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进”之初，“徐陈”先后两次向“朱张”、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报告了“马家军”兵力编制和装备情况：“马步芳共五个旅，骑三旅，步两旅。第五旅在肃州，三、四两旅在干柴洼，第一、二两旅在一条山。编制：每旅三团，每团三营，每营四连，每连三排；连有五十余支步枪，多系三八式与单一式枪；每枪子弹十八排，炸弹一个；每团轻机枪三、四挺[1]”，“马步芳部三个旅共九团，马步青三个旅共八团[2]”。
而“朱张”向“徐陈”通报的情况是：“在你们周围的敌是马步芳、青两部，马步芳有步兵三个旅共六团，骑兵一个旅两团，手枪一团，炮一团；马步青有骑兵两旅共四团，步兵一旅两团，手、炮各一团。[3]”
虽然各说不一，但都还靠谱，出入也不大——这些兵力加起来，约有2～3万余人。
西路军开始西进之时，兵力有二万余众。虽然敌我力量对比仍处劣势，但对这支白手起家开辟创建过两大苏区，还走过了万里长征的骁勇善战之师来说，这也并不算是多么了不得的“悬殊”之比：想当初，在鄂豫皖，在通南巴，在长征中，他们不是在比这更为悬殊的力量对比下，与比“马家军”人更多势更壮的地方土军阀较量过对决过么？不是在比甘、凉、肃条件更困难民族隔阂更深的少数民族区域盘桓过转战过么？……
远的不说，就说近的：4年前他们初到川北时，不是曾以不到两万人的兵力，粉碎了六万川军的“三路围攻”，开创了全国第二大红色根据地——通南巴苏区么？他们不是继而又以6万人的兵力，击破了20多万川军的“六路围攻”，打出了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么？
那都是些大江大海大世面啊！“马家军”？嗤！……
不光是“徐陈”、“朱张”，就是毛泽东，当时也没把“马家军”太当回事——不然几个月前怎么会把“能够造成巩固的根据地”，当作取道“甘凉肃三州”以“打通国际”的优越之处来考量呢？不就是几万地方土军阀么？能怎么的？既然这些骁勇将士当年几个月时间就能打败几十万川军，如今以“一年为限”，还不够摆平“马家军”？虽然西路军已有古浪之败，减员很大，但还有一万八千之众啊，跟从鄂豫皖初到通南巴的那个时候相比，也差不多嘛！当初能打败六万川军还整出一片根据地来，现在打败两三万“马家军”再整个“河西苏维埃”出来，难道还有什么问题么？……
这些车轱辘话当然是笔者个人的分析推测，但也不是没有任何依据。
山城堡之战胜利后，已西渡追击西路军的毛炳文部东调，毛泽东开出的“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这张支票兑了现，西路军“保持东边回旋余地”的威胁与压力大为减轻。他当然更有理由认为：“徐陈”摆平“马家军”，更有把握了！
11月25日24时，毛泽东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再作鼓励与点拨：
徐、陈：
一、告指战员书及二十五日部署电收到，甚慰。
二、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4]。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三、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四、关于作战方面：
㈠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
㈡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到敌后。
㈢敌多则以一部箝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
㈣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全力。
㈤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
㈥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并须十分注意隐蔽，避免无益牺牲。
㈦估计不能打胜之仗不打。
㈧总之，不打则已，打必须有新缴获。予（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望酌行之。
泽东[5]
毛泽东显然认为，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才是西路军“建立根据地且打通远方”的最大威胁！现在这个威胁被解除了，而“徐陈”那边传来的信息又是“二马主力约全数三分之二已受我打击[6]”！如此，“你们的发展”也好，“击破马敌”也好，也就不应该有太多太大的障碍了。如果河西部队再“东进一步”以与河东主力互为呼应，那就更加没有问题了……
有些史著就此情节很煽情地称：“至此，西路军据守在永昌、山丹一线的冰天雪地，东驰西调，夜以继日与敌浴血奋战”，似乎这一切都是因为毛泽东这个指示造成的。可问题是，西路军倘一直继续西进，“冰天雪地”只会越来越多，就粮和御寒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呀！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指望解不了“近渴”的“远方”那道远水的，而只能靠自己“团结奋斗”想办法！毛泽东要河西部队“东进一步”，那是希望他们“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与河东主力互为呼应，并借此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
11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通报国际国内形势并指示红军任务，其中几个与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徐陈”所部有关的关键信息是这样的：
……
⒏蒋介石还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但比过去强硬了许多；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也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二陈为我谈判。潘汉年去南京两次，距离甚远，一时不易成就。我之政策，一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苏区红军坚持打蒋，不稍放松。
……
⒔徐、陈西路军力量虽减至一万八千人，但面前无大敌，打通远方局面大体已定。
⒕红军能在定、环地区熬过一个月就好。
……[7]
这些“关键信息”都很精辟精到——除了“徐、陈西路军……”一句。
毛泽东认为西路军已“面前无大敌”——这就是笔者前述那段“车轱辘话”的推测依据。
事实证明，当年的毛泽东与“徐陈”、“朱张”一样，都小瞧了“马家军”。
其实，这也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当年，无论是“徐陈”、“朱张”，还是毛泽东，就是所有的红军领袖乃至所有的红军将士，此前都不曾过这样的经历和阅历：在一个有着一支强悍的正规武装力量支撑的、以宗教信仰为号召的、少数民族上层封建反动统治相对统一而稳固的区域辗转作战，开辟和创建革命根据地。
不管是失败的教训，还是成功的经验，都不曾有过！
红四方面军年前“西进康北”盘桓过的那片区域，应该算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所经过的民族隔阂最深、人烟最稀少、自然环境最恶劣之所在了。但那里却没有一支象“马家军”一样以“家族统制和宗教意识”维系的正规武装力量，少数反动喇嘛武装和游杂土司藏骑多系乌合之众，在红军主力面前基本上就是不堪一击！红四方面军在康北、康南活动期间也基本上没有打过大仗硬仗，所有单位的“一号首长”最操心的问题不是打仗而是“筹粮”……
而在“马家军”统治下的甘、肃、凉地区就大为不同：作为正规武装力量的“马家军”的“两三万人”它只是一个“基数”。除了这支正规武装力量，“马家军”还有一支以地方保安团、民团为基干的“预备役部队”或准军事力量，除了随时可以补入被消耗的正规部队外，本身也可以直接投入战场，其人数竟达十万之众。
时任马步青部骑兵第五师参谋主任的吴辑痒提供的“马家军”参战正规军兵力为：
马步青骑五师参战部队骑兵两个旅、步兵一个旅，一个手枪团，共计9000余人，青海参战部队（注：指马步芳部）三个旅又四个团，共计16000人，以上总计两万余。
……
红军缺乏补充，损失逐渐增大；马军陆续补充，始终保持在一万人马以上。[8]
时任青海电讯社长的陈秉渊先生当年曾全程采访西路军西进过程的战事，后来还曾在马步芳部的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据他估算：马步芳部当时参战的有正规军和地方部队3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及手枪团、炮兵团各一，计14 000余人，马7 000余匹。参战民团有79 000余人，马47 000余匹；而马步青部参战兵力有骑五师两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手枪团和炮兵团各一，共计10 000人，马6 000余匹。参战民团6 000余人。
总计兵力竟有115 000余众，马60 000余匹。[9]
陈老先生是记者出身，可能说得略显夸张。而时任的马家军河西前线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张时之先生、青海海南警备司令部骑兵第一旅参谋长常正先生皆为行伍中人，他们的计算显得要加精准一些：
马步芳部参战兵力：第一○○师3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另一个手枪团，计12 7 00余人，加上辎重等后勤单位，实际参战人数为16 058名；海南警备司令部参战部队为两个骑兵旅共4 000余人。马步青部参战兵力：骑兵第五师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和手枪、炮兵、工兵团各一，计有11 140人。
以上参战正规军人数共计31 198人
参战民团人数：青海民团：40 000余人；甘肃民团（凉州（武威）1 800余人、甘州（甘州）5 000余人、肃州（酒泉）民团2 624人）：9 424人。共计50 000余人。
“马家军”正规军和民团参战人员总计为81 198人。[10]
无论哪一个数字，于西路军都是很具杀伤力的。
解放战争初期，“马家军”的正规军曾经扩张到15万人，民团等也达7万。
这在当时人口稀少的青海和河西走廊地区，是相当惊人的。
“马家军”，才是西路军的真正大敌！
关于这一点，身为原西路军主帅之一的陈昌浩后来有了基于失败教训的深刻认识：
⒈马步芳、马步青曾得少数民族之回军，然割据青省、甘北多年，借地势之优越、剥削之奇迹与顽强野蛮之回民之团结，怀历史上汉族统治者杀戮之痛，挟十年来“剿赤”、“防共”，尤其对“打通国际”呓语之毒，其对我共产党与红军视为深仇大敌，特别是我们侵入其地盘无异推翻其统治，其必然团聚一切民族的、政权的、军事的及社会的各种“反共”力量以对我，实为意中之事，所谓二马在日本帝国主义、亲日派以至蒋介石策动与援助之下，积极蛮横与我拚战到底毫不为怪。
⒉不能实现停战与统一战线之客观性。回民的少数民族，甘北为其生命源泉，敌在地利，社会诸条件均对我不利。当时我们正为倡“和平统一”，“救亡抗日”，已经宣布不得已之自卫战。对回族则力言不侵犯其利益，联回以抗日，然而我们甘北之行，都使回军感觉我们是向他侵犯，是背弃和平，是背约争进，是想取甘北而灭逐回军。二马这一狭隘政治观点，并不理会我们向他的解释，联合与统一战线，即决心以主力与我激战。
⒊二马兵力之强大，及在甘北地区作战之优越条件：二马骑兵在中国一般范围说来并不算很多，也不算最强，然而他以割据之势，自强之策，在战胜孙殿英之后，扩充实力不遗余力，其意不只在对付我们，还想在“保持地盘”意志之下，借以对付中央，防范新、蒙。其力之足，的确出乎我们意外。渡河前之任何战斗，然最甚者，还是甘北。地形、天候、经济、房屋之特殊情况，刚刚便利于马军之活动。攻守“借此以自卫”。因为骑兵之迅速运动，骑、步、炮兵之协同攻防，胜则猛打猛进，败则一举而逃。其轻装，其作战力，其运动之速，其地利之熟，其人物、资源之不竭，其弹药粮草之有备，战术上长于运动战，长于奇袭，长于封锁，长于攻堡，亦利于防守，民族之团结，民气之野悍，刚刚是甘北地区作战之所必须，故二马兵力在数量与技术上有其特点，其在甘北地区作战有其优越条件。
⒋我军在甘北地区与二马作战之客观困难条件（甘北地形之奇特，气候之奇寒，人烟散聚无定，沙漠之辽阔，堡寨之坚险，山势之荒野，饮水之缺乏，粮食之少与被封锁，故一般说来，不利于野外作战，不利于游击活动，不利于死守一地，不利于孤军独战；以我军之实力，人多兵少，枪少弹缺，饥渴疲乏，行动迟缓，无补充，无后方）与特长（长于游击战游击集团之围，声东击西，轻装速行，少以行箝制，多以行突击，秘密企图，且战且息……），不能在此取得优势，加之远离主力，无任何之策应。无任何之接济。胜则两伤，败则独败，溃敌虽易，灭之诚难，即不能缴械于战场，又不能补充于当地，故遭遇此强大野蛮之敌而自处于劣势者甚多，这些客观原因在失败数中是具有一定的地位与值得研究之价值的，以上是客观原因。[11]
这些检点和认识，都是客观实际的反映。
而当时的红军领袖和红军将士们，对这些情况都是没有切身体验和认识的：“徐陈”当初争来“西进”任务还信心满满打包票，就是因为没有把“马家军”放在眼里！而敌毛炳文军西渡一追尾，他们却即刻游疑浮现——这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大敌”；而毛泽东等在因河东胜利迫使毛炳文军东返后即认为“西路军面前已无大敌”，也是缘于他们对“马家军”真实状况缺乏深入了解和清醒认识。
还有，西路军是作为“客军”在这片区域转战的，本身是不具备对手所拥有的这些条件的，“扩红”与“筹粮”也并不如事前想象的那般容易，没有耐心细致艰苦深入的工作并辅以战场上的不断胜利来支撑，那是不可能信手就能拈来的！如果“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再发生问题，那就是“恶性循环”，环境也只会越来越恶劣。
也正是基于对“求人”结果种种不确定性的全面预想，毛泽东才力主“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根据地脱离的方针”，去“打通国际”，取得援助。而在这些问题上，西路军乃至整个红四方面军部队，的确存在着“先天不足”——这也是“国焘路线”种下的恶果之一……
几天后，陈昌浩、李卓然曾向总政治部和“朱张”汇报过西路军“在政治纪律方面一般的很差，甚至有些干部只顾解决部队的物质，不顾政治影响[12]”，尔后，中央也曾多次去电提醒“徐陈”对此加以注意并及时改善之，甚至还到了语气非常强烈的地步：“你们的政治纪律，究竟有无确定的基本上的转变没有呢？从兰州方面来的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详报你们部队与群众的关系不好，究竟实况如何呢？[13]”
时任红九军参谋长的李聚奎将军在西路军失败后也有过检点：西路军“对群众纪律是很坏的。所经过的地方猪羊粮食抢尽。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甚至用烧杀政策。永昌城北门外房子烧尽，大寨子附近亦烧得不少，到最后还把康隆寺的喇嘛寺烧下，其余可见一般[斑]。[14]”
“阴沟里也会翻大船”，西路军不能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乃至走向覆灭，不能不说有着内在的成因。
注释
[1]《徐向前、陈昌浩关于马步芳部队之编制等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1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1～第8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情况致中央军委、总部电（1936年11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1～第8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朱德、张国焘关于西路军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致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电（1936年11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毛炳文部于11月29日渡河东返，向靖远、打拉池之线集结候命。参见《毛炳文关于西渡黄河追击红西路军的命令（1936年11月12日）》，转引自《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5]《毛泽东对西路军作战部署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25日2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情况致中央军委、总部电（1936年11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1～第8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红军任务致彭德怀电（1936年11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57～第10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吴辑痒《河西战役中红军同马家军实力对比情况（摘录）》，《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上）》第589页～第59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9]陈秉渊《马步芳阻击北上抗日红军的始末》，《青海文史资料》第3辑第9～第12页。作者系时任青海电讯社社长，后曾任马步芳第一○○师特别党部书记长。
[10]张时之、常正《“二马”在河西追剿红军部队情况（摘录）》，《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第593～第59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11]《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937年9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84～第9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2]《陈昌浩、李卓然关于西路军政治工作的报告（摘要）（1936年12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59～第46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3]《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战略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2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李聚奎《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转引自青海民族学院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组《红西路军在青海有关情况调查材料汇编㈣》第588页，1980年3月印发。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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