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来临的这次美国大选一方面是在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与空前的疫情相叠加的背景下进行的，另一方面又是在川普这个从不认输的流氓政客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或许是百年来最具戏剧性的一次大选。虽然传媒上充斥着五花八门的分析和预测，但是真正看懂美国两党政治的并不多。
美国的两党各方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势力?他们的分歧到底在哪里?
有人喜欢用选民的成分来判断两党的基本面，有人喜欢用两党的宣传来判断两党的政治。
按照前者的说法，当今在欧、美给资产阶级政客投票的工人群众数量是庞大的，或希特勒上台时给他投票的工人阶级成员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那么以此来判断这些政客们所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那是说不通的。
后者的错误是把政客忽悠老百姓的宣传和政客真正要实施的政策混为一谈，全然无视西方政客大多数“有奶便是娘”的本性。这些政客私下跟大财团老板交流中所展现出来的底细和政客在忽悠老百姓投选票时所许诺的东西是完全两码事。也就是说，这些人把企业的广告幼稚地当成企业的真貌。
一、偏见与忽悠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阶级觉悟的老百姓必定是少数的，否则资产阶级的统治难以为继。然而，被资产阶级政客所忽悠的老百姓并不是这些政客的阶级基础，在缺乏阶级觉悟的前提下，老百姓所支持的政客并不真正地代表自己的利益。老百姓之所以会向这些政客投票是他们忽悠老百姓本事的体现，而政客之所以能够忽悠老百姓最根本的原因是老百姓的偏见和私有观念。老百姓中存在的任何偏见或私有观念，都可以成为政客们利用的手段。
纯粹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应该是不在乎商品是由哪个民族或种族、哪种宗教信仰、哪个性别或性倾向所生产或销售的，但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是有人格自身利益的。
只要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信仰歧视等等歧视有利于分化瓦解工人阶级的队伍，或有利于某些资本集团与其他资本集团的抗争，比如打着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旗号去与其他民族或种族人格化的资本去竞争，那么这种歧视就会延续下去。
各种歧视是转嫁危机，寻找替罪羊的利器。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美国的世界霸权摇摇欲坠，那么统治阶级是怎么去对待这些危机，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呢?把老百姓的怨言转嫁到移民身上，转嫁在少数民族身上，种族主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比如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上台时对美国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统治阶级的上层懂得这些变革的意义，但是要获得老百姓投票的支持，他们需要花费一番心思。
这时期美国的政治可以说是共和党更代表金融业的利益，而民主党更多的代表了工业资本的利益。民主党说的是要“保就业”，看起来是替老百姓着想。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保就业”就必须使得雇佣工人的老板有利可图，而那时候雇佣工人最多的是制造业，因此“保就业”其实就是保护制造业“工业党”的利益。
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侵越战争使得美国的经济面临着滞涨的困境。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制造业获得贷款的实际利率一度是负的(见下图“通胀率>利率时期”)。金融资本奋起反击，试图把所有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工业资本套在自己头上的“紧箍咒”统统取缔，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那时候为了维护金融资本的利益，美联储已经开始一步步地提高利率。卡特执政四年期间“保就业”还是“战通涨”是“工业党”与“金融党”争论的核心。这本来应该是1980年总统竞选的核心问题。
里根上台后，美联储再次把利率加倍，一度超过20%，人为的造就了一场新的经济危机(见上图)。大量的产业工人因此失业，造就了所谓的“锈带”。里根上台打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旗号，他的那一套主张使得美国的“工业党”损失惨重，“金融党”全胜。
本来为了获得老百姓对美国侵越战争的支持，六十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民主党执政期间发起过向贫困“宣战”的“福利”项目，八十年代被里根一个个地砍掉，而九十年代“打左灯向右拐”的克林顿又进一步地阉割了残留的“扶贫”项目。
老百姓其实并不懂得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到底意味着什么。像里根那样的政客们就把竞选的核心从“保就业”变成妇女是否有权坠胎的争论上去，变成同性恋是否有权结婚的争论上去，变成那些领取贫困救济的穷人是不是“揩”了政府“油”的争论上去，变成这些穷人是不是懒惰故意不找工作，尤其是那些所谓“游手好闲”的带着几个孩子的单亲黑人妇女是不是应该迫使她们“断奶”，像其他老百姓那样打工、挣钱、交税，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救济维生的争论上去。共和党谴责民主党候选人支持妇女的坠胎权、同情同性恋、并且赋予那些底层老百姓“揩油”的机会，等等。通过这些，里根的大忽悠得以获胜。
里根和老布什12年的共和党统治，激化了国内的矛盾，留下来很多的后遗症。一个更“人性化”的克林顿上台“擦屁股”，以便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种族冲突。但是，克林顿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上不够得力，没有获得大财团的满意，因而他们再次推选了共和党的小布什上台，其结果就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
二、“财主”与“民主”
老百姓所接受到的教育和所接触到的信息都掌握在大资本手里。报纸、电台、社交媒体，每一个都是需要花费很大的资金才能办起来的事业。报道什么、关注什么，都是资本说了算。资助专栏作家，聘请知名人物来造声势、造舆论，充分的发挥了谁的钱多，谁的话语权大的“言论自由”。同时竞选毕竟是一个砸钱的运动。广告、集会、组建团队等等都是非常破费的(见下图)。谁花的钱越多，谁的声势就越大;谁的主张获得最多资本的支持，谁的成功概率就最高，而这些钱又只能从有钱人那里来。这就是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实质上是“一元一票”的“财主”。
但是这个“财主”制又需要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来展示出来。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在危机还不是太严重的时候，也就是还不需要独裁者出面去维护自己统治的时候(比如二战前德国的希特勒或西班牙的佛朗哥)，他们需要这种“一人一票”的选举去摆平他们内部的冲突。否则谁也不服谁，也都有招兵买马的能力，其结果就必然是内战。为了避免同归于尽的拼搏，“财主”们之间的争权夺利和意见分歧除了通过拉拢老百姓的选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以外还真没有其他切实可行的方案。
比如，美国两党政治比较大的争议点是各级法院
法官的任命。其原因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国家暴力的三大支柱，军队、警察和法庭，他们各有分工。军队主要的是对付国外的资本势力，警察主要是对付国内工人阶级的反抗，法庭主要的是处理国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从联邦到地方法院各级法官的任命是他们之间争吵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尤其是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他们双方的对峙越来越依靠扣帽子，抓辫子，拿生活问题说事的套路。
统治阶级的上层懂得两党政治争论的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些人，政客不是去拉他们的选票，而是向他们要钱。那些支持自己主张的财团对这些政客是很慷慨的。所以财团花钱支持政客，非常明确这些政客所推行的政策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这些人是忽悠不了的。越到下层，能够筹到的款就越少，需要忽悠的就越多。比如为奥巴马竞选主动捐款的绝大多数是被忽悠的普通老百姓，但是奥巴马的竞选资金绝大多数来自从财团那里筹到的款，老百姓的捐款合到一起抵不上财团筹款的零头。从“财主”们那里筹款是需要有回报的。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上台的奥巴马就不可能惩罚那些给自己捐过款的制造金融危机的华尔街财团老板们。
但是，资产阶级能够依靠“一人一票”的形式民主来摆平他们之间分歧的前提条件是选民们对私有制的认同，并且认同的越彻底，老百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权利就有可能越全面，比如英国的工党还可以成为执政党。一旦选民的很大一部分开始不认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甚至挑战私有制，那么资产阶级就有可能需要通过法西斯的手段去镇压(比如30年代的西班牙)。因此越是底层的老百姓，统治阶级越需要花费更大的精力去忽悠，以防止老百姓在这种“一人一票”的选举中提出超出私有制的范畴去探索自己的政治诉求。为此统治阶级想尽办法阻止底层老百姓投票，方案之一就是把选举投票的日期放在底层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投票不方便的工作日，而非周末上。打着防备“舞弊”的旗号，他们还设置了其他五花八门的阻挠老百姓投票的繁琐程序，迫使老百姓不得不派长队方能成功的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以往他们如此成功地防止了50%左右的选民投票。
在除了这种“一人一票”的选举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摆平资产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条件下，只要大多数的老百姓还认同和维护私有制，那么这种游戏还可以继续地玩下去。玩这种游戏的额外好处是它大大的降低了统治成本，使得被统治者以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三、“大市场”与“大政府”
近百年来，资产阶级内部争论最激烈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要算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政府职能界限的争论。这个争论反映了资产阶级微观利益与宏观利益之间的矛盾。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有两个极端。一端的“大市场”体制并非不要政府，而是把政府的职责仅仅局限于捍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上，其他的都不管。纯粹“市场至上”的“大市场”体制在一战以后，尤其是在大萧条以后已经几乎不存在，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只不过是部分地试图恢复“大市场”的体制。
另一端的国家资本主义“大政府”体制也并非不要市场，而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把市场的运转规范在不得违背以国家名义包装起来的几个最大的资本集团的利益上。后者是目前在欧洲比较盛行的打着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旗号的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
“大政府”的出现是针对一系列野蛮资本主义现象对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所带来的遏制作用而制定的，比如在能源、交通、金融等等领域防范恶性竞争的管制条例和强制保险、食物和医药的安全管理和检测、为鼓励某些行业而制定的繁琐的优惠税法，以及类似律师、医生、会计等等各种行业的具有法律效应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有助于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也维护着垄断资本的利益。但是这些“大政府”的法规也同时造就了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各种利益的博弈正是通过两党政治的对持来体现。
在经济增长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主流反对政府去干预他们的市场行为。但是经济危机一来，他们又指望政府去“救市”。危机过后他们又马上“好了疮疤忘了疼”，反过来继续排斥政府干预他们的市场行为。
真正迫使资产阶级面对放任市场恶果的是1929年的大萧条。有了这个沉痛的教训，他们意识到失业保险、养老金制度，这些都需要政府去参与，货币和财政政策都需要出手方能缓解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为“大政府”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二战以后，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全民医保的对照下，欧洲的列强也普遍地实施了全民医保制度，大大地降低了这些国家的总体医疗开支。
除了比如邮政那些政府参与的自然垄断以外，历史上影响面比较大的最早的“大政府”行为可能要算是教育的普及。按照私有制的逻辑，谁想获得教育谁花钱，教育应该由家庭来承担。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对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需求越来越大。这方面的培训经费是庞大的。企业自己承担的话，他们是很难获利的：有了文化的工人或技术人员一跳槽，企业在教育上的花销就打了水漂，好处给了别的企业。因此才有了教育的普及，也就是政府强制性的通过征税来提供小学乃至高中的教育经费。
无论是教育的普及，养老保险，还是全民医保，它都触及到了个别私人资本的利益，危害了比如私立学校，保险公司和医疗资本的微观利益。但是这些措施又使得资本主义获得了可持续剥削的有利条件。所以这些是私人资本个别的微观利益与资产阶级全局的宏观利益之间的矛盾。新自由主义“大市场”的鼓吹者正是要砍掉一大批这类危害个别私人资本微观利益的管制，尤其是对金融资本的管制。
资产阶级的保守派政客，一般都支持“大市场”,比如英国的保守党和美国的共和党。与此相反的，比较倾向于支持“大政府”的在英国是工党，在欧洲是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党，在美国是民主党。
四、“唱红脸”与“唱白脸”
无论是“大政府”还是“大市场”的鼓吹者，他们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捍卫者。他们的分歧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分歧。在对内如何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和对外如何侵略扩张上，他们是高度一致的。
在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上他们是“唱红脸”与“唱白脸”的分工而已，争论的是软硬兼施比例上的分歧。民主党更倾向于使用温柔些的手段，把工团主义的诉求引导到美国两党政治的轨道上去，为自己多拉一些选票。共和党更倾向于使用强悍的手段，主张多给工人们一点颜色看，免得他们“得寸进尺”。两者都要割工人阶级的肉，只是一个主张先打麻药，一个主张快刀斩乱麻。没有共和党的凶恶，老百姓感觉不到民主党的“温暖”;没有民主党执政期间克服经济危机“失败”的衬托，老百姓很难买共和党强硬手段的账。两党轮流执政，左右开弓，老百姓每次只能选个不最坏的上台。
在对外侵略扩张上两党的分歧也仅仅是如何最有效地维护帝国利益上的分歧而已，比如是把精力集中在与俄罗斯的对抗上，还是把精力集中在对付中国的威胁上，或者是两边都兼顾。这是他们争论的核心。
两党政治争议最小的就是国防部长和国务卿的任命，因为这两者都是对付外国资本势力的，他们对此没有多少分歧。
五、“大政府”与工人运动
野蛮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是残酷的，但它也不利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在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资产阶级不得不一步步地改变自己的统治方法和经营方式，也不得不做出一系列违背资本主义微观逻辑的行为。比如这次美国的经济危机，政府直接“撒钱”给每个打工者1200美元。这些并不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担心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彻底崩溃所采取的救急措施。他们担心的不是老百姓没饭吃，而是“月光族”的房贷、车贷违约将会造成的系统性金融危机，随着购买力的枯竭，经济崩溃的灾难就会成为必然。
危机迫使资产阶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其中有些矛盾他们是可以通过“改良”来克服的。比如种族、性别等歧视或许是个别地区、时间或具体资本集团发展的有利条件，但都不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这些歧视反而降低了资本主义的总体效益。只有劳资矛盾才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
即便如此，工人提高工资的斗争对资本主义也不是致命的，而是有益的。短期来看，生产过剩危机所造成的高失业率压抑着工资的上涨，但是如果工人通过斗争提高了工资反而有利于缓解生产过剩的危机，就像这次政府“撒钱”那样。长期来看，工资的提高引起了资产阶级更变本加厉地使用机器来替代工人，从而降低成本，生产力也相应地获得了提高。单个产品用工的人数虽然会下降，但是同时为新产品和新行业的用工提供了可能，对失业率并没有长期的影响(美国高工资、高增长的发家史就是证据)。相反地，资产阶级打压工资水平的努力反而妨碍了新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减弱了使用新技术来替代工人的动力，因而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由此可见，由于资产阶级本能的短视，资本主义的“改良”往往是通过工人阶级的斗争来实现的。
但是工人运动总是不由自主地一次次的试图突破私有制的桎梏。激进的工人运动在微观上试图把握企业的领导权，在宏观上试图扭转资本积累的逻辑。因此资产阶级就不得不一方面吸纳一些符合资产阶级宏观利益的因素，把工人运动捆绑在改良主义的诉求内，另一方面他们又竭尽全力地试图扑灭工人运动中具有马克思主义内涵的革命性的火焰。
因此，工人运动一方面迫使资产阶级动用"大政府"的体制来应对，比如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条款的8小时工作制、罢工权、工会组织权、最低工资标准、环保条款，以及社保、劳保和医保等等“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福利”。这些虽然危害了一些私人资本的微观利益，但是在宏观上提高了资本主义的整体效益。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也不断地通过加强“大政府”的体制来制约工人运动的发展。纵观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和“福利国家”制度，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都只不过是“大政府”体制的升级版。西方好多所谓“进步势力”的诉求也不过是在这个“大政府”框架下的改良主义主张而已。这些并不违背资本主义的宏观利益。
相比之下，共产主义者反对把工人运动局限在资产阶级的“改良”范畴内，但并非反对“改良”。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分歧是出发点、目的和手段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工人运动在乎的是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在“改良”的过程中是否得到了提高。有了这三者(缺一不可)就可以巩固已有的成果，也能推动新的“改良”，面临着重大危机或许还可以推翻资本主义，否则已有的“改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资产阶级所取缔。比如工联主义虽然有组织但是没有阶级觉悟，很容易被招安;无政府主义虽然有战斗力但是没有组织能力，威胁不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党派虽然口头上有马克思主义的“觉悟”但是没有战斗力，资产阶级对其理都不理。
至今劳资两方博弈的后果是，凡是资产阶级能够容纳的、符合其宏观利益的“改良”基本上都保留了下来，凡是资产阶级恐惧的、危害其阶级统治的，基本上都被取缔。比如对资产阶级无害的工联主义的工会保留着，而马列主义指导的工会是被严厉打压的。
七、疯子与骗子
上次大选前，美国老百姓知道希拉里是个骗子，川普是个疯子，他们宁要疯子不要骗子。现在大家知道川普也是个骗子，虽然不高明，但他算不上虚伪。他可以脸不红心不跳地睁着眼睛说瞎话，有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直白。他狡猾，善于声东击西，但谈不上阴险。初看起来他打的是贸易战，实际上他是为了遏制中国寻找借口和突破口，贸易战只是个幌子。川普执行的看似是双重的标准，其实就一个：对他是否有利。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尽情的污蔑、诽谤、造谣，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描写成天花乱坠的“普世价值”。川普算是美帝国主义不加修饰的真实写照。
相比之下，奥巴马是个更熟练的政客，更善于包装自己的真实意图。2009年奥巴马一上任就把小布什制定的“救市”方案无缝衔接地执行了下去，义不容辞地为华尔街金融大佬解围，而老百姓却很难理解为什么政府要拯救那些华尔街财团的大佬。即便如此，他的医保方案仍然受到了“大市场”捍卫者的强烈反抗。奥巴马的八年，虽然在医改上为“大政府”体制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他靠强心针维持的经济摇摇欲坠，没有能够使得美国在经济上摆脱萧条的威胁。这是川普上台的背景。
对比奥巴马和川普执政时期对付老百姓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奥巴马更善于缓解老百姓的愤怒，而川普更强调资产阶级专政捍卫私有财产所需要的铁拳。但是，面对美国社会越演越烈的“撕裂”，连美国很多的退役军官都反对川普试图调动军队去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队伍，尤其是大选年，担心激化矛盾的后果是加大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成本，使得“一元一票”的“财主”制更难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来实现。
类似拜登那些认识到“大政府”必要性的政客和一些资本势力担心那些“大市场”的捍卫者会短视地把现有的政治制度揭穿，造成美国社会进一步地“撕裂”，增加资产阶级的统治成本。所以倾向于“大政府”的捍卫者需要出面。他们更虚伪，他们更具有欺骗性。因此美国选民这次面临的又是骗子与疯子的选择。从两党筹款额度的差别来看，骗子获胜的概率要大于疯子。
目前来看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还不具备法西斯上台的条件。虽然可观的老百姓现在认同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主义，但是这种“社会主义”也只不过是社会民主党范畴的“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还能够容忍的那种政府对经济高度管控的“社会主义”。这是其一。其二，拥有炸平世界好几遍的美国世界霸权还依然存在，所以美国的资产阶级还用不着暂时搁置他们之间的争执和分歧，推崇一个独裁者出台来维护自己的霸权。
2020.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