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我现在接见几百万青年人，将来在这里面是会出人才的，会继承
我们的事业。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见到
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
话说1966年10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插话说：
“你们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承认了还能工作吗？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有4个孩子，分为4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
说罢，他问刘澜涛：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回答说：
“回去看看再说。”
“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
毛泽东转向周恩来，问会议的情况。周恩来说：
“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泽东又问李井泉：
“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笔者注）怎么样？”
李井泉回答说：
“开始不大通，后一段较好。”
毛泽东说：
“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5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28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17年，文化革命只搞了5个月，最少得5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他点燃一支烟，问李先念：
“你们今天开得怎样？”
李先念说：
“财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说：
“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明天我要出国。”
“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插话说：
“大权旁落。”
毛泽东说：
“这是我有意大权旁落。现在到处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一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1959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1962年，4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忽然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4个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6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1938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1953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
周恩来插话说：
“李立三思想上没有改。”
毛泽东继续说：
“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
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1949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
康生插话说：
“‘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泽东说：
“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志们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闹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17天会，有好处，像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思想工作。斯大林在1936年讲阶级斗争熄灭论了，1939年又搞肃反，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
聂荣臻插话说：
“这个人很懒。”
毛泽东继续说：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真正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插话说：
“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
毛泽东说：
“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5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毛泽东所说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大字报，是指刘建勋于8月19日在郑州大学宣读的致郑州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明确地表明了他支持郑州大学党言川等学生少数派的革命行动的态度。毛泽东接着问道：
“聂元梓现在怎么样？”
康生说：
“还是要保。”
李先念说：
“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
“对！”
毛泽东说。周恩来在谈到大串联问题时说：需要有准备地进行。毛泽东说：
“要什么准备，走到哪里没饭吃？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万晓塘于9月16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有人故意谣传他是“服安眠药自杀身亡”——笔者注）以后，开了50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10月24日晚，毛泽东对陈伯达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作了批示，他写道：
即送陈伯达同志，该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册子，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最少有1本。
毛泽东 10月24日23时
10月25日，毛泽东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写道：
“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10月25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一个是文化革命应该怎么搞法。也就是说，要不要搞文化革命，怎么样搞文化革命。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我着重讲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这个会开了17天了，开得很好。这个会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会实际上是十一中全会的继续，是进一步搞清楚两条路线的问题。
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的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原来是准备搞3天，以后搞7天，现在搞两个多星期。越开，情况也就越清楚，思想也就越清楚，就更能够掌握毛主席的路线，把这条路线坚持下去。所以，这是很必要的一个会。
两头的劲头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广大群众轰轰烈烈，从学校到社会，从文化的领域影响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方面，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还挖出很多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破获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出了很多武器、电台、黄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确实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这是一个深刻的大革命，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变化。毛主席的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得到很大的宣传，很大的普及，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的教育，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很大的。经过这次运动，不少青少年可能培养成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社会生产，并没有如某些同志所担心的，要受破坏。恰恰相反，生产还是增加。按理，文化革命是应该促进生产的，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
这个运动在世界上树立了史无前例的榜样。对于反对修正主义，中国这种做法很有示范的作用。”
10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17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9、10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6月、7月、8月、9月，现在10月，5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28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1921年起到1949年，21、31、41到1949年，28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28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17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5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自从去年11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11月、12月，今年1月、2月、3月、4月、5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5月16，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么，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4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10个书记，就要有7个或者8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2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4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4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150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17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10月25日晚上，华灯高照，长安街上行驶着几辆红旗轿车。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驱车赶到钓鱼台，向毛泽东汇报有关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情况。
毛泽东在他们的汇报中，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他对靶场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感到十分满意，说道：
“古今中外，前所未有啊！”
他又问聂荣臻：
“还是你去现场主持发射吗？”
聂荣臻说：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就坐飞机去。”
“好，你是一贯打胜仗的，常胜将军嘛。”毛泽东说着笑了起来，他又说：“不过，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这次让你去要准备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搞试验嘛，哪有不冒风险的。”
10月2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经过毛泽东审阅的题目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他说：
“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当官做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
“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陈伯达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
10月27日，钱学森协助聂荣臻现场指挥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9时，核导弹起飞，9时9分，经894千米的飞行，核弹头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靶区上空569米的预定高度爆炸，爆炸威力为1.2万吨梯恩梯当量。
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国家在本国国土上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能用于实战的核导弹。到这一年为止，中国一共爆炸了5颗原子弹。
10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顺利结束。
陶铸在会后曾说他是在毛泽东的司令部里工作的，还说他自己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人将这个话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连声说：
“他讲这些话也不害臊！他算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
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
1966年11月3日，是毛泽东第6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日子。
此前，河南省南阳地区的红卫兵代表团1000多人，分乘几十辆插满红旗的大卡车，一路笑声一路歌，奔赴许昌火车站，在那里换乘火车，向着北京飞驰。他们在丰台火车站改乘大卡车，不久，便欢天喜地进入了首都北京。当他们路过长安大街首次望见巍峨的天安门城楼时，东方天际已经呈现出了一抹红霞。煤炭科学研究院招待所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的这一批客人。这些出身于农村和小城镇的红卫兵小将们，感受到了无比的荣幸和温暖。
11月3日一大早，河南省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拿着分发的面包和水果，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天安门广场出发了。他们一到东长安街事先划定的位置上，就被广场上人的海洋、旗的海洋、歌的海洋感染了，大家无比兴奋地放开喉咙，唱起了那最熟悉的旋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上午近11时许，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了一个女播音员那清脆激越的声音：
“毛主席来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广场上立刻响起了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泽东在城楼上同其他领导人一一打招呼，还特意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问候了他夫人和孩子们的情况。刘少奇作了回答，并向毛泽东表示：
“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
毛泽东说：
“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林彪代表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进行这样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实行这样的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就要采用各种形式复辟，剥削阶级就会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
这样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也完全必须实行。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于互相商量，不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不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不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可能达到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教，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时刻终于到了，河南省代表团的红卫兵有幸作为距离天安门最近的第一路纵队，欢呼着由东向西挺进，来到金水桥边，非常清晰地仰视着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只见他老人家身着绿军装，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微笑着向广场上的人们挥手致意。林彪站在他的身边，手举《毛主席语录》，来回舞动着。周恩来站在毛泽东的另一边，满面笑容。江青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她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走到这一端，显得非常兴奋。刘少奇则面无表情地站在后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
看着亲切而又慈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人们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谁也不想再往前走了，跳着，欢呼着，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淌。突然，毛泽东将右手一挥，高喊了一声：“人民万岁！”老人家的呼声，像一道召集令，前边已经走过去的队伍又折转了回来，后边的队伍也拥了上去。
“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领袖的声音和百万红卫兵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这一首震撼人心的交响乐，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久久回响着……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休息的时候，“我就对主席说，你已经那么多次接见红卫兵了。现在天气也转冷了，是不是可以暂停下来了。主席听后说，他年轻时候，在广州见过孙中山，那情景使他终生难忘。他觉得孙中山是个很谦虚的人。后来孙中山对他很重视，很信任，安排他当了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委和代理宣传部长。他对孙中山也很尊重，说他这辈子做事情都要对得起孙中山。他又说，列宁去世得过早，在苏联的青年人中见到过列宁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见到他，将来好继承老一辈的事业，革命到底。他说，接见那么多的红卫兵，不能休息，一天下来，确实很累，回去后躺在床上脚还痛。但是我还是要接见。我们将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中间能出人才，我们的事业靠他们继承了。我说，他们都还是些小孩子。他说，对了，我们今天的事业不都是靠当年的那些小孩子干的吗？我现在接见几百万青年人，将来在这里面是会出人才的，会继承我们的事业。他还说，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见到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主席说得很诚恳，我们听了都很感动。”
11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林彪和周恩来。黎笋在谈话中说，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所给予的巨大援助。毛泽东重申，中国将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11月9日，是毛泽东第7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一天，不少人对周恩来安排的场面有些担心，叶剑英也提出了安全问题。他说，要给毛泽东搞一套防弹服穿上。汪东兴表示反对。叶剑英还是坚持弄来了一套防弹服。汪东兴只好把它送到毛泽东的住地游泳池，他说：
“主席，我受叶剑英同志的委托，给你送这个防弹服。”
毛泽东摆摆手，意思是赶快拿走。他说：
“如果说你们怕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人民群众不会搞我的，坏人想搞我也搞不了。”
11月10日上午10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第一批150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泽东的检阅。这次检阅进行得非常缓慢，红卫兵为了多看一眼毛泽东，在走到金水桥前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打漩涡来回走。为引导红卫兵西进，毛泽东不断地沿着检阅台往西走，手挥军帽，示意他们不要在天安门前逗留。这种渐进式的接见，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毛泽东在天安城楼上整整站了6个小时。
11月11日，毛泽东又进行了第7次的第二批接见。这次是把50万红卫兵安排在天安门广场（留出通道）及东、西长安街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
中午12时许，红卫兵队伍已全部进入指定位置，排列就坐于道路两侧。
下午1时许，北京卫戍区和市公安局联合检查小组的一辆敞篷吉普车从东向西缓缓行驶，检查路两侧红卫兵的队形情况，并用高音喇叭广播应注意事项。不久，又有一辆中央警卫局的敞篷吉普车从东向西检查了一次。
下午2点20分，中央警卫局的吉普车从西向东返回，车上播着东方红乐曲。吉普车后面相继有两辆满载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的大解放车。解放车后面是毛泽东的车队。毛泽东站在第1辆敞篷车上。他身材魁梧高大，穿着绿色军棉大衣，带着军单帽，红光满面，右手不停地挥动。第2辆车上是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刘少奇站在第4辆车上，面孔黑瘦，无精打采。
红卫兵们看到毛泽东的车过来了，挽着胳膊站了起来，仍然保持着队形，欢声雷动。
毛泽东乘车到了天安门，稍事休息。他对一些负责人说：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尔后，他又在广场上近距离地检阅了红卫兵。
检阅开始了，毛泽东站在敞篷汽车上面对着红卫兵小将们，紧紧抓着麦克风，喊道：
“同志们万岁！”
第7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问周恩来：
“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
周恩来回答说：
“你不接见他们，他们不走啊。”
毛泽东又问：
“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
周恩来说：
“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
他建议在11月25日接见150万，26日接见100万。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乘九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毛泽东同意了，他说：
“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11月12日，刘少奇出席了首都群众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他和一些朋友交谈的时候，还开了个玩笑，他说：
“将来我当个孙中山总可以了吧？”
有人马上将这话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哼”了一声说：
“我们这些人哪个能比上孙中山先生呢？他的功劳要比现在一些共产党人大得多。他是一个千秋永在的伟大人物。有些人呢，连根草都不如。”
这一段时间，刘少奇还多次对人说：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不参加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决不过问了，怎么还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呀？”
王光美也曾经对人说：
“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检查还是很满意的，是经过了主席批准和审查的，少奇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一心一意地想把工作干好，却犯了错误。毛主席那时经常不管事情，中央的大事都需要少奇来决定。”
王光美还对一些工作人员说：
“就算我们过去有错误，现在也轮不到这样来对待我们呀。这样对待我们，还不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11月1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要求来京人员迅速回原单位工作、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陈毅在讲话中说：
“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有什么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我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39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作为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多大错误，做多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
徐向前在讲话中说：
“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
“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不要当圣经念。”
他还说：
“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件事我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张春桥关于处理上海“安亭事件”的汇报。
早在11月6日，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为首的上海11个工厂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在北京南下的“三司”红卫兵和上海的红卫兵帮助下，在“首都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大约有10余万工人参加了大会。上海市委的曹荻秋请示陶铸后，对“工总司”的成立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方针。这一决定得到了正在养病的陈丕显的支持。上海市委的“三不”方针激怒了“工总司”，“工总司”认为这是上海市委故意“压制革命造反”。于是，王洪文、潘国平等造反派负责人在11月10日凌晨率领2000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离市中心30来公里的安亭车站，上海市委命令铁路局将其扣停在卸货场上。这天下午，愤怒的被困工人卧轨拦车抗议，要求中央、中央文革表态，承认和支持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开会讨论。陶铸主张坚决要把工人的这种‘不听话’的势头打下去。国务院负责工业的几个领导要把难题交给中央文革，有人还有点看中央文革笑话的味道，这从他们打来的电话中就感觉得到。京沪铁路当时是南北经济大动脉。其实当时上海工人并没有全线阻断铁路，但是他们拦车抗议影响了好些北上列车的班次，其中还有几趟国际列车。所以国务院管工业的同志的意思是，你们中央文革不是支持造反派嘛，出了那么大的事，你们去处理吧。如果我们处理不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到主席那里告中央文革的状了。”
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会议，决定由陈伯达出面处理“安亭事件”。
《戚本禹回忆录》说：陈伯达“先以中央的名义给华东局的韩哲一发了一份电报；后又起草发了一个给工人的电报。陈伯达在电报中虽然表示同情工人，但并没有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也没有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只是希望工人从大局出发，回去搞生产。”
陈伯达发完电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去处理“安亭事件”。
《戚本禹回忆录》说：“张春桥一到上海就直接赶到了安亭车站现场，而没有先去上海市委。他先跟工人谈判，劝工人让开铁路，保证交通畅通。工人通情达理地让开了铁路。到11月12日，不到两天的时间，铁路交通就完全恢复正常。然后他又劝工人们回去，但工人们却坚持要张春桥答应，为他们在资反路线期间受到的冤屈平反，恢复他们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工人们还当着张春桥的面控诉了上海市委执行资反路线，镇压和迫害工人的事实。工人们的控诉使张春桥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但是，他并没有在安亭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只是坚持要工人们回上海去解决问题。但他向工人们承诺，不处理好这件事情，他决不回北京。”“张春桥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叫他不要有顾虑，怎么有利于工人，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的成长，你就怎么做。最后张春桥签字同意了上海‘工总司’提出的‘5点要求’，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张春桥回到北京以后，总理还表扬了他。总理当着我们的面对国务院负责生产的那些领导说，这事你们就处理不了。张春桥去，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在14日下午的会议上，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了处理安亭事件的经过。陶铸说：
“怎么可以先斩后奏？”
毛泽东在张春桥说到上海工人在一个布店里“借”了一批红布做造反队袖章的时候，就已经被感染了，待张春桥汇报完毕，便笑着说：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嘛！可以先斩后奏。”
他还说：
“总是先有事实，然后才有概念的。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这件事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是应该根据现实改变过去的政策。过去限制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规定脱离了群众。”
毛泽东又指示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后来，陈伯达起草了一个经过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
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红卫兵串联由徒步发展到乘车乘船的情况，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这一天，经周恩来批准，一部分红卫兵按照部队连、排、班的编制，住进了中南海，由中央机关干部担任指导员，部队干部担任连长、排长、班长。很多人都是打地铺睡在走廊里。
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7年》一文记载：“源源不断拥入北京的红卫兵还是住不下，几百万青年学生的吃、住和安全都成了周总理要亲自过问的事儿。”“1966年11月16日，周总理批准红卫兵住进了中南海北区的紫光阁、武成殿和小礼堂等地方，机关的几个工作人员食堂也改为专为红卫兵做饭，我们只好都到警卫部队的食堂入伙。中南海开始接待红卫兵了。”“红卫兵住在中南海期间，周总理曾多次到他们的住处看望，有时他半夜回来也去那儿走一圈，碰上睡觉不老实的孩子还给掖掖被子。邓大姐也以中南海家属的身份去看过红卫兵。”
11月19日和21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着戚本禹、关锋两次到陈小鲁任“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革初期各学校的老红卫兵组织，也就是本传前面已经说过的，后来被造反派称为“老文革”。它与1968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各级三结合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主任的北京市八中，批评“西纠”建立非法关押校领导和教师的所谓“劳教所”是错误的。戚本禹训斥“西纠”说，“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明确建议陈小鲁等人“解散西纠”，但“西纠”成员们没有听从劝告，拒绝解散。
11月22日，陶铸等人就余秋里、谷牧组织起草的与《十二条》（陈伯达起草）相对立的《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向毛泽东进行汇报。毛泽东否定了《十五条》，提出了3点意见，他说：
“1、工矿企业还是要进行文化大革命。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1966年11月16日开始，中央召开全国工交座谈会。会议平时都是由陶铸主持的，总理参加时则由总理主持。余秋里、谷牧这些当时管国家经济的人、国务院各部部长、各省市管工业的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会上首先讨论了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这个文件是经过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的。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指出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有重大的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可阻挡的。同时指出，当前的问题，是有些单位的负责人，错误地把文化革命运动跟生产对立起来，有的以抓生产为借口，来压制革命派，保护自己；有的则以不管生产，来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制造困难。这两种错误都是不顾大局，违背党的方针，严重违反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文件提出，工厂的工人群众可以建立文革组织，可以串联，可以与学生交流文革经验。但必须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文化革命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每天3至4小时，不得占用生产时间，同时又要让工人同志得到必要的休息。可是在陶铸的主持下，会议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参加会议的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很大。刘澜涛、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为了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竟大声喧哗，离席哄闹，说到最后许多人都站了起来。这样就在陶铸的主持下，由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8小时生产。”“事情汇报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否定了《十五条》。他叫谷牧等带人先去几个大城市，去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然后再回来讨论。接下来的会议就由总理来主持了。总理让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小组一起坐下来进行讨论，以陈伯达提出的《十二条》为基础，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后补充为10条。”
欲知工矿企业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上海的“安亭事件”是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性事件。由此，毛泽东指示陈伯达起草一份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正如毛泽东所说：“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没想到接下来围绕着这份文件的起草，又引发了一场斗争。可见文革的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这也正说明要想弄清楚文革中的大是大非，很有认真研究每一个细节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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