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议会为巴黎公社平反 作者:法国《世界报》

 法国议会为巴黎公社平反 作者:法国《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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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布一项代表法国政府官方定论的纪念性法令吗?不是!如今,人们似乎达成共识,一致认为上述所指的“纪念性”律法不是追忆重要历史事件的恰当途径,更不是维护历史事件参与者共同记忆的合适方法。在2008年11月18日的报告中,国民议会实况调查团着重指出这就是关于纪念性问题最终确认的调查结果。调查团正式提出反对,“任何过度的立法措施都隐藏着危险,它以某种方式对历史事实进行鉴定:违反宪法的风险、观点自由与言论自由受影响的风险、教师自由受损的风险、历史学科的科学性受到质疑的风险,以及,国家凝聚力减弱和外交影响力减弱的政治风险。”调查团还补充道:“从这个评定开始,有必要认为议会不应该再提前走向一条迟早会后悔的道路。”

法国议会为巴黎公社平反

  【编者按:2018年9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上,马克龙演说针锋相对反对特朗普的极右路线。值得注意的政治背景是,2016年,法国议会通过了2013年为巴黎公社平反的提案。

  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史无前例的人口集中和贫富分化。1871年普法战争,色当战役波拿巴惨败,普鲁士军队围城,人民武装起来保卫首都131天,军民吃马、驴、猫、狗、老鼠,〈马赛曲〉响彻云霄。梯也尔政权在凡尔赛向普军投降,挥师巴黎,缴械人民武装,爆发巴黎公社,在残酷镇压的血泊中,巴黎公社委员欧仁·鲍狄埃创作《国际歌》唱遍全世界。

  转眼之间,冷战结束30年,《历史的终结》30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和世界都进入了新时代。】

国民议会为被镇压的巴黎公社平反

法国《世界报》

梁晓翻译、陈启旭校改[1]

  【在1871年的人民起义中,有1~2万人被忠于阿道夫·梯也尔政府的部队处决。】

  2016年11月29日星期二晚上,国民议会在社会党的倡议和右派人士的反对声中,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为巴黎公社的所有受害者平反。

  作为19世纪的最后一场革命,同时也是工人阶级领导者的第一次尝试,这场风行一时的巴黎公社运动是对法国在1870年法国~普鲁士战争中惨败的回应。1871年3月18日~5月27日,巴黎人民发动了持续72天的起义,反对在拿破仑三世垮台后由阿道夫·梯也尔领导的临时政府。

  在公社运动期间,特别是在“血腥的一周”,有1~2万人被处决。此后,还有数千人被判处死刑、驱逐出境、强迫劳动或监禁。1879年3月,国民议会通过了对巴黎公社社员的一项“部分赦免”法案,随后,于1880年7月颁布了一项对涉及这次人民起义失败后被定罪者“全面大赦”的法案。

  为“自由”而战

  国民议会文化事务委员会主席(社会党人)、巴黎议员帕特里克·布洛切(Patrick Bloche)说:“现在是时候了”,应该让所有在巴黎公社运动中被“无情镇压的受害者”得到公正对待,并指出,这是一个既是为了“历史责任”也是为了“正义”的“庄严的行动”。

  负责政府与议会关系的国务秘书、前巴黎议员让-马里·勒冈(Jean-Mariele Guen)支持一项议案,该议案旨在促进对具有“激励共和国”价值观的“爱国者”和“起义者”的“记忆传承”。

  签署平反决议议案的包括社会党议员团主席、环保派、改革派人士布鲁诺·勒鲁克斯(Brunole Roux)和几个当选的巴黎议员,他们特别希望为那些因奋起斗争争取自由而“被草率处决和遭受不公正判决”的巴黎公社社员恢复“荣誉和尊严”。

为1871年巴黎公社被镇压的受害者平反的决议提案

清华大学崔之元供稿

深圳大学周家兴翻译[2]

  理由陈述

  女士们,先生们:

  有时历史的书写对它的受害者并不公正。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中受到镇压的无辜受害者正是如此。那么,我们该如何向他们致敬,又该通过何种方式为在那时受到不公正定罪和处决的受害者洗清冤屈呢?

  这次镇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也就是在巴黎公社期间进行处决的阶段,特别是“血腥的一周”;以及第二阶段,其后审判定罪的阶段— 这两个阶段指向同一个目的:根据阿道夫·梯也尔,当时法兰西共和国首席执行长官,1871年5月22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所用的措辞,这是一场巴黎公社的“全然赎罪”。

  第一阶段,以阿道夫·梯也尔为首的凡尔赛临时政府军在1871年5月21日攻入巴黎城内,拉开“血腥的一周”的序幕,巴黎公社被消灭。流血周在拉雪兹神父公墓进行的最后几场激战中,于5月28日落下帷幕。宪兵队,特别是驻守于共和国领域之外负责处理轻罪的宪兵队以及特别法庭[3]迅速被安置于火车站和军营、蒙梭公园、克利希广场、庙站、[4]圣雅克塔公园、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甚至是卢森堡公园。巴黎公社的拥护者[5]被残酷无情地镇压。目击者提及众多处决,手上看起来有火药痕迹的人可能会成为处决的目标,因为火药的痕迹意味着最近曾使用枪支。在流血周期间的死亡人数没有精准的定论,据估计,死亡人数介于一万至两万之间。死亡人数的不确定性也显示了这次镇压的残暴和盲目性。

  第二阶段,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超过43500人被关押,主要在萨多利军营。[6]他们被囚禁在军营、废旧船只或者凡尔赛的牢房里。塞纳省被围攻,被关押人员由军事法庭审判。24个战争委员会运作超过四年。委员会成员需要审查案件,作出裁决,其中涉及34952名男性、819名女性以及538名儿童。战争委员会宣判了93例死刑,其中,实际执行处决23例。委员会还宣判了251例终身劳改或规定期限的劳改刑罚(被判强制苦役或者驱逐流放到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1169例流放关押,3147例驱逐出境,1247例无期徒刑,3359例监禁。22727位被关押人员受益于起诉豁免,2445位无罪释放。除此之外,众所周知的是,将近一万名巴黎公社拥护者逃亡到英国、比利时以及瑞士。

  第一阶段期间被处决的受害者死后被追加罪名。

  1879年3月,国民议会投票通过部分大赦。1880年7月11日颁布了一项关于巴黎公社结束后被定罪的受害者的大赦法。在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中,存活的事件参与者因此销声匿迹。

  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这些受害者恢复权利和名誉,得到平反昭雪呢?

  特赦吗?不!首先,特赦只适用于艰难宣判的裁决。然而,在流血周“屠宰场”里草率作出的判决,至少可以说是不可靠的,也未曾在任何情况下起草判决书。其次,特赦本身并不具备有效地恢复有关人员的名誉的特性,因为特赦没有消除刑罚,相关的违规审判以及判决处罚依然有效,有关人员部分或全然地被禁止行使权利或被剥夺权利的事实依然存在。这些判决不仅依然登记在犯罪记录档案室,还使相关人员进入复犯的评定考量中,妨碍其延期缓刑。再次,特赦仅仅有助于免除尚未执行的刑罚,并不适用于已经执行的刑罚。特赦尤其无法让死者获益— 亡逝罪犯的子女只能通过支付罚款偿还继承的债务以求申请免除罪罚。最后,特赦不再适用于个人(宪法第17条),它似乎也无法有效地纠正凡尔赛军队镇压巴黎公社时对众多受害者犯下的错误,更别说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些受害者的名字是陌生的。

  颁布新的大赦法吗?更加不是!大赦法是在特殊的政治、社会或者经济背景下的立法措施。大赦法追溯既往地消除相关犯罪行为的犯罪特性。刑法第133-9条提及大赦法“消除已宣告的判决”。鉴于已有1879年和1880年投票通过的大赦法,一条新的大赦法用于“豁免所有刑罚”(上述条文刑法第133-9条),对健在的人没有实际帮助,对现今而言,大赦法同样不是一个向巴黎公社被镇压受害者致敬的理想途径。

  司法复权吗?也不是!根据刑法第133-12条,“任何被判处刑罚、劳改或轻罪的人士,只要在当前领域内符合规定的条件,都可以享有复权的待遇,又或者,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也都可以享有司法复权的待遇。因此,复权可能是法定复权,可以在不附带特殊条件的情况下实行;复权也可能是司法复权,这意味着上诉法庭的刑事诉讼法庭的决定。这两种情况的效果是一样的。复权并没有比上述两种措施更合适。正如同特赦和大赦法一样,复权面向的受众也是健在人士。总之,复权只能粗略地为相关人士伸张正义。因为它的宗旨主要在于通过消除处罚,更便捷地将相关人员重新分类。以此名义,复权通常意味着执行处罚,同时需要在没有新增处罚的情况下,或者在刑罚或劳改期间。

  复审吗?更加不是!它是一种特别救济措施,适用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在十分有限的例外情况下,可能由于出现新的要素,促成已经裁决生效的案件重新审查。把在审判当天证明存在“新的行为”或者“未知因素”作为在巴黎公社系列事件中被不合法判决的人员伸张正义的最佳方案,这是不可靠的。后来时间也证实了宪兵队和特别法庭没有被引诱犯错的事实。他们在作出裁决时是知情的。再者,复审申请是个体行为,这把基于数万名相关人员的共同利益的集体行为排除在外。

  颁布一项代表法国政府官方定论的纪念性法令吗?不是!如今,人们似乎达成共识,一致认为上述所指的“纪念性”律法不是追忆重要历史事件的恰当途径,更不是维护历史事件参与者共同记忆的合适方法。在2008年11月18日的报告中,国民议会实况调查团着重指出这就是关于纪念性问题最终确认的调查结果。调查团正式提出反对,“任何过度的立法措施都隐藏着危险,它以某种方式对历史事实进行鉴定:违反宪法的风险、观点自由与言论自由受影响的风险、教师自由受损的风险、历史学科的科学性受到质疑的风险,以及,国家凝聚力减弱和外交影响力减弱的政治风险。”调查团还补充道:“从这个评定开始,有必要认为议会不应该再提前走向一条迟早会后悔的道路。”

  诚然,没有人再质疑在镇压巴黎公社的行动中,公社成员遭到血腥屠杀的历史事实。但是,存在一个显然更合适的途径,可以为被镇压的受害者伸张正义:这就是我们向你们提议通过当前这项决议的目标。

  在此范围内通过决议投票的方法赢得大众的支持,其中包括皮埃尔·埃维尔教授,他认为议会批准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这个方法可以赋予大会一种明确表达立法响应的能力。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马克·菲洛以及让·法维耶在实况调查团面前,关于纪念性的问题也已经就此论证过。

  注释:

  [1]法国《世界报》网站2016年11月30日。多年来,巴黎公社之友协会(Association des Amies et Amis de la Commune de Paris 1871)一直纪念和推动巴黎公社的平反。2016年11月,经过激烈辩论,正式为巴黎公社受难者平反。(参阅巴黎公社之友协会网站;高冀:〈21世纪的巴黎公社战士〉,《中华读书报》2018年7月11日5版;沈大力:〈浩气长存:巴黎公社社员平反〉,《中华读书报》2016年12月21日17版)

  [2]第907号文件,国民议会议长2013年4月8日于国民议会记录。文件的拟定参照现行宪法,该宪法于1958年10月4日正式颁布,通常被称作1958年法兰西宪法或第五共和国宪法。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立法机关为国民议会,此文件由2012年选举产生的第14届国民议会起草。原文详细列明提出提案的议员名单,此处略去。— 译者注

  [3]特别法庭,是一种特殊的司法审判,有别于常规法庭,审判干预来自常规司法系统之外。这不同于源自军事审判的军事法庭。— 译者注

  [4]巴黎地铁站名字。— 译者注

  [5]这一阶段任何被怀疑参与或支持巴黎公社的人员均可能是被镇压的对象。— 译者注

  [6]萨多利是凡尔赛市的一个街区,这个街区主要由军营驻扎。—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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