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亚玲 |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文化纵横导读】今天的美国正在寻找新的“敌人”。对外，美国已将中国视为与之存在长期战略竞争关系的对手，对华施压仍在加剧;对内，中下层白人对其他族裔和移民的态度日益敌视，出现了“冷内战”的趋势。本文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为基础，指出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三大国内根源：
其一，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绝对优势被动摇，其他新兴大国力量持续上升，多极化趋势凸显，引发了美国国内对美国霸权衰落的担忧，由此推动美国识别新的潜在外部对手或“敌人”，并加以遏制;其二，上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人口结构越来越多样，白人主导地位被削弱，去工业化进程更使白人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恶化，以至于这一群体对美国内部其他族裔和移民的态度日趋负面;其三，美国政治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国内社会文化和价值观陷入混乱和冲突，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期待出现一个能够打破常规的总统，带领美国走出当前的制度危机和僵局，这给了特朗普以特立独行的方式重塑包括对华战略在内的美国内外政策的空间。作者认为，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必须全面审视美国的系统性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全面挑战，创新中美关系的理论研究和战略设计，而不是寄希望于特定个人或政府的短期变化。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5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寻找新的“敌人”：美国对华战略加速调整的国内根源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就呈持续加速调整特征;而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加速度进一步增加。对于这一并不值得期待的发展，仍有不少人将其归因于特朗普总统及其追随者，进而仍寄希望于美国总统及执政团队的可能改变。本文认为，在浓厚的特朗普色彩背后，美国对华战略加速调整的国内基础相当牢固，即美国面临的系统性危机，主要体现为霸权衰落、白人身份和政治制度的三重危机。上述系统性危机被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以一系列特殊的方式加以动员，从而使包括对华战略加速调整在内的大量貌似非理性的战略决策变得合理，甚至在美国国内颇受欢迎，而这又反过来强化了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对上述危机的应对方式，进而形成一种奇特的恶性循环。
▍霸权衰落危机与外部“敌人”识别
尽管“9·11”恐怖主义袭击让美国人认识到，伴随冷战结束的“历史假期”已然结束，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会危及美国的社会福利和物质强大。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9·11”事件很大程度上触发了美国历史性的国运衰落进程：进入21世纪前，美国人已经享受了200余年的国运上升所带来的种种荣光;但随着“9·11”事件终结了地理安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经济困难，及2016年特朗普当选放大了制度危机，美国的国家运势似乎正在逆转。而其中最被美国人看重的，当然是其经济困难，或者说是美国霸权地位面临的日渐明显的威胁。
第一，秉承自斯宾塞“西方没落论”而来的“居安思危”心态，美国对国际体系中挑战者的崛起和自身霸权地位面临的威胁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不断发出“美国霸权衰落”的警告。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几乎每隔十年便会出现一波霸权衰落大讨论。相比历史争论多以衰落论者的失败结束，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当前争论似乎更具实质内涵：“美国衰落——这次是真的”。对衰落论者而言，进入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后，国际关系的最核心发展便是美国正在衰落：国际权势正转移到东方，那不仅是西方虚弱的结果，还是亚洲国家竞争力和权势日增的后果。
第二，当代衰落论者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国际实力对比的确正朝向有利于世界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例如，在1990~2018年间，美国GDP年均增长2.46%，而进入21世纪以来降至2.07%，2008年以来更降至1.77%。相比之下，中国和印度分别为：9.43%、9.14%、7.95%和6.33%、6.63%、7.1%。又如，金砖国家与美国的相对权势正日趋接近：1990年时金砖五国GDP仅占世界总量的7.85%，而美国当时占世界总量的26.37%;2000年，金砖国家增长并不明显(8.42%)，美国却达到冷战后的最高点(31.69%);此后二者增长态势发生逆转，2018年，美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3.91%，而金砖国家达到23.55%，赶超美国指日可待。
第三，对衰落论者而言，中国崛起是美国霸权衰落的最核心关切。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正变得越来越真实和迫切。以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1990年中国的GDP仅相当于美国的9%，1992年突破10%，2003年突破20%，此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8年突破30%，2011年突破40%，2014年突破50%，2018年时已达到58.4%。中国GDP相对于美国GDP的比例从10%增长至20%用了11年，从20%到30%用了5年，此后从30%到40%及从40%到50%都只用了3年。正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不仅使法、德、日、英等传统大国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也使印度在过去约30年时间里国力增长近2倍的事实变得不那么重要。
最后，更令美国霸权衰落论者担忧的，是美国自身的绝对衰落态势。纵然美国仍拥有相对优势，但美国发展潜力或后劲不足更令霸权衰落论者忧虑。就经济实力而言，冷战结束后美国延续了此前的增长态势，经济绝对总量的增长态势从未中断，即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也是相对短暂的。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美国GDP从1990年的5.96万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0.54万亿美元，增长了2倍多。除因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而导致2009年GDP总量有明显下降外，其余年份都保持着稳步增长。尽管如此，衰落论者看到的更多的是，从国力周期角度看，美国经济增长的势头正发生逆转。美国的GDP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初超过4%，到20世纪70年代末跌到3%以下，在进入21世纪后更跌至2%以下。这一长期历史性态势，远比其他短期波动更能说明问题。
尽管美国在科技、商业等领域仍拥有垄断优势，但其经济竞争力持续下降仍是不争的事实。一项对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的财富分布的研究显示，美国在全球经济25个重要行业中拥有对13个行业的主导性影响，拥有上述行业至少38%以上的净收益;在剩下的12个行业中，除跨国贸易公司为日本主导外，其他11个行业均不受任何单个国家主导。从科技发展角度看，美国长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科技研发。世界银行自1996年起统计研发预算在整个GDP中的比例，美国从未低于过2.45%，2018年达到2.78%，超过5700亿美元，将其他国家远远甩在后面。
然而，美国曾引以为傲的基础设施的退化，以及教育质量(特别是小学和初中教育质量)的下降，正在削弱其竞争力。例如，美国桥梁的设计使用寿命一般为50年，目前的平均建成年龄已达42年，这意味着有一半左右的桥梁还有8年左右就将到设计使用寿命;此外，美国有11%的桥梁被认为存在“结构性缺陷”。美国的能源电力也时有功能错乱的现象，移动电话与网络系统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明显不足。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军约130万兵力并非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但其质量却是世界上最高的。更为重要的是，美军首先不是为保卫美国而是为“保卫世界”而部署的，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美国国防预算自2000年起一直保持较快增长，过去20年里有至少5个财政年度增长超过10%。2020财年，预期美国国防预算将创下76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相当于2000年时美国国防预算的2.5倍。但随着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状况持续恶化，庞大的国防预算也渐难维持。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仅占其GDP的54.4%，为3.2万亿美元;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仍维持在62.6%的水平上，不到9万亿美元。但自2009年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并快速增长。到2017年，这一数字超过20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重也达到105%。如果现有财政政策保持不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到2046年将达到创纪录的141%。
虽然更多是相对衰落，但对美国决策者而言，“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仍是重要的，这也正是奥巴马强调“重振美国霸权”、特朗普强调“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根本出发点。
因此，识别出潜在的“敌人”并加以遏制甚至扼杀，对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相当重要，这正是美国当前对华战略调整的基本动力。
▍白人身份危机与内部“敌人”的寻找
尽管美国自诩为“种族大熔炉”，但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种族等级制仍充斥着美国社会各个角落。自特朗普参加2016年总统竞选起，种族主义回潮现象便愈演愈烈，2020年5月白人警察对非洲裔的不当暴力执法便是最新例证。在种族主义回潮的背后，事实上是美国白人的身份危机：一方面是随移民增加而来的对白人种族纯洁度受损的担忧，另一方面则是对移民可能成为外国“特洛伊木马”的无端恐惧。因此，对外来移民的排斥甚至在其中寻找潜在“敌人”，在美国社会中正日益变得合理。
第一，自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通过以来，美国白人的种族主导地位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美国人口已在1950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达到3.09亿。但与之相随的是，“美国正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老，越来越多样”。1950年当特朗普4岁时，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87.5%，非洲裔仅为10%，拉丁裔更少(2.1%);但到2010年，当特朗普64岁时，美国的非拉丁裔白人已经下降到63.7%，拉丁裔上升到16.3%，黑人也有12.3%。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趋势评估，美国人口的种族和族裔多样性在未来几十年里仍将持续。到2050年，美国将成为一个“少数中的多数”（majority-minority）国家，白人比重将降至49%，拉丁裔大幅增至30%，非洲裔14%，亚裔9%。
大量新移民的涌入，使美国人口地理正发生长期且重大的变化，即越来越多的“少数中的多数”县正在出现。1980年时，白人在美国近50%的县中占到98%以上;但到2016年，白人超过90%的县仅余下5%。更令白人担忧的是，这一发展在有的地方明显更快。在2000~2018年间，22个州的109个县从白人占多数变为少数种族占多数;到2018年美国共有293个县已是少数种族占多数。在美国人口最多的25个县中，有21个是少数族裔占多数，其中8个在2000年时仍是白人占多数。
种族多样化发展使美国白人产生了严重的身份危机，进而对移民问题的态度日趋负面。例如，自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人对移民的文化影响的认知基本是均分的。但自特朗普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起，白人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看法渐趋消极。2017年，有65%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相信，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变坏了;有48%的白人工人阶级认为，“事态变化如此巨大，我经常觉得害怕自己国家里的陌生人”。有68%的白人工人阶级认为，美国正面临丧失其文化和身份的危险，美国生活方式需要加以保护。相比之下，整个美国只有55%的人持这一观点，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中认同这一观点的只有44%。
为维持自身种族纯洁，美国白人不仅渐趋反对外来移民，更明确排斥与其他族裔通婚。尽管公众对种族间通婚的态度正变得积极，但实际上种族间通婚率仍低得惊人。根据一项研究，从户主角度看，拉丁裔由于其肤色仍是白色而与其他种族的通婚率略高——与白人为2.1%，与亚裔为1.48%，与非洲裔为1.37%;但亚裔和非洲裔与其他种族的通婚率相当低，其中尤以亚裔最低;2008年，亚裔与白人的通婚率为0.75%，与非洲裔为0.56%，与拉丁裔为0.54%。由于白人数量更大，因此其与其他族裔的通婚率就更低。
第二，令其种族身份危机更加严峻的是，美国白人自20世纪70年代起面临的经济困难日益严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全球霸权正式确立，美国白人尤其是白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达到建国以来的顶峰，并形成了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伟大压缩”。但自那以后，白人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到特朗普时期达到顶点。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经济朝后工业化方向的发展，严重冲击了白人占多数的制造业。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制造业曾经吸纳了1/3的美国劳动力，其中大多数男性工人没有大学学历，1979年制造业工人达到近2000万的峰值。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衰退开始，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减少了300万个左右。在制造业集中的城市，就业机会消失的影响是重大的。到1998年，美国制造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仍达到1800万，占美国就业人口的11%;但到2018年，制造业仅能提供1350万人全职和兼职就业机会，仅占就业人口的6.7%。在1998~2018年间，美国GDP增长了47%，但制造业仅增长5%。由于移民进入也意味着就业竞争，因此移民往往成为白人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的泄愤对象。
第三，出于种族纯洁关切和经济困难泄愤而来的移民仇视甚至排外主义，因移民对故土的持久情感而被严重扭曲，条件成熟时极易转化成对内部“敌人”的界定。
无论走到哪里，移民对故土的情感都难以割舍。这首先表现为其对移入地语言的学习态度上。总体来说，大量移民来自非英语国家且不再处于语言学习黄金年龄，因此英语水平和说英语的意愿都可能不尽如人意，尽管其学习意愿可能仍然较高。根据2015年的美国社区调查，所有美国移民中，能够很好地讲英语的占53.1%，能较好地讲英语的也有20.5%，真正不太会讲或完全不会讲英语的占26.4%。当然，无论是出于便利考虑还是故土依恋，移民往往在家庭中更多地使用母语而非英语。例如，2017年，美国移民中只讲英语的比例仅占移民总数的17%，但有多达43%的讲西班牙语，此外也有不少移民讲中文、印地语、菲律宾语、越南语等语言。
语言障碍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白人对移民的威胁认知。一方面，美国白人特别是保守主义者倾向于低估移民的英语学习意愿。共和党人中只有33%的认为移民会努力学习英语，尽管民主党人(71%)和无党派人士(60%)对移民学习英语的认知相对客观。另一方面，美国白人或主流社会对英语不好的移民往往感到厌恶。有50%的美国人表示，当与几乎不会或完全不会讲英语的移民接触时，会感到烦恼。其中，58%的美国白人表示，不喜欢和几乎不会讲英语的移民接触;白人工人阶级对此更加敏感，有64%表示在与几乎不会或完全不会讲英语的移民接触时会感到不安;受过大学教育的则只有48%的持这一观点，尽管仍要比非洲裔(40%)和拉丁裔(22%)高得多。
移民的故土情感还表现为其与故土的藕断丝连，有时甚至为了故土利益而积极参与美国政治，尤其是采取族裔游说影响美国对其故土的外交决策，典型例子是犹太人为以色列利益而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政治游说。尽管可能对特定族裔的政治游说更为宽容，美国社会总体上对少数族裔为了故土利益而开展的政治游说保持敏感，认为这极可能牺牲美国国家利益，特别是在美国与相应族裔的故土利益存在潜在冲突时。
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讨论“文明冲突”时，其真正所指是美国社会内部的族裔冲突。正是由于可以将移民当作替罪羊，美国白人的身份危机和经济危机往往被归因于特定移民。在中美权势转移的背景下，特朗普正是据此逻辑不仅大幅推进对华战略调整，也对来自中国的移民加大限制。例如，自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大量举措，尤其是试图以所谓“间谍罪”限制华裔及来自中国的各类访问人员。在特朗普及其追随者的推动下，美国社会应对中国挑战或影响的所谓“全政府战略”正日渐完善，华裔被视作内部“敌人”的风险正在快速增加。
▍政治制度危机与“政治正确”再界定
尽管霸权衰落危机和白人身份危机都可能推动美国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战略的调整，但真正直接推动美国对华战略加速调整，甚至使中美关系陷入“新冷战”边缘的，仍是特朗普及其追随者。这一事实凸显了美国政治制度日渐衰败的危机，及由此而来的对“政治正确”的重新界定。换句话说，特朗普上台后一系列的“政治不正确”似乎变得“正确”，并得到了美国公众的某种认可——这才是当前美国对华战略加速调整的触发机制。
第一，美国政治制度危机最为明显地体现为其政治极化，尤其是政党极化。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党极化与政治对抗持续恶化，诱发大量政策僵局，结果导致总统越来越多地动用行政乃至非常规政治手段推动政策。例如，由于政治极化，美国国会所通过的立法数量正日益减少，从20世纪50年代的828部急速下降至2000年~2010年间的489部，这为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历任总统通过越来越多的行政命令施政提供了可能。又如，正是由于政治极化，冷战后美国政府关门事件频发，2019年初特朗普政府甚至创下了关门35天的新纪录。再如，同样由于政治极化，美国总统对待国家紧急状态的态度越来越不严肃，特朗普甚至为了获得更多资金用于修建边境墙而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美国政党政治正日益从共识政治向对抗政治转变，两党相互敌视水平快速上升。根据一项调查，1994年时有68%的共和党人讨厌民主党人，只有17%的极度讨厌;但到2004年，极度讨厌的比例上升到了43%，总体上讨厌的比例达到了82%。在民主党阵营也有相似发展，1994年时16%的人极度讨厌共和党人，共计57%的人讨厌共和党人，到200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升至38%和79%。
美国政党极化和政治对抗已经溢出到美国社会层面，催生了美国社会的对抗性发展。在1994~2014年间，持有极端政治立场的美国人已经从10%增加到21%;同时，中间派则从49%大大缩水至39%。导致这一社会性对抗的，是政党的极端化发展。2014年，趋于极端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分别达到94%和92%，相比20年前分别上升了24和28个百分点。
第二，美国政治制度危机正推动美国政治文化的中长期深刻转型。首先，美国人对美国传统政治价值观的信仰强度明显下降，各种相互冲突的极端化思潮频繁出现。首先，美国人对“身为美国人”的自豪感持续下降：21世纪前，这一指标始终保持在90%以上;进入21世纪后略有下降，但在2001~2016年期间，仍保持在80%以上;到特朗普当选后，该指标持续快速下跌，2017年3月降至75%，2019年7月降至70%，2020年6月进一步降至63%，创下历史新低。另一方面，各种极端化思潮不断发展，甚至出现诸多——尽管可能是昙花一现——日趋极端的政治运动。仅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短短不足十年时间为例，茶党、“黑人的命也是命”、占领华尔街、“我们的沃尔玛”、“为15美元而战”等运动相继出现，充分显示出美国人政治价值观的混乱与冲突。
其次，美国人对国家发展道路、发展方向的信心也日渐丧失：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1991~2007年间，平均的悲观比例为52.2%;而在2008年~2016年间则达到68.6%。
最后，美国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再那么自信。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14年，只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只是世界上伟大的国家之一，还有12%的人甚至认为有其他国家比美国更加伟大。到2019年，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的人数比例进一步降至24%，而认为还有其他国家比美国更加伟大的人数比例则上升到21%。
第三，特朗普执政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美国正陷入一场“冷内战”(Cold Civil War)。所谓“冷内战”，是指美国现在正日益为两种敌对的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所撕裂。这一“冷内战”使美国不再呈现红蓝对立，而是沿种族、经济和地理的复合边界分裂，具体体现为民主党控制大城市及其郊区，而共和党则掌握农村及附近郊区。这样，无论是2016年总统大选还是2018年中期选举，郊区都成为决定性因素。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在20个最大的大都市区郊区和其他郊区所获得的席位比例差不多，分别为39%和40%;但在2016年大选中，这两个比例极为悬殊，分别为59%和21%。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净赢40个席位;具体来看，民主党所获胜利主要来自接近中心城市的郊区选区：在9个大都市郊区选区中，民主党赢得了6个;在15个人口密集的郊区选区中，民主党赢得12个;但在19个邻近农村的郊区选区中，民主党仅赢得4个。
正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深层危机，为特朗普上台后不按常理出牌的执政方法创造了机会。特朗普更准确地把握了美国社会的深层危机感，然后以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方式将其激发出来，从而实现了自身的“政治正确”。特朗普将“政治不正确”转化为“正确”的惯用方式包括自吹自擂、蔑视批评、颠倒黑白、胡扣大帽等;但更根本的逻辑是，在面对大量批评时，特朗普往往自我标榜为新自由主义世界的真相揭露者，一个可以将事情做得更好的“政治不正确”的候选人和总统，从而将公开的白人种族主义和偏见堂而皇之地置于社交媒体的前台，并美其名曰“真相揭露”。例如，特朗普将美国作为霸权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描述为美国人吃亏、其他国家搭便车，进而成功地激发了国内对其广泛“退群”的支持。
正是通过将“政治不正确”塑造为“正确”，特朗普动员了出人意料的大众支持。根据2016年大选前的一项调查，尽管有50%的受访者表示反对，但仍有高达49%的人认为，美国需要一位愿意打破常规的领导人;其中，60%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和59%的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美国人认同这一观点。这在美国民意调查的历史上是罕见的。类似地，对于特朗普在执政后的一系列“政治不正确”行为，仍有63%的白人福音派教徒认为这并没有损害美国总统的尊严；尽管整体而言65%的美国人持相反的观点。
因操纵“政治不正确”逻辑而获得的大众支持，反过来强化了特朗普进一步操纵“政治不正确”逻辑的意愿和强度。这一恶性循环在特朗普执政后的中美关系中，特别是进入2020年以来特朗普对华战略的加速调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还是贸易关系，抑或是中国公司，都可能被特朗普以“美国优先”或“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名义加以利用。或者说，特朗普对华战略的加速调整和敌意，某种程度上正成为美国当前应对系统性危机的万能药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当前的系统性危机根源已久，其缓解甚或解决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尽管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的加速调整带有浓厚的特朗普色彩，但并不意味着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对华战略就会快速回归此前熟悉的模式。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必须全面审视美国所面临的系统性危机，进而创新中美关系的理论、模式与方法，而不是寄希望于特定个人或政府的短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