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亿人月入一千、地摊经济及其他
邋遢道人
李克强总理在两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这段话表达的意思既清楚又完整。对这段话内容进行解释引申，谈感想发议论，范围和方向也是有限的。
很多文章说评价李总理这段话是“说出了真相”，“敢亮家底”，“在当下的氛围下，敢这么说真话，真的不容易了”。然后开始痛斥“厉害了我的国”、“战狼式的狂妄”。
贫道奇怪，李总理这段话宣示的基本内容我们在报纸电视上经常看到，“中国依旧是个发展中国家”是官方标准表达。每当官方说到“第二大经济体”后往往接着是“按人均计算只排——”。现在台面上确实有看好中国的张维为，但也有看衰中国的张维迎。怎么能看出来李克强总理是在扬迎抑为呢?戴了什么眼镜吧。
中国目前“有六亿人每个人的月收入也就是一千元”确实是真话，但无所谓说出了真相。因为中国居民年收入的家底儿，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统计年鉴上写得清清楚楚。中国统计年鉴是公开发行的，如果嫌贵可以查中国统计信息网(国家统计局办)，历年数字都有。当然，统计年鉴里没有“六亿人每个人的月收入也就是一千元”的内容，是要按照一定方法推算的。总理这次选了收入从低往高数的，月均收入1000元的6亿居民，也可以选最低的月均只有306元的1.08亿农村居民。总理用低收入的6亿居民月收入只有1000元，是为了用这个数字解释为什么下一阶段中国政府会把最大关注点放在“疫情过后民生”上，没有揭露真相的意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有大段讲成绩的部分，也有谈困难的部分。不存在说成绩就是掩盖真相，说困难就是揭露真相。
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数字准不准。有人说更低，有人认为没那么低。财新杂志认为更低，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一篇题目为《月收入不足千元，这6亿人都在哪》的文章。有人注意到这个著名高校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机构竟然用的是2013年的数字说2019年的事情。“按纯收入分组户数占比”(X元-X元户数占总调查数)这个统计口径， 2013年以后统计局就没再用了。北师大没能力做全国性抽样调查，引用的只能是2013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由此看来，权威高校和权威媒体糊弄吃瓜群众还真不难的。
贫道觉得，从总理这段话引申，无论如何扯不到揭露了中国贫穷落后的真相，痛斥了挑战美国的狂妄。贫道倒是觉得，总理这段话应该这样思考：改革开放40年了，作为已经迈进中高收入国家的第二大经济体，怎么会有这么大比例的人有低的让人吃惊收入，以及应该怎么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
思考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一下这6亿人是谁。
有的人从总理“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这段内容判断这6亿人有很多是城镇常住居民。其实这批人绝大部分是农村常住居民，居住城镇的很少。
2019年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约60%，也就是有8.4亿在城镇，5.6亿在农村。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按低、中低、中等、中高、高五等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666元、8509元、12530元、18052元、34043元。月均收入为：306元、709元、1044元、1504元、2837元。其中低、中低、中等和中高收入家庭居民平均为890元/月。也就是80%，4.48亿农民家庭人均收入平均890元，不到1000元。6800万。这样，计算出农村居民平均月均收入1000元的人数，必须加进部分农村高收入居民才够。这个数只能推算。
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农村居民月收入中线为2188元((1504+2837)÷2)，可以假定高收入中偏低的一半月均收入为这个数，也就是按10等份分，90%农村居民平均收入可看做((8908)+2188)÷9=1034，接近1000。
由于农民收入由低到高每段差额别分别为：403、335、460、1369，呈指数上升，20%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幅急剧扩大。这个曲线走势让这个群体中位数偏低部分人数会明显多于偏高部分。也就是有地向高排，90%强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平均1000元/月。这个数字大约为5.2亿，占“千元/月”6亿群体的8.7%。其余约0.8亿为城镇居民，约占13%。城镇居民按五等分最低群体(1.68亿人)可支配收入约1200元/月，其中一半约1000元/月是可信的。
2013年前城镇居民在统计被分为7等份(10%、10%、20%、20%、20%、10%、10%。最低中还分出困难户5%)，2013年最低+较低(相当于现在的“低”)平均为8456元/年。最低占这个平均数的86%。一般来讲这个比例变化不会大，因此用来估算10%的城镇最低月收入为(12000.86=1032)，与前面推算数可相互印证。
这样算来，中国有6亿人月均收入1000元，其中85%以上是农村居民。也意味着农村居民90%月收入低于1000元。
贫道还认为，其实城镇的8000万月入平均1000元的人，绝大部分是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
前面说的60%的城镇化率是按常住人口算的，中国户籍城镇化率是43%，也就是8.4亿城镇常住人口中，有6亿拥有城镇户籍，2.4亿农村户籍。八亿农民现在还是八亿。那么为什么说月入一千的不是城镇户籍的呢?道理很简单，城镇户籍居民的月收入会受到本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节。比如北京，2018年家庭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930元/人月，2019年调高为1050元/人月，其他大城市虽然低些，但大多在700元/人月上下并不断调高。这些补贴只能是本地户籍的(包括本地农民，虽然低于市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政府救济补贴。
在城市打工生活的2.4亿农民。他们只要有工作，月收入肯定大幅高于一千。但是，这批人尤其是年轻人有不小部分经常处于半失业状态，一年平均能有8个月上班就不错了。如果是中年人，长期没活干就回家做事儿去了，但大部分年轻人即使经常没事干混日子(家里补贴)也很少回去。尤其那些三天两头转换职业，打着领带抹着头油的“小白领”们。贫道估计，这八万月收入平均千元的群体一半以上是农村户籍。也就是这6亿人中，基本上是农村居民及其少量在城里打工的子女。
算到这里，该知道李克强担忧什么了吧：
经济下滑，破产增加开工率降低，首先受冲击的就是两亿多农村户籍但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人学校一毕业就再没回到过农村，疫情前就有四五千万人月入不过千元，总理那句““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实际是替这批人发愁，并非指城镇户籍居民(那怕住在棚户区也是自己房子不用租)。一旦因经济下滑长期失业，这批人大多数会选在继续在城市游荡寻找机会。如果老家的地已经归“种田大户”了，他们回去能干啥呢?又会干啥呢?
估计李克强总理想起要是数千万年轻人在城乡之间游荡几年的场景后背发冷，想起用“摆地摊”延迟城镇化退潮。
说北上广对所谓 “地摊经济”嗤之以鼻，贫道觉得必然如此，他们不反对才怪呢。前几年刚把DD人口驱逐出去，一个比纽约都现代化大都市刚有雏形，怎么舍得走回头路呢?虽然贫道也知道用摆地摊缓解经济退潮作用有限，但觉得起码是个路子。因为总书记早不断告诫大家：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是否现代化，北京上海有没有富兰克林区那样的贫民区不是标志特征，农村美不美，老乡富不富才是!中国要复兴，难点不是与美国怎么抗，而是为差不多一半人找到进入现代化的路径，跟上“共同富裕”的步伐。
一般人都认为“人口众多”是中国最麻烦问题。GDP世界第二，100万亿人民币，用14亿人口做分母，人均收入排名一下就排到70位以后了。因此，短期内解决“有六亿人每个人的月收入也就是一千元”几乎没有可能，尤其已经进入世界经济退潮期。
贫道觉得也没那么绝对。比如，看到有人提出：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收入30733多元，按14亿人算总计只有43万亿元，只占当年98万亿元国民收入的44%(其余为“税减退税”和“盈余及折旧”)。只要调整一下结构，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提高到55%，居民人均收入不就达到38500元/年，一下子提高25%了吗?
这个想法愚蠢吗?美国等西方国家劳动者报酬(居民收入主要构成)占收入法GDP比重确实是55%左右(发展中国家50%左右)。其实，中国上世纪90年代劳动者报酬占比也是55%左右(1997年59%)，只是新世纪开始逐步下降(04年49%，07年39%)，现在在42%上下徘徊。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比所有中高收入国家都低，即使在中低收入国家中，也是偏低的。这种结构与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很不协调，这是很古怪的一件事。这种结构怎么形成的以及是否合理这里不再说，起码说明中国有必要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结构方向调整，而且有很大的调整空间。仅把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结构恢复到上世纪末水平(55-60%)，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就可以调高25-30%，达到40000元/年水平。
中国还有一个经济结构更独特，甚至独特到全球第一。就是中国40%低收入群体收入占全国总收入比重世界最低。
用五等分法计算的居民收入，中国2018年占居民20%的低收入群体占总收入比重为4.3%。这个数在亚欧国家中是最低的(土耳其5.8%、菲律宾6.1%、以色列4.8%)，但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南美洲不少国家高(贝宁3.2%、赞比亚2.9%、南非2.4%以及一半以上的中南美国家)。也就是不算很丢人。但是，如果把最低的20%居民与偏低的20%居民加起来，中国40%偏低收入居民收入合计只占总收入的13.8%(4.3+9.5)。翻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际数字，中高收入国家这个数字全都在30%以上，亚非拉所有低收入国家，只查到赞比亚在25%以下，2015年为22.2%。就这还比中国高60%!
关于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很少公布，其他研究机构给出的数字不权威。但中国40%低收入居民收入只占13.8%，不足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的一半，全球第一低，这个收入结构恐怕有点让人想不通了。专家们成天说结构调整，这个偏离世界所有国家最远的结构应该是最需要调整的吧。这个结构向其他国家，尤其发达国家靠拢总该是第一要务吧。
对于中国这个结构怎么搞成这样以及合理不合理，以后讨论。起码这个结构给李总理解决他操心的难题还是空间很大的——把这40%居民的收入提高到一般中低收入国家水平，李总理的话就可以改成“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2000元”。
当然，如果两个离奇结构都调整到位，也就是既扩大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部分，给居民多分点;又扩大偏低40%居民的收入水平，这样当年国民收入总量即使没增长，这6亿人的收入就一下子提高到2600元了(1000元1.32=2600)。贫道认为，没人会对“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2600元”吃惊的。
其实中国还有一个世界最古怪的经济结构，就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是处在实际最低的行列里，只是这个结构是前两个结构的映射，对议论李总理发愁的事儿不直接，就不再分析了。
不用满世界找资金，不用偷技术挖人才，不用加快发展，仅仅调整一些国民经济结构就能让李总理没那么发愁?没那样的好事儿!扩大经济规模是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是改革，改革比发展麻烦多了。现在不可能用行政手段调整国民收入结构，只能靠调整。且不说关乎“既得利益”的问题，单说说经济组织方式，就让人头大。
与前面分析的一对照会发现，这40%，总计约5.6亿居民，恰好是那90%的农村居民及其部分在城里打工的子女。对农村户籍的人来讲，农村家庭经济体是收入的基本依靠。农村家庭经营这种改革选择的基础经济组织的经营好坏对
联产承包后农户是农村基础经济体。那么小农经济体能否在市场化大潮中越来越好，成为农村进入现代化强有力的载体呢?
经济体的收支情况显示这个经济体经营效果和生存前景。
2002年，按五等分低收入农户年总收入1552元(含工资性收入，外出打工拿回家的钱)，其中现金收入1022元。当年总支出1725元，现金支出1268元。总收支比为-9.0%，现金收支比为-19.4%。花出100元挣回80.6元，经营入不敷出，靠消耗储蓄和借钱。经济体长期入不敷出叫破产，只是承包土地不准抵债，无法破产而已。11年后的2013年，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总支出6573元，总收入只有4878元。总收入缺口从9%扩大到26%。现金收入3949元，支出5933元，缺口从19.4%扩大到33.4%。
同时，入不敷出的农户比例也在扩大。2002年，中低收入家庭人均总收入比人均总支出高出8.5%，收大于支。现金收支虽然略有亏空，但仅为0.5%。11年过后，总收入已经出现缺口，而现金缺口已经扩大到8.3%。情况已经接近11年前的低收入群体水平。虽然中等收入家庭到2013年依旧有盈余，但盈余幅度在收窄，收支比向11年前的中低收入家庭靠近。2002-2013年60%的农民家庭经济体收支情况在恶化。
图表 1：2002-2013年农民家庭现金收支(储蓄率)
有人会问，现在呢?现在贫道不清楚。因为2013年以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五等分农民家庭的支出数字，算不出来的。
贫道认为，加大扶贫力度会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减缓了收支缺口扩大趋势，但大走势不会改变。也就是说，从新世纪开始，农村家庭经济体的经营情况在恶化，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在入不敷出，而且亏损缺口日益扩大。农村家庭经济体其实也就是小农(包括种田大户也是)，不用吃惊，越来越多的小农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入不敷出最终破产，是中国几千年经历过的，只是国家统计局用数字表现了而已。小农经济自身特征不会变，差别只是现在处于非农产业大发展时期。继续议论就扯多了，到此打住。
一段时间以来贫道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中国的公知们一会儿一触即跳，一会儿情绪低落，抓住啥事儿都会扯犊子，说点言不及义的浑话。
有一点贫道与他们看法很接近：即使把复兴作为目标，中国也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贫道不以为复兴是中国梦，中国人几千年的梦想是大同。而且往大同方向努力才能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