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毛泽东，1959年3月5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讲话的背景是反对弥漫全国的“浮夸风”、“共产风”，他老人家发了这么大的火、说了这么极端的话，一方面因为全国这一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另一方面因为官僚集团沆瀣一气、欺上瞒下，他屡次强调这个问题，依然遏制不住这股歪风。他老人家气愤之下只能说出“我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亩产万斤的浮夸风，被某些人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像小孩子斗嘴一样说“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在1958年11月9日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中，毛主席就指出了现在全国盛行的“浮夸风”，并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
并强调：“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最诡异的地方在这里，派人去调查了一番，调查结果是——产量没有虚报，共产主义实现形式一片大好。
毛主席是正儿八经身经百战的人，怎么会不知道一亩地产量多少。在随后的武昌会议上，又强调了这个问题：“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她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
还有钢产量的问题：“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的钢铁产量)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可以看到，这时候主席的话还是比较轻松的，用“她们是想独身主义”“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这种又诙谐又讽刺的话敲打他们。但是问题必须还是要解决的，做出了如下强调：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
“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到?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今年有两个侧面，中国有几个六千万人，几百万吨土铁，土钢，只有四成是好的。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
与此同时，还以事实为论据，批评了基层中出现的种种魔幻现象：
“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
“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
最后，毛主席总结说：“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1958年11月21日)
某些地方盲目追求产粮，或者说为了宣传效果，盲目推进庄稼密植，有的甚至要在庄稼上面站个人，来证明自己种得够密、产粮够高。这个小问题毛主席都注意到了，他苦口婆心地在《致六级干部公开信》(六级为：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里写到：“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1959年4月29日)
强调了半天有用吗?没有用。事态开始越来越严重，因为有些地方卫星放得过高，农民开始出现自发的瞒产情况。对于这一问题，毛主席批示说：
“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
“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可以看到，毛主席永远是站在劳动人民这一边的。
很明显，毛主席心里是门清的，上面说大炼钢铁好钢率只有四成，农村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可以他早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是他提，有人反对——或者说当时大多数人都反对，说这是打击积极性、说这是机会主义。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与这一派人马进行激烈的交锋：
“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1958年12月9日)
主席这些话是论辩的最高境界——有数据支撑、事实打脸、调研为基石，又诙谐幽默、讽刺爆表——然而依然没有什么卵用。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那段话“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不是代表你们官僚;“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就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浮夸风、共产风;“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什么浮夸风难以遏制呢?归根结底还是官僚主义的问题。譬如说吧，官员考核肯定是看KPI的，我说今年我们乡亩产一万斤、密植三千亩，这就是我的政绩。我汇报到县里，县里一看不错，作为我们县先进乡的样本申报到省里;省里一看很不错，作为我省人民积极推进“多快好省”实践的典范汇报到中央，建议全国推广，咱们是省的日报先给宣传一波，先号召别的县乡学习一下。
结果报道中央，毛主席一看不可能，我们都是种过地的，怎么可能你这说一万斤就一万斤了，批示建议核实，不要吹牛。但是你这样不是打下面一串人的脸么，下面人的政绩怎么算?然后一层一层核实下去，县里向省里汇报，木有问题我们调研过了就是亩产万斤;省里向中央汇报亩产万斤真真切切，主席你别这样，这不打击我们干部积极性么?就是上文中毛主席讲话说的“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
那么问题来了，是谁在“扛着红旗反红旗”呢?是谁在主席三令五申之下，依然顶风作案不思悔改，甚至还想颠倒黑白呢?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传》的作者之一李捷在讲座时说过：有些材料不能公布“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所以只能采用“著而不述”的春秋笔法。大家自己体会。
去年建国七十周年的纪录片《我们走在大路上》，其中一段话擦了一点边，但没有明说，这就叫春秋笔法，可以与本文互为照应。
这一问题在“共产风”中体现的更加典型。“共产风”虽然跟“浮夸风”一直相提并论，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先来看一看毛主席批评“共产风”的言论：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1959年2月27日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周之后，毛主席又开火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这叫什么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
还是那句话，无论是浮夸风还是共产风，毛主席心里是门清的。他至少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基层事实：“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哪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3月1日、3月5日的讲话)
共产风的本质与浮夸风相同——都是官僚主义，但是表现逻辑是不同的。生产队是以村为单位的，生产队长是村民公选推出的、德行和能力足以担任的农民，一个村可以有好几个生产队;而人民公社是相当多个生产队与村庄的联合体，领导就不是农民了，而是干部，通常是副县级或县级的领导。那么他们把生产队的粮食全部收集上来，还要把猪、羊、鸡甚至茶几、剃头刀都要收缴上来，为什么?赵本山回答过这个问题——腐败啊。
腐败是一方面，彼时共和国从上到下还是非常清廉的;更多的则是官僚的权力，天然就处在一个集中的趋势，这是官僚的本性决定的。把生产队的生产资料、粮食甚至农副产品都集中起来，越集中权力就越大。英国讽刺喜剧《是，大臣》中，常务秘书汉弗莱为什么这个活也要揽过来、那个职务也要兼任，这就体现了官僚的本性——他们渴求权力就像鱼类之于水。
权力集中了就怎么样呢，比如说就会有脱产的文工团，选一些适龄少女唱歌跳舞——我们领导操劳一个大公社这么累，连农民家的剃头刀都要管，需要劳逸结合适时放松，这很合理吧?毛主席批评过这个现象：“劳动分配，现在极为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分配太少，而工业，行政人员和服务行业的人员太多(有的多到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必须坚决的减下来。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
但是批评没有用，你不可能指望官僚被你骂了几句就良心发现，欺上瞒下是他们最擅长的技能。毛主席不止一次对这个问题发过火：
“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
“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三月五日的讲话)
但凡下面这些官僚有毛主席百分之一的良心，他们也会睡不着觉。就比如说文工团这个事，三番五次强调，并在1959年2月28日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题目就叫做《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但是正如上文所说“根本没有实行”。
毛主席点名批评了一些“扛着红旗反红旗”的省份，看看他们找的是什么借口：“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
——后面这半段是毛主席在嘲讽，因为地方督抚(尤以五大金刚为首)吹出来这种风：我的小弟们虽然做错了，但是初衷是好的，所以就不处分啦;反倒是你毛主席，今天让我们干这个，明天让我们干那个，做出了工作还不表扬，实在是打消干部积极性啊。他老人家就直接指出本质——不要把锅甩给基层，就是你们这些督抚的错，你们搞这种强盗式的征调，算什么主义?
还是那句话，毛主席永远是站在劳动人民这一边的，对于欺上瞒下的官僚与苦苦应付的人民，他老人家做出了如下定调：“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
如何解决现在的问题，主席提出了两点措施，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的是：“现在银行不投资农业，我建议每年增加十亿，十年搞一百亿无利长期贷款，主要支援贫队，一部购买大型农具，十年之后国有化了，就变为国家投资了。”
政治的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
“拉死人来压活人”就是某些集团，认为主席指出浮夸风、共产风的问题属于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这个回应我们上文说了，主席表示：“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上上下下这么多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怎么办?怎么解决?毛主席走了两条路，一条常规的一条非常规的。常规的就是“整风”的老套路，他老人家力主推进了“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要有用早就有用了。还有一条非常规的路，但是玩砸了。《让子弹飞》里“麻子，玩砸了”说的就是这次，被人树了个替身偷梁换柱指鹿为马了。这也直接造就了麻子在庐山会议上的全面被动，反“左”变成了反右，这件事我们下次再说。如果能发出来，大家就能看到;发不出来，我也没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