址则同样被唤作黑太克尔一名。[[1]]
其次，自从清代乾隆年间统一新疆以来，又有大量汉人从陕甘等地迁徙进入。其中当乾隆年间统一之初时，朝廷就积极招揽陕甘一带的汉民和回民入疆，鼓励其从事各种生业以在北疆的乌鲁木齐、辟展一带实现安居。他们按照职业的不同分别被编为服兵役的由“携眷兵”组成的“兵户”，以农业移民为主的“户民”和从事商业贸易的“商民”。此外还有不少人从事手工业和采矿业等。只是在道光以前，朝廷对汉民在南疆六城一带的定居有所限制，不过晚至道光十一年(1831)，清廷汲取张格尔之乱的教训，宣布在南疆多地放松禁令，正式实行从内地招民募恳的政策，同时也允许此前已在各城经营商贸的汉族商民携眷定居。因此在阿古柏入侵之前，北疆和南疆都已形成了相对稳定且规模可观的汉族社会与回族社区。[[2]]以后由于浩罕军人阿古柏的入侵及残暴统治，大批汉回民众惨遭屠杀，故到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后，随着新疆的设省改制，清廷再度实行鼓励从内地移民的政策。截至到清末，汉族等内地移民的数量又有所恢复。这正如芬兰军官马达汉(后来的曼纳林元帅)在20世纪初造访新疆所判断的，当时全省的汉族人口总共在三十至四十万人之间，并且由于移民每年都在涌入，其人数始终处于增长的趋势。[[3]]所以米华健所持的新疆汉族回族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才新迁入的观点实属罔顾基本事实的胡说，目的正是为了挑拨制造民族矛盾，把汉族和回族矮化为很晚时期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才进入新疆的殖民者。而这又和米华健臆造的新疆近现代历史叙事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此点，我们来看其文对于民国年间新疆的叙述即可明白。
按照他的观察，新疆虽然被清帝国征服，但后来又脱离了北京的控制，直到1949年共产党人在苏联的帮助下才重新占领了它(原文如此)。这一表述有意混淆模糊了民国时期新疆的历史，再加上他所宣称的汉族是迟至1950年代以降才迁入新疆，从而给《纽约时报》的广大海外读者传递出一种鲜明的印象，即大概在清朝灭亡后，当地的原住民已经完全摆脱了与中国的关系，近乎独立地开始了崭新的政治生活，仅仅是晚到1949年才由于中苏联盟的建立而被中共政权“重新占领”，继而向该地大量迁徙汉族，形成全新历史条件的“殖民统治”并延续至今。这种为了抹杀中国在新疆的主权而蓄意杜撰的“殖民话语”从头至尾充斥着无知和谎言。清朝灭亡以后在新疆相继主政的杨增新(云南汉族)和金树仁(甘肃汉族)皆宣布效忠于民国政府，体现出新疆地区在从清朝到民国转变过程中的政治归属连续性。其中的金树仁和后来取代其地位的盛世才(原籍东北的汉族)均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难道仅仅因为后来民国政府的首都经历了迁移就可以借此消解掉中国对新疆所拥有的主权吗?真不知道是西方世界制定的哪一部国际法做了如此奇葩的规定即国都的变化就意味着版图的改变?对此还希望米华健先生能够出来为读者好好地补下课。至于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伊宁等地爆发的三区革命之所以能够由一场带有明显局限性的民族武装斗争发展成为全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与其领导人曾深受苏联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得到其支持，以后又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并诚挚拥护新疆和平解放有着莫大的关系。[[4]]三区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就是一位此前毕业于莫斯科东方社会主义劳动大学的信仰马列主义的革命志士，而米华健却对如此显著的事实视而不见，偷梁换柱地将马列主义和共产党人对新疆的影响后置到1949年，其用心正是将新中国随后在新疆施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贬斥为苏联支持下的军事“占领”所带来的结果。
比起对民国新疆历史的叙述歪曲程度更为严重的则是他对当下新疆现实状况的虚构。他指责说中国政府近期出台的禁止蒙面及留“异常”胡须的法规完全是针对维吾尔族的传统习俗的违背常识的做法，彰显出共产党政府对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刻意压制。米华健这里提到的相关法规是指2015年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施行的《乌鲁木齐市公共场所禁止穿戴蒙面罩袍的规定》。这种禁止在公共场所穿着蒙面罩袍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女性穆斯林正确着装。自治区立法机关已经就出台此项规定的原因给出了详细的说明，即身着蒙面罩袍并非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民的传统服装，而且《古兰经》中也只是要求女教徒们用面纱等将自己的特定部位遮住，并非像蒙面罩袍那样将整个身体从头到脚都包裹得密不透风。后一种装束纯属原教旨主义中的极端化思潮的表现，因此绝不适宜在公共场所中穿戴。而米华健将此类法律禁止的装束定性为少数民族传统习俗的叙述显然无视有关部门做出的上述解释，实属他个人的诋毁性污蔑之词。因为近代以来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穿戴习俗斑斑可考，完全可以澄清政府部门给出的立法理由信实充分，诚有确凿无疑的历史根据。以下试看19世纪以来到访南疆的域外人士对于维吾尔族妇女穿戴习俗的描述。
早在1812年，一名外来的穆斯林旅行者叙述了他在南疆目击的如下现象，叶尔羌等地的妇女不论是门第高贵还是家世普通，都不用面纱遮面，从而和中东的习俗正好相反。[[5]]以后在1860年到达南疆一带收集情报资料的俄国哈萨克裔军官瓦里汗诺夫也说，当地的妇女虽然在外出时会披着特定的面纱，但她们的面容却总是暴露在外，真正严格地披戴面纱的还是新疆以西的浩罕人和布哈拉人的妻女。此前他在概述南疆社会的特点时也强调了那里的妇女享有完全的自由，并视之为当地在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还保留了固有的传统习俗。而妇女享受的这种自由往往在其他穆斯林地区那里很少看到。此外，他还将南疆社会对宗教信仰持较为平和的立场归结为其地同中国内地的联系相比西方穆斯林世界而言，更为顺畅而密切。[
这在那时前往南疆的欧洲人士的记录中留有明确的记述。英国特使沙敖称南疆的妇女平时习惯于不戴面纱公开在外走动，不过一旦看见了宗教官员，就会赶紧跑开或者将头上的透明面纱拉下。[[7]]同一时期前往南疆的俄国人也注意到，本来在清朝统治下的当地妇女已经得到了相对宽松的自由，往往可以在街上公开露面;但在阿古柏入侵以后却遭到了极大限制，因为后者极其严厉地在社会上实行教规，转而命令妇女外出必须佩戴面纱，甚至还禁止举行当地原来最流行的世俗节日，试图将整个社会变为一座巨大的清真寺。[[8]]而当地的一位商人则对英国人直言不讳地透露他比较清朝和阿古柏统治南疆时的各自不同做法，并在感情上更倾向于清朝，因为那个时候不会有宗教法官带着随从整天到街面上去驱赶妇女，大街小巷几乎天天都充满着市场交易的喧嚣而不像在阿古柏时期这么冷清，至于以前不好的那些习俗在阿古柏统治下依然存在，只是没有那样公开而已，因为大家表面上还得严格遵守教规。[[9]]阿古柏强加的如此倒行逆施的行径当然不得人心，这也是其反动统治很快土崩瓦解的重要原因。不过需要声明的是，即使在相当于外敌侵入的阿古柏统治时期，后者所强制推行的仅仅也只是勒令妇女务必戴面纱而已，并未进一步要求她们还得身着蒙面罩袍。由此可见米华健将这一着装臆断为反映新疆穆斯林传统习俗的论调距离历史的真相实在是不可以道里记。
收复新疆之后的清朝很快又在当地恢复了开明宽松的治疆政策，并将从前浩罕入侵者带来的苛政尽行废除，于是诸如选派任用宗教官员对妇女穿戴面纱的情况予以严厉监督的做法很快就在维吾尔族社会中全然消失了。所以降至晚清时期的新疆各地，在外来观察者的笔下，再次出现了当地妇女平时不常披戴面纱的描述。例如矢志追随普尔热瓦尔斯基考察足迹的别夫佐夫在喀什噶尔一带发现，在阿古柏时期曾强力推行的要求穆斯林妇女头戴面纱的规定如今已经不再流行，尤其是比较繁华的村镇中的妇女往往不戴面纱，至于在市场上做买卖的妇女更是从来不曾遮脸。后来他在库尔勒所见的情况也基本如此，那里只有特别虔诚的老人再会刻意掩盖其面容。[[10]]近期一部关于新疆近代社会生活史的英语著作也概括了19-20世纪之交时外来造访者对新疆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经常佩戴面纱的观察情况。可以说只有最富有家庭的妇女才相对严格地恪守了这一做法，而广大的中下等阶层的妇女一般并未受到该规定的约束。有些地方做买卖的妇女通常在市场上不需戴面纱，至多也就是在陌生的外来人走近时背过脸去。而喀什噶尔的妇女则仅仅是在一位重要的男性人士迎面走来时才将面纱耷拉下来。[[11]]所以不要说浑身上下包裹着黑色罩袍绝非维吾尔族妇女的传统服饰，甚至头戴面纱在传统的维吾尔社会中也颇不流行。因此自治区立法机关就相关法规制定时所做的解释完全符合新疆的历史传统。至于穆斯林男子蓄意留着从双唇直到颏颔的大胡子同样也与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传统习俗毫无关系。上引这部反映新疆近现代社会生活史的英文著作最后曾收录了十六幅20世纪上半期瑞典人拍摄的新疆穆斯林生活照，其中完全不见男子留有大胡子的写真。其实更早在清代汉文文献中即有回部男子虽然不剃髭髯，但却为了饮食方便需剪去唇须的记载。[[12]]这种蓄大胡须的反常打扮显然起源于对其西邻的推行原教旨主义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下穆斯林男性的同类打扮的刻意模仿。而米华健也将其归为维吾尔族的传统习俗要么是源于其拥有的宗教历史知识极其贫乏，要么就是为了混淆视听而刻意杜撰之。
让人尤为不解的是，像米华健这样一位热衷于对现实政治发表时评的公知型学者，似乎不应对世界上已经有多个国家早已立法做出了类似的禁止蒙面着装的规定一无所知，否则的话，那他作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也显得太蹩脚了一点。事实上穆斯林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土耳其和叙利亚早已分别规定女性在学校内不准戴标志性的头巾和全身蒙罩袍着装。同样是典型伊斯兰国家的突尼斯也明确出台了在公共场所禁止女性头戴蒙面面纱的法规以打击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的蔓延。至于在中国之前已经通过法规禁止在各类公众场合中穿戴蒙面罩袍的西方国家就更非个别。仅仅在2010年至2011年间，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均先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此类强制性法规。所以如果按照米华健此文的论述逻辑——即以一个地区通过此项法规为由断定当地的宗教文化传统遭到了政府的强力压制，岂不是同样也适用于以上这些整天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挑剔找茬的西方国家?不然的话，我们只能认为他是一个双重标准的典型施行者，即同一套做法如果出现在中国，就要蒙受其无以复加的口诛笔伐;而更早执行它的那些西方国家则被他闭目塞听地视而不见。
大概是为了增强自己文章的“杀伤力”和对《纽约时报》读者的洗脑效果，米华健干脆一股脑地把那些早已被证实为谣言的虚假信息也填塞进来。例如他极力声称中国禁止新疆在斋月期间封斋。其实这是一条早在2015年就已传出的不折不扣的过时虚假消息。对此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澄清以正视听，而且新疆宗教界人士同样也很快做出了辟谣的回应。乌鲁木齐市汗腾格里清真寺大毛拉努尔买买提.阿皮孜还对制造传播该谣言的行径进行了谴责，指出散布谣言的做法是决不会被真主所接受的，义正辞严地将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正当宗教习俗与别有用心的造谣行径明确加以区分。正因为这条谣言丝毫经不起基本事实的检验，所以没过多久也就销声匿迹了。没想到时隔两年多后，米华健却又如获至宝地把它加入自己的谣言商品销售清单中，急急忙忙地借《纽约时报》的平台向美国公众大力推销。而在该文另一处表述中，米华健干脆玩弄瞒天过海的招数，偷偷地把新疆近年来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劳动服务技能而广泛开设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更换成自己发明出来的一个子虚乌有的机构——政治培训中心(political training centers)，借以博得那些对新疆实情了解无多的海外读者的同情与支持。[[13]]然而在了解真相的明眼人看来，这种掩耳盗铃的掉包伎俩不啻将一位千方百计地投机政治的学者的愚而诈的嘴脸形象烘托得活灵活现。除了将过时谣言重新打捞出来变废为宝以外，他乞灵于攻击中国政府的另一手段就是引用各种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以及像“自由亚洲电台”这类冷战喉舌宣传机构播放的不实报道。为此他的这篇文章中不得不充斥着各种无法证实其内容可靠性的模糊性表述，所以诸如“估计”“据说”这类推测性词汇总是出现在其罗列的证据材料中，这与当下疫情期间一度流行的某些网络日记差可比拟。
而米华健最为人不齿的一点还是在其文的最后部分中对中国的国际外交和内部事务进行别有用心的攻讦与挑拨。他在炮制了上述那些污蔑中国的谎言和伪证之后，故意挑拨式地诱导读者，从巴基斯坦到土耳其的位于“一带一路”上的众多伊斯兰国家难道不该对中国政府的此类不公做法感到愤怒吗?这里米华健将新疆的事情与“一带一路”上的伊斯兰国家强加勾连，恰恰暴露了他造谣作伪的真实目的，因为同样在这一段叙述中，他径直声称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目的是试图以此确立中国在亚洲的外交主导地位。这种一面之词当然是对我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中倡导的推进建设“一带一路”格局的理念的恶意歪曲，因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是为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营造共商，共建，共享，共荣的区域大合作，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和促进各国的友好关系作为目标。其根本宗旨是创新合作而非构造小圈子似的政治联盟。恰恰这一理念因为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的历史前进潮流而遭到了试图继续维护单边主义体制的个别大国的嫉妒不满，故被该国某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政客居心叵测地扣上了一顶旨在为中国谋求地区主导权的大帽子。政客们的此类言论因有其特定的政治目的故本不足道，但作为社会公知的米华健教授却对此全然逢迎，将政治上的那一套尽数照搬到自己的论点中，这不是恰好暴露了他和政客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最大公约数吗?不止于此，他在全文的结尾还煽动式地误导读者需要担忧中国政府对新疆的高压政策未来是否还会被移用到其承诺实施“一国两制”的区域乃至大陆其他省区，甚至最终向国外输出从而波及世界各地。
从2018年2月到现在为止，两年多的时光倏然而过。那么米华健的这番挑拨言论得逞了吗?中国是否因为在新疆实行的民族宗教政策而遭到了伊斯兰国家的批评和敌视呢?此后发生的事件恰恰对米华健的煽动性预测构成一记响亮的回击。先是美国在2018年于一片哗然之声中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继而在2019年7月，不少国家先后就中国的新疆政策表达了支持或者诋毁的不同官方立场。其中最让人眼睛一亮的是，在致信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以表达支持中国立场的50多个国家中，不仅有许多国家正好是处在“一带一路”之上，而且有多达28个国家还是国际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攻讦我国政策的24个国家中竟然没有一个是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伊斯兰国家，悉数出自传统的西方世界阵营，它们历来在“人权”问题上惯于对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说三道四，可谓十处锣响，九处有他，故这次又不甘寂寞地集体上蹿下跳实不足奇，权当是小丑跳梁罢了。看来米华健先生盼望伊斯兰国家对中国群起而攻之的预言极其悲惨地遭遇了现实的“打脸”，所谓的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事实的“戈培尔定律”似乎有时并不像其实践者预估得那么灵验。众多伊斯兰国家认可中方立场的根本原因还是长期以来党和政府由衷地认识到善待少数民族就是善待自己，所以新中国一直致力于保障边疆少数民族切实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各项基本权利;仅在新疆全区，目前就有2.44万所合法注册并对公众开放的清真寺，直接确保了广大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以充分实现。相比之下，美国的清真寺数量按照其与该国穆斯林总人口的比率，还不到新疆的十分之一。如此铁一般的不争事实自然瞒不过世界上这些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所以大家才会一致选择认同和赞赏中方在涉疆事务上采取的正当立场。故像米华健这般妄图通过捏造事实借以欺世的险恶用心终究不能得逞。
注释：
[[1]] 黄文弼：《西域史地考古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8、51、73、90页。
[[2]] 相关的论述参见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华立：《乾嘉时期新疆南八城的内地商民》，马大正等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3-390页;《清代甘肃·陕西回民の新疆进出》，塚田诚之编：《民族の移动と文化动态——中国周缘地域の历史と现在》，东京：风响社，2003年 ，第21-67页;”Materials in the Manwen lufu regarding Hui Muslim Migrants to Xinjiang”,in. Shinmen Yasushi etc eds. Studies on Xinjiang Historical Sources in 17-20th Centuries, Tokyo: The Toyo Bunko, 2010, pp.218-238;贾建飞：《清乾嘉道时期新疆的内地移民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等。
[[3]] 【芬兰】马达汉著，阿拉腾奥其尔 王家骥译：《马达汉中国西部考察调研报告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4]] 刘文远：《论中国共产党对新疆三区革命的影响》，《理论学刊》2004年第4期。
[[5]] 【俄】A.H.库罗帕特金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喀什噶尔：它的历史，地理概述，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7页。
[[6]] 【俄】乔汗.瓦里汗诺夫著，王嘉琳译：《喀什噶尔》，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72-73，82页。
[[7]] 【英】罗伯特.沙敖著，王欣、韩香译：《一个英国“商人”的冒险：从克什米尔到叶尔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3页。
[[8]] 【俄】A.H.库罗帕特金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喀什噶尔：它的历史，地理概述，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第31页。
[[9]] 【英】包罗杰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阿古柏伯克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7页。
[[10]] 【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别夫佐夫著，佟玉泉、佟松柏译：《别夫佐夫探险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4,233页。
[[11]] I.Beller-Hann, Community Matters in Xinjiang 1880-1949: Towards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Uyghur, Leiden: Brill, 2008,p.193.
[[12]]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317,322页。
[[13]] 有关这类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工作及受教育者在学习培训过程中享受的合法权益，详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9年8月16日发布的白皮书《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