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

1990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出版的《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提出了信息富人、信息穷人、信息沟壑和数字鸿沟等概念，认为数字鸿沟是信息和电子技术方面的鸿沟，信息和电子技术造成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化。

1999年，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在名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定义：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指的是一个在那些拥有信息时代的工具的人以及那些未曾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鸿沟。数字鸿沟体现了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现象。这种差距，既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开发领域，也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特别是由网络技术产生的差距。数字鸿沟现象存在于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产业与产业、社会阶层与社会阶层之间，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当中，成为在信息时代突现出来的社会问题。（《新媒体概论》石磊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随后，数字鸿沟最早正式出现在美国的官方文件里面--1999年7月份美国官方发布的名为《填平数字鸿沟》的报告。2000年7月，世界经济论坛组织（WEF）向8国集团首脑会议提交专题报告《从全球数字鸿沟到全球数字机遇》。当年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数字鸿沟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问题。 美国“全国城市联盟”的技术计划指导Keith Fulton认为，必须落实培训和教育方面的投资，数字鸿沟并不仅仅指是否拥有计算机。历史上发生过“工业革命”，但许多国家在工业革命中各行其道，许多国家落在后面。

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文件，数字鸿沟指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全球发展和应用，造成或拉大的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差距。它的产生，从世界范围看，就是由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及信息化程度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所形成的信息不对称；从发展中国家看，就是由于地区、行业、所有制以及企业规模等差异，存在着的信息不对称。

在同一国家内部也存在着数字鸿沟。发达国家的国内分化表现在：

（1）阶层差异。据调查，美国年收入7.5万美元的家庭87%拥有电脑，68%的家庭上网，而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家庭中，只有7%有电脑，2%上网。

（2）种族差异。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家庭的电脑拥有率和上网率要比白人和亚裔低60%左右。

（3）行业差异。美国信息技术业工人的平均年薪比其他私营部门工人工资高85%，1992年至1998年，信息产业工人与其他行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差距扩大了1万美元。

（4）年龄差异。英国使用因特网的人口中有50%以上属于15~24岁群体，而这部分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5%，超过64岁的人口中每25人中只有1人上网。

（5）男女性别之间、城乡之间及不同教育背景人群的信息化差距也日益明显。

在中国，研究资料表明，数字鸿沟造成的差别正在成为中国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三大差别”之后的“第四大差别”，其本身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正在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网络用户虽然持续增长，但其普及和应用主要发生在城市，网络用户中只有0.3%是农民，城市普及率为农村普及的740倍。 ^[6]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我国的地形梯级分布相似，我国不同地区使用数字技术的程度也呈梯级分布，只不过方向刚好相反，表现为东部沿海城市数字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程度较低。无论是实际上网人数，还是上网人数所占人口比例，东部省区都大大超过中西部地区。

“数字鸿沟”一词是联合国和发达国家首先提出的，发展中国家接受了这一概念，将之作为南北对话的重要议题。但就情势看，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较为主动。

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发达国家对新科技革命及信息化的相关社会影响较为敏感，特别对国内"数字分化"有较强烈的感性认识及危机感。

南北“数字鸿沟”问题及南北差距的继续拉大，使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敌意和反感增加，对全球化的疑虑增多，这不利于西方推进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因而引起西方国家的担忧。

发达国家国内传统信息产品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大批信息技术和产品需要通过大规模扩散实现增值和升级，此时发达国家公司急需打开、创造和培育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产品市场。正如美国思科公司总裁钱伯斯所说“所有参与因特网革命和消除‘数字鸿沟’的公司最终也会享受到消除‘数字鸿沟’后带来的市场机遇”，可谓一语中的。

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数字鸿沟"问题缩小南北“数字鸿沟”，不是简单的信息化建设问题，必然涉及缩小南北整体经济差距、扶贫、减债、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不解决南方国家的贫困化问题，使之拥有进行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教育的基本条件，“数字革命”只能是空谈。“正在挨饿的穷人不可能靠数字蛋糕充饥”。

信息革命及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所带来“数字鸿沟”等问题是跨国界的，需要世界各国的平等参与、深入研讨、协商处理和共同管理。在信息领域新游戏规则的制订方面，由少数几个信息大国或国家集团说了算的局面是不正常的，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也不符合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缩小和消除“数字鸿沟”的努力，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常数字鸿沟可以分为接入沟和使用沟，即第一道沟和第二道沟。

两层可分为：1 国与国之间数字鸿沟（主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

2国内关于数字鸿沟的分化

三层可分为：1全球化 2阶层化 3 民族化

2020年11月24日，根据中国政府网的消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各部门聚焦涉及老年人的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切实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突出困难。 ^[2] 

发展中国家中有一半人口未打过电话，整个非洲的电话线路加起来才抵得上一个纽约曼哈顿岛的电话线长，芬兰一国的电脑主机数量要多于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拥有300台电脑。而发展中国家仅为16台。

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7%，但网络用户却占世界总量的80%。发达国家平均6.8人有一人为网络用户，而发展中国家平均440人才有一人上网。

全球90%的电子商务额被发达国家垄断。美欧发达国家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占全球信息技术总投资的75%。国际互联网全部网页中有81%是英文的，其他语种总共不到20%。

在全球信息产业中，中央处理器（CPU）的产量美国占92%，系统软件产量美国占86%。美国lT产业投资占全球总投资的41.5%。美国微软公司的"视窗"（WINDOWS）系统占据全球操作平台应用量的95%。

1999年美国因特网用户占全球因特网用户总量的一半以上，电子信箱占全球总量的58%，电子商务额占全球总额的75%，商业网站占全球总数的 90%。世界性大型数据库近3000个，其中70%设在美国，全球共有13台顶级域名服务器，有10台设在美国。

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的测算，美国信息能力的总指数约为我国的11.6倍。

2002年4月22日，美国Nielsen//NetRatings发表了有关2002年第1季度全球家庭因特网用户人口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中国的因特网人口为5660万，在各国因特网人口中名列第二，在亚太地区名列第一。

据该公司称，如果中国家庭因特网普及率能达到已超过50%的美国、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的水平，中国将成为非常有潜力的市场。据中国信息产业部透露，申请上网的新用户正以每月5～6%的速度增长。因此，如果这一增长率继续保持下去的话，3～4年后因特网就将普及到25%的家庭"（该公司）。

另外，由于中国只有35.6%的家庭安装了固定电话，因此该公司预测，如果安装固定电话的家庭增加，因特网人口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网络用户虽然持续增长，但其普及和应用主要发生在城市，网络用户中只有百分之零点三是农民，城市普及率为农村普及的740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大于东部。信息产业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到2000年6月底，西部农村固定电话普及率将仅为1%。在青海，还有21%的乡镇和65%的行政村不通电话。全国最后20%不通电话的行政村，绝大部分都在西部地区。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地域分布很不平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2年1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分布是华东（36.0%）、华南（24.3%）、华北（17.7%）、西南（9.0%）、东北（8.4%）、西北（4.6%）。排在最前五位的省（直辖市）分别是：广东（10.40%）、北京（9.80%）、上海（9.20%）、江苏（8.00%）、浙江（6.60%），最后五位是：贵州（0.60%）、海南（0.50%）、宁夏（0.30%）、青海（0.20%）、西藏（0.10%）。

2020年8月，一段“老人无健康码乘地铁受阻”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引发公众对于老年人遭遇“数字鸿沟”窘境的热议。

联合国秘书处公布的资料认为，通过信息技术和知识来创造价值的“新经济”是一种“富国现象”。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搭上了信息革命的头班车，在"知识权力"集中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重组和全球垄断获取“先行优势”，已经牢牢占据了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至高点。

广大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阶段，部分国家尚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时期，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发展中国家肩负双重发展重任，部分国家不堪重负，已经被边缘化。

知识经济的出现，使信息（知识）和人才成为生产函数中极为重要的内生变量，这客观上弱化了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普通劳动力、土地和资源优势，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南南合作的潜力。知识和人才有其流动性和聚集效应，发展中国家知识创新体制落后、能力不足，而本国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流失严重，遂在全球科技和人才竞争中处于下风。

信息技术和产业在发育初级需要高投入，背负重债和财政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无力承担大规模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而普通民众也无力支付高额教育和通讯费用，发展中国家在与信息秩序相关的规则制订过程中几无发言权和影响力。因此，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穷人被隔离在“数字鸿沟”另一边。南北国家“数字鸿沟”问题，是南北经济差距的产物，同时又加剧了这一差距，形成恶性循环。

美国的贫富差距自1973年以来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信息化进一步推动财富在信息技术所有者、企业家和金融家中的高速集聚，比尔·盖茨等网络巨子富可敌国，无缘或不能掌握网络技术的公民极易沦为赤贫或堕入社会底层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实及趋势，使社会不满情绪上升，不稳定因素增多。

位于鸿沟的更不幸运一方，就意味着更少的机会参与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在这种新经济中，更多的工作与计算机相关。这同时意味着获得较少的机会参与教育、培训、娱乐、购物和交流等可以在线得到的机会。

美国政府在其设立的"填平数字鸿沟"政府网站上指出了为所有美国人创造数字机会的重要意义：可获得计算机和互联网，并拥有使用这些技术的能力，对于充分地参与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人们正在利用因特网，寻求商品和服务的最低价格；在家工作或者创业，利用远程教学获得新的技能，在健康方面基于更多的信息而作出更好的决定。

使用这些技术对于工作是越来越重要了，而在迅速增长的信息技术部门工作，更可获得几乎比其它部门高出80%的报酬。

创造性的运用技术，同样可以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方式上造成很大的区别。在一些课堂里，教师使用因特网以跟上本专业的最新进展，和他们的同事交流授课计划，更多的和家长沟通。学生们则可登录国会图书馆，下载历史事件的原始文件，可以通过互联网，利用过去只有天文学专家才能使用的望远镜，探索宇宙奥秘；并且可以投身于更多的"边做边学"活动。学生们同时还创造了基于互联网的可供其它学生利用的大量学习资源--例如有关濒危物种，声音的感知，美国法官制度探索等网站的建立等等。这些都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贫困者因此有双重不利。他们无法及时获取可以改善自身处境的工作信息，无缘电子商务以及寻求最低价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良机。

经济学家埃瑟·戴森认为，互联网所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改变了权力的分配。工业革命以来的两个世纪里，人类追求的都是经济规模，比方说，大型工厂、大众媒体。而互联网的出现，开始让世界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互联网是一种让机会均等的新力量。

也就是说，未来的差别将在于能不能把握机会。以往没有人或者很少人有机会，但是当人人都有机会时，就很容易看出，哪些人拥有必要的智商与自发的驱动力去善用这些机会。造成差别的不只是智商而已，还有个性和想象力。凡是把握机会采取行动的人，网络可以提供给他们更多的力量。所以，一个人生来有多少财富、来自哪一个国家等等，这些因素在未来将越来越不重要，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将成为他未来有没有优势的决定因素。

世界经济论坛组织（WEF）2000年报告《从全球数字鸿沟到全球数字机遇》认为，我们应该更好的将注意力集中于"全球数字机遇"上。这将更有利于开展那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的行动，因为那是我们真正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向全球数字发展的转换的机会。

技术进步，政策改革，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竞争，一起创造了一个所有国家都能从这场信息革命中获得好处的境况。技术、速度、力量和可用性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增加，而费用却在降低；过去只有大的组织获得的能力可以被个人和小组织获得。这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加快经济发展的机会。

例如：因特网和相关的技术与服务能极大地提高包括农业、制造业和服务部门在内的公司的生产力和竞争能力；能创造新的报酬优惠的工作机会，等等。而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已经从这当中获得了好处。例如，小地方和个人企业家通过互联网向国内外销售当地的农产品和其他小商品。

但是，从实践上来看，除非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取实质性的有利的措施，数字机遇不可能完全实现。首先，从教育和财政政策到电信管理，电子商务等等，新的国家战略以及财政倾向应该建立起来。同时，国际社会应该承担起支持者的重要角色。在提供技术，资本，商业专家，贸易利润，技术援助以及其他相关方面作出努力。

缩小“数字鸿沟”，重要的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享用现代通信和网络基础设施，拥有大体平等的教育机会。在这方面，国际社会作出了一些努力。

1、“软件银行新兴市场”项目。2000年2月，作为缩小全球互联网发展的差距，国际金融组织与日本的软件银行合作，在100多个国家成立互联网公司。该项目通过5个方法来缩小数字经济的差别：

（1）覆盖几乎所有的新兴市场--将近100个国家将逐渐参与这个举措。在选定目标国家时，将着重考虑候选国家对互联网发展的决心，适量的电话覆盖率、广播和电视系统，以及能够使互联网得以发展的足够的设施和环境。

（2）与主要的互联网和网站结构技术公司进行合作。

（3）在各个目标市场与当地的公司及创业者进行合作。

（4）提供所需的风险资金。

2、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于2000年7月部长会议文件中，敦促各国政府把因特网和远程通信的费用降至人们能够承受的水平，向当地居民提供更多技术知识、创建更多公共接入点。文件还敦促各国政府开发使用本国语言、符合本国人民兴趣的网站。经社理事会已成为一个特别工作小组，研究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确保所有社区在2005年以前都能接入因特网，并保证每个人在半天路程内可上网的计划。

3、2000年7月本冲绳“八国首脑会议”通过《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文件提出了缩小国家间和国内民众之间信息技术发展差距的一些原则性设想，决定成立一个高级别的特别工作小组（DOT FORCE）。特别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相关的政策和规章制度，建设必需的网络系统，改善电脑通讯连接设施，增加上网机会，降低费用，培训人才，及鼓励参与全球电子商务网络。

4、2001年10月，上海APEC年会的部长级会议通过了《数字APEC战略》，明确提出：各成员国要采取具体和联合的行动实施数字战略，并充分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缩小数字鸿沟，迎接新经济带来的机遇。《战略》包括三个部分：1、创造加强市场结构和机制建设的环境。2、创造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发展的环境。3、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培养企业家精神。

5、2001年11月，在联合国成立了解决“数字鸿沟”的顾问委员会的建议下，成立了由30多人组成的联合国信息和通信技术工作组，我国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即是执行局成员之一。安南说，这一工作队所面临的严峻任务是如何在全球推广新的科学技术，确保广大贫困人口能够从中受益，并使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能够为实现促进发展这一战略目标服务。

6、2002年3月18日～27日，国际电信联盟（ITU）召开第三届世界电信发展大会，本次会议以"数字鸿沟"为主要议题，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本届ITU世界电信发展大会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1500名政府高级官员、私营部门人士以及国际和地区性组织的代表，他们共同制订一个旨在填平数字鸿沟的战略计划。必须解决数字鸿沟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美国 1998年美国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拨款达510亿美元，其目的是：使每个8岁的儿童能独立阅读，12岁的学生能借助国际互联网学习，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每一间教室、每一个图书馆和每一个儿童。2000年2月，美政府公布“从数字鸿沟走向数字机遇”的报告，指出美国消除数字鸿沟的重点在于专业技术平民化、技能培训和网络内容实用化。在政府鼓励下美国许多高技术公司已经在实施填平“数字鸿沟”的工程。

英国 2000年10月上旬，英国财政大臣布朗宣布了一项“缩小数字差距”计划。提出要为贫穷社区免费提供因特网接入点，免费提供信息技术培训，为低收入家庭提供10万台二手电脑。为了实现 "在5年内使每个英国家庭都能上网"的计划，他颁布了几个重要措施：在全国建立超过700家的互联网接入中心（IT access centers）；对那些愿意为雇员租借计算机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培训课程为网络新手提供85%的折扣；提供10万台整修过的计算机，以便低收入家庭低价购买或者租赁；在2002年之前，把互联网接入英国所有的学校和图书馆等等。

法国为追赶世界信息产业前进的步伐，法国政府于1998年1月出台了大力发展网络的计划，决定投资60亿法郎（1美元约合7.2法郎），鼓励和扶持信息产业，使法国迅速与国际接轨，向着创造一个人人享有信息的社会大步迈进。政府认为，“网盲”就是未来社会的新文盲。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包括纳税等活动在内的行政管理电子化；通过网络向企业和个人发布各种信息；向公众免费提供各类可查阅数据和资料；为各类学校配备电脑，保证学生上网；多次降低电话费，对上网用户提供各种优惠；每年定期举办因特网节，向各阶层人士普及因特网知识等。

承认数字鸿沟的存在，这是全世界共同的观点。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全球化、信息化当中，民族国家在世界格局中如何占据一定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里，民族国家至少看来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就必须考虑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否则，讨论数字鸿沟问题的基础便不存在了。

我非常同意朱厚泽前辈的观点，信息文明有二重性。工业文明表现为英国化，信息文明表现为美国化，美国化的信息文明是向全球渗透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另一方面它的文明以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好的文明肯定应该接纳，我们当然应该尽快使自己的国家跨越数字鸿沟。同时，对文明扩散中以恶的形式的表现，我们可以坐下来谈判，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讨价还价。

人们日益意识到，将来地理意义上的世界地图将让位于以知识等级划分的世界地图，国家之间的鸿沟将越来越大，越来越以知识衡量财富，从而造成社会冲突越来越大。因此，政府应采取各种办法缩小这种差距。今年以来，政府开始谈数字鸿沟问题，但仍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时代的看法有错位，仍是以物质产品的数量来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我们急需建立一套对各地信息化的指标进行衡量的体系。今年以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网络公司开始与国家有关行业资源结合并真正形成一种产业。但这方面其实国家并没有意识地进行这种资源的积累和整合。

互联网实际上就是一场实验，当你在网上乱逛的时候，你的需求已被人了解和把握，这是最为可怕的，然而中国的产业部门是否已真正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网络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重新划分的过程。

谈数字鸿沟不能忽视另外一个鸿沟，即权力鸿沟。中国的现实是怎样的?实际上是数字资本主义和黑帮资本主义相互交错其中,黑帮资本主义是更加触目惊心地存在着的现象。权力的不公正是造成中国贫富鸿沟的实际原因，而不是数字鸿沟。就中国而言，数字鸿沟更多表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整体信息化状态的差距。

当我们的经济学家讲“西部开发要网络先行”的空话的时候，不解决制度问题，不正视中国黑帮资本主义的问题，西部开发将会成为一部分官僚瓜分国家资源的又一种说法。黑帮资本主义是在私有化进程中，一些人将公有财产直接转换为个人财产结果。私有化仍是一次权力的瓜分，与普通百姓无缘。这个暴富阶层与低层百姓之间的鸿沟正在加大。这将导致中国在现代社会面临整合的危机。所以，要解决数字鸿沟，就不要以数字鸿沟为名，忽视了中国另外一个现实情况，那就是权力的鸿沟，因为它造成的不平等是更大的不平等。

我们看到数字资本主义也对权力鸿沟进行了冲击和消解。数字资本主义是什么?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去年中关村曾有一牌子上写“全世界计算机联合起来，Internet一定要实现”，这句话其实道出了这样一个现实：美国通过养老基金、退休基金形成群体资本，再通过这种群体资本向周边国家投资。这样全世界资产者通过数字化都联合起来了，而无产者好像倒未联合起来。全球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变成福利国家，变成知识社会?就是因为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平等的鸿沟降到最低限度。蓝领工人已成为知识工作者，资本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所谓数字资本主义是以一大帮群体资本为背后支撑的。

以数字手段进行渗透的群体资本主义表现在中国就是外资的进入、网络的兴起、电信市场的开放。这其中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规则。

面对数字鸿沟，我提出一个概念叫数字漩涡。这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如何吸纳全球的资金、技术形成数字漩涡，然后实现跟美国等国高科技领域的互动，而且尤其要发挥华人的力量。

今年政府做的八大网站，只是在新闻上提高竞争力，其实这是没有抓到问题的实质。政府应该建立一种成熟的民间的投资体制，使整个中国的民间资源向高科技倾斜，做出一个比较高的门槛，这样，当国外资本进入的时候，有谈判的余地。我们甚至可以采取官督民办的形式，政府出让资源给民间，民间采取一种有比较清晰产权的，有制度保障的体系来整合这种资源。

八国首脑会议结束后，以日本富士通和东芝为首的全球电子商务企业对话协会成员提出要为非洲50万个偏远村镇提供数字接入等。这些公司勇于承担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重任其实还是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他们确信只有帮助大多数国家成为“网络经济和社会的正式参与者”，才能拓宽公司现有的市场规模。正如思科公司总裁钱伯斯所说，“所有参与因特网革命的公司都有机会去消除这场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鸿沟，同时它们也会最终享受到消除数字鸿沟后所带来的市场机遇。”

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认真对待数字鸿沟的风险，积极通过改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来使每个人分享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革命所带来的机遇。

一位世行高级官员曾经指出，低收入人群和国家若想分享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革命所带来的机遇，除了需要获得相关的高质量教育外，更为主要的是还需拥有能确保平等享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在国内，网通最近业务十分繁忙，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实达要专门关注硬件业，说明厂商们看到了基础设施市场的美好前景。

由此可见，数字鸿沟实际上是一种创造财富能力的差距。中国如何抓住机会实施方法得当的技术融入，跳过这一差距，直接进入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领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但是如果这种融入进行不当，我们就可能完全错过机会。填平数字鸿沟：消除中国数字鸿沟的思考与对策

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文件，“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系指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全球发展和应用，造成或拉大的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差距。从发展中国家看，就是由于地区、行业、所有制以及企业规模等差异，存在着的信息不对称。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数字鸿沟成了世人关注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竞相发展和提高信息技术水平，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以尽快提高国家信息能力，从而提高国家综合国力，以便在21世纪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政府把发展信息产业提升到战略地位加以考虑，提出在“十五”期间将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提高信息能力，消除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我们在致力世界和平与发展、国家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严峻事实。 “因特网的使用能力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不同国家、人群在数字化经济时代发展的差距，在这方面的差距将导致数字鸿沟”。先看南北差距，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拥有300台电脑，而发展中国家仅为16台。而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7%，但网络用户却占世界总量的80%。发达国家平均 68人有一人为网络用户，而发展中国家平均440人才有一人上网。在因特网作为全球数字化经济的载体正在全面地对社会经济结构、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管理行为和交易方式、管理体制等诸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的今天，全球90%的电子商务额被发达国家垄断，发展中国家只占10%左右的份额；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活动的产值已经超过GDP的50%或接近50%，对GDP的增加值更是远远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

中国的数字鸿沟问题也十分严峻。从国际范围来看，中国信息化水平很低。中国国家统计局1999年曾对世界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能力进行测算（见表1）。结果发现中国的信息能力指数与美、日、澳等信息发达国家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中国得分仅为6.17，仅为美国的 8.6%，日本的8.82%。中国信息化水平较低，将影响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并且不利于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与加强。

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新一轮“赛跑”中，南北方国家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赛跑”的结果也只能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不平衡是造成南北国家间数字鸿沟的根本原因。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不平衡秩序在知识经济时代依然没有改变。北方国家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继续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利用对高科技的封锁，使发展中国家很难找到实现“后发优势”的技术平台，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对外贸易时长期处于不公正的、依附的和被剥削的境地。在这种境况下，通过信息技术和知识来创造价值的新经济只能是一种“富国现象”。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搭上了信息革命的头班车，在“知识权力”集中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重组和全球垄断获取“先行优势”，已经牢牢占据了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制高点。由于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风险投资的高回报率，发达国家过剩资本转向内部投资，刺激了国内金融市场的繁荣。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阶段，部分国家尚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时期，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发展中国家肩负双重发展重任，由于外汇拮据、知识和人才的匮乏，没有能力推进信息技术的普及工作、提高因特网应用水平以及建立和利用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E-business)和电子社会(E-society)而被边缘化。并且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穷人被隔离在数字鸿沟另一边。所以，不解决南方国家的贫困化问题，使之拥有进行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教育的基本条件，数字革命”只能是空谈，消除数字鸿沟只能是现代神话，因为正在挨饿的穷人是不可能靠数字蛋糕充饥的。

一个国家内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间存在着经济水平之间的差异性是造成一个国家内部数字鸿沟的重要原因。在美国，贫富差距自1973年以来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信息化进一步推动财富在信息技术所有者、企业家和金融家中的高速聚集，比尔·盖茨等网络巨子富可敌国，无缘或不能掌握网络技术的公民极易沦为赤贫或堕入社会底层。位于鸿沟的不幸一方，就意味着更少的机会参与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在这种新经济中，更多的工作与计算机相关。这同时意味着获得较少机会参与教育、培训、娱乐、购物和交流等可以在线得到的机会。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地区间推进信息化经济条件的巨大差异和不同地区居民之间接触数字新媒体机会的严重不均。所以要消除一国内的数字鸿沟，必须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以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来缩小国内的数字鸿沟问题。

其他一些社会因素也会对数字鸿沟产生深远影响。1998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Closing Digital Divide”（消除数字鸿沟）的发展目标，试图通过大众媒介和其他手段来普及计算机和因特知识，改善低收入人群的受教育条件。然而，后来对公众利用电视媒介实际效果的研究却发现，这方面的工作并不成功。因为克林顿政府普及计算机和因特网知识的努力，的确在低收入和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体产生了传播效果，但是对大众传媒中传播的计算机、因特网知识接触和利用最多的，还是那些相对富裕的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以缓解受教育不平等为目的的大众传播活动，实际结果却是扩大了两者之间的数字鸿沟。造成数字鸿沟的社会因素包括：（1）传播技能上的差异；（2）已有知识存储量的差异；（3）社交范围的差异；（4）信息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的因素；（5）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

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消除南北国家间的数字鸿沟将无法实现，因为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将进一步稳固北方国家经济、技术方面的优势，在整体上扩大与南方国家间的数字鸿沟。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并非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信息革命对那些基础较好并针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他们完全可以抓住数字机遇，在信息革命中取得较大进步，实现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数字鸿沟的目标。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对数字鸿沟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关于“十五”发展规划的建议书开篇就明确指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消除式发展”。中国消除或缩小数字鸿沟的具体对策，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加强落实，理性消除数字鸿沟。

要理性消除数字鸿沟，须要做到以下几点：（1）要加强核心技术的科研和开发。数字鸿沟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往往是由于核心技术的差距形成的，并且由于信息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国防、安全战略地位，积极研究核心技术，尤其是计算机、通信和微电子技术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显得尤为迫切。在具体实践中要加大资金、人才投入，提供制度保障和促进，发挥“后发优势”，形成集团整体推进，尽快追赶甚至超越国际领先技术。（2）要加强信息化推进制度建设。我国目前的制度建设与大力发展信息化之间具有相当的差距，只有技术领先，没有制度保障和推进，信息化依然很难推进，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国有企业占据最重要地位的大环境下，政府在推进信息化中的作用相较于国外，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推进信息化方面，政府需要从宏观上加以引导，综合规划发展布局，保持适度超前的发展战略以及信息化制度的稳定性和统一性。（3）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可信息化程度。信息化发展是国家的大政方针，是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推进信息化必须站在产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调整多个产业的关系，全面、整体推进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另外，根据不同的地区的不同状况分地区分阶段逐步实施信息化推进战略，避免盲目跟风，盲目发展。

第二，大力借鉴国际通行的政策，参考他国成功举措，走中国特色的信息化之路。

第三、积极响应和参与国际组织为缩小和消除数字鸿沟方面的工作，并为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而斗争。

问题是存在一道数字鸿沟。首先，这里是否存在着一条沟？这是一个事实判断；第二，怎么会形成这条沟？原因在哪里？这是科学分析；第三，这条沟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不好？这是价值考虑；第四，有没有可能和办法减少或者消除这条沟？这是对策考虑。这也许是我们这次会议“关注数字鸿沟：公众理解信息技术高级论坛”所关注的问题所在。这里既存在许多观念概念上的理论问题，也有许多实践层次和操作层面上的问题。

其实，早就有人担扰，信息革命和信息化可能将带来一个贫富严重两级分化的世界，并将进一步拉大全球的南北差距，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社会不均现象。随着数字化过程的加速，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已经并将会继续加剧，马太效应更加明显、突出，这就是数字鸿沟，而且还在加大的数字鸿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实系主任迈克尔·德图佐斯在他1997年著的《未来将是什么：信息世界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What will Be How the New World of Informatiou will Change Our Lives)一书谈到信息造成或贫富差距时说：“一个富有的国家有一揽子丰富的经济商品和服务。因此，它高度重视信息和信息服务的价值，原因是有那么多商品是由它们导致的。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电脑硬件和软件以及组织内部进行的信息处理大致构成GNP的10%。在孟加拉国，这个份额远低于0.1%-相差 100倍。”

可以相信，不发达国家的状况大致如孟加拉国相仿，有的甚至差距更大。这种差距大家都看到了。情况更糟的是，这些不发达国家在能够考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之前，更需要解决基本的居住、生存和交通的基础设施。对他们来说，奢望跳过工业阶段，从农业阶段直接跃入信息阶段，简直是不可能的。

所以结论是：如果信息市场放任自流，便将增大富国和穷国、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也即是数字鸿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为不使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必须提出具体的倡议和计划，能让穷国更多地得益于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八国首脑会议通过《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提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消除信息差距。可消除差距，富国和富人应当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穷国和穷人发展信息技术的，并从中受益。不重视这一点，贫富差距就将扩大，也将加剧鸿沟两边的人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对和平与发展极不利。但是，消除数字鸿沟要完全靠富国和富人无偿地支援穷国穷人也还有许多问题。例如，发达国家发明一种治疗艾滋病药物，需花5-7亿美元，3-5年时间，从10000多种可能的药物中最后得到一种药效好的药物，要投资商白白送给穷人，投资商本赢利的目的就达不到了。所以要全靠发达国家援助是很难的。数字技术的开发也有相同的情况。关键要靠穷国和穷人自己的努力。

首先，在中国组织机构的文化与实施信息与通信技术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矛盾。中国的组织机构模仿家庭模式，实行家长制，在具体操作上存在严重的权力分配不平等，叫“权力距离维度”(Power distance dimension)，由于信息与通信技术会增加透明度，从而会对高层人员构成威胁。这种文化上的积淀影响高层管理，对信息关注产生不同的态度。从而影响到文化内容的传播。这里存在着一个体制、机制以及文化环境的差异问题。

其次是缺乏技术工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双重性，一边无技能的劳动力大量过剩，一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严重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短缺不利于技术转让和技术扩散。由于我国追赶发达国家的愿望十分强烈，引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是国外最先进的，但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低，组织结构又不合理，难以真正发挥最新技术和设备的作用。

第三是组织结构制度和管理技能。“中国的组织机构中缺乏合格的有能力管理者，这仍然是在公司中促进和扩散信息与通信技术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引进的先进技术与组织内部低水平的管理技术之间非常不匹配。难怪王选教授多次强调：“中国现代化最缺乏的是管理现代化”。朱镕基总理多次指出：“管理科学是兴国之道”。这里首先还有历史的原因，我国经济基础差，起步晚(相当于一个小孩刚学步就要参加百米赛跑一样难)。这里所谈的原因是当前阻碍着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数字鸿沟有消除或差距的缩短。克服阻碍需要作各个方面的努力，但有一个基础性的方面是学习和创新。虞有澄在他的《我看英特尔》一书中的前言用的就“无尽的成长与学习”，结论是“学习——成功之道”。他的体会是：“永无止境的学习，追求技术创新的极限与勇于尝试错误是多么重要！”北大王选教授体会更深，他总结出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是“高科技产业的基础是在于学习和求变”。“学习与求变”就是“学习与创新”。(王选：虞有澄著《开创数字化未来》序三)，学习创新“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是知识经济成长的基础”。

2003年上半年，严重的全球性突发事件连续出现，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差距继续在扩大，发人深省。

伊拉克应对美英联军的战争，是一场很不对称的非常规战争：美国步兵师的装备全部数字化、信息化，具备很强的制空能力；而巴格达城外壕沟里燃烧的石油，就像乌贼吐放的墨汁，成为临阵脱逃的迷雾。

全球性的“SARS”病毒——另一场突如其来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英格尔4、5月份全程考察北京、广东等地的疫情后，认为我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存在着包括缺乏公共卫生专业化队伍、疾病监测报告体系比较落后、数据分析迟缓和实验室控制能力不足等主要问题。

第三个全球性突发事件是西太平洋岛链中日本、菲律宾和印尼连续发生地震。尤其是5月26日18时仙台海域的7级地震，袭击了半个日本。与1995年神户里氏7.2级地震，造成大约6400人丧生的灾情相比，此次应对震情，日本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防灾救灾信息系统。这也证明日本在地震灾害方面已经具备较高的应变能力。

诚如中央党校战略室段培君主任所说，这些突发事件，不仅让我们从体制、机制的层面上进行反思，同样也在深层的观念上进行反思：知情权也是生存权。获取、了解信息才能维持生存，只有知道实情，公众才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4月20日是我国迎战非典突发事件的转折点。从当时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老百姓第一次从正规渠道得知当时北京“山雨欲来”的严重疫情。坦承失误、吸取教训，伟大的民族精神立刻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中央、地方政府和群众群防群控，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有力政策和措施，稳定了局面。

接二连三的全球性突发事件对人类绝不会仅仅是损失，至少是又一次暴露、一个警告、一个推动、一个契机。它们再一次证明了信息时代的严酷：谁掌握信息，谁就更加安全、富有；谁失去信息，跌进“数字鸿沟”，谁就更加贫穷、被动。

应变能力来自长期的科学积累和储备。没有基础研究和基础性数据作为应对突发事件的科学储备，临渴挖井，难免会延误了事情。回顾199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投资2000万元，组建“中国高速互联试验网”，在北京设置了6个节点，并与国际第二代因特网互联。如果能够进一步与中国科学院100个所和教育部100所大学的节点沟通，就可以形成一个全国性跨部门的研究实验平台，57位院士曾为此提过建议。

我国大约有180多个卫星与航空遥感应用机构和400多家地理信息系统公司，70多所高等院校设置了地理信息系统专业，逐步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地球信息科学专业队伍。经过3个五年计划的整合，正在努力朝着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指导，以并行计算、网格计算等信息科学新技术为依托的学科体系。

中国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和创新能力并不差。例如，在网络向宽带、综合、数字与智能方向发展的，北京邮电大学李道本教授发明的移动通信码分多址 CDMA 的方法，不但申请了中国和美国专利，而且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备选方案。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都受控于美国高通公司的专利，唯独LASCDMA系统能独辟蹊径，不受控制反而更优越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可能存在10年至20年的差距，但事在人为，李道本教授对网络信息安全的努力说明：突破全球化信息的垄断是很有可能的，跨越“数字鸿沟”、缩小差距是大有希望的！

数字鸿沟是一个信息技术的鸿沟或者信息技术普及的鸿沟。数字鸿沟的概念应该更深一些，它不仅仅是信息普及的问题，可能更大程度上是国家新经济发展中的鸿沟，是我们能不能赶上去的问题。第一个是想探索一下数字鸿沟后面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第二个问题，是想探讨怎么解决数字鸿沟的问题。我觉得数字鸿沟问题的背后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首先，我们觉得数字鸿沟是一种信息交流中间存在的鸿沟，或者说它是一个"比特流"的鸿沟。在信息交流这个范畴之内，它和我们的物质流是不同的。我们知道物质的流动符合从高密度到低密度这个方向。但是，信息交流要求交流的双方的信息是对称的。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之下，是没法进行很好的交流的。

比如说，为什么对牛弹琴不可能呢？因为人和牛没法交流。只有两个知识水平相近的人，他的交流力度才是最大的。因此我说信息交流必须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规律。

第二个方面，我认为数字鸿沟是个经济现象，它符合网络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而网络经济的发展，存在一个"双拐点现象"，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增长中，它有第一个临界点，只有达到第一个临界点，才可能有爆发性的增长。到第二个临界点的时候，增长会开始缓慢下来。数字鸿沟存在这种现象，如果你达不到一个临界点，我们的网络产业或者网络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你想填平数字鸿沟，不可能有办法。这是第二个规律。

第三个方面，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的鸿沟。我们在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上与先进国家之间存在问题，我们说它也是数字鸿沟。在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问题上存在一种"马太效应"，学习越好的，越爱学习，创新越好的人，越追求创新。创新不好的地区，学习能力弱的人，也都不喜欢创新和学习。这种"马太效应"非常明显。

我们认为数字鸿沟后面有这三条基本性的规律。在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也应该有一些办法需要提出来请大家注意。我们简单地把数字鸿沟分为三类，一个是国家间的数字鸿沟，一个是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一个是人群间的数字鸿沟。解决这三种鸿沟的办法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认为消除国家间的数字鸿沟的办法是应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数字化起来，而不要急于去填平它。就像我们设立经济特区一样，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要消除国家间的鸿沟，首先应该扩大这个鸿沟。我认为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为什么？

我们知道，最近美国《商业周刊》在全球评选了9个将来最有希望诞生新经济的城市，其中发展中国家评了两个，一个是我们国家的苏州，还有印度的"班加洛过"。他为什么评选苏州为中国将来新经济的一个增长点呢？一个地区，特别发展中国家的地区，要成为新经济的增长点，成为向国际标准靠拢的地区，可能有这么几个条件：第一，自然环境比较好，我们知道新经济需要有好的自然风光，风光可留人；第二，需要法制环境比较健全的地方，不仅科技是生产力，法制环境也是生产力；第三，智力资源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认为要解决国家间的数字鸿沟问题，首先应该培育出几个这样的地区来，由这些地区和国际接轨，才能减少国家间的数字鸿沟，这是我们第一个看法，就是让一部分人，一个地区先数字化起来。

其次，解决地区间数字鸿沟问题的办法，我们认为恐怕要靠政府的作用。因为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任何一种产业、一种新经济产业的发展，都要在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才有可能进入爆发性的增长。

上午侯自强先生说到网通的发展，可是如果达不到一定的用户，网通也没有办法发展很快，这个临界点或者临界用户的数量，我们认为应该由政府来培育，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觉得在解决地区间数字鸿沟的时候，政府应该通过转移致富，或其它一些财政方面的政策，帮助一些不发达地区发展网络经济。

第三，我们觉得解决人群间的数字鸿沟，恐怕要靠科普和教育。这就是上午各位专家谈的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应用等各方面的问题。

总之，我认为数字鸿沟问题的解决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而且不应该有统一的模式。它更多的是一个经济现象，不是说政府引导引导就轻易能解决的。政府引导应该引导到比较恰当的地方，而且应该以市场经济规律来引导，不是简单地搞一个两个计划或搞一个两个什么指标就能完全消除。以后这些计划和指标恐怕都会浪费。因为，信息技术发展特别快，五年的时间太长了，会发生很多事情，我们既要赶超，又要防止浪费，这是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时需要注意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