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杀了杨医生?20191230
发生于12月24日的民航总医院杀医事件，已到头七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悲剧。
是谁杀了杨医生?是孙文斌，这也已天下皆知，无需再问。
谣言不攻自破，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假如，只是假如，老太太能住上院，还会发生杀人惨剧吗?
日子不能翻转来。不是为孙文斌开脱，他自有法律严惩，刚刚已被审查起诉。
一味的渲染悲情赚流量是可恶的，多少事实也证明了，热点过后，一地鸡毛，什么仿佛都不曾发生。
有数据显示，在2001年到2018年的18年间，记录在案的杀医案件共发生47起，有50位医务工作者因此丧命，平均每年就有3人死亡。
怵目惊心!还不算数不清的没酿成人命的医患事件。
我不愿用医闹一词，这个词一说出来，就已经把患者置于不利地位了。
这几天理性的分析渐渐多了，都共同指向一个制度上的原因——医保。
不住院不能报销，住院又有额度限制。超出部分由医院负担，于是医院就又转嫁给接收的医生。
一个普遍的现象，医院怕医保额度被用完，越到年根越怕，不愿接收这类消耗医保额度过大又治疗希望渺茫的病人。
老太太不是一开始传的高干，不能享受高干病房的免费医疗。住不了院就意味着要自掏腰包，而孙家经济条件不好，孙文斌有一句愤激的话：
“想住院又不让咱们进，医院就想置咱们于死地，让咱们把钱都花在这儿，倾家荡产。”
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50个生命逝去了，还是喧嚣一阵又复归于平静吗?还不警醒吗?
就在12月28日，杀医事件过后四天，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
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
国家立法防医闹是件好事，但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近年来医患矛盾越来越深是什么原因?国家没立法之前就允许吗?
而事实上，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刑法修正案(九)》就立法规定，“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暴力袭警”以及“医闹”等行为入刑。
改开四十年成就巨大，一提起毛时代就是穷，穷，穷!穷得人们吃不饱饭，不是饿死就是逃荒，国民经济崩溃，三十年发展就是一条待死的直线。
但前三十年就没这些问题，医患关系和谐，彼此高度信任。医生，还有教师在人们的心目中拥有崇高的地位。
后四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泛滥，市场化改革，卖，卖，卖，市场成了万能的神药。一切私有化，医院公益的性质消失，钱，钱，钱，创收，创收，创收。
于是问题便接踵而来，医生、教师的高大形象像双子塔大楼一样轰然倒塌，人们彼此失去了信任。
当前，看病难、上学难和住房难成了压在人们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加上养老，是四座大山。
毛主席在1965年6月26日同医务人员的谈话时说：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又强调说：“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的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同年7月19日，毛主席又同医务人员谈话，说：“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
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一切都变味了。难道还不对这种市场化改革反思和矫正吗?
故，法立的再多再严厉，不从根子上解决，不搬掉压在人们头上的大山，问题还会发生。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令人不解的几个疑问：
早在2013年，万恶的美帝的医疗卫生开支占GDP的比重就超过18%，34个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8.9%。而厉害了我的国，全面超越美帝，又实行了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到2018年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才为6.6%?
改开四十年GDP增长了200多倍，毛时代三十年GDP只有今天茅台酒厂市值都三分之一，但毛时代公费医疗。俄罗斯穷得只相当于广州一个省的GDP，印度也穷，朝鲜更穷，穷得人家都免费医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