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节选）
在八届八中全会期间，我们比较平静地从事文字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件对我们来说相当震动但也并非没有预感的事。这就是8月13日杨尚昆同志找我和田家英、胡乔木一起谈话。他说，李锐写了一个材料，里面讲了你们很多坏话，说你们攻击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特别讲你们说毛主席现在有点像斯大林的晚年。尚昆同志要我们准备跟李锐对质。他说，这是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交待他转告我们的。我和田家英当场就否认，我们说我们没说过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
回来以后，胡乔木非常生气，但只说了一句“岂有此理”，就独自走进他自己的房子去了。我跟田家英商量。我说，我还要否认。家英说，我们光否认还不行，要证明这个话是李锐说的。当时我们回忆起这个话的确是李锐先提出来的。大概是在毛主席7月23日讲话之后不久，李锐说周小舟对毛主席这个讲话很不满意，说毛主席听不得不同意见，像斯大林晚年那样。这个话是李锐转述周小舟的。看来李锐也觉得这个话说得对，他也是那么说的。后来在闲谈议论中，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们两人商量，由田家英出面跟李锐对质。我们议论，从这件事看，李锐这个人品质不怎么样，为了自保竟然乱说一顿，嫁祸于人，我们要当心。田家英大骂李锐，说过去我们把这个人看错了，想不到他会这样不够朋友。
后来在吃晚饭后我们把这些看法告诉乔木。乔木说，他前两天在小组的发言里已经批驳了斯大林晚年这种说法。他说他也同意我们跟李锐对质，而且责备我们和李锐来往太多。他说，我7月25日就已经警告过你们，要你们不要再跟李锐来往，可是一直到7月底你们还跟他有来往。他唉声叹气，埋怨我们不听他的话。其实，我们7月底跟李锐来往，主要是要把乔木建议他给毛主席写检讨信的意见告诉他，还想帮李锐一下。想不到李锐在这之后以怨相报，为开脱自己，反噬我们。更想不到李锐在二十年之后，在他写的《庐山会议实录》中，竟然说他给毛主席写检讨信，是“接受乔木的意见”，并认为是“终生恨事”。在那本《实录》中，他还自我标榜，把诬陷说成是“保护”乔木、家英和我，把嫁祸于人说成是代人受过。天下竟有如此颠倒是非，歪曲历史！《实录》之严重失实如斯，可悲可叹！
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8月14日，也是八中全会全体会议的第二天下午，本来是安排周小舟同志做检讨。(张闻天和彭德怀同志已在13日检讨过，黄克诚同志在14日上午也做了检讨。)中央同志会前看了他的检讨稿，不满意，没让他在会上照稿子念。会议一开始就问他提问题，问他说过什么错话?跟谁来往?跟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关系怎么样?跟张闻天的关系怎么样?跟李锐的关系怎么样?提了一大串问题。会上提到“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这个问题时，有人问周小舟说过这个话没有？周小舟说没有说过。后来又问你听谁说过？周小舟说这是李锐说的。这样，大家就转过头来追问李锐。一追，李锐竟然说这个话是田家英和吴冷西说的。
本来，在开会之前，尚昆同志要胡乔木、田家英和我先到大会会场旁边的休息室去。在休息室里，薄一波同志把一份李锐写的材料给我们看。我记得这是一份用打字纸打印的材料。李锐写的这份材料里面讲了我们跟他议论过一些问题，其中有胡乔木讲过“脱轨”的问题、不同意平衡是相对的问题、今年不应该继续跃进的问题，还说到我们议论斯大林晚年的问题，但他没有指是谁说的，只说我们议论过这个问题。我看了这个材料以后觉得，好像跟上次尚昆同志跟我们讲的不大一样，这个材料里面没有说到我。我和乔木、田家英看完以后，就把材料还给一波同志。当时在场的除一波同志外，还有彭真同志和杨尚昆同志。彭真同志要我们准备在大会上跟李锐对质，并说，李锐写的事情，是你们说的就承认，不是的就否认。他还说李锐这个人像疯狗一样乱咬，你们要注意。这样我们就离开休息室进入大会会场。
当田家英听到李锐说“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是家英和我说的时候，他就离开座位（我和他的座位靠后），冲到主席台前面去，大声地指责李锐无赖，陷害别人。家英大声说，攻击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是李锐自己说的。这个时候，全场轰动，好几个人都争着发言，站起来指责李锐，说他有意诬赖好人，罪加一等。彭真同志也在主席台上指责李锐想把“秀才”拉下水，可恶之极。在这么一些指责下，李锐又支支唔唔地承认是他自己说的。这时又全场轰动，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发言，接二连三地指责李锐。
这次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时他站起来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这次中央全会不讨论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回北京由水利电力部党组讨论。少奇同志还说，李锐不是秀才，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想把他们拉下水是办不到的。这样，这个问题才告一段落，会上再也没有讨论李锐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可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议论过的。当天的会议毛主席没有出席，他后来在8月16日讲话中又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决议》里面只写了四个人。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他是一个个别工作人员，没有必要写，既不是对他特别开恩，也不是对他特别藐视。
下午的会议开完以后，我跟田家英一起回来时，田家英大骂李锐岂有此理，说这个家伙不知道还乱说些什么。我说，毛主席、少奇同志都说“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想拉我们下水办不到，我也不怕。田家英说，这个问题要小心，李锐可能乱咬一气。从这以后，不仅在庐山，而且在回北京的路上，田家英对李锐一直耿耿于怀。
李锐在他写的《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的第343页讲到8月14日中央全会上的情况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的情况不是像他写的那样，而是我在上面写的这样。在场的中央委员都可以作证。不知道李锐为什么现在还歪曲历史。我不能不写了上述这些情况，留作历史学家一份第一手的材料。
八中全会在8月16日结束，通过一个公报、两个决议。公报当时公开发表了，关于增产节约的决议当时也公开发表了。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当时没有发表，一直到1967年才发表。
八中全会结束以后，在8月17日还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也叫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他讲了简短的话，然后由少奇同志作长篇讲话，主要是讲中央全会的重大意义等问题。
在8月17日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事方面的决定。决定撤销彭德怀同志国防部部长的职务;撤销黄克诚同志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职务;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任命贺龙为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为中央军委第三副主席;还决定罗瑞卿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军委秘书、总参谋长，代替黄克诚;撤销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撤销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决定张平化同志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同志为湖南省委书记;决定成立农业机械工业部，任命陈正人为部长，李毅为副部长;决定解除罗瑞卿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和公安部部长职务，任命谢富治为公安部部长兼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任命阎红彦同志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接替谢富治。会议还决定成立物资供应部，人选没有定。
彭德怀同志被解除职务以后，在1962年写了一份意见书，为他庐山会议上给毛主席的信辩护。1965年9月，彭老总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在9月23日约他谈话，分配他到西南大三线去，担任三线国防建设的副总指挥。
庐山会议是8月17日结束的。那几天连续大雨，气压很低，空气沉闷。参加会议的人经历一个半月的紧张，不顾倾盆大雨，从17日当天起都纷纷下山。走得匆忙，我连一整套会议简报也遗留在住处，被通报批评。
我们是8月19日离开庐山的。我跟胡乔木、田家英同坐一条船，从九江到南京，在南京下关换乘专列火车，20日傍晚回到北京。
一路上我跟田家英情绪都比较低沉，郁郁寡欢，好像经过一场大的变故，心里怀着无穷的忧虑。特别是田家英，一路上对李锐还是愤懑非常。
回到北京以后不久，9月12日胡乔木找我和田家英到他家里，对我们说，彭真同志把李锐和周小舟两个人写的交待材料给他，要他转给我们两人看。这两份材料写的是我们在庐山同李锐谈到的一些问题。我跟家英看了这些材料，其中大部分都是涉及乔木和家英的。
乔木对我们说，李锐乱说一顿。这个材料已经报告中央。我们要向中央写一个交待，说明哪些是我们说过的，哪些是李锐诬陷的。我们三人在乔木家中按李、周写的材料逐条回忆。乔木、家英和我三人都感觉到李锐这个人人品实在太差，他把周小舟跟他说过的和他自己说过的，统统栽到我们三人头上，特别是栽到家英头上。
我们三个人一起议论一阵以后，胡乔木自告奋勇，说给中央的报告由他来写。几天后，他写好了报告，我们三人一起签字，送给彭真同志报中央。信中既承认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说过的一些错话并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又指出周、李两人(特别是李锐)写的材料中大部分是诬陷，据实申辩。
过了国庆节，10月10日，彭真约我、乔木和家英三人到他家中，谈我们写给中央的报告。彭真说，报告他看了，也转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了。前些日子因国庆节前后事情较多，所以没有找我们谈话。他先问我们还有什么意见。我们先说了李锐写的材料中大部分是栽赃、诬陷。乔木还说，在庐山会议时，我们一心想尽快纠正“左”的毛病，继续郑州会议以来毛主席倡导的纠“左”工作，因为主席在庐山会议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他还说，他自己太自由主义，议论太随便，说了一些过头话。家英说，想不到李锐为人这样，乱咬一气。但是他也说自己也说过一些错话。我也说到，我同周小舟接触不多，他没有说我说过什么错话。主要是李锐咬了我几口，但这些话多数是在起草《纪要》过程中交换意见的，有一两处则是他诬陷的。我在延安时同李锐在解放日报一起工作过，解放以后没有什么来往，彼此向来无怨无仇，不知他为何这样诬赖我。
彭真同志最后跟我们说，你们这次在庐山碰了钉子，毛主席保护了你们，你们要吸取教训，不要随便议论，更不要同李锐这样的人乱议论。彭真还说，你们在中央同志身边工作，参与中央最高机密，要特别小心谨慎。
过了一个星期，10月17日，毛主席把胡乔木、田家英、我和陈伯达四人找去谈话。我们到毛主席那里的时候，毛主席先谈到要我们调查人民公社的事。
在10月17日谈话中，谈完调查人民公社的问题以后，毛主席好像是顺便的、看来也是有意的谈到我们几个人在庐山会议犯错误的问题。
毛主席按照他在庐山会议上把犯错误的人分成四类的方法对我们四人说，你们的错误属于基本正确、但有些右倾观点、或者是有正确观点也有右倾思想这两类。他没有具体说谁是有某些右倾观点的，谁是有右倾思想的，他只说我们四个人属于这两类人。他又说，你们不属于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敌对分子这两类。毛主席还谈到李锐，说他跟我们不同，是另一种人。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已经看过李锐写的材料，也看过我们的申辩和检讨。我当时的印象是，毛主席正式宣布我们四个人在庐山的事情就此了结。至于谁是有某些右倾观点，谁是有右倾思想，没有说清楚，也不必深究了。
从毛主席那里出来以后，我和家英到他的房里去。家英手舞足蹈，一进门就在书房的地毯上打了一个滚，说毛主席还是了解我们的。可以这样说，家英这个时候才完全放下心来，认为毛主席对他还是信任的。我也觉得还可以继续在中央同志领导下工作，在毛主席身边工作。
1993年5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