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戒学术不端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的反思 发稿时间:2019-03-08 08:15: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惩戒学术不端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的反思  发稿时间:2019-03-08 08:15: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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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5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当李克强总理念到“要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这句话时,列席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任张立萍不禁眼前一亮。

  在张立萍的印象中,这是“惩戒学术不端”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学术造假现象屡禁不止,人们对此深恶痛绝。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这件事,说明国家要加强惩戒了!”

  “大家为什么对学术不端行为这么气愤?因为学术不端就是对学术的一种践踏和玷污,是一种社会不公平现象。你占用了别人的劳动成果和机会,不就是不劳而获吗?”张立萍说。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张政文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靠知识不断创新来推进的,学术不端行为是对人类知识创造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危害。学术不端的集中表现是抄袭剽窃,如果大家你抄我、我抄你,社会又怎么进步发展呢?社会就会‘空壳化’!”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持有相同的看法。杨卫曾表示,极少数学术不端个案影响却极其恶劣,“科研失信的学术氛围会像重度雾霾一样,让整个学术界集体窒息”。用张政文的话说,就是“时常出现,轻则违德,重则违法,危害极大”。

  最近,杨卫及其团队对因揭露学术不端而全球知名的网站“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他们发现,2010年,中国撤稿达到了一个高峰,共撤稿4100多篇,约占当年全球总撤稿量的82%。

  在2015年中国作者百余篇国际论文被撤销事件发生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52位相关责任人和1个依托单位作出严肃处理,就部分被撤论文展开集中调查。调查发现,这些被撤论文都是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润色”并投稿的。更有甚者,部分论文还进行了买卖,请人操刀代为撰写和投稿。

  究其原因,杨卫指出,研究队伍快速扩充带来的竞争压力、科研评价标准的失当等因素加剧了可能发生的学术不端行为。比如,以评价标准的影响为例,科研人员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需求,可能会促使有人寻求写作服务或论文代写,量化评估也可能会催生对研究成果化整为零的发表策略等。

  杨卫的观点与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不谋而合。“高强压力下,人的行为会失范,这是必然的。”罗卫东说。

  杨卫等在调研中发现,德国、日本等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撤稿高峰,“不少国家都会有个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

  “去年,中国的撤稿量已下降到70多篇,约占全球总撤稿量的30%。”杨卫表示,近10年来我国的学术不端案例已比以前大为减少。

  全国政协委员、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认为,我国已经过了“靠论文篇数博眼球、靠热闹来完成自我成长”的时期。“过去可能存在‘一白遮百丑’的情况,但你要全面成长是‘百白都遮不了一丑’。比如你不出名时可能躲过去了,但你一旦想走得更高,你被关注时就逃不掉了,正如江湖上有一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严纯华说。

  “对于科研诚信的问题,在哪一点得到的好处,就退回到哪一点。5篇论文有1篇是假的,这篇假的就决定了你的人品。”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2017年,《肿瘤生物学》杂志批量撤稿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3月7日下午举行的全国政协科技界别联组会上,王志刚说:“在这件事上,科技部一点都不含糊,一篇篇查,最后处理了500多人,有些教授退回副教授,绝不姑息。”

  “韩春雨事件也是一样。这个问题我认为,他还是年轻科技人员,以后有机会再申请,这个时候对青年科技人员一定要包容,但是原来得到的那些(好处),该退回退回。”王志刚说。

  对于处置学术不端,教育部也表示同样坚决的态度。3月5日下午,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省代表团全体会议的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惩戒学术不端”问题回应记者时说:“这个事情(学术不端)是坚决不允许的,近期将会发布相关文件。”

  在杨卫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期间,从2013年到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曾3次召开“捍卫科学道德,反对科研不端”通报会,向社会实名通报21个科研不端典型案例。杨卫曾经表示,公开具体案例并不意味着我国科研不端行为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希望借此增加遏制科研不端行为的手段。

  实际上,多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逐步形成“教育、制度、监督和惩处并重”的科研诚信建设体系。

  杨卫建议,诚信建设必须要有“牙齿”,对不端行为实行“零容忍”,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抄袭剽窃等不端行为进行核查处理。

  但眼下,杨卫认为,重点是要加强科学伦理的建设,比如在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领域预先设定标准和“红线”,让大家在进行科研时知道有所为,有所不能为。

  “如何构建健全的激励体制,如何让做学问的人没有后顾之忧,以科学精神去做学问,而不是以一种世俗的商业精神去做学问,是个长期任务。”罗卫东说。

  严纯华希望,“慢慢建立一套自洽的、科学合理的、符合国家意志的体系,让人不再为学术文章造假”。

  2019年03月08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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