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据《中国中医药》报道，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在2017年12月25日于深圳召开的首届中医（药）文化大会上就如何传承和发展中医作了书面主旨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了中西医文化本质的差异，并就中医发展需要解决的自身问题向中医界提出了八问。
细看了许嘉璐先生八问的内容，觉得这些疑问本不应该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下中医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可谓人才凋零，让人几乎看不到希望。人才对于每个行业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医与科学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而中医发展更需要大量的人才。可是今天的人才绝大部分集中在西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受国家的高度重视与扶持，吸引了中国当下的大多数精英。人才的匮乏，不仅让中医救死扶伤的社会功能被大大地弱化，更是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无从谈起。
本人虽然愚钝，但热爱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二十余年的学习与思考，对中医的认知与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点。所以试着对许嘉璐先生所提出的中医八问做出详细的回答，如有回答不到和错误的地方，还请各位方家指正。
第一问 问：中医何以能够延绵数千年，屡遭社会动荡却能衰而复起？
答：就像现代西医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其母体文化—以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基础上一样，中医的诞生与发展也是建立在其母体文化—以上古六经和儒道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基础上的。无论社会如何动荡，只要中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母体文化环境没有丧失，中医就不会衰败，能够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发展下去。 中医在《黄帝内经》成书以前，经历过漫长的发生与形成阶段。“神农尝百草”是中药实践象征性的开始，而羲和“历象日月星辰”则是中医元理论建构的开始，只有阴阳五行理论被上古医家作为基本理论框架认识自然事物和人体疾病之后，中医才开始逐步发展成为理论医学。中医实践与理论完美的结合，是由《黄帝内经》完成的。中医自此以后，就摆脱了纯粹经验治疗的阶段，进入理论指导的治疗阶段。正是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导致伤寒瘟疫频频发生，才为张仲景开创中医发展的新阶段提供了社会基础。他在治疗伤寒疾病的实践基础上，结合医经派的《黄帝内经》和经方派的《伊尹汤液经》撰就《伤寒杂病论》，创建中医发展史上第一个临床学派—伤寒学派，让中医的发展达到了第一次巅峰。历经魏晋和唐宋发展之后，虽有蒙古族和满族的入侵，但是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后就逐渐接受了中华文化的洗礼，成为中华民族的族员，并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中医的命脉并没有被阻断，反而出现了大发展。比如金元四大家的出现、明末清初温病学派的兴起等。 到了清末以后，伴随着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儒家文化退出了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的地位，道家以及佛家也随之式微。中医赖以生存的母体文化环境逐渐被西医赖以生存的母体文化环境所取代，中医的发展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笃信科学主义的中医主流学界力图将中医从其母体文化环境中割离出来，使其建基在西医生存的自然科学文化母体之上，这种缘木求鱼的愚蠢行为导致中医出现前所未有的衰败。根据贾谦老师生前的统计，中医队伍从民国初期的80余万，萎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50余万，再到现在的名义上的40余万（绝大部分是用西医思维开中药方或根本不会开方的伪中医），实际已经不到3万人，可谓已经接近消亡的境地。 是什么原因让中医历经五千余年屡遭社会动荡却能衰而复起？又是什么原因让中医在短短的百年之内就几近消亡？答案已经明了，那就是中医与其母体文化俱荣俱衰。失去了儒道文化环境的支撑，中医势必会走向衰败，直至消亡。
第二问 问：构成百年来中医沉寂乃至萧条的主、客观因素有哪些？
答：现代中国人对于中医百年来日趋式微和边缘化的现象做出了许多解释，或者认为中医理论虚玄，没有科学性；或者认为中医队伍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或者认为中医就像古希腊医学那样，缺乏疗效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解释罔顾历史事实，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角度来对中医的曲解与诋毁。中医理论已经传承和发展了五千余年，即使有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社会大动荡，仍旧能够衰而复起，为何近百年来就彻底不行了？尤其是在国力日益强盛的今天依旧在走向消亡，没有改善的迹象。因此，对中医近百年衰败的解释需要转换角度，如果从中医主体意识的角度去看，就不难发现这其中的原因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两种因素相互影响，导致中医出现空前的式微。
先说导致中医百年来沉寂乃至萧条的客观因素。中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母体文化是以上古六经和儒道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只要这些母体文化所构成的文化环境还在，中医就不会走向衰败。虽然历史上有少数民族入侵和统治中原，但他们都接受了中华文化，并没有毁掉中医赖以生存的根基，所以中医依旧能够保持传承与发展。真正让中医遭遇生存危机的就是依靠科技蛮力而具有强大破坏力的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在19世纪开始大规模入侵。西方文化伴随着工业文明所成就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以天下中心自居的大清国的大门。在接连的失败和近于亡国灭种的打击下，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卑，并对西方科技所带来的蛮力推崇备至。他们为了救亡图存，不断地诋毁原来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和文明，全面学习和大肆传播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理性主义文化。辛亥革命让支持儒家文化的政权退出历史舞台，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让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占据了支配近现代中国人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中医从此就生存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文化环境里，并完全丧失了行政自主权和话语权。
导致中医百年来沉寂乃至萧条的主观因素则是在客观因素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下的文化环境里，现代中国人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教育，尤其是科学化的洗脑教育导致现代中国人只能从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角度去对待中医传承与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发展中医的方针政策、法规措施、教育、科研以及诊疗机构等，都是以西律中的全盘西化。在方针政策上，受科学主义时代精神的影响，政府趋向中西医结合以及中医与科学技术的结合，并下发了大量旨在推动中医现代化的战略规划性指导文件，从顶层设计上推动中医西化；在法规上，政府采用一法两医，不顾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按照西医的法规来管理中医，导致大量民间中医不能合法行医，从管理体制上推动中医西化；在教育上，政府效仿西医的规模化院校教育先后创建了二十几所高等中医院校，对在校学生进行中西医结合教育，让中医生在没有掌握中医理论思维的情况下，就学量的西医知识，从中医传承与发展的源头上推动中医西化；在研究上，政府鼓励中医主流学界采取以西释中的科研路线，由国家科技部和医政管理机构采用项目资金支持的方式，引导中医研究人员利用西医的理论框架、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去阐释中医理论，推动着大量的中医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全面西化；在诊疗机构上，各级政府在本地区兴建各种中医院，中医院为了实现创收要求中医家放弃中医简便廉验的特色，采用西医诊疗手段，推动着广大中医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地走向西化。
导致中医百年来沉寂乃至萧条的主、客观因素相互影响，其中科学主义的时代精神不断地在强化着法规政策、研究、教育以及诊疗机构的中医伪化形态，而中医各个领域的伪化形态又反过来强化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中医界的支配地位。主客观因素就这样相互促进，推动中医在近百年来走向西化的恶性循环，日益走向沉寂乃至萧条。
第三问 问：中国医道是“科学”吗？说它是“伪科学”，“真科学”在哪里？判断真伪的依据是什么？这依据或曰标准是谁制定的？
答：中医是科学吗？中医有科学性吗？我将这样的问题称为“中医科学性判定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伴随着中医生来就有，而是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环境里产生的，是人们普遍地从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认知中医的结果。我们如果能够突破科学主义对智识的蒙蔽，就会发现“中医科学性判定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中医本不属于科学，这种判定在民国时期是自明的，因为那时的中国人虽然文化自卑、笃信科学，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仍有着强烈的意识，能够清晰地辨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所以中医主流学界在当时提出要中医科学化，并用西医将中医的科学性阐释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小学到大学都采取的是科学化教育，传统文化的意识已经丧失，这就使得现代中国人只能从科学的西方文化意识去理解中医。因为智识受到科学主义的蒙蔽，多数人都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先进与有效的代名词。他们仅仅以中医的有效性为标准去判定中医的科学性，而不是以科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特征为标准。中国中医研究院在200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政府本以为通过这种行政权力的干预就能将中医彻底定性为“科学”，谁知以张功耀为首的几位**医人士在2006年根据中医非科学属性认定中医是伪科学，再次像余云岫那样呼吁废除中医。由此可见，中医被那些**医的科学主义者认定为“伪科学”，其实是笃信科学主义的中医主流学界将非科学的中医视为科学所造成的，与中医理论自身没有关系。中医既不是科学，也不是伪科学，而是与科学异质的非科学。 那些**医的科学主义者之所以将中医视为伪科学，其所持的标准仍然是从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的特征，即自然科学就是真科学。清末以后的中国人将自然科学视为真理、进步与有效，本就是中国在19世纪以后不断地遭受到西方列强使用科技的蛮力打击的结果。所以真理、进步与有效的文化标准，就是以物理、化学、生物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的理论特征为标准的。这种判定标准不是由谁来制定的，它是现代中国人近百年来因文化自卑和无限推崇科技的蛮力而形成的大众化心理，也就是集体无意识。虽然中医主流学界为了迎合自己的科学主义信仰，不愿意在科学主义的情境下否定中医（中医主流学界是笃信科学主义的，他们认为如果中医不是科学，就等于否定了中医认知的正当性和存在的合法性，因为科学就是真理、进步、有效，所以中医不管本质上是不是科学，都必须得是科学），将中医以“东方科学”“古代科学”“广义科学”等各种自造的名词纳入科学的类别之中，但他们心理的无意识仍然是将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中的自然科学视为科学的标准。
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环境下的科学主义时代精神是中医被诬为“伪科学”的根本原因，中医主流学界因笃信科学主义而指鹿为马，将非科学的中医定性为科学；而**医的科学主义者以自然科学的理论特征为标准将被称为科学的非科学的中医称为“伪科学”。只有消除在中医主流学界流行的科学主义“精神瘟疫”，还原中医非科学的真实学科属性，维护中医独立的认知正当性与存在的合法性，才能让中医摆脱“伪科学”的纠缠，彻底解决争议不止的中医科学判定性问题，推动中医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第四问 问:为什么许多国家的政要，甚至主管医药卫生的高官，纷纷跑到中国来看中医，或在该国的中医诊所就诊，而中国不少有钱人却要到国外找医生？
答：科学的破坏性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能起着巨大作用，它虽然可以帮着人类破坏自然物的整体状态，将其作为自然资源加以占有，继而在技术的塑造下成为各种满足放纵欲望的商品，但是像生命这样需要整体认知的对象，科学的机械还原论不断不能有效认知，反而还会起到遮蔽与阻碍的反面作用。这就是为何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医对人类诸多全身性的慢性疾病束手无策，或者通过终身服药来改善症状，却无法从根本上去治愈。因此，西医治疗疾病的疗效成也科学，败也科学。
机械还原论使得西医将人体不断地解构成形态更加微小的单元实体，而这种破坏性认识需要借着特定的实验室环境，建构这样的实验室环境和相应的研究则需要昂贵的成本。实验室研究是这样，而治疗时更需要借助大量昂贵的仪器设备。由于受到资本的控制，整个西医医疗不仅疗效低，而且成本和价格高，导致整个国民个人医疗负担和国家医疗财政负担过重，那些西方国家也是深受其害。西方人对西医从迷信到质疑，再到不信任，直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寻求非西医的替代疗法，比如冥想疗法、催眠疗法、顺势疗法以及按摩疗法等等，而中医也作为传统医学列入这些国家所倡导的替代疗法之中，并且占有重要地位。科学主义对人类智识的蒙蔽只能是暂时的，一旦人们深受其害并认清现代科技的本质，就会对其产生质疑与不信任。这就是许嘉璐先生提到的许多国家的政要，甚至主观医药卫生的高官，纷纷跑到中国来看中医，或在该国的中医诊所就诊。
中国却恰恰相反，当外国人已经开始对西医产生不信任并寻求传统的替代医学治疗的时候，文化自卑的现代中国人仍然笃信科学主义，痴迷于科学与西医。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繁荣，政府对科技的重视与需求有增无减，这就进一步促使现代中国人对建基于现代科技之上的西医更加无意识地疯狂崇拜。自从民国开始，中国的医政管理机构就被西医掌控，他们持着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借着话语权和行政管理权，毫无顾忌地诋毁、排斥和打压中医，使得国外日趋热衷的中医反而在国内日益边缘化和式微，最终沦为替代医学的地位。国外在反传统，开始质疑与不信任属于自己传统文化的西医；国内仍然在反传统，质疑和不信任属于自己传统文化的中医。西方的传统通过西文东渐，成为国内所崇拜的先进文化；而中国的传统通过东文西渐，成为国外所热衷的智慧文化，这种文化时差就导致了互相崇拜对方的传统现象。所以国外政要到中国国内寻求非西医的疗法，而现代中国人却迷信西医，因为西医来自西方，那些有钱人便愚蠢地以为西方的月亮会更圆，就纷纷到国外去找西医进一步治疗。 历史的潮流是自然的趋势，很难人为地对其加以改变，有很多无知和愚昧的人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墙头草，尤其是那些有钱人，他们会随着西风的舞动而来回摆动，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真正的健康守护者。现代科技所带来的蛮力还在蒙蔽着现代中国人的智识，让他们处在深度的科学迷信中，也就处在深度的愚昧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还需要发动一场全民的中国古典文化运动去再次开启民智，扫去科学主义对整个中华民族智识的蒙蔽。
第五问 问：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百姓相信中医（《中国青年报》2006年调查），而在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与之倒置？
答：19世纪以后，反传统逐渐成为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新传统，他们由于肩负着救亡图存、富民强国的民族使命感，文化自卑以及对科学和西医的崇拜心理要比其他社会群体强烈的多。民国时期，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比如孙中山、胡适、梁启超、鲁迅等，这些自我意识完全西化的知识分子以在中国传播科学和民主为己任，他们为了扫清传播科学的道路，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医采取诋毁和不信任的态度。比如胡适认为“中医之学，不根据科学上之系统研究，不足为凭”，所以在他患糖尿病后不愿意接受中医治疗，后在西医多次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才接受当时的名医陆仲安为其开方而治愈；梁启超相比胡适更有志气，对中医表示完全不信任，即使被西医刘恒瑞错割了肾，也还在为他和西医院辩护，为的就是要国民相信科学，不要相信不科学的中医；而鲁迅接受的是西医教育，更是将中医贬为“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如果说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拒绝中医是有意识的，因历史的缘故而有情可原，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高级知识分子多数拒绝中医则完全是无意识的，也是非常愚蠢的。从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国内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是接受科学化的西方文化教育。那些接受西化教育年限越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就越是根深蒂固，就越是要按着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来选择与科学相近的医学。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受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科学化洗脑教育， 大多是科学主义的笃信者，他们自然会选择相信与科学相同文化属性的西医，认为西医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是值得信赖的，而中医不属于科学，就不会有效果，是不值得尝试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自以为很聪明，恰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由于智识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蒙蔽，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百姓在择医方面就比他们显得更加有智慧。
面对中医与西医的选择，事关自己的身家性命，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判定标准，并不是所有的人群都会像高级知识分子那样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来选择与其相近的医学进行治疗。对于这些普通老百姓而言，科学的判定标准也是模糊的，即有效就是科学。对于高级知识分子而言，只有是科学的，才是有效的。所以老百姓更愿意从实用角度去选择，即哪种医学有效而且廉价就选哪种，而不是看其是否将理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中医简便廉验的特征始终在民间口口相传，所以老百姓对中医深信不疑。事实上，相对于价格高、毒副作用大的西医，他们更愿意选择中医治疗，只是现在部分农村地区已经无中医可找。 五千余年的中华文化所塑造的集体无意识心理，不会在百年内就被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冲击得一干二净，它在广大国人心里仍然自发地起着作用。复兴传统文化将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无意识对国人心理的支配作用，也会进一步强化普通老百姓对中医的认知和信任，让中医有着更加有利的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与此同时，复兴传统文化也会培养出更多有中华文化意识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将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为中医复兴请命。
第六问 问：中医以治未病、欲病、已病和助人康复著称，何以现在“养生”的商业气氛浓于医界？世界独有的成系统、有理论的养生学怎样走向世界？“亚健康”其实就是“欲病”，中医怎样担当起解决这一现代社会相当普遍性困扰的重担？
答：中医能够治未病、欲病、已病和助人康复，西医也有这些防治功能，只是与中医有着不同的原理和手段。“治未病”就是那些没有疾病的人通过特定的方法增强肌体对病邪的抵抗力，保证自己的身体始终处在健康状态。比如西医采用疫苗防疫的思想就是治未病，西医采取对抗的方式，通过接种疫苗让人体提前产生对抗病原微生物的抗体，防止疾病发生；而中医则采取整体调节的方式，比如《素问》开篇就鼓励人们按着四时阴阳变化的规律调节饮食起居，节制欲望，使自己的行为遵循天道，保养身体的正气，达到五脏充盈、抵御外邪，避免发生疾病。为了让人体气血通畅，古人还发明了静坐、导引、按摩、五禽戏、太极拳等各种方法维护健康。
养生在古代只是那些懂得中医养生理论的人们自发地维护自己健康的行为，并没有成为商业活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政府为了发展医疗健康产业，就将中医养生作为第三产业的健康服务业加以大力扶持，并鼓励养生与养老、旅游
、娱乐以及餐饮等行业结合起来发展。相比医疗，养生服务业准入的技术门槛较低，而且广告宣传的管制较松，所以有着大量的资本进入，并加以大肆炒作，让人们对养生的印象比医疗也就更加深刻。由于养生的界定范围比较模糊，没有医疗那么清晰，民间那些开展正规或者非正规的足浴、按摩服务的商家也打着养生的旗号，让人们耳濡目染，所以就会觉得“养生”的商业气氛浓于医界。
中医养生学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包含了中华文化的元理论、思维和认知方式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中医养生学走向世界，可以走以术带道的方式，先引导西方人学习有形的导引、按摩、五禽戏、太极拳等技术层面的内容，让他们感受到有益身心之后，再逐渐深入认知和接受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从道的层面去认同中华文化。因此，中医养生学走向世界可以按照两条路径，即官方和民间同时进行。政府可以推动中西方在官方与民间两个层面的文化交流，委派或者鼓励更多的中医养生人才走出去，在相应的国家传播养生文化，同时以孔子学院或者岐黄学院为传播平台向西方人传授中医养生之道。
中医的“欲病”是肌体已经出现某种发病的征兆，但距离发生疾病还有段或短或长的时间。治“欲病”的中医家，都能察微知著，精准地预知疾病将要发生的过程，具有较高的诊疗水平，比如扁鹊和张仲景。中医发展史上有两个著名的治“欲病”的案例，即扁鹊望齐候之色断其疾病进程以及张仲景见王璨断其四十岁会发病而死的故事。张仲景见到“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璨时，王璨才二十余岁。张仲景根据王璨的气色就告诉他身体有病，判断四十岁那年眉毛会脱落，半年后就会死去，让其服用五石汤可以免去将来的病灾。年轻气盛的王璨对张仲景的忠言不以为然，拿了张仲景给的五石汤也没有服用。过了三天，张仲景见王璨不但没有服用还向他撒谎，就斥责他不珍惜自己的性命。王璨仍然不听，二十年后果然眉毛脱落，半年后死去，应验了张仲景二十年前的判断。
西医所谓的“亚健康”是还没有发生器质性的病变，属于人体局部或者整体功能性的弱化状态。这种状态对于中医而言则属于已病，而不是“未病”或者“欲病”状态。比如易疲劳属于西医的“亚健康”状态，中医则可辨证为气虚证或者脾气两虚证，临床上就可以采用四君子汤、六君子汤、八珍汤或者当归补血汤进行治疗。所以中医理论里没有“亚健康”这个词语，像这类非器质性病变的疾病，建议患者被西医诊断为无病或者神经官能症的情况下，还是要尽早去找中医诊疗，能够避免进一步恶化。如果等到被西医诊断为疾病的时候，就深入脏腑或者骨髓，治疗起来既费时又费钱。
第七问 问：在“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事业中，中医应该并可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
答：虽然国家在《“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中计划2020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但是“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民生问题在历经多次医疗改革后，至今也没有改善的迹象，而且政府为全体国民支付的医疗费用总量也在不断地增加。为何国家在21世纪的今天日益走向繁荣富强，而国民享受的医疗服务待遇反而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的贫困时期？与其在医疗体制中反复进行失败的改革，不如反思历次改革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人都能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全国四亿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大力学中医用中医，曾经很好地解决了自身的医疗问题。但从八十年代改革以后，西医控制的卫生部取消了赤脚医生制度，将全国医疗结构的中心完全转向西医，导致广大农村地区以及部分城市的基层社会产生“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问题。为何西医主导的医疗机构体系就会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民生困境呢？其实，这是由西医自身的特征决定的，西医诊疗具有高度分工化和仪器设备化的特征。高度分工化使得西医完成每个患者的诊疗任务，就需要多个程序和相应的专业人员配合，几乎每道工序都需要患者付费，这就大大增加了国民个人医疗付费的基础额度。仪器设备化导致西医的诊疗水平过度依赖那些先进的医疗设备，医院装备越先进，疗效水平就越高，就会吸引更多优秀的西医人才加入进来，继而造成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大多分布在资本雄厚的大城市的大医院里，西医资源分布的严重失衡导致基层社会的民众享受不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西医诊疗的仪器设备化不仅造成“看病难”，也增加了看病费用，成为“看病贵”的重要因素。同时，西医采用手术治疗和住院服务，也会大大地增加患者的医疗费用。由此可见，西医的特征决定了以西医为主导的医疗机构体系必然会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如果国家的医疗机构体系的结构不变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也就无法实现。
医疗体制是从医疗机构体系中生发出来的，如果只是改革医疗体制，不进行医疗机构体系的结构调整，就不可能从现有的医疗机构体系的结构陷阱中脱离出来。恰是因为有中医这样独特的医疗资源存在，中国医疗机构体系的结构调整相比那些西方国家就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政府如果充分发挥中医简便廉验的特色，通过增加中医队伍规模，减小中医与西医从业人员数量对比悬殊的状态，废止中医院，鼓励各地中医馆或者诊所的开办，进而改善医疗结构体系，就可以降低国民个人医疗费用和国家医疗财政支出，解决国民“看病贵”的问题。相对于西医的专科化细分，每位中医都是全科医生，相当于小型西医院的各个科室的功能。如果中医家的医术高超，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普通老百姓享受在西医大医院享受不到的诊疗待遇，花很少的钱享受疗效最好的医疗服务。政府如果充分发挥中医这种全科职能的作用，利用个体中医馆或者诊所改善西医资源过度集中的状态，让国民医疗资源分配更加均匀，让国民享受医疗服务更加公平，就可以解决国民“看病难”的问题。
要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就要形成以中医为核心的医疗机构体系，充分发挥中医在整个国民医疗机构体系中降低费用、均衡资源的作用。现代政府需要再次学习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实行的重视中医和赤脚医生的医疗制度，一方面印制简易的中医药教育读本，加大在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基层社会宣传中医药文化；一方面开通中医自学考试，并加强对广大农村和城市基层社会的医疗卫生人员的中医理论培训工作，做到村村有医馆，馆里有良医。现代政府只有创建以中医为核心的医疗机构体系的医疗管理体制，才能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民生问题，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人都能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道路。
第八问 问：“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在体制、机制、人才培养、药物保障等方面，需要采取些什么措施？志在中医的年轻人，应该先打好什么样的基础？是中华人文、中国哲学、中医基本医理？还是解剖学、西方病理学、药物学、传染病学？
答：“中西医并重”是政府发展卫生事业的大政方针和政治原则，而“中西医结合”则是政府发展中医的方向和路径，由于负责发展国家卫生事业的医政管理机构被西医所控制，“中西医结合”也就成为了西化中医的具体措施，导致中医走向前所未有的式微。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中医队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50余万萎缩到现在名义上的40余万，而西医队伍则由原来的8.7万迅速发展到250余万，仅从中西医队伍各自的体量上看，“中西医并重” 有其名而无其实，只能在纸质文件中落实。因此，要真正实现“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就要废止当下的中医西结合的体制、机制、人才培养以及药物保障，壮大中医队伍的规模，让中医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要
实现“中西医并重”，首先要将中医与西医的管理机构摆在平等的地位上。国家最高医政管理机构以前是卫生部，现在是卫计委，完全是由西医控制着，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只是隶属于西医行政管理机构的二级机构。最高医政管理机构的不对称，必然会导致中西医在发展政策、法规以及各项措施等方面的不对称。因此，要实现中西医并重，就要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卫计委的管辖之下脱离出来，由国务院成立国家中医药发展管理委员会，直接管辖中医管理局。只有保证中医的医政管理机构和决策的独立性，才能做到中西医并重。
要实现“中西医并重”，其次要建立以《中医药法》为基础的中医独立法规体系。西医控制的医政管理机构在以前实行一法两医，即按着西医的管理法规来管理中医，以西律中导致中医队伍出现急剧的萎缩。首先，根据《执业医师法》的要求，大多数中医毕业生不能即时进入临床实践，毕业后就被迫更换职业，白白地浪费国家医疗教育资源；其次，几十万的民间中医被禁止行医，导致基层社会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民生困境。要实现中西医并重，就要建立以《中医药法》为基本法的中医独立法规体系，从行业准入、处方权、医疗机构等各个方面按着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进行重新制定。
要实现“中西医并重”，其次要按着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培养中医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国家虽然仿效西医院校教育先后建立了二十几所高等中医院校，但是教育思想却受到中西医结合的侵蚀，让在校的中医学生接受中西医结合教育，导致中医学生难以掌握中医理论思维，缺乏文化和理论自信，进入临床之后很快就蜕变成为了西医师。要实现中西医并重，就要变革高等中医院校的中西医结合教育思路，将中医学生学习的西医部分完全剔除，引入国学和中医经典教育，增强中医学生的文化和理论自信。
要实现“中西医并重”，还要按着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建立独立的中药管理制度。国家最高医政管理机构违背中医自身的发展规律，将中药从中医中割离出来后，将其归属于西医控制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按照西药的管理法规《药品管理法》进行强制管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按照西医的质量控制、生产工艺、研制开发、临床试验等各个方面管制中药，推动中药随同中医一起走向西化，大大地限制了中成药的发展。要实现中西医并重，就要停止中医中药分开管理的状态，将中药事业归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管理，并废除中药GMP和中药新药审批办法，实行备案生产的管理制度，还原中医中药的本原状态。
中医的诞生与发展建立在以上古六经、儒道为母体文化的基础上，志在中医的年轻人要学好中医，首先就要打好中华文化的基本功，建立起文化自信，比如学习《周易》、《老子》、《论语》与《大学》等文化经典；然后再深入学习中医经典，包括《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温病条辨》等，建立起理论自信；最后深入学习临床各家学说，比如金元四大家、张锡纯、郑钦安、叶天士等人的著作，建立起临床自信。只有建立起文化、理论以及临床三重自信的中医学者，才能充分展现中医的临床疗效水平，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 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伴随着其母体文化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全民普及与发展一起进行的。中医在二十一世纪的复兴自然也不例外，其前提是重新回归已经失去的母体文化—以上古六经和儒道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孤立的中医就只能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环境中被异化，甚至像佛教在印度那样有彻底消亡的危险。国家已经启动全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工程，现代的中医人不仅仅担负着救死扶伤的社会责任，还要肩负着复兴中华文化道统的历史使命。 （说明：本文首次提出文化、理论与临床三自信的中医教育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