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有过作家梦想。因为当时的说法是：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像林语堂、梁实秋、胡适、徐志摩、傅斯年、张爱玲……到处是他们的作品。
当时觉得这些大师的作品，很多文笔优美，特别是散文和人文作品，充满了花前月下、诗情画意的情调。背诵部分精华片段下来，谈恋爱或者装B都绰绰有余。
然而多年过去，回头再翻翻这些大师作品，已经没有了那种情怀感动，反而越发觉得其中充满了无聊、矫情和空洞，还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民国的30多年，整个国家事实上是分裂状态，民生艰难，战乱延绵，前面是各路军阀大战，后面是日寇侵华。可谓山河破碎，百姓苦不堪言，整个国家置身悬崖边上，往后一步就是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
但在这些大师的作品中，我几乎读不出那个时代的脉搏，没有那个时代的民生疾苦，没有将士们浴血奋战的悲壮，没有国家危难关头的紧迫感，甚至没有多少普通人的人文关怀。摘录一些大师们的著名词句：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胡适
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的风雨，我要去接你。——梁实秋《送行》
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林语堂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林徽因
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张爱玲《爱》
… …
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感悟。通过这些文字，我们感受到的是民国的花前月下，十里洋场，歌舞升平。
的确，当时的民国有黄包车，女人们开叉的旗袍，有弄堂雨巷、家短里长，甚至已经有了煤气、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和电梯。
大师们的消遣除了麻将、高尔夫，还可以去青楼买醉。
租界里动不动会搞“花国选美”，妓女们浓妆艳抹、争芳斗艳，冠军居然叫“大总统”，还要在报纸上大肆宣传。
不是么?张恨水的两本小说，《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描写的民国富家贵族的爱情和日常生活，成了无数民国粉心中的经典。
民国粉们所津津乐道的，民国时期“大师遍布”“经济自由”、“社会开放”、“文化发达”，不好意思，那都是对极少数的上层人士而言。
对于这些人而言，民国，是天堂。
他们不仅生，而且生活的很好。
但是，有些人的盛世，是更多人的荒年。
在他们的身后，是老百姓食不饱腹、衣不遮体，还要时常被地主劣绅压迫；是列强的肆意横行，是日本帝国的虎视眈眈，整个国家都没有什么重工业能力，连简单的枪炮都生产不好。
闲情逸致的时候，读读这些散文，品味文字优美，的确是一种享受。然而放在那个时代，这种闲适就像是在废墟中，生长妖艳的罂粟花。美丽，让人沉醉，让人忘记现实痛苦，没有人会想到如何清理这废墟，建设一个新家园。
后来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会生长出这样的文艺之花。
那是一个半殖民地的时代，地主和买办是社会的精英主角。国外的势力引导，加上买办阶层的需要，共同捧红了这些大师。作为宗主国，对殖民地当然要推行奴化教育，至少要对势力范围内的国民，进行弱化软化的教育，所以就要大力提倡这些卿卿我我的情怀文章。这些“大师”中，很多人都有留学国外名校的经历，很少有人赞成社会主义、支持共产党，胡适之流还叫嚣“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活脱脱一个洋奴，自然更容易得到重视。
作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层代表的民国政府，列强想推什么文化，他们自然唯马首是瞻，也舍得花钱去捧红这些大师。反正维护这样的统治秩序，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什么国家兴旺民族自立，对他们来说，都不如守住手里的利益来得实在。
不妨去看看当年国民党政府的“盛况”，留美留欧博士俯拾皆是——
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
行政院长：翁文灏——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
外交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
驻美大使：顾维钧——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
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
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
社会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
卫生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
粮食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
考试院长：张伯苓——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
立法院
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结果这博士那大师，加上留学东洋的蒋委员长，把民国治理成扛一麻袋钱出去买不回来一麻袋手纸，把民国国民治理成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六岁的“强国”。
呜呼!大师安在哉!
印度和民国何其相似，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词句，经常出现在《读者》《青年文摘》《知音》之类的杂志中，西方人对这位印度诗人，也不吝赞赏，给了他诺贝尔文学奖。
在爱人面前，世界将它浩瀚的面具卸下。突然它变得渺小，宛如一首歌，一个永恒的亲吻。——泰戈尔《漂鸟集》
难道这就是印度这个国家需要的精神文化吗?看看印度今天的状况，是不是几分民国时期的影子?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北京，与梁思成(左一)、林徽因(右二)、徐志摩(右一)合影。
并不是说，在动荡的时代就不能描写个人的感情生活，但是当今有些人无视历史事实，通过粉饰民国来推崇奢靡的贵族生活，借以掩盖民国统治下人民的苦难，我想这样的目的是险恶的。
要知道，那帮“民国大师”除了会写一点酸不啦叽无病呻吟的散文诗歌以外，对于改变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没有半点帮助!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
诸如方志敏：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方志敏《诗一首》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奔赴刑场
诸如夏明翰：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就义诗》
夏明翰(1900.8.1~1928.2.29)
诸如叶挺：
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在被俘的叶挺将军面前摆了两条路：或者坐牢，或者到他的阵营里去当集团军司令，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942年，叶挺的《囚歌》对其做了回答：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这样的对真理的皈依，这样的崇高人格，其本身又是多么美啊。对此我们可以说：这些革命者是人间大美的创造者，他们的革命实践，是人类最美的作品。
面对国统区的酸腐文人和腐朽文化，1942年，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等根本问题。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如今社会，有些人崇拜民国大师，渴望重回民国，他们希望的是这样生活：偷情叫为爱痴狂，和小姐厮混叫才子佳人的烂漫，干的蠢事叫逸闻乐事，连耍个臭脾气，都还有人当文人风骨捧臭脚，实在是装逼享受之胜地。
所以说，如果民国大师又复活了，又被捧上了天堂，恰恰说明我们的社会病了。如果说，硬要说他们是大师，不可否认：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