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陈”当时对中央“暂勿西进”指示的答复是这样的：
主席团：
㈠西路军实力：五军仍四个团，每团约八百人，骑团约百余。内有新兵约一千，九军只三个团，每团约八百余。骑团百五十余。三十军六个团，每团约六百余。骑师约三百余骑。弹药极少，刀枪甚缺，此次由永昌行军共减员八百余。
㈡此地村落尽是堡垒，分兵即不能灭敌，集结则粮易被敌困，攻则伤亡甚大，所以补充训练上事实不易做到。
㈢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
㈣来电所谓不依靠任何外力是否包含远方与统一战线，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抗日联军方面目前对二马有无可能争取。
㈤西路军以现有力量，可以在此争取必要时间准备以全力接近远方。
㈥负完成任务使命，但停此太久消耗实力，与全靠自力不能解决二马奠定抗日后方，如必须先机或同时完成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时，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如何速示。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1]
这个电报再次陈述了西路军的困难情形，再也没有像此前一样执着地坚持继续“西进”，而认可了“在此争取必要时间准备以全力接近远方”，可见当时的西路军首长也知道“继续西进”是不成的，并不是数十年后《历史的回顾》中所称的本欲西进，却被中央无端制止从而“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向中央发了牢骚，牢骚的理由和内容也并不是中央的“暂勿西进”，而是“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全靠自力不能解决二马奠定抗日后方，如必须先机或同时完成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时，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等等。而这些理由，这些内容，要么是中央几次三番重申“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的，要么是中央根本无法办到的！而像“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这类要求，既便不从战略全局上作过多批评，对四军和三十一军也是一种既不现实也不负责任的态度——千里迢迢敌军重重，就不怕他们陷入困境？
还有，两天前报告高台“可集粮两万石，此地较富”，现在却称“集结则粮易被敌困”。
——当时一石（陕甘地区）约为360斤，“两万石”相当于西路军全部人马至少两个半月的口粮！
这个时候，东北军、十七路军因张学良一去不归，在南京政府大军压境下人心浮动，内争亦起，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三位一体合作抗日”的局面也面临解体的危险。面对这种潜在的危机，中共中央也准备以不惜一战的姿态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以全大局。
1月6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
周、博：
甲、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迎张。
乙、顾来则张、杨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
丙、张、杨两军速筑坚固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不为南京和平空气所松懈。如此干法才能求得和平，广西前事可证。
丁、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张学良去宁已上了大当。
洛、泽
六日二十时[2]
这个时候，接到西路军首长的“牢骚电”，你说他们会有何种感觉？
1月7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西路军徐、陈首长——据理反驳了“抱怨电”，但保持着克制，语气也很冷静、理性：
（发西路军）徐、陈：
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至安西，送至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详容另告。[3]
同日晚，西路军总部和红九、红三十军两军直属队从甘浚堡突围西进。
1月8日，已进至沙河堡的西路军首长在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仍然坚称：“再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但此地有其特点，不可忽视。[4]”
“徐陈”不再像此前那样要求西进了，他们现在要求的是“四军、三十一军归建”！
次日，军委主席团两电西路军徐、陈首长，一电要求西路军首长“应从信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依现时敌情、地理、经济、粮食、气候条件，西路军须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并指出“你们当前之情况，西路军且多系骑兵，特别是在冬季作战，便于你们抓几支点，集结强有力的突击队，窥敌弱点，出敌不意而各个击破之，从政治的路线和纪律进行居民特别回民工作，整理统一供给事项是创造根据地及整补红军必要条件”[5]；另一电按“徐陈”所求通报了相关敌情后，指出“西路军仅二马大部尾追，已离其策源地甚远，粮、弹、人、马、接济均必困难，趁此时机已占高古临（泽）有粮地区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即可创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渡过、接济亦必到手，否则不乘此良机决心消灭敌人，前途困难更增。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决定创造肃、甘、安根据地”[6]。
大概是中央也知道现在是说什么西路军首长也不可能入耳，除非满足他们提出的那些没法满足的要求，所以只好又请出了“张主席”这尊菩萨——当日，军委主席团副主席张国焘以个人名义再电“徐陈”：
……
丙、目前西路军是处在独立作战的地位，要达到甘北根据地和接通新疆的任务，必须击退二马的进攻，在临泽、高台、甘州地区站住脚跟，如此远方接济才能得到手和更有意义，对于西北整个局面的配合才更有力。
丁、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可（不）能经常供给情况，因为二X 电台声音过小的原故。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戊、相信和细密准备独立击退二马，是西路军必须负担的。提高士气，坚强信心，争取群众、提高战术，来克服任何困难。
国焘致[7]
这就是在《历史的回顾》被认为“上纲上线”，并让“徐陈”感到“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那万般委曲的源头！然而，笔者仍然认为，不管张国焘后来如何，他当时的这番话应该还是有相当由衷成份的：作为军委主席团副主席，他是直接参与了“西安事变”以及此后善后局面的方针筹划和应战准备的，知道中央作难作在哪里——当然也清楚当初执意要“徐陈”西渡，进而“独立不受一切牵制”西进的过程中，他自己扮演过什么角色，起过什么作用！
还需要说明的是，军委主席团在1月8日这份电报中关于“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创建根据地”的指示，是徐向前、陈昌浩于年前12月9日致中央电中首先提出来的：“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8]。此间的徐、陈首长对军委主席团的这个指示，没有任何感到意外的理由！他们与中央之间关于这次“东返”的往来磋商，丝毫也没有耽搁他们此前预计的西进日程——甚至还促使他们将原计划行程提前实施！
1月9日，军委主席团再电“徐陈”，不中听的话说得更为直白：
徐、陈：
㈠四军、三十一军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何能来援助你们。请勿作此想。
㈡你们集中主力坚决歼敌是出路。马敌只是善打游击战，如能诱敌伏击能缴械一部，有可能停止其进攻。而自己部队应缩紧编制，每人能拿一样武器，刀矛也好，能人自力战，即可灭敌。
㈢政治团结一致，自信能解决当前困难，才能完成任务。
主席团[9]
三令五申，又请出了“张主席”发话，西路军首长的牢骚算是暂时止住了。
然而，仅仅是“暂时”。
注释
[1]《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关于实力及行动方针致军委主席团电（1937年1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迎张致周恩来、秦邦宪电（1937年1月6日20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3]《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行动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再请求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夹击敌人致中央电（1937年1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3～第92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军委主席团关于在临高地带创建根据地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1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军委主席团关于创造肃甘安根据地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1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张国焘关于坚强信心独立作战致西路军领导电（1937年1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各军行动情况及加强九军之措施致中央电（1936年12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9～第9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集中歼敌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1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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