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民学毛著一度被当作攻击毛时代搞个人崇拜的典型事例，然而，人手一本毛泽东著作以及传达到每一个人的“最高指示”，却成为普通平民提高认识、捍卫个体权利的重要武器，破除了封建社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哲学。当然，与以往的专权者以学术专制来钳制思想截然不同的是，毛著通俗易懂、本身就是为革命而生。农民拿着毛著与村干部公开辩论、公开抗争，这是前所未有的场景。学毛著运动促进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平等，促进了普通农民的民主意识。
作者：司养眼
一些西方学者简单地把文革视为一般的农民造反而已。他们认为文革把群众发动了起来——“但只是为了找出叛徒分子，并帮助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夺取政权而已。”(参见：Walder, Actually Existing Maoism, 162页)从表面上看，这个说法似也不无道理。文革与许多普通农民造反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若把文革看作是一个过程，我认为文革对普通农民是一个民主教育的过程，远非一般农民造反可比，因为普通农民在文革中获得了名副其实的政治权力——发表自己的意见并迫使当权者正视这些意见的权力。它给了中国农民一种前所未有过的权力意识。农民获得这种权力意识的因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文革中开展的学毛著运动。
文革中的学毛著运动，对增加农民的权力意识起了重要的作用。文革中毛泽东的著作和语录本几乎达到人手一册，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及中共中央的许多文件，方针政策，都直接地传达到农村。群众大会是文革中最普遍的一件事情。这是很有革命色彩的一件事。有史以来，中国统治者历来奉行的都是孔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哲学。文革完全打破了这个传统，让老百姓知道政府的方针政策。我考察过的十二个村子里，年轻人在文革中办起了夜校，辅导人们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和语录。那些不能去夜校的老人，年轻人则上门去辅导。一时间不分男女老少，认字与不认字的，人人都能背一些毛泽东的语录和老三篇。我考察过的十几个村子里，每个村子都有年轻人组织的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演出样板戏和一些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宣传普及毛泽东的一些基本主张和观点。毛泽东的语录被谱上了曲，许多老妇老翁都能唱语录歌。
煤油灯下学毛选，敢教日月换新天
在外界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个人崇拜。诚然这是个人崇拜的一个变种。但是这种崇拜是学毛著运动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普通农民在毛泽东的书里找到了他们要找的答案。许多外界的学者没有意识到的是，毛泽东的著作在学毛著的运动中无形中成了中国人的宪法，而这个宪法被普通农民所掌握。
美国有一个喜剧电影叫《外交礼仪》，影片中的女主角，单纯天真，被一帮子政客摆布来摆布去。有一天她偶然读到了美国宪法，茅塞顿开：这些政客打着宪法的旗号，干得却是不合法的事。她于是决定竟选公职，以改变这种状况。
对她来说，宪法是促她觉悟的催化剂。如果不是读到宪法，她就不会认识到她本身的权利，和周围那些政客的胡作非为。这当然是电影，把平凡的生活戏剧化了。但它却揭示了一种简单的道理：知识就是力量。文革中有句老生常谈，说毛泽东思想一旦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他们手中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武器。毛泽东的话在文革中的确成了普通农民手中的武器。他们用毛泽东的话与当权派辩论，写大字报批判当权派。就连高农民一头的村长和公社干部们，在毛著这个“宪法”面前也是平等的，也得服从这个“宪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毛著运动促进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平等，促进了普通农民的民主意识。
批评者说学毛著运动是盲目地把毛泽东的话作为最高权威。文革中没有人对毛泽东的著述从理论上进行严格地、系统地考究。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服从权威本身并没有错。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都得服从本国的宪法和法律。法律和宪法就是一个国家的权威，人们对本国的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往往是不能质疑的。比方说在美国社会中律师法官成千上万，似乎并没有人怀疑或考究宪法的权威，只是无条件地服从宪法的权威。批评者没有意识到的是，普通农民对毛泽东的权威的崇拜，保护他们免受或少受其他无数变化无常的权威的摆布。
有西方学者认为，人们学毛著并非因为人们认为毛著有什么价值，而是人们别无其他选择。那些七、八十岁的文盲农民为什么要学毛著呢?如果他们拒绝学毛著，中国政府、以及当时的红卫兵又能拿这些七、八十岁的老妇老翁怎么样呢?我曾问农村的老人为什么他们要学毛著。他们说他们学毛著因为毛泽东的话说的句句有理，说到他们心里去了。看来文革中的学毛著运动能够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与毛著的内涵有很大的关系。
有西方学者认为毛著内涵少得可怜，说“花很大的功夫
和想象力也难促摸透毛的‘资本主义复辟’和‘新兴资产阶级分子’等概念的含义”。但对许多农民来说，这些概念并不难懂。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丧失土地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回到解放前的生活状况。新兴资产阶级分子就是指那些不参加劳动，却对群众指手划脚的官老爷。西方学者若觉得毛著的含义太少，真正意义难以捉摸，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的背景知道的不够多。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毛著可以说是雅俗共赏。不识字的农民能够明白其道理，专家学者读来也不俗。这也就是毛泽东的著作的吸引人之处。就拿老三篇之一的“为人民服务”来说，片幅不长，却提出了几个很浅显却又很重要的原则主张。第一条原则便是革命者除了为了民服务外，不应该有私心杂念，这一条便把当权者的自私、腐化堕落的行为打上了不合法的烙印。第二条，真正的革命者不应怕别人批评指正。这一原则授权普通民众批评监督当权者。如果一个领导者害怕批评，不允许民众批评他，他就不配作民众的领导者。第三条原则是革命队伍中的所有人，不管地位多高，资格多老，都是平等的。那些以权势压人，欺侮老百姓的行为和作法都是不合法的。所有这三条原则都是有利于平民百姓的，都是限制当权者的。用农民的话说，则是毛泽东说出了普通农民想说的话。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普通农民几乎总是受人欺侮，受官府摆布，有谁把普通农民与官老爷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过?只有毛泽东这样做了。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农民愿意读毛泽东的书，能背一些毛泽东的语录的缘故。这或许也就是毛泽东死后这么多年，几经反毛者的抹黑，却仍为普通农民深深爱戴的缘故。文革前农村干部滥用职权问题严重的原因之一，就是普通农民不知道也不敢与村干部抗争。学毛著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克服了这个问题。
中国农民需要毛著这样的权威来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和权力意识。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使中国农民形成了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心态和处世哲学。他们需要用一种非常手段来克服几千年的历史形成的思想意识。文革中的学毛著运动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文革前许多地方的生产队干部，多是由村干部指定，村干部则常常由乡或公社干部指定。文革中基本上改变了这种作法。在我考察过的十几个村子里，生产队长在文革中都是由社员选举。如果社员对生产队长的表现不满，年底选举的时候就可以换掉他。有的地方，生产队长不得不一年一换人。这种现象本身的效果好与坏很难说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普通农民的民主意识在文革中得到了提高。
普通农民对大队干部的人选的影响力在文革中也得到了加强。文革前，普通村民对村党支部的选举没有置喙的余地。文革中，村民可以间接地影响大队干部的人选。文革中，大队干部不再简单地由乡或公社干部挑选指定。公社干部得到农村去听取社员的意见，然后与村里的群众组织协商考虑大队干部的人选。在党员较少的情况下，主要村干部的人选没有多少挑选的余地。文革头几年，革委会的成员不需要党员担任。文革中期农村党员数量大增。如某县的统计显示，党员人数由一九六五年的14，015人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27，165人。差不多翻了一番。在我考察过的村子里，党员数量都有明显增加。有的村子由三名党员增加到十名，而且多是以突击的方式发展的。党员数量增加了，村民在挑选村里主要干部时便有了的更多的挑选余地。也给党员干部增加了一种竞争意识。让他们意识到他们不能再垄断村中的权力。干得不好，村民会到公社去抗议，别人就会取他而代之。我考察过的一个村子，村支书在一九七二年与一位社员争执时动手打了该社员一耳光。事后社员抗议，公社不得不出面罢免了该支书。在另外一个村子，一位公社党委书记一九七三年在村民大会上讲错了话，让村民抓住了把柄后与其进行了辩论，那位公社书记理屈词穷，不得不向社员承认错误。学毛著运动显然促进了农民的民主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