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国多有思想者，少有思想家。
春秋战国，天下大乱，诸侯争霸，由此也产生了诸子百家，孔子、老子、庄子等璀璨明星百家争鸣你唱罢我登场，奠定了中华文化辉煌灿烂的基础。汉末动荡，涌现出诸葛亮、曹操、孙权等叱咤风云的大英雄。随后又有唐太宗、武则天、魏征等一代天骄将中华民族的历史推到鼎盛时代。而唐玄宗之后，大唐朝物资丰裕，国泰民安，也就少有经天纬地的历史人物产生。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最黑暗最暴虐时期，资本家疯狂残酷冷血地剥削劳动人民。苏联十月革命起源于沙皇俄国最没落最腐败、人民苦不堪言的岁月。康乾盛世的知识分子大多苍白无为，清末动荡不安才有各种思潮登场。至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民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声嘶力竭、思维恍惚，如李逵般抡起板斧乱砍乱杀，乱成一锅粥了。
凡乱世必出思想者，但是不是思想大师则另当别论。假若把社会带入地狱，这位思想者就罪大恶极，绝对称不上什么思想家，比如希特勒，还有民国期间出现的莫名其妙的各种理论思潮。从慈禧太后到光绪，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到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从袁世凯到孙中山，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中华民族的危机则越来越重，各种革命的实践与探索不但没有解决中华民族的危机，反倒是加重了人民的苦难，直至濒临亡国灭族的境地。包括共产党内的革命先驱陈独秀、王明、博古等人，几经努力，苦苦思索，仍然如没头的苍蝇，乱打乱撞，左突右冲，毫无建树。人民依然灾难深重，国家仍然积贫积弱。只有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并在1949年取得了成功。中国人民终于告别了艰难困苦，从此过上了和平安逸的幸福生活。毛主席也曾三起三落，屡屡被不同思想异见者排挤，只是因为共产党走投无路了，才不得不求助于毛泽东，毛主席一次次的把驶上岐路的中国革命这条航船重新带到正确的航路上。很多共产党的先驱虽然大方向正确，但是却屡屡走偏，把革命事业至于危险境地。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不能说其本意不是进步的，但是推翻了清王朝后，却没有能力驾驭中国，结果已经破败不堪的中国被一群旧军阀土匪上海滩小混混控制，顿时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治下的中国远不及清朝末年，这等思想者除了祸国殃民还有什么一丁点儿好处呢?倘若大脑混沌，处于白痴与疯癫之间，还是进疯人院为好，千万别出来害人。
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思想，当人吃不上饭时自然要思想如何改变，思想也变得活跃和尖锐。当吃饱了饭之后，便要昏昏欲睡的感觉，也就放弃了警惕和忧虑。今天的人类可以坐在餐桌旁优雅安详的享受饕餮美味，而原始人则要蹲在树上警惕的注视周围的一切，小心翼翼的把苹果囫囵下肚，因为周围猛兽出没，随时可以遭受灭顶之灾。
苹果掉在地上，毛泽东思考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为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由此称谓思想家。胡适因此感叹一年又是秋天到，感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朱自清写诗作赋，感叹人生苦短。也有思想者写文章抨击苹果掉在地上是不是自然资源的浪费?苹果究竟应该谁来吃?由谁来管理?由谁来分配?因为观点不同引起笔杆子们在报纸上乱战，挽起袖子，口吐莲花，不惜日祖宗骂娘，这样的思想者最多，便是所谓的“民国大师”群体。我认为可以解渴，遂成了庸庸碌碌的吃货。右派公知们则攻击体制问题，从苹果掉下来推导出美国是人类的希望的结论：“因为美国的苹果都是往天上飞的，即使往下掉，也优雅的掉，彰显自由民主。”而蒋介石为了独吞苹果以及永久霸占苹果树，抡起老拳把周围人群打死打伤无数，于是便成为人民的公敌。
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本质上是黑社会，更谈不上什么领导全民族抗日。蒋介石唯一的目的就是掠夺中华民族的财富，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让蒋家世世代代成为锦衣玉食的贵族。77事变前，蒋介石对日本占领大片国土无动于衷，张学良一枪未放撤出东北，而蒋介石也一枪未放坐视东北被日本鲸吞，蒋介石与日本的签订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以及«塘沽协定»实际上已经正式的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和热河的吞并。至77事变后，日本已经从根本上动摇威胁到了蒋介石的称王称霸的，所以才有了所谓的中华民国的抗战。日本投降的前夜，蒋介石为了换取苏联放弃支持延安的态度而出卖了外蒙，无论苏联是否遵守协议也无论蒋介石事后因为苏联违约而单方面撕毁协议，都不能改变蒋介石为私利而置民族大义与不顾的事实。蒋介石霸占中国政权期间，从头至尾都是卖国主义，把独裁腐败做到极限。到穷途末路之时，蒋介石尚抱洋人大腿把中国分裂，到弥留苟延残喘之际，不惜撕下民主宪政的画皮，把位置传给了长子蒋经国封建世袭，一副十足的封建皇帝的嘴脸。
新中国缺少思想大师根本就是个悖论，毛主席已经为中华民族找到了出路，如黎明喷薄而出的朝阳，知识分子不再需要左突右冲在黑暗中寻找突破口。在共产主义的坦途大路上，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转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目标一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中华民族重返世界中心而努力奋斗。新中国没有产生张自忠、戴安澜一样的以身殉国的爱国将领是因为新中国总打胜仗，解放军战无不胜，将军们想牺牲报国也是无门啊。新中国没有类似“把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方向由南北转为东西，以空间换时间”的伟大战略在于小日本子根本不敢来了，是小日本没有给新中国实行保家卫国的伟大战略的机会。新中国即使与帝国主义生死对峙也绝不会想出挖掘黄河大坝把侵略者和老百姓一并淹死的伟大决策，但是不能由此判断新中国没有思想大师。新中国的作家们没有象民国的穷困潦倒，他们安于吃体制饭是因为国家有经济能力养活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而中华民国的才女萧红死于贫病交加却是平常事，因为中华民国平均寿命仅有34岁，由此看来萧红也并不算英年早逝。新中国国泰民安，人民生活幸福和谐，诸多人享受和平安逸，无需为揭不开锅发愁，无需为逃国难颠沛流离。新中国的百姓到处旅游
购物，胡吃海塞，美容留学，也就变得“庸俗”了，没有了民国知识分子的疾世愤俗、火冒三丈和看谁都别扭的躁动不安。新中国的人们安于享乐，也就丧失了思变的动力。可是这却是值得庆幸的，今天的中国人绝对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生活水平最优越最幸福的。这本是可喜可贺的，何来没有思想家之怨?
或是在穷困潦倒、饥寒交迫中无奈绝望的思考人生和诅咒黑暗以及冲出牢笼;或在幸福安逸的人生中少了些许忧思和火气。你选哪一个呢?
(写此文完全是因为右派公知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以“民国出大师、新中国无大师”的卑鄙谎言污蔑共产党。因为反击或导致语言尖锐刻薄，谨向前辈们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