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坚持原则扩大红军，上了《红色中华》的“红版”；抗日战争时期，他深入敌后，独当一面；解放战争时期，他从辽沈到平津，誓将革命进行到底。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建设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我军唯一一位终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元帅，被称为我军“政工巨匠”。
一、桓桓于征，反日爱国成“不法学生”，参加红军成优秀党代表
罗荣桓于1902年11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他原名慎琪，在读高小时，一位国文老师取诗经“桓桓于征”之意，为他改名荣桓。罗荣桓如饥似渴地学习、汲取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其中影响最深的是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他从毛泽东充满革命精神的文章中，受到了感染，看到了希望，坚定了信心。
1923年3月，他和同学们参加了长沙各界6万多人要求归还旅顺、大连的示威游行。6月1日，日本水兵在长沙对参加爱国活动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2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罗荣桓以极大的愤怒投身到这一反日爱国运动中，参加了工人和学生举行的抬尸游行和追悼大会。湖南军阀赵恒惕宣布戒严，罗荣桓被列入“不法学生”黑名单，迫使他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北京。
在北京的一年里，罗荣桓通过读书和参加革命活动，已经成为一名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他在青岛大学预科结业后，于1926年下半年到达广州。这时国民革命军已誓师北伐，报刊上不断传出北伐胜利和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兴起的消息，广州的革命形势使他耳目一新，眼界大开，罗荣桓决心投身于伟大的革命运动之中。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罗荣桓从同学的来信中得知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的消息后，便来到武汉，一面在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读书，一面从事学生运动，积极参加了声讨夏斗寅、许克祥叛变的集会游行、街头演讲、化装宣传等活动。同年5月，罗荣桓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党的“八七”会议后，罗荣桓遵照中共湖北省委制定的关于秋收暴动计划，指挥农民自卫军夺取了通城县城。1927年8月底，他率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到江西修水，编入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警卫团，罗荣桓出任该团特务连党代表。9月9日，罗荣桓带领特务连随警卫团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罗荣桓改任团部参谋，仍随特务连行动。起义部队于9月20日集结在浏阳县文家市，正是在文家市罗荣桓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聆听了毛泽东深入浅出的讲话，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和勇气。
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后，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整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毛泽东宣布将支部建在连上，班设党小组，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他作为红军第一批连队党代表之一，参与创建人民军队连队政治工作，开始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
支部建在连上后，罗荣桓也迅速成长为优秀的红军党代表。1928年，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红28团和由湖南农军组成的第29团冒险到湘南去打郴州，造成“八月失败”。毛泽东带伍中豪、罗荣桓领导的31团3营去湘南接回第28团。当3营夜间通过桂东县境时突遭敌人袭击，部队被冲散。第二天清晨集合队伍清查人数时，发现只少了1名担架兵。由于罗荣桓平时在部队建设中，坚持了人民军队建军的基本原则，他所领导的部队逐渐杜绝了打骂之风，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正是罗荣桓模范作用的影响，“响鼓不用重锤敲”，第3营此次远征湘南，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纪录，真正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模范部队。
古田会议后，罗荣桓调第2纵队任政治委员，他和纵队司令曾士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为在第2纵队认真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他曾提着石灰桶，同战士一起去刷标语；也曾站到方桌上，作动员讲演。他所领导的连队逐步建立起列宁室（俱乐部），唱歌、文化学习也都搞得红红火火。纵队各级党组织很快健全了会议汇报等制度，发挥了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原先存在的少数军官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的军阀主义行为和赌钱、抽大烟等流氓行为得以彻底肃清，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1930年4月，第2纵队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过程中，又系统总结出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群众工作“七部曲”：第一步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农以发动群众；第二步进行口头、文字宣传、化装讲演、召开群众大会以宣传群众；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以组织群众；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步建立党组织以领导群众；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七步，每一步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使调查研究贯穿于群众工作的全过程。罗荣桓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赞扬，成为全军优秀的党代表之一。
二、坚持原则，罗政委刀下留人，扩红军优属爱民
罗荣桓调任红4军代理政委后，更加重视部队的政治工作，特别是青年工作，他亲自指导新调到红4军的青年委员萧华，将红4军的共青团工作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并初步总结出共青团工作要适合青年特点等工作经验。在罗荣桓的具体指导下，红4军的青年工作很快出现了新局面。1930年底，红军内开展打AB团的肃反斗争，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使许多同志无辜被捕被杀。罗荣桓对待这一事件坚持原则，在他的职权范围内，竭尽所能，保护和挽救了许多指战员的生命，减轻了这一运动对部队的伤害，保持了部队的战斗力。为即将来临的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条件。红12师根据他的指示，一次就放了30多人，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就此在部队中流传开来。
罗荣桓与军长林彪一起率红4军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在这几次反“围剿”中，罗荣桓始终将政治工作作为军队建设的灵魂和生命线，积累了丰富的战时政工经验。每次战斗前，他都要部署动员，组织班排和个人制定杀敌立功计划；召开党团会议讨论党员团员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宣传员运用标语口号、唱歌等方式做好战时鼓动工作，同时用标语、阵前喊话等方式瓦解敌军。1932年4月，红1军团和红5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作战，罗荣桓任红1军团兼东路军政治部主任。4月中旬，东路军攻克了漳州。作为红军第一次解放的沿海较大的城市，部队进城后，他要求各部队严格遵守城市纪律，贯彻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华侨合法权益的政策。由于红军的良好纪律给漳州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红军很快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罗荣桓总结了红1军团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写出了《官家僚以后政治工作指示》的书面报告。罗荣桓被调到江西省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后，先后到兴国、瑞金一带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扩大红军经验。他指出，要扩大红军，必须充分发挥少先队（相当于民兵）、模范少先队（相当于基干民兵）和赤卫军（相当于地方武装）等群众组织的作用，采取逐步升级的办法，其中关键在于抓好模范少先队的工作。在工作中，罗荣桓强调，扩大红军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反对强迫命令。要向群众讲清武装保卫红色政权的意义，要优待红军家属，搞好代耕，并总结了一整套人民军队的动员工作的经验。经过一段艰苦工作，很快形成了父母送儿、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群众运动。1934年1月5日，中央作出《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给予罗荣桓领导的突击队以“扩大红军的模范”奖旗。并决定把罗荣桓等人名字登在苏区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上。
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罗荣桓因扩红工作取得优异成绩受到表扬并获得一枚银质奖章。大会选举他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长征途中，罗荣桓先后任红8军团政治部主任、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和红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为了做好政治工作，他提出“现在做政治工作不是靠上大课，讲大道理，更不是靠哄靠骗，而是要靠支部的堡垒作用，靠干部以身作则，靠宣传鼓动。”使部队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军到陕北后，罗荣桓又参加了东征。1936年6月，他入红大学习。1937年1月，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调任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并来到红1军团驻地——甘肃省正宁县宫和镇，准备率部奔赴抗日前线。
三、独当一面，党政军重担一肩挑，山东抗战创模范
八路军第115师成立后，随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作为师政治部主任，根据毛泽东“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的指示精神，罗荣桓率师政治部和骑兵营等少数部队在河北阜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3月，林彪负伤后，由陈光任第115师代师长，随后罗荣桓任政治委员。3月中旬，陈光、罗荣桓指挥343旅在午城、井沟伏击日军，歼敌千余人，毁敌汽车70多辆。粉碎了敌人企图西渡黄河、威逼陕甘宁边区的企图。9月间又在汾（阳）离（石）公路两侧三战三捷，歼敌1200余人，显示了八路军坚持山地游击战的巨大威力。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罗荣桓以第115师午城、井沟战斗和汾离公路战斗为例，说明了坚持游击战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同时，他还针对部队因一度取消政委制、削弱政治机关而造成的政治工作软弱的情况，强调了国共合作进行抗日的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的迫切性。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央决定，罗荣桓和陈光率第115师686团以东进支队名义向山东进军。1939年3月，罗荣桓率东进支队进入鲁西，首先在樊坝歼灭伪军1个团，极大地鼓舞了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罗荣桓在排以上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坚持敌后平原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并提出，东进支队的任务是：创建泰（山）西抗日根据地，依山傍（东平）湖，向外发展。在罗荣桓等的正确指挥下，第115师和山东纵队第6支队互相配合，在泰西拔除了敌人许多据点，迅速控制了东平、汶上、宁阳各县大片地区。8月，罗荣桓等率领4个连和师部机关少数工作人员，在杨勇独立旅配合下，于梁山地区再歼日军一个大队300余人，进一步坚定了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胜利信心。
侵华日军和伪军于1941年11月初调集15万余兵力向沂蒙山区发动“铁壁合围”，妄图彻底摧毁沂蒙山根据地。面对敌人的重兵合围，罗荣桓冷静地分析了敌情，决定出敌不意，向临沂——敌人大本营西南方向突围。随后他亲自率侦察人员先行出发，观察情况，选择道路。沿着罗荣桓选择的突围路线，部队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通过敌人两道封锁线，胜利地突破了敌军的重重包围，使我军由被动变主动。当时随部队一起突围的国际友人德国记者希伯称这次突围是“无声的战斗”、“神奇的指挥”。随后，罗荣桓等又率部返回沂蒙山，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保卫了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持续50多天的沂蒙反“扫荡”，八路军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根据地也蒙受了重大损失。罗荣桓和陈光在总结沂蒙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这次反“扫荡”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反映了对敌后斗争的长期性、严酷性认识不足，存在着群众工作薄弱、机关庞大、周转不灵以及不切实、不深入、形式主义等问题。
罗荣桓在认真总结了山东抗战中进行游击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的策略，指出“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不可能过早地转为正规战。”在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采用大规模“拉网式扫荡”和“铁壁合围”的战术以后，罗荣桓认为如果仍然局限在根据地之内与敌人周旋，包围圈在紧缩，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必陷于被动挨打，甚至无处立足的地步。因此，罗荣桓提出，必须实行“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即不是将主力部队部署于根据地的内部，而是部署在根据地的边沿区，并靠近一路敌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动向后，趁敌人之包围圈尚未紧缩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人部署，粉碎敌之“扫荡”。1942年底，当日伪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动又一次大规模“扫荡”时，罗荣桓运用“翻边战术”，先后发起海陵和郯城战役，夺回大片被敌蚕食的土地。山东各抗日根据地普遍采用“翻边战术”后，先后扭转根据地退缩的局面，由被动转向主动，军事形势迅速改观。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由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15师代师长兼政委，继而又任命罗荣桓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担起了领导山东军民抗日的重任。他在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还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政权建设。特别是在配备领导干部时，罗荣桓坚持任人唯贤，反对拉山头、搞宗派。他经常讲，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1944年9月，他在《山东军区军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如果因为个人（对干部）的熟悉不熟悉，决定使用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去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到把熟人也来一个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由于他十分注意任用干部，团结干部，山东军区和第115师师部合并后，两个单位的干部之间亲密无间，很快形成为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
八路军占领沂蒙山区和诸莒山区后，引起敌伪不安。罗荣桓又及时对山东的滨海、鲁南、鲁中、清河和胶东5个军区作了反“扫荡”部署。果然，从1943年11月起，日军先后在鲁中、清河进行大扫荡。罗荣桓把整个山东看成一个战场，敌人在“扫荡”某地时，必然造成其他地区兵力空虚，于是命令各军区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主动向敌发动进攻，以牵制“扫荡”之敌。由于运用了灵活的战略战术，山东八路军在1943年共收复国土1.9万平方公里。1944年1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山东军民反“扫荡”胜利》的社论，指出：“我山东军区的反‘扫荡’斗争，比过去任何一次来得持久、主动、有准备、有计划，山东军区的团结一致，斗争的奋不顾身和战术的灵活机动，在这次斗争中有了极优良的表现。”
罗荣桓于1944年6月15日发表了《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巩固成绩，反对自满》的文章，有预见地提出了“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的任务。随后，罗荣桓亲自指挥山东军区部队进行了1944年春、夏、秋、冬和1945年春、夏的一连串攻势，共歼灭日军4000余人；重创伪军吴化文、历文礼、张步云、赵保原、张里元等部；争取了伪军王道、莫正民、张希贤、韩寿臣等部起义。至此，山东五块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人口达700万，八路军、游击队20万，民兵50万，形成一支坚持抗战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雄厚力量。说到山东当时对革命的贡献，毛泽东曾感叹道：“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的一部分，一野还动员了几万兵，都是从山东动员的。”
四、鞠躬尽瘁，战锦方为大问题，建军强军殊勋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罗荣桓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渡海北上，建立东北根据地，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不久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进入东北后，罗荣桓积极参与制定并正确执行了东北的作战方针。他于1945年12月13日及时提出:“争取控制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展开创造根据地工作”的建议。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发出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完全一致。
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军事冲突协议时，罗荣桓身染重疾，但他仍时刻关注东北全局，提出：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自己应发展全面工作，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准备，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并建议要打运动战，防止拼命主义。1946年7月初，他作为东北局常委参与讨论、修改指导东北战争的纲领性文件《东北的形势与任务》，即《七七决议》。随后，罗荣桓赴苏联莫斯科治病。1947年5月回国后，他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他在倡导部队开展诉苦运动同时，领导东北广大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而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纷纷报名参军。随着部队不断扩大，装备不断改善，战线不断南移，运输线不断延长，罗荣桓十分重视部队的后勤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极大地保障了辽沈决战的后勤供应。
东北野战军在攻打锦州前夕，1948年10月2日，敌军增援部队4个师在葫芦岛登陆，东野司令员林彪怕腹背受敌，乃向军委发电，提出回师攻打长春的设想。若按此设想办，将国民党军队抑留在东北并予以全歼的战略目标就可能落空，从而增加今后我在关内作战的难度，甚至推迟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东野政委罗荣桓得悉后，即时向林彪建议，再向中央发电，坚持必先攻打锦州，为保证辽沈战役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在《吊罗荣桓同志》的七律中写道：“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辽沈战役后，东野部队奉调入关，由华北野战军协同，解放平、津等地。林彪、罗荣桓统一指挥参战部队。在平津战役中，罗荣桓作为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了同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方面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继天津激战29小时获得解放后，北平和平解放。随后罗荣桓又主持了同傅作义、董其武等关于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谈判。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已基本确定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任命罗荣桓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在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罗荣桓首先抓领导干部的配备。他在坚持“德才兼备”条件的同时，特别注意掌握“五湖四海”的原则。在配备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副部长和这两个单位的二级部长时，照顾到了红军时的各个方面军、抗战时的八路军各师和新四军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各个野战军的情况，正确调配和使用了全军各方面的干部，因而使总政治部的工作顺利展开。
为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建国初期，罗荣桓着重抓了部队的文化教育，干部的政治理论教育，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以及政治工作条例的制定。罗荣桓认为，加强现代化建设是人民解放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提高文化正是改善部队军事政治素质、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总政组建不久，罗荣桓就主持制定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要求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成为一个大学校，培养大批人才，以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一指示发出后，得到全军热烈响应，掀起了学习文化的高潮。
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中央军委发出全军要实施以军事为主的正规训练的决定后，罗荣桓认真贯彻执行。他要求全军认识这一正规训练是人民解放军建军新阶段的开始，是人民解放军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重大步骤，要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勤学苦练的精神，投入到训练中去。罗荣桓还号召广大政工干部要深入到训练现场，学习军事，钻研技术，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罗荣桓抱病到部队视察，发现在正规化训练中，有些人忽视了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只强调官教兵，不实行兵教官，以致发展了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偏向，使训练质量受到很大影响。对此，他明确指出：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根本路线，也是政治工作的根本路线和领导方法。在正规化训练中同样要走群众路线，要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只提“官教兵”，而不提“兵教兵”、“兵教官”。
罗荣桓还注意抓了政治工作条例的制定。他要求，制定政治工作条例，首先要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著作，领会人民解放军建军原则的精神实质，认真总结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同时注意研究在新时期的特点和发展。在他的主持下，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正式颁布。条例颁布后，部队中机械搬用外来经验，忽视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为了克服这一倾向，罗荣桓于1955年8月，在病中写了《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尖锐指出：“目前部队中，削弱我军光荣传统的现象仍然存在，并且有某些滋长，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强调“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我军几十年流血斗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和我军特点的。”
◆1961年1月，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时的罗荣桓。
罗荣桓任职政治学院院长期间，还认真总结教学经验，提出“一条线五结合”的学习方法。这一方法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体现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1955年，罗荣桓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因长期带病工作，由于身体原因，1955年9月，他请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职务，并建议由谭政继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继任总干部部长。中共中央10月间同意了他的请求。1960年底，林彪发动了对谭政的批判斗争。随后，毛泽东决定，由罗荣桓复出，再任总政治部主任。1961年之后，罗荣桓以坚强的意志和党性，一面同疾病作斗争，一面同林彪日益暴露的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林彪提出对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后又扩展为“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罗荣桓针对这种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主张和必将造成的不良后果深感忧虑。他多次指出：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种提法不妥，学习毛泽东著作要领会精神实质，应当学立场、观点、方法。明确指出：“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也是提倡实事求是，不提倡迷信。”他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走捷径”、“背警句”、“立竿见影”、“带着问题学”等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
罗荣桓同林彪“左”的一套进行坚决斗争，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1975年9月，邓小平指出：“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1980年4月，叶剑英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罗荣桓同志同林彪作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对我军的政治工作有重大建树，是我们总政治部的一位好主任，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罗荣桓因病于1963年12月16日去世。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正在开会的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提议到会同志起立默哀。而后，毛泽东十分难过地说:“罗荣桓逝世了，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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