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货运动与明治维新（奴性与狼性）
1895年正月，日本海军司令官伊东祐亨中将用一篇可载入教材的“劝降书”为中日战争作结，文情并茂，软硬兼施，引经据典，至威至感。伊东有曰：大厦之将倾，岂一人所能支。
丁汝昌的投降书，自然不能出彩，败军之将，有何心思行文立意?且摘几句：……今因欲保生灵，愿停战事，将在岛现有之船及刘公岛并炮台军械献与贵国，只求勿伤害水陆中西官员兵勇民人等命，并许其出岛归乡，是所切望……
惊天一战，既宣告了中国洋务运动的破产，又宣告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
如果我们仅仅只看战争的结局，当然也不全合理，因为日本也为自己的成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如果再把视野扩展到一百年的观察期，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为失败所付出的代价冠绝古今，其负面影响之持久无法估量，一战，二战，都不是结束，未来还将延续。
一百年的被欺凌，列强在中国人脸上刻下了一个烙印——华人可辱。
中国学者研究了一百多年的洋务运动，越研究，越出“奇迹”，过去还能反省些不足，如今尽剩下美化言辞，好像今日中国的现状乃洋务运动所结果，一百年的将亡之痛，在某些洋奴的眼中，那都只是历史的“故事”。
撇开微观的历史细节，我对洋务运动失败的最直接总结是：洋务运动的本质是“洋货运动”，它没有带来真正的洋务和洋技，只带来了洋人，只带来了洋货，“洋务”的内涵是“洋人来务”，不是中国人的任务。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推动因素
1856年-1860年间，英法两国在美国的帮助及参与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扩大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取得的权利。此时的清朝，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天国，遭遇外战失败是历史必然，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不得不继续卖国求和。
除条约的权利之外，侵略者取得的最大成就是：驯服了清朝统治阶层。
就清朝而言，除对外失败之外，也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利益”：满清统治者与洋人化敌为友，利用洋枪洋炮镇压了农民起义军。用满人的话讲，农民起义是“心腹之害”，而洋人的侵略不过是“肘腋之扰”，两害相较取其轻，“以毒攻毒”便是洋务运动的政治首选。(摘自《洋务运动》第9页)
●★●洋务运动的始点
1861年，清政府决定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署或译署。
1862年，又在总理衙门下面设立了同文馆，挑选八旗十三四岁儿童进馆学习外文，英国人赫德是帝国海关和中国政府依托顾问，乃同文馆的鼓动者，他从海关拿钱，并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韦良做校长，同文馆在丁韦良控制下前后达30年之久。随后，两广总督瑞麟在广东设同文馆，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宏闳等30人成为首批留美学生。(摘自维纳克《远东近代史》第68页和《洋务运动》第13页)
●★●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所谓师夷智，就是请洋人来帮助推动洋务运动，主要方式有以下几种：
其一，直接武装干涉。英国的常胜军，法国的洋枪队，运用新武器，在争城夺地的战斗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宁波，常熟，昆山，富阳，等，都是在洋军直接援助下打败太平军。(摘自《洋务运动》第14页)
其二，洋军帮助清政府训练军队。执枪，用炮，战术练兵，阵式排练，都由英法教官担当，1865年用半年时间训练了1200多名清军，这批清军后来都成了李鸿章淮军的精锐。
其三，出售洋枪洋炮和船只。直接给清军洋枪洋炮，用船只帮助清军运送队伍，1861年，英国派出8艘轮船帮助淮军运送7000多人到上海，然后高价向淮军贩卖枪炮，由赫德安排，清军向英国购买炮船，还聘英海军大尉阿思本作司令。(摘自《筹办夷务始末》第四卷第25页)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军队，在洋人的帮助下，于1864年打败了坚持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革命军。这次胜利，给了洋务派极大的信心和资本，他们敢于喊出：资夷力以济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三位清末重臣的分歧也随胜利而公开化，李鸿章讽刺曾国荃(曾国藩之弟)劫掠南京：无屋无人无钱，管葛居此，亦当束手，沅翁(曾国荃)百战坚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而左宗棠讽刺李鸿章则是：李瀚章(李鸿章之兄)一门，遭际圣时，以功名显，其亲党交游，能自树立，文员监司以上，武职自提镇以下，实不乏人，惟勋伐既高，依附者众，当时随从立功，身致富贵者又各有其亲友，展转依附，实繁有徒。(摘自《李文正公全集》第6卷第34页)
●★●洋务派的对外政策
洋务运动的主动权掌握在奕訢和李鸿章手上，对外政策权也掌握在他们二人手上。在对待洋人的问题上，主要有几种主导性的思想认知：李鸿章认为“中国无法战胜洋军”(不是短期，是长期);光绪的本生父亲奕環认为“我国之兵，为防家贼，非为御外侮”;军机大臣刚毅认为“我家之产业，宁可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家奴”。(摘自《洋务运动》第32页)
三个人的对外政策思想逻辑都是“宁卖不战”，比如说日本侵占琉球一事，李鸿章对朝廷的建言是：琉球是孤悬海外的黑子弹丸之地，与国家安危无关，不惜把它含糊送掉。在这之前，美国调停人曾劝清政府与日本瓜分琉球，清政府未曾答应。(摘自摩尔斯《远东国际关系史》第334页)
洋务运动的对外政策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洋员”两个字，凡涉洋制造、洋贸易和洋合作，无论是清政府事业，还是合办事业，都必须有“洋员”主导，所有的“洋员”都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是洋人，背后都是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是清朝雇请的办事人员，可以直接参与中国政治，在任用督抚问题上，清政府还无耻地去征求赫德的意见。(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43页)
在控制军事方面，资本主义列强利用中国的洋务运动，实现了“让清朝军事力量只能镇压中国人民、不能抵抗外国侵略的水平上面”。它们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向中国出售过时的武器弹药，一是控制由洋人主导的中国办军火炮船制造业。
英国历史学家季南曾写道：“对英国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在于支配中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它的舰队。”1880年，李鸿章授权赫德，中国海军聘请英国军官一事可由赫德代办，但赫德并不满足，他接着劝告李鸿章：这种方式应当同时运用于陆军。(摘自季南《1880-1885年间英国在华的外交》第213-215页)
总而言之，满清洋务运动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洋人主导，洋人控制，以洋货为洋人获利，内政，外交，海关，军事，均是洋人世界。1884年，英法德美等国在中国有451个商行，银行业主要有汇丰、麦加利、丽如和德华等，其中汇丰银行势力最大，掌管着中国海关收入特权，由部税务司赫德定夺。
●★●外国军火厂的甜蜜时期
洋务运动，它的始点就是购买洋枪洋炮和洋船，英法德是三大卖主。阿摩士庄和克虏伯等军火厂是阔绰主顾。清政府突出一个“买”字。李鸿章向德国定购的定远和镇远两舰即花掉300万两白银，而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五年经费也才300万两白银。
因为不懂技术和规则，买的过程浪费巨大，不仅陈旧货多，而且坏货也多，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大沽炮台，第一次试炮时，李鸿章现场观演，结果炮台爆炸，李被吓个半死，第二次试炮演习，他拒绝再到现场。(摘自包尔格《马格里传》第241页)
●★●洋务运动的主要阶段
三个主要阶段：军事工业阶段;围绕军工业配套的其它工业阶段;北洋海军成军和重工业阶段。
企业的四种类型：官办;官督民办;官商合办;商办。
◎第一阶段：军工企业
购买机器。曾国藩购买美国机器，左宗棠依赖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都是请洋人代造。李鸿章的苏州炮局主要依赖英国人马格里。
左宗棠办了福州船政局，李鸿章办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
江南制造局。招募的是英法兵匠，最初计划以造船为主，后来由于清政府需要镇压人民，就改造枪炮，造英、法、美式兵枪、马枪等。从1868年始，江南制造局城南分厂可以造小船，都是外国人按照外国的图纸生产，部分是出钱购买英国的图纸，除船壳外，船内的机器多是外国的旧机器，与其说是生产，倒不如说是仿制。光是仿制还不行，还必须附带购买洋枪洋炮的任务。
金陵机器局。李鸿章任命英国人马格里主办的一个军工厂，前身就是苏州炮局。这个兵工厂主要任务是生产火药和大炮，因为马格里是一个帝国主义阴谋家，金陵机器局为大沽炮台制造的炮很多是废炮，1875年，因为多次试炮无用，李鸿章不得不撤去马格里职务。(摘自包耳格《马格里传》第250页)
福州船政局。主要依赖法国洋枪队将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法人日意格，他们建议轮机向西洋购买，用法国图纸造船，由法国人代为监制。为了更好地利用洋技术，还开设了洋学堂，有洋文学洋师，主要教英法两国语言。在五年中，该局制造了大轮船11只，小轮船5只，大轮船150匹马力，小轮船80匹马力，均照洋兵船式样。
后来，福州船政局造的船被李鸿章查出用的是旧轮机，于是指责左宗棠造船失败，要求直接购买洋舰，并且只能由朝廷包办，实质上当然是由他包办。
天津机器局。先是由清朝贵族崇厚创办，后由李鸿章接管。该机器局的总管是美国驻津领事英人密妥士，购买机器制造火药。李鸿章接手后，募来香港等地洋工匠，大肆整顿，扩大规模，制造洋火药、洋枪炮、洋水雷和各种制式洋子弹。如同江南制造局一样，天津机器局除制造弹药以外，还有购买洋枪洋炮的任务。
综合看来，四大军事工业，表面上是中国人创办，实际上是洋人主导，任用洋匠过多，几乎所有原料都来自外洋，炮船子弹制式效仿洋式，实事求是地说，它们都只能算是装配厂，或者说是外国军工厂的附庸。
洋务运动中诞生的企业有三个特点：规模上还算大，实际上是空中楼阁，只要外国侵略者一天不支持，武器都造不出来;二是落后的产品只能用于内部镇压，而不能抵御外寇;三是无法维修自己所造船舶，只能送到洋厂维修。(摘自《洋务运动》第82页-85页)
◎第二阶段：与军事工业配套的工业。
轮船招商局。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5年中添置轮船9只，1877年，又花222万两白银收买了美商洋行的破旧轮船18只，旧轮愈增，耗费愈增，在与洋船行竞争时每每落败，尤其是外洋运输中，曾派船到日本、吕宋、新加坡等地，但不久即告停顿。招商局本身没办好，但招商局的官僚们都发了财，公款日亏，私囊日充。
开平矿务局。这是一家开采煤矿的企业。帝国主义列强不愿意中国自己采铁矿，但不反对中国开采煤矿，因为它们觉得把煤矿从外国运过来资费不少，不如在中国取，而铁则是重要制造机器的资源，必须控制。煤矿聘任的矿师是英人哈德森，购买机器，英人巴顿主持钻探。中国其它地方还有聘请日本工程师试行新法开采，但这些日本工程师并不是真正的采煤工程师，开办极不顺利。后来，赫德又从英国请来矿师哥师登及洋匠3名来华办厂，用西法探测阮家山、窝子沟等四十余座煤矿，勘测大冶、武昌等铁矿。
天津电报总局。创办电报的意见，最初系由沈葆桢提出，后由光绪批准，指定李鸿章在天津试设，试设成功后，再在各地设分局。建设电报，必须架设电线和大量器材，全部购自外洋，主要由英国大东电报公司和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两家垄断，中国的电报事业完全被它们掌握，所有筹办商军要事，调兵机密消息，都完全泄露，清朝的一举一动，都被洋人了如指掌。(摘自《洋务运动》第102-103页)
兰州机器制呢局。这是由左宗堂开办的一家制造毛制品的工业，主持者是德国人石德洛末、李德、满德、米海利和福克等人。后因成本太高而倒闭。
上海机器制布局。1878年，上海候补道彭某禀请李鸿章、沈葆桢，准备购买英国机器和聘请英国匠人，在上海成立机器棉纺制厂，获批。1880年，由美国技师单科负责主持选订机器和规划厂房，先订200台，以后再补充。该机器局最初由彭某筹办，但李鸿章派来郑观应经手，从此便将“彭某”隐去，机器局便为李鸿章所控制。1883年后，郑观应离去，李又派龚寿国兄弟、盛宣怀和经元善等人经营。1893年，清花厂起火，适值狂风，厂货俱焚，全厂房屋及货具大部分烧成灰烬。
这个阶段，仍然是官僚办企业，不懂业务，更不愿意设法培植中国人才，一切依赖外人，船主司机都是洋人，洋人在华，非赌博嫖娼，即酗酒躲懒。中国开矿，未尝不请矿师，惜来者多是南郭先生，名为矿师，实无本领，夸张诡作，愚弄华人。电报业，完全掌握在洋人手里，凡各地密电至京，无不消息外布。即使如此，洋务派官僚仍然强调“综理一切，统用西人，绝不思教养华人。”如此经营企业，还妄图自强求富，无异于痴人说梦。(摘自陈炽《庸书》外编卷下第247页)
◎第三阶段：北洋海军与冶炼厂
前两个阶段经历了25年，清朝有志之士批评洋务派粉饰太平，苟且偷安，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1885年，中法战争的失败使洋务运动遭到了声讨(其实，中国并未失败，是李鸿章主动认败)，投降卖国政策已经破产。海军方面，福州船政局的十几艘船完全沉毁，陆军方面，淮军都是配有洋枪洋炮的部队，自强，最后变成了投降。购买和仿制洋炮洋船，而不修明内政，直是“全无心肝”。
此时，李鸿章强调，水师还未练成，船舰尚须添置，不得不“含忍议款”。李鸿章下定决心全力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技，要向外国侵略者购买更多的船只大炮，要购来一支强大的海军，不再打算自己造炮制船。此时的湖北，张之洞开始建设湖北炼铁厂和湖北织布局。
天津铁路公司。李鸿章主导，由他任命伍廷芳主持其事，负责财务，以金达为技师，官督商办。(摘自肯特《中国铁路企业》第30页)
洋务运动时期中，洋务派建筑的铁路总计里程接近400公里。建筑技师差不多都是英国人，所要重要器材也差不多都是从英国输入。1884年，英国国会议员约翰奔德致英国外交部的信中说：“对英国说来，中国修建铁路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对我们的钢铁业来说，对我们的机器制造业来说，都给予了出路。”(摘自季南《1880-1885年间英国在华的外交》第266-267页)
北洋海军成军。1888年，北洋舰队建成，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建设这支舰队是为时最久用钱最多的，它的船只几乎都是向外国购买得来的，而船只的价格比起枪炮来却要贵得多，在赫德推荐下，1879年，从英国购买的8只蚊船性能低劣，完全是一个骗局。后陆续改从德国购买铁甲船。国内修建船坞，李鸿章介绍法国人德威尼包办。
北洋海军的阵容如下：
主战舰队：定远，镇远，经远，来远。
防守舰队：致远，靖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
练习舰队：康济，威远。
补助舰：泰安，镇海，操江，湄云。
上述22只舰，17只全部外购，5只来源于德国，12只来源于英国，另5只为外购构件国内拼凑而成。在这22只舰中，有9只为铁甲快船。
船舰为外国所买，北洋海军不得不延出洋教练，也就是说，洋教练实际上掌握了中国海军的全权(在甲午海战中，每条舰上都有三名左右的洋人指导)。外国侵略者为了控制中国海军，首先从争夺教练的席位着手，赫德一方面揽炮船的购买，一面又企图控制中国海军。李鸿章认为：不免揽权，而欲令其办事，似不能不稍假以权。最后，清政府重臣均认为，赫德既控利权，又执兵柄，其结果是总理衙门和南北洋都将为他牵制，赫德没有达到目的。(摘自《洋务运动》第143页)
北洋海军在英德势力的控制下，各种教习均任用两国洋员，琅威理任北洋海军副统领和总教习达四年多之久。1891年，李鸿章第一次检阅海军，他在《巡阅海军竣事折》中写道：“…..海军频年训练，远涉重洋，并能经受风涛，熟精技艺，陆路各军，勤苦工操，经久不懈…..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摇之势。”
1894年5月，李鸿章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检阅海军，规模比上一次更大，一路之上，要塞，学校，铁路，船坞，军舰，礼炮齐呜，龙旗招展，向他致敬。他觉得自己的舰队已经可以“先声夺人”和“聊壮声威”了，于是向朝廷申请嘉奖北洋海军。(摘自《洋务运动》第145页)
湖北炼铁厂。张之洞创立，既可以炼铁，还可以铸造山炮。熔铁炉购于英国，枪炮厂的机器自德国购得，其它设备多从英国购得。该炼铁厂也是雇用大批洋匠为指导，主要的有英国人亨纳利贺伯生及比利时人白乃富等。洋教习，矿师，工师各匠，择其不可少者招募28人，托欧洲著名之郭格里大铁厂代雇。张之洞最后还吸收淮系盛宣怀，同他兼办铁路。
洋务运动的第三阶段，既是高潮阶段，也是破产阶段。赫德曾说：“我为英国控制中国海军而奋斗了25年。”
●★●洋务运动的结果
新开办企业数。从1872年始，到1894年，共开办企业厂矿数为54家。
进出口变化。1871年，清朝的进出口数为：出口66853千海关两，进口70103千海关两。1894年，出口为128105千海关两，进口为162103千海关两。
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近代工业开始出现，但这时的工业机器自主性极差，绝大多数掌握在洋人手上。
标志性失败——甲午战争。
北洋陆军自牙山开始溃败，再失平壤，让战火烧至中国境内，九连城再溃败，放弃大连湾，跟着牛庄、营口相继失守，一发而不可收拾，东北和胶东半岛尽被日本蹂躏。
海军方面，9月8日，大东沟之战，失船4艘，北洋海军只是比日本损失稍大，并非大败。但李鸿章此时命令北洋海军停在刘公岛藏匿不出，被动挨打，导致主力战舰被水陆夹攻而毁，丁汝昌被迫投降并服药自杀，残余军舰全送给了日军。李鸿章及其同僚，即使到了将亡时刻，还在坚信“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战，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有如此愚昧迂腐的重臣，何人能救中华?
李鸿章对甲午战争的责任主要有：一误于望和，二误于待，三误于求和。(摘自洪弃父《中东战纪》第1页)
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政府认为“鸿章夙望，边事悉以委之”，甲午之战，用叶志超、丁汝昌诸人，辱国丧师，为诸夷笑。由是谈洋务者，渐为世人所诟病。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不论在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都在全国人民面前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洋务运动的破产，甲午战争的赔款割地，影响只是第一阶段，其后几十年，中国工业和军工产业继续是延着这个错误的道路前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所有的大国中，有且仅有中国不能依靠自己保护自己，中国民生工业不能为战争提供援助，中国军工企业不能为战争提供可与敌人抗衡的武器，直至二战结束，中国所有的先进武器和机器制造业都来源于外国。
综合性总结：直接买洋货，请洋人造洋货，洋人决定中国洋货水准，中国军队被洋人训练，军火和舰船由洋货所控制，无一洋事，中国有独立自主能力，与其说是“洋务运动”，不如说是“洋货运动”。
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的起点和终点，日本国内并没有统一说法，有人以“黑船来航”为起点，有人以资本制造为起点，有人以开国为起点，比较多的说法是1868年为起点。终点的分歧就更大，有人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终点，因为那标志着日本的霸权时代来临，有人以日俄战争为终点，认为那才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标志。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实现了民族自立。
1842年，日本得知英国对中国取得最后胜利，政府立即撤销了1825年公布的驱逐外国船的指令，避免与外国发生冲突，同时加强军事准备，以便抵制外夷。
1844年，美国两军舰来到浦贺，要求通商，幕府拒绝。1852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再次出现在日本海面，要求日本开国。1854年，日美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正式签订，这是日本开国的第一步。随后，日本与英、荷、俄、法都缔结了通商条约。在日本看来，通商条约是治外法权、关税缺乏自主的不平等条约，基调都是以武力相威胁。幕府政权逐渐解体。(摘自大石嘉一郎《日本近代史纲要》第107页-126页)
开国以后，日本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幕府被推翻，二是富国强兵成为主流意识。
为了实现目标，日本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化”，与近代化政策并行的是向世界宣扬“国威”，对朝鲜和中国表示侵略意图。西乡隆盛，大隈重信，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等日本精英均把目标指向中朝，山县有朋友著《邻邦兵备略》确立了对中国进行战争的宣言，一大批“国权扩张论者”主导维新思想。顺利将琉球设县是标志性成果，日本不只是对琉球实现废藩置县成功，中国还为此支付了50万两白银。(摘自《日本近代史》第119页)
注：这与中国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臣的“投降洋务运动”是截然相反的定位，日本精英在受辱中变得顽强且具有侵略性，而中国精英则在受辱中把自己变成任人宰割的小绵羊。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和皇室典范，天皇被确定为国民应该绝对服从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权威，从而建立了天皇制国家。甲午战争的胜利，鼓舞了日本成为“亚洲宪兵”和“东洋盟主”的信心，鼓舞了日本搭上世界列强“最后一席”的信心，它让日本下定决心参与到瓜分世界利益的进程中。(摘自大石嘉一郎《日本近代史纲要》第128页-132页，第187页)
对外扩张，在日本维新人士看来，还有“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的思想，不敢报复欧洲，只能从亚洲邻国身上试刀，以转移国内封建反动政府的视线。(摘自《日本近代史》第117页)
◎明治维新过程资本主义的确定(“自立化”是关键词)
日本的工业革命，首先是军事工业的革命，它的基调是：军事生产自立化。到日俄战争以后，日本陆海军工厂的水平大致达到了世界技术水平。(摘自大石嘉一郎《日本近代史纲要》第133页)
其它工业方面，为解决军需问题，日本创立了八幡制铁所，逐年提高钢铁自给率，钢铁业的发展，又促进了造船业和机器业的发展，还加强了军需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结合，制造军舰也达到了自立化的目标。(摘自大石嘉一郎《日本近代史纲要》第134页)
◎日本重臣对欧洲的考察有别于满清腐臣
特命全权大使，右大臣岩仓具视率领的使节团，经历一年又十个月，考察了欧洲十二个国家，为日本明治维新做了几个导向：所谓实力，只能是军事实力;必须用实力打破亚洲的野蛮，从而统治亚洲;弃亚从欧。换一个角度看，明治维新的最大特点就是构建“对外侵略性”和“对内专制性”的近代天皇制国家。(摘自大石嘉一郎《日本近代史纲要》第153-154页)
注：李鸿章也周游过欧洲，但他只得出了“中国无法战胜洋军”的结论。
◎明治维新中自由民权的开展。
尽管日本天皇制有对内专政的特点，但日本的明治维新过程始终伴随着自由民权的扩散。主要有三个特点：爱国社派系政治结社的潮流;城市民权派潮流;在乡民权派潮流。自由党建立，并且可以严厉批评政府。
◎明治维新中的日本工业革命概述
为了排除列强的干涉，迅速地完成工业革命，必须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需要国家强有力的介入。(摘自大石嘉一郎《日本近代史纲要》第187页)
纤维工业，迅速达到了国际化水平，岩崎，三井，住友，等财阀实力强劲。
重工业，尤其是军火工业，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了欧美的技术水平，1880年，枪支大炮大体能自给，1905年时，军舰建造技术已经达到世界水平，“武器自给”是至高无上的使命。摘自大石嘉一郎《日本近代史纲要》第193页
矿业方面，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已经在矿山中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运输，研制精炼炉和理工化学，慢慢可以自建熔炉。
工业革命的结果是诞生了一大批极具独立性的财阀，主要有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浅野，藤田，久原，古河，大仓，川崎，石川，田中，铃木，等等。这些有超强实力的企业，开始从欧洲进口，到后来可以自制机床，再到后来可以独立制造各类工业商品。
1870年始，明治政府一面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另一方面抓紧时间自己的高级技术人才，发放大量“创业基金”和“劝业基金”，殖兴产业发展资本主义。另外，日本政府也创办国营企业，例如东京炮兵工厂，成立横须贺海军工厂，1880年的时候，就可以完全无需外籍技术人员而独立建造军舰。大阪炮兵厂，不但生产武器，还可以独立的生产机床、齿轮和其它机械用具，还能生产发动机，还能生产农业机械和桥梁机械。这些国营工厂，最后都以极低的价格送给了财阀。(摘自《日本近代史》第151-153页)
两条道路的对比
长期封建下的中国和日本，都曾是现代科技的盲区，“闭关锁国”这个词也并不只是适用于中国，是适用于几乎全亚洲。不过，当列强来航后，中日两强的统治者和精英阶层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尤其是从思想层面做出了不同的定位。
综合分析，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主要存在以下不同之处：
1，面对列强，日本从害怕走向冷静，再走向直接面对，最后走向勇敢地与列强合流。而中国则不同，面对列强，先是自大，后是恐惧，再后就是投降，缺乏自强的勇气和决心。
2，日本精英阶层能正确评估欧洲列强的实力，并找到了日本与列强的差距之所在，坚定地选择了“自立性”这个根本性要点，哪里不足补哪里，想尽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实现达到并超越列强的目标。反观中国，精英阶层坚定地认为，中国短期甚至是中期都不可能学会列强的科技和经济，消极地依赖列强“帮助”自己，在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中，没有构建一个可以独立自主的产业，连决定国家命运的军队也掌握在洋人手里。
3，侵略并不光荣，但被侵略也不光彩。日本以狼性和侵略性来展示明治维新的成功，从法理和人性上看，当然并不光荣。但是，被人持续侵略一百年，被动挨打一百年，很光彩吗?我看也不光彩。
一艘“黑船来航”就能将日本打醒，至少证明日本人自强的道路选择正确。
两次鸦片战争，一次台湾战争，一次甲午战争，一次八国联军战争，都未能将中国打醒，这就必然导致后面持续几十的被动挨打。在丛林世界，对错并没有绝对标尺，挨一次打不算可悲，挨几年打也还能狡辩，挨一百年打，那就是精神和躯体都出问题了。
我反反复复地强调日本的“自立性选择”，无非是想强调一个核心问题——洋务运动错就错在卖身于洋人。清朝的洋务运动，本质上讲，绝对应该称为“洋货运动”，因为它的结果不只是战争的失败，而是它的所谓洋务产业一直到二战结束时都未能给中华民族撑腰，中国人，不是被洋货打，就是依靠洋货打，一切货都离不开个“洋”字。
历史不远，现实很近，未来就来，谁是什么货，谁需要什么货，全世界都是清楚的。
货，不是侵略的资本，但没有货，就会成为被侵略的对象。
一个大国，未必样样自主，确须核心自主。
写于2020年10月11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