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
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
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话说1966年7月中旬，王力和贾一学、李鑫3人联名写出了一篇让王力终身引以为豪的长篇文章，题目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表在《红旗》杂志第15期上。这篇文章从8个方面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章中写道：
“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阶段。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斗争。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这篇文章最后还有精彩的几句话：
“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声赞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之流的叛徒，伙同约翰逊、腊斯克之流的帝国主义者，切齿咒骂。他们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用最恶毒的语言，掀起了反华歇斯底里，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反动家伙为什么这样暴跳如雷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传播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巨大的影响，不能不冲击和震撼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摇摇欲坠的统治。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响亮地敲响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丧钟。”
7月间，章含之因对很多现象看不惯，想不通，她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不见她，要秘书给章含之打电话，传达他的话。于是，秘书在电话中对章含之说：
“主席说他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他还说要‘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无酒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空闲一点再见面。”
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通知公布了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他们是：
主任：刘少奇
副主任：康生 陈伯达 陶铸
委员：李井泉 李雪峰 刘澜涛 宋任穷 王任重 魏文伯 胡乔木 萧华 刘志坚 张平化 熊复 王力 戚本禹 刘汉
7月2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说：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由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
7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陈伯达提出，许多工作组以党中央的代表自居，但其实他们并不比学生高明多少。有些工作组因为整群众，而遭到了群众的强烈反对。所以我们现在不如先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陈伯达发言时的语气很软，有的地方简直就是在哀求。刘少奇、邓小平还是没有理睬他。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后来江青批评陈伯达，你这是‘跪着造反’。在会上，很多人都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认为高校运动刚刚开始稳定下来，怎么就要把工作组给撤销了，撤销工作组就等于把前面的工作给否定了。这时，总理说，陈伯达所说的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否可以试行一下呢？工作组不了解情况，整了学生，很多提意见的学生受打击，有自杀的，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先缓和一下？总理又指出，工作组也是派得太匆忙了。工作组不了解情况，就会干出不理想的事情来。让他们先撤出来，让群众自己先搞一段时间，看看，然后再说。总理说得比较委婉。陈毅也在会上说，不如让学生自己搞搞看，让他们自己搞，无非就是乱一点，乱了，我们再去，或许就好点。陶铸支持陈毅的想法。当时就只有总理、陈毅、陶铸讲了这么几句话，其他人没有讲这样的话。李雪峰坚决反对撤销工作组，他说，派工作组去学校，问题不大，工作组解决了很多问题，使得局面稳定下来了，不能只看到一点问题就撤！这天的会议没能做出决定，第二天7月22日接着开。陈伯达又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这时，邓小平发威了，我原来还不知道邓小平这么厉害。他声音很大地说，我看工作组问题不大！没有工作组的话，下面还要乱，还会出现更加无政府的状态。然后他很激动地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一句话都不敢吭。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倒没有讲多少话，讲得最凶、音调最高的是邓小平。最后他发脾气了，忽地一下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桌子，大声地驳斥陈伯达。这是我进中南海十几年，第一次看到邓小平脾气那么大，他双手叉着腰，质问陈伯达，你们搞过群众运动没有？没有政策搞什么运动。你见了风就是雨？党中央的决定，就这样否定了？谁也没这么大的权力！他说话的口气很重，所以大家都不再说话了。总理也没有再讲话。按一般程序，这就算大家都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这也就意味着会议决定不撤销工作组了。为什么邓小平后来被称为第2号走资派呢？就这一幕，他也是够资格的。”
这一天，7月20日才回到北京的江青也不声不响地来参加了会议。她从李雪峰身后穿过去，走到会议记录者的旁边坐下，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又不声不响地走了。一种要出事的预感，袭上了李雪峰的心头。
江青从怀仁堂出来，又深入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高等学院，发动学生起来闹革命。
自此以后，江青一直到中共中央召开“九大”，都没有离开过北京。这是她自1949年3月跟随毛泽东进北平以后绝无仅有的现象。在1967年一年当中，江青除了到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馆等处开会或会见什么人，就在钓鱼台11号楼和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或卧室里“两点一线”之间奔走。几年间，秘书跟着她，没有见过她乘过什么飞机，坐过什么专列，也没有见到她去过外地的豪华住处。
再说在7月下旬，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说：
“这次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们就要做好杀头、坐牢和开除党籍的准备。愿意革命的请跟我们走，不愿意革命的现在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还不晚。”
关锋、王力听了江青的话，都说：
“江青同志是在开玩笑吧。”
康生说：
“绝对不是开玩笑，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们的毛主席曾经准备好了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赶下台的准备，他和林彪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几次掉泪。同志们，是哭了啊。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史无前例的，要触动许许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抵触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所以，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要流血，要发展到武装斗争。”
康生还说：
“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一块疤，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换来群众斗争的胜利的话，我情愿马上去死。”
有些人还是不相信康生的这些话。陈伯达把这些话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就对他说：
“你这个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讲的这些是可能的。我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党内走资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们打游击去。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说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争。”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早在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在6月6日发出了《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他们在信中说：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现行的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其具体罪状如下：（一）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不少同学有严重的“唯有读书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现行的高考制度助长了这种思想。（二）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三）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我们具体建议如下：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仅仅隔了5天，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学生在6月11日发出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与此同时，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师生发出了《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他们强烈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6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两所学校学生发出的两封不同寻常的信和《倡议书》，使之成为废除高考制度的直接导火索。
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7月24日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说：
“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
7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中说：
“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些？”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按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7月25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登载了毛泽东7月16日横渡长江的报道和大幅照片及《人民日报》的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当人们看到毛泽东在快艇上挥手检阅正在长江中游泳的人流的巨幅照片时，对73岁高龄的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信赖感，激励着群众更加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7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批示道：
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化同志：
此件看过，可用。在第5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毛泽东 7月25日
7月26日，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大区书记。
毛泽东在会议上听取了有关工作组问题的汇报。他说：
“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有人说，几个少先队员给他爸爸贴大字报，说爸爸忘了过去，没有给他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他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赏。毛泽东对陈伯达说：
“请你转告这些小朋友，大字报写得好！”
他又转向大家说道：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
有人汇报说，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毛泽东说：
“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毛泽东说：
“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毛泽东在讲话中连续两次点名批评李雪峰，他说：
“你李雪峰说工作组要像救火一样派下去，你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全部扑灭了，你要干什么？你们决定学生放假搞革命，群众起来了你又往下压，你安的是什么心？”
李雪峰说：
“北大进行了4次大辩论，‘618’是否反革命？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
毛泽东说：
“你就是想把群众压下去嘛，什么叫反革命？无非杀人、放火、放毒，学校里出现这些了吗？除了这些人要捕，其余都不捕！写反动标语有什么了不起？就把你们吓成了那个样子！”
刘少奇为李雪峰等人承担了责任，他说：
“如果这个时期北京各大专院校布置运动中有什么错误的话，主要由我来负责。其他同志是没有责任的。”
毛泽东说：
“我回到北京一个星期，前4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碍作用。张承先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起阻挠作用。”“问题不在于工作组，而在于工作组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西安交大的工作组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打电报，也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商量如何搞好文件，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打电报，也可以派人来，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那样怕行吗？所以，西安、南京的报馆被围3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有些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围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人又是无名小卒，说不清问题，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
“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由学校革命师生组成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单位，不能靠工作组。”
毛泽东话头一转，又说道：
“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好，没有阻挡学生到中央。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去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派的话的。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
“‘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关于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对北京发生的事情没有立即表态。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他看了很多材料，尤其是北大、清华、北师大的材料。听江青说，主席看了那些材料以后心情很不愉快，说过大致这样一番话，看到群众运动一下子由热气腾腾变得冷冷清清，学校的大门都关了，心里很难过。有些学校的工作组明目张胆地镇压学生运动。历史上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国民党。这是很大错误，方向性的错误。要赶紧扭转，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看到学生起来给党委提意见，就出来立规矩、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什么正轨？其实是邪轨。有的工作组给学生戴反党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工作组现在变成了革命群众运动的阻碍了，要改变这种作法，撤出工作组。你们要下去，到群众中去看一看，去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子里，下去头脑就会清醒一些。把工作组撤了，让黑帮停职反省。让这些学生、老师中的革命派，加上中间派的人也参加一部分，组成文化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文化革命斗争。斗什么？斗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斗争反动学术权威。对吴晗、翦伯赞这些人谁更了解他们一些？还是革命群众。像工作组那样搞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北洋军阀、国民党不是都失败了嘛。”
再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撤销派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
7月26日这一天，中央文革通知李雪峰到北京大学开会。他准时到达后，发现康生、江青等人早已到了。李雪峰悄声问康生：
“今天的会是什么内容的会？”
康生说：
“我也不清楚。”
江青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由学校的两大派别辩论工作组的错误，让一些学生控诉工作组的罪行。
康生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张承先最大的错误有两个：1、50天来，他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进行阶级教育，这一点是很大的错误。这就是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是不依靠群众的问题，是不走群众路线的问题。2、北大50天来，连一个全校委员会都没有，系里有，可选得不好，是工作组包办代替的，他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组织上都犯了错误。国际歌中是怎样唱的，不是要靠自己救自己吗？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靠自己救自己了呢？毛主席的路线要在实践中证明，张承先讲的是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同志们，我们讲依靠你们，依靠文革委员会，有人说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呢？张承先走了就没有党的领导了吗？北大是执行新市委的领导，还是执行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就看他执行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如果执行就是党的领导，如果不执行，他就不是党的领导。请问：你们对北大的情况了解，还是工作组张承先了解？陆平、彭佩云黑帮是张承先了解，还是你们了解？斗争陆平不是靠几个秘书整理材料，而是靠你们来斗的！下一步要斗翦伯赞、李世雄、冯定，开展和他们斗争是你们了解，还是张承先了解？你们看翦伯赞的书多，还是张承先看他的书多？你们说靠谁斗？靠你们！你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江青接着也发表了一篇倾向性十分鲜明的讲话。最后她提议说：
“欢迎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同志讲话！”
李雪峰面对群众热烈的掌声，毫无准备，不知该讲些什么，他站起来说：
“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的！”
江青马上插话说：
“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
李雪峰说：
“你们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提，但应该是抱着善意的同志式的方法来提，因为工作组毕竟不是黑帮嘛。你们不要工作组，工作组可以撤离，也可以留在学校，你们什么时候要揪去批判，我们随时到场。”
7月28日，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毛主席决定撤销刘少奇、邓小平派到学校的工作组后，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师生，即分裂为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和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在如何评价工作组，批评工作组路线问题上，保守派与造反派发生激烈的争辩与冲突。”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说：
“明天北京市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可参加嘛，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一万多人。
李雪峰主持大会，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并作了几句检讨。
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了话。刘少奇说：
“工作组这个方式现在看来不适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所以中央决定撤销。文化大革命要靠你们来搞。靠我们不行。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现在看来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周恩来、邓小平也在讲话中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
大会即将结束时，毛泽东与出席大会的代表们见了面。尔后他告诉刘少奇等人说：
“你们都要到前线去看大字报。不然，没有资格领导运动。”
会后，中共中央将这次大会的录音发到各省市播放。各地陆续撤销了工作组。
关于这次大会，《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各个学校都有学生代表去参加开会。不知道汪东兴、童小鹏他们是怎么组织的，我听说来开会的，大部分都是支持工作组的那些学生，其中很多都是些高干子弟，真正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很少。我就叫人马上去通知地质学院、北师大和北航等学校批评工作组的师生代表，叫他们组织造反的学生和受压的群众也来参加大会。我写了条子，让大会堂的警卫人员放他们进去。警卫问我，安全问题怎么办？我说，安全问题由我负责保证。这些人都是受打击的，是毛主席解放了他们。难道他们还会带什么武器进来？再说那时候已经有安全检查的仪器了，如果有枪的话，马上可以检查出来。可是警卫们还是不放心，就把他们全都安排去了3楼。这样一来，3楼成了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集中的区域了。”“当我走过距离会场最近的北京厅（即118号）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吴旭君和徐业夫，他们还跟我打了招呼。我知道，毛主席也来了。可是主席并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会议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主持的。刘少奇、邓小平虽然在会上对工作组的问题作了点自我批评，可接着他们就提出了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来进行自我辩解。总理也在会上发了言。但总理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是主动承担了派遣工作组下去后整了学生，他也有责任。 这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照理说开这个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推行的派工作组整学生的错误的。可现在却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自己来掌握会议，这样一来，大会就变成了一个他们作自我辩解的会议了。而且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大会上讲了话，给人看上去好像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要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感觉。正好这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人员来找我，他告诉我，很多学生都有意见，他们说刘少奇是镇压他们的，现在他们倒都来了，毛主席却没有来。连王光美都来了，江青为什么没有来。于是我就和办事人员说，你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一直喊，毛主席不出来，就不要停。办事人员马上去和造反的学生代表们说，学生们就喊起来了‘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先是从3楼，然后3楼、1楼的学生也跟着喊了起来。能见到毛主席，谁不愿意啊。喊声持续不断，越喊越响，震耳欲聋。开始是坐着喊的，后来大家都站了起来，连坐在前面主席台下面一排的中央领导也都站了起来。”“学生们足足喊了有十多分钟，这时候，毛主席从主席台后边走了出来。这一下，全场的气氛顿时达到了高潮。‘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了整个大会堂。很多人没想到他们喊喊要见毛主席，毛主席就真的出来了。毛主席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就从主席台的这一头慢慢地走到了另一头，他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向学生们挥手致意，然后又走到了主席台的中间转身回去了。”
就在这7月底，刘少奇开始写他的检查，题目叫：《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检讨提纲（草案）》。在这份检讨提纲草案中，关于他的履历部分写有这样一段话：
“1936年3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
这一段文字扯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即61人的“叛徒集团”问题。很明显，刘少奇在这里不但把这一事件的责任推给了柯庆施，还推给了当时的中央主管人张闻天和康生，而身为北方局书记的他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不久，这一公案便在党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恐怕是刘少奇始料不及的。
正是：剑走偏锋，一石激起千层浪；招出奇险，城门失火殃池鱼。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外，还有不少列席人员。这些列席人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有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代表。
关于高校师生代表，《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我记得列席的有聂元梓、杨克明、谭厚兰，孔丹等人。这个列席会议的师生名单很可能是由总理那里定的，周荣鑫特别重视孔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参加名单的讨论。实际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对文革运动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刘少奇讲了话，他说，在通过会议决议时，列席的人员可以举手或者也可以不举手，表示赞成和不赞成，但不计入正式的票数，只作为参考。”
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讨论制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2、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3、补行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的手续。4、通过会议公报。
接着，刘少奇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工作的报告，他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他说：
“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插话说：
“怎么会中断呢？”
陈伯达在刘少奇的报告结束后作了发言，他说：
“派工作组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
毛泽东插话说：
“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陈伯达接着说：
“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就要发生修正主义的。”
陈伯达又讲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毛泽东插话说：
“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8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7月31日，他收到了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于7月28日要江青转呈的6月24日所写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7月4日所写的《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大字报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他们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很好，便在回信中写道：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所说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和由彭小蒙同志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的这封信没有直接寄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而是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
8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陶铸在文化革命小组中排名在康生之前。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以后，参加全会的代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分头到各大学作调査研究，主要是去看大字报。
8月2日和3日上午，李雪峰陪着刘少奇、陶铸陪着邓小平去到一些学校看大字报。
据李雪峰后来回忆说：“我陪刘少奇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搞调查看大字报的时候，刘少奇还在为工作组辩护，他说：‘工作组还是有成绩的嘛，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你们可以继续辩论。历史和实践将会继续检验这个问题。’当时我一听就为他着急：到现在这个时候，你讲这个话，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还不是继续在坚持错误吗？我曾经劝刘少奇先别谈什么工作组的功过问题，但刘少奇似乎听不进去。他还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误，对的就坚持，错了就改。希望你们要团结。’3日到学校的时候，他和两派都谈了话，也是要求他们讲究政策，等等。其实这时他的一切活动都显得多余了。到这个月初，他的儿子刘允斌回家来，向刘少奇汇报工厂的情况，他竟然问道：‘你们厂没派工作组，为什么也镇压了群众？把一些群众组织定为反革命，有没有死人呀？’实际上，他从心里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但是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压得他不能公开说话，只好闷闷不乐。在那种气氛下，他在清华大学的女儿刘涛，只好在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等人的一张批评工作队的大字报上也签了名，刘少奇气坏了。他激动地从客厅的这头走到那头，一个劲地说：‘你们出卖了我，你们出卖了我！’王光美哭了一天。第二天刘少奇开会的时候，把我叫到休息厅，悄悄地说：‘在工作组问题上，我看你们都检查吧，能够认识到多少错误就检查多少错误，不要违心地说什么，但是也不要公开地顶他们。连我的女儿都要和我划清界限，何况你们呢？等党内的这场风波平息下来以后，也可能我们会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的。’我对他说：‘我只认识新市委主持工作时的错误，我不会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的。这点，请少奇同志放心。’”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总理带着一些人去清华，李先念、姚依林等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余秋里、谷牧等到石油学院，等等。看完大字报以后，他们还召集学校里两派的代表进行座谈，在座谈会上主要是辩论如何看待工作组的问题。我们知道，会议前毛主席就已委托周总理调查清华文革运动的问题。7月30日先后找了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的两批同学谈话。7月31日，两次见蒯大富，谈话时间长达6小时。8月1日、2日、3日，又多次约王光美和清华工作组长叶林谈话。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后，8月4日晚还带了100多名中委及候补中委，到清华大学召开文革现场大会。周总理在大会上亲自宣布给蒯大富平反。从去学校看了大字报回来以后，中央委员和列席代表们开始进行讨论。讨论主要是以小组会的形式进行的，没有开大会。在讨论中，有说工作组不好的，有说学生中也有不好的，两种意见都有，但多数是说工作组不好的。不过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有什么问题的。列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江青在内，在会上也是听得多，说的少。”
8月3日, 王任重约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 给他们看了毛泽东8月1日写给他们的那一封回信 。
这样，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全中国。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各地更加猛烈地发展起来。“造反有理”的思想，从此成了红卫兵的理论武器, 动员武装了亿万革命造反派，积极勇敢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同时，这封信一经公布，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待红卫兵的根本对立的态度，也就清楚地摆在了全国人们面前。在红卫兵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更加高大，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更加强烈起来。更加明显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自此以后，凡是与工作组和“老文革”对立的反对派“新文革”，均自称为造反派，而把“老文革”称之为“保皇派”。“老文革”和“新文革”两派之间又发展到互相攻讦，都标榜自己是造反派，以至于扩展到社会上，人人都以能获得造反派的头衔而引以为荣耀。于是，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了。
欲知文化大革命运动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中写道：“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这是毛泽东一生做人做事的准则。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只有主义之争，辨明是非尔后宽以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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