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等文章中从人物塑造、叙事和描写手法、政治倾向性、社会效用和文学基调等方面，对以卡尔·倍克和卡尔·格律恩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及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激烈的批判。与之相较，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高度评价了“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在鼓励进步女作家敏娜·考茨基和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时，恩格斯也建议在读者主要来自资产阶级圈子的状况下，作家的见解在作品中愈隐蔽愈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政治见解和倾向性在文学作品中是否隐蔽，隐蔽到什么程度，实际上也是应该依据历史、文化、读者对象、文学文类等各种条件而转移的。
关键词：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文学的倾向性
众所周知，恩格斯赞成马克思所倡导的严格从客观的现实生活出发、笔法生动活泼的“莎士比亚化”的文学创作方法，反对倾向性太过直露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的“席勒化”的创作方法1，但是恩格斯从未宣扬和倡导过无倾向性的文学，他考虑的是倾向文学如何才能更好地为目标读者所接受。恩格斯重视政治倾向的表达方式，同样重视，甚至有时更加重视作品所呈现的政治倾向的具体指向和实际内涵，重视作品表现的政治倾向是否进步。在进行具体的文学批评时，恩格斯当然不会忽视艺术形式问题，但他评论的重点往往在作品的政治维度。研究恩格斯的文艺批评实践可以看到，作为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恩格斯毕生对本质为倾向文学的社会主义文学情有独钟。但恩格斯所看重的社会主义文学是基于无产阶级的立场，表达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为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创作的革命性的倾向文学——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而不是在19世纪流行的各色各样的其他“社会主义”文学，尤其是基于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哲学的劣质的、保守的甚或反动的倾向文学——“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但是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及其文学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从推重到否定的演变过程。
01
从推重到否定：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认识转变
“真正的社会主义”又称“德国社会主义”，是一种从1844年起流行于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有哲学家莫泽斯·赫斯（Moses Heβ）、评论家卡尔·格律恩（Karl Grün）、记者海尔曼·克利盖（Hermann Kriege）等。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当英法资产阶级在各自的国家中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德国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才刚刚开始，而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庸人们对革命非常恐惧，他们既害怕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也害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发展，唯恐失去自己的小生产者地位。基于此，“他们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这样把法国人的思想翻译成德国思想家的语言，这样任意捏造共产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也就形成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2。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关心的不是实在的人，而是抽象的、普遍的“人”。他们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认为人类之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3。
我们知道，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有一个从革命民主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以19世纪40年代初期的恩格斯而论，在与马克思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之前，由于尚未确立起唯物史观，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还不能达到科学的水平。彼时的恩格斯不能自觉地与欧文、傅立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也不能把自己的思想与德国从1844年起流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明确区分开来。在当时的文章中，他也基本上不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从1844年底到1845年4月份，恩格斯写了三篇关于德国“共产主义”发展情况的报道，刊载在英国欧文派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新道德世界》杂志上。这三篇文章对当时在德国小资产阶级中间流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舆论阵地及运动情况做了详细介绍。日后，这三篇文章合成《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一文，但仍按发表时间的顺序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恩格斯列举了除马克思和他本人以外其他积极的德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表人物，他们是：莫泽斯·赫斯、卡尔·格律恩、奥托·吕宁（Otto Lüning）、海尔曼·皮特曼（Hermann Püttmann），等等。在第二部分，恩格斯向读者推荐了皮特曼宣传“共产主义”的《德国公民手册》年鉴，并预告了皮特曼即将发行的“将全部用来宣传我们的思想”的《莱茵社会改革年鉴》。恩格斯甚至兴奋地宣布最近“最重要的事情”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天才的哲学家费尔巴哈博士宣布他自己是共产主义者”。4在恩格斯郑重推荐的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物中，费尔巴哈的文风和思想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格律恩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表述的炮制者；赫斯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重要代表；皮特曼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星云中耀眼夺目的大熊星座；吕宁亦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将。
显而易见，在这三篇报道文章中，恩格斯对当时流行于德国乃至欧洲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基本上持肯定甚至推重的态度。可是待到1845年的下半年，恩格斯撰写了《〈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和《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两篇文章，开始了他长达数年之久的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集中和猛烈的批判。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杂糅在一起的大杂烩，是脱离革命斗争实际、对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社会状况一无所知的“劣等的德国理论”5。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转变的一大契机，是他1845年春移居布鲁塞尔，与马克思合作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恩格斯又和马克思等人在1846年5月发表《反克利盖的通告》，严厉批判了其时移居美国的克利盖主持的《人民论坛报》所散布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言论。从1846年底到1847年，恩格斯单独撰写了《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德国的制宪问题》《共产主义原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等一批文章，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在《德国的制宪问题》中，恩格斯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原理变成了保护德国status quo [现存秩序，现状]这个泥坑的一道围墙”，它“从头到脚都是反动的”。6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7年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及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乃至封建贵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为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传播扫清了道路，也为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写作和发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2
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序论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真正的社会主义”显然是给青年德意志派的美文学家、魔术博士以及其他著作家开辟了利用社会运动的广阔场所。德国原来没有现实的、激烈的、实际的党派斗争的这种情况，在开始时甚至把社会运动也变成了纯粹的文学运动。“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这种社会文学运动的最完全的表现……7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般都兼有编辑、政论家和文学家的身份。由于德国当时实际的社会运动不发达，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表现为文学和思想文化运动。1847年皮特曼编选了一本《诗册》，就收录了当时德国十几位重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家的诗作。为肃清流毒，给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清理障碍，马克思、恩格斯从1845年起，就着手从哲学、历史编纂学、宗教和文学等角度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实施全方位的批判。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主要是由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写作于1846年底到1847年初）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写作于1847年1—4月）这两篇文章中完成的。如果说《“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如同霰弹枪，对当时二十几位“真正的社会主义”重要作家进行了大面积扫射，那么《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则如同狙击枪，对其时在文学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卡尔·倍克和卡尔·格律恩实施了精确打击。一般认为，比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更为集中和透彻地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美学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奠基之作。《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处理以倍克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诗歌；第二部分题为《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处理的是格律恩的散文作品《从人的观点论歌德》，实际上是对以格律恩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批评。
卡尔·倍克是德意志社会抒情诗的先驱人物，其诗集处女作是1838年刊行的《夜：披甲戴盔的歌》。甫一问世，《夜：披甲戴盔的歌》便以其政治激进性引起轰动。同年刊行第二本诗集《浪游诗人》。一时间，倍克被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学巨星，整个德国文学界为倍克的华丽辞藻、充满激情的意象、对自由的强烈热爱所陶醉。8对倍克的这两本诗集，青年恩格斯曾大加赞许。他在致友人的信中称赞倍克是自席勒以来德国诗歌中最伟大的天才，把他与席勒相提并论。不仅如此，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甚至希望倍克能够继自己喜爱的白尓尼之后，成为另一个歌德，他为德国人拥有倍克感到庆幸。9遗憾的是，倍克此后并没有按照恩格斯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1846年，追随“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卡尔·倍克发表社会抒情诗集《穷人之歌》，表达了对穷人的同情和对以路特希尔德（现一般通译为罗斯柴尔德）金融家族为代表的为富不仁者的愤怒。由于对路特希尔德家族势力抱着幼稚的幻想，“完全不了解这一势力和现存各种关系之间的联系”10，倍克对路特希尔德家族大加威吓和责难。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评论倍克所谓的“社会主义诗歌”时，恩格斯从人物塑造、叙事和描写手法、政治倾向、社会效用和文学基调等方面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进行了细致和深刻的剖析。
作为一部颇具叙事色彩的社会抒情诗集，《穷人之歌》对当时各色人物——包括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路特希尔德、犹太旧货商、男仆和女仆、老处女、流氓无产者、理发师、洗衣妇、抱有温和的自由思想的莱比锡市民，等等——都有所刻画。毋庸置疑，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倍克的同情心是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和“小人物”身上的，《穷人之歌》就是献给这些人的颂歌。对此，恩格斯评论说：“倍克歌颂胆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风气。歌颂‘穷人’，歌颂pauvre honteux [耻于乞讨的穷人] ——怀着卑微的、虔诚的和互相矛盾的愿望的人，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11的确，倍克笔下的穷人和小人物疏离革命和斗争：“复辟时期的那种不仅沉睡在人们的胸中、而且沉睡在烧炭党人的‘温特’（指法国烧炭党人的密谋团体的支部——引者注）里的希望这时已恢复了青春，得到了生命，然而倍克的穷人却无动于衷。”12对恩格斯来说，仅仅歌颂卑微的、耻于乞讨的穷人和胆怯的小市民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可以视为人道主义文学，但还不是充分社会主义的，或者说，根本不是真的社会主义文学。真的社会主义文学必须与倍克诗歌中所体现的“怯懦和愚蠢、妇人般的多情善感、可鄙的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气”决裂，决不能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样将“恩泽拉德的伟大斗争变成了滑稽小丑的翻跟斗”13。1888年，在评论英国社会主义者、致力于描绘工人生活的女作家玛格丽特·哈克奈斯（Margaret Harkness）的无产阶级小说《城市姑娘》时，恩格斯明确反对在作品中仅仅反映工人阶级的消极面，而不去努力描写工人阶级的积极面。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信中的这一立场，可以在他四十多年前对倍克诗歌的评论中找到先声。
在对诗集《穷人之歌》的评论中，恩格斯特别指摘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写作手法上的问题。恩格斯认为该书中《假腿》一诗“本想叙述故事，但是却失败得实在悲惨”，不光这首诗是这样，全书亦复如此。恩格斯总结说：“整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叙述和描写的完全无能为力，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篇的特征。”14那么这种特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恩格斯论述说：
“真正的社会主义”由于本身模糊不定，不可能把要叙述的事实同一般的环境联系起来，并从而使这些事实中所包含的一切特出的和意味深长的方面显露出来。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散文中也极力避免叙述故事。在他们无法规避的时候，他们不是满足于按哲学结构组织一番，就是枯燥无味地记录个别的不幸事件和社会现象。而他们所有的人，无论是散文家或者是诗人，都缺乏一种讲故事的人所必需的才能，这是由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模糊不定的缘故。15
恩格斯在这里谈论了作家明确的世界观和政治倾向对于其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为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讲不好故事？为什么对叙述和描写的无能为力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文学的特征呢？恩格斯认为，这首先是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世界观的问题。人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世界观具有二重性，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停、模糊不定。或者说，他们具有无时无刻不处在激烈冲突中的两种世界观。马克思早年在评价自私自利的时候，认为自私自利具有两种世界观和两副眼镜，“一付把一切都染成黑色，另一付把一切都染成粉红色”16。“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亦复如是。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戴上黑色眼镜的时候，他们会“向现状开火”，会猛烈攻击以路特希尔德为代表的金钱势力，同时为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洒下激动的泪水；而当他们戴上粉红色眼镜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把法国大金融家雅克·拉菲特歪曲和美化为居住在“简朴的市民住宅”中的人民公仆。当然，耻于乞讨的穷人和各种卑微、虔诚的小人物也在戴粉红色眼镜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歌颂之列。出于其相互矛盾、摇摆模糊的世界观，“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无法对社会运行机制进行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无法把握社会各阶级的总体关系，导致他们“不可能把要叙述的事实同一般的环境联系起来，并从而使这些事实中所包含的一切特出的和意味深长的方面显露出来”。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一般的环境”，实际上就是其日后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所讲的“典型环境”。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认定，充分的现实主义要求对“典型环境”加以描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7。而结合他对倍克叙事和描写的失败的评论来看，恩格斯实际上认为对“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成功描绘离不开作家明确的世界观的指引，离不开作家对社会运行机制的总体性理解和对社会群体及具体人物的阶级分析。环境围绕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而人物对环境也有一定的改造作用。“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之间的辩证作用推动着叙事的演进和故事的发展。倍克等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缺乏对“一般环境”也就是“典型环境”的认识和描画，导致其作品缺乏有机的戏剧性张力、深刻的社会性冲突和真正的主体性行动。而张力、冲突和真正行动的匮乏使得作家无法推动叙事的逻辑发展，具体的、相互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个别性事实和现象描绘也就会陷入东鳞西爪、支离破碎的境地，陷入模糊和枯燥无味的自然主义泥潭，从而缺乏典型性、超越性和普遍性的意义。
为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笔下的人物常常是怯懦，鄙俗，怀着卑微的、虔诚的和互相矛盾的愿望的人，是缺乏坚定意志和丧失行动能力的人？原因在于这些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作家虽然在情感上同情无产者，但又害怕革命波及自己作为小生产者的社会地位，故而不能坚决地站到无产者的革命政治立场上来，他们互相矛盾的愿望瘫痪了他们的行动能力。所以毫不奇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笔下的穷人和“小人物”本质上往往反映的是他们自己。可以说，每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心目中都蹲着一个沉思和抑郁的延宕王子哈姆雷特，所以恩格斯总结说，“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大的忧郁症患者18。的确，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及其文学常常具有悲观厌世的色彩。如果说，德国具有一定消极浪漫主义特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开启了19世纪80年代之后的反英雄、反行动、反叙事和具有浓郁的抑郁、虚无和神秘主义色彩的现代主义文学，恐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在两个方面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一是费尔巴哈喜用美文学的、有时甚至是夸张的笔调行文；一是费尔巴哈对于爱的过度崇拜。19卡尔·格律恩如此，卡尔·倍克也是这样。倍克从费尔巴哈那里接受过来的博爱思想使得这位诗人特别容易耽于幻想，“给德国小市民对大资本家的势力所抱的无知而浪漫的幻想和对他的善良愿望的信赖披上诗歌的外衣”20。卡尔·倍克尊崇海涅，学习海涅，但其诗作在政治倾向和社会效用上与海涅的革命诗歌判若云泥。恩格斯评论说：
倍克经常由极度夸张的高谈阔论转到干巴巴的小市民的散文，从一种向现状开火的小幽默转到和现状实行感伤的和解。他常常忽然发觉他自己原来就是de quo fabula narratur [所讲到的那个人]。因此，他的诗歌所起的并不是革命的作用，而是
“止血用的
三包沸腾散”……21
这就是说，就其政治倾向和社会效用而言，卡尔·倍克等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不是一种革命文学，而是一种改良主义文学，甚至是起到“止血”和维护现状作用的反动文学。
在统治阶级日趋腐朽，无产者处境日益困窘，1848年欧洲革命逐渐逼近的历史条件下，“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政治改良主义不存在可以依靠的强大现实政治力量，所以卡尔·倍克们一方面以其美文学制造白日幻想，麻醉自己，也麻醉读者，另一方面也经常装模作样地捶胸顿足，以泪洗面，哀求统治者发扬博爱精神，解民众于倒悬。如果这种哀求不能起到作用，那么倍克们将允许穷人穿上丧衣，哀哀哭泣：“贫穷的人！/到那里去，披上丧衣，/你现在已经完全定了罪，/啊，你最后的东西消灭了，/哭吧，假若还能够哭泣！”在评论这段诗时，恩格斯建议说，能哭的和诗人倍克一起放声哭吧，“德国的地主和资产者会允许在教堂中唱这首诗，这对他们是毫无损失的”。22是的，统治者甚至会欢迎这种基调哀哀切切、“哭哭泣泣的社会主义”的文学。
倍克的诗歌以博爱之名哀哀求告于大金融家驾前，祈望资本家能够大发慈悲，救民于水火，这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诗歌浓烈的人性论文学特点。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一术语的创制者卡尔·格律恩则在他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书中践行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人性论文学批评。格律恩立足于“全人类的无名的基础”之上，将歌德和他的著作美化和歪曲为“人类的真正法典”，歌德就是“完美的人性”，他的使命是作“人的诗人”，他的诗篇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恩格斯对此评论说：
在歌德身上发现“人”的功劳正是应该归于格律恩先生的，但这个人不是男人和女人所生的、自然的、生气蓬勃、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在更高意义上的人，辩证的人，是提炼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坩锅中的caput mortuum，是《浮士德》中的侏儒的cousin germain [堂兄弟]，总之，不是歌德所说的人，而是格律恩先生所说的“人”。23
格律恩“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一方面来自黑格尔调和对立的方法，另一方面来自费尔巴哈靠“爱”来实现人类解放的人性论哲学思想。在这种人性论思想的影响下，《从人的观点论歌德》顺理成章地“把歌德变成费尔巴哈的弟子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24。在对格律恩此书的深刻剖析中，恩格斯有力地指出，格律恩试图从“人的诗人”的角度来揄扬和美化歌德及其文学，实际是从小资产者的角度贬低了歌德及其文学。格律恩赞美的根本不是“歌德的一切确实伟大的和天才的地方”，而是歌德作为小资产阶级市民庸人的一面，这是“被侮辱的历史所能给予最伟大的德国诗人的最残酷的报复”25。在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写道：“这本书十分能说明问题，格律恩把歌德的一切庸人习气颂扬为人的东西，他把作为法兰克福人和官吏的歌德变成了‘真正的人’，而同时对于一切伟大的和天才的东西他却避而不谈，甚至加以唾弃。这样一来，这本书就提供了一个最光辉的证据：人＝德国小资产者。”26从人性论观点出发来创作和评论文学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不可靠性，由此可见一斑。
03
恩格斯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
否定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之后，恩格斯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文学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理想的社会主义文学家又是谁呢？晚年恩格斯曾经给出过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他的亲密朋友和战友、德国革命作家格奥尔格·维尔特及其创作。恩格斯称他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27，将他的诗歌认定为“社会主义诗歌”28。
1843年维尔特到英国经商，与恩格斯成为挚友。1845年，维尔特开始创作社会主义诗歌和优秀的讽刺文学《德国商业生活的幽默速写》。1848年3月，德国革命爆发。在欧洲各国革命的激荡下，维尔特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创作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文学和评论作品。德国革命失败后，维尔特重新经商，不久因作品《著名骑士史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获罪，1850年被判入狱三个月。维尔特出狱后继续经商，颠沛流离于欧洲与美洲之间，1856年病逝于古巴哈瓦那，时年34岁。1883年，在维尔特逝世多年之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发现了维尔特的诗作《帮工之歌》。以此为契机，恩格斯撰写了一篇回忆散文《格奥尔格·维尔特》，发表在当年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对故友维尔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的确，他的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诗作，在独创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般的热情方面，都大大超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他常常利用海涅的形式，但仅仅是为了以完全独创的、别具只眼的内容来充实这个形式。29
约在1845—1846年之间，维尔特创作了优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治组诗《兰卡郡之歌》，包括《从前有个可怜的裁缝》《一百个哈斯韦尔男子》《兰卡郡酒店的老板》《铸炮者》《他们坐在板凳上》《大地被黑夜笼罩》《这所房子在黑色的沼泽地边》七首诗。这些诗描写了在残酷的资本剥削和压迫制度下广大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和悲惨境遇，歌颂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英勇斗争和国际无产阶级的相互支援。在《铸炮者》一诗中，维尔特塑造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中最早的“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形象。铸炮者16岁时就进入工场铸炮，他年复一年，一个劲地铸造一门又一门被英国统治者用于在海外进行殖民战争的闪亮大炮，“直到年龄的羁绊，/拴住了他的手脚。/等他把最后的力气耗尽，/只得到无情和冷酷。/他被踢出工场的大门，/与穷人和残废者为伍”。此时此刻，铸炮者觉醒了，于是，“他走了，心情悲愤，怒火中烧。/就像他铸的千百门大炮，/一阵阵的电闪雷鸣/在他胸中翻滚呼啸。/可是他平静地说道：/‘罪该万死的混蛋强盗，/我们为自己铸造大炮的日子，/不久就要来到！’”30《他们坐在板凳上》一诗则描绘了英国工人对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声援。诗中写到当英国工人听说西里西亚织工暴动的消息时，这些烈性汉子“禁不住热泪盈眶，/这些刚强的汉子，/拍案而起，慷慨激昂。/紧握拳头，挥动帽子，/他们全都义愤填膺，/森林和草原同时响起：/‘西里西亚，祝你成功。’”31这首诗表达和颂扬了各国无产者在反对资本暴政的共同事业中相互支援、团结战斗的崇高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也塑造了刚强的英国无产者的革命形象。1848年6月，维尔特为德国和奥地利所爆发的三月革命所振奋，在《新莱茵报》上发表《圣灵降临节之歌》一首，为欧洲革命鼓与呼，该诗以生动风趣的拟人化手法展开了“年轻的春天先生”和“年迈的大地母亲”之间的对话：“‘每当遇到狂风暴雨，/我就不由得把你想起。/告诉我，你为可爱的人类/带来了些什么东西？’//‘为人类？’年轻的春天先生/似乎猛地一愣，——/然后敏捷地把手伸进口袋：/‘你瞧，带来了一打革命！’”32在这里，维尔特认定对于腐朽反动的欧洲，需要的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打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革命！维尔特以“火一般的热情”欢迎和宣传革命的热切心情，跃然纸上。
恩格斯在回忆文章中指出，维尔特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虚伪和鄙俗气，大胆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恩格斯评论说：
维尔特所擅长的地方，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诚），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像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猥亵的小故事了。33
此处提及的“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和维尔特是同乡和近邻。早在1838年，弗莱里格拉特就因诗成名了。他在欧洲革命期间参加《新莱茵报》的编辑，与马克思、恩格斯一度保持过密切的政治合作，在1848—1851年间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诗作。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弗朗茨·梅林在一篇文章中说，从意义和时间来说，一般都认为弗莱里格拉特是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诗人。可是恩格斯却力排众议，坚持认为维尔特才是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诗人。34那么恩格斯的说法到底靠不靠得住呢？靠得住的。弗莱里格拉特初登文坛之时，尚是一名试图置身于革命潮流之外的“纯艺术”的崇拜者。在1841年写的一首诗中，他还写下过这样的诗句：“诗人的尖塔，高出党派的阁楼”35，这是一个将文学与政治分离，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这一口号被视为对当时民主力量的攻击。1844年秋，弗莱里格拉特出版了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诗集《信仰的象征》，转而投身于反对派阵营。这本诗集奠定了弗莱里格拉特作为政治诗人的声誉。1845年在居留布鲁塞尔期间，他经常与马克思晤面，受到过马克思的积极影响，但在他迁居苏黎世之后，又受到过卡尔·海因岑（Karl Heinzen）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消极影响。1846年弗莱里格拉特在瑞士出版政治诗集《一切都会好的》。这本诗集沾染了当时风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色彩。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中批判“萨克森社会主义之花”时，也顺带嘲讽和批判了该诗集中的《开航之前》和《这怎么办》两首诗中所体现的对革命所抱的天真和空想的观念。弗莱里格拉特向革命无产阶级立场的转变，是以1848年6月在《新莱茵报》发表的《不顾一切》和次月以活页方式发表的《死人告活人书》这两篇诗作为标志的。而维尔特的文学早在1845年就已经完成了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转变。从时间的早晚来看，比起弗莱里格拉特，维尔特确实更有资格被称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诗人。
那么，在恩格斯撰写维尔特纪念文章的1883年，维尔特是不是此前德国无产阶级最重要的诗人呢？恩格斯认为维尔特是实至名归的，他甚至在原文中将“bedeutendsten”（最重要的/最卓越的）这一德文词汇标为斜体，强调维尔特确实是德国“最重要的”/“最卓越的”无产阶级诗人。而有的评论家则不这么认为，比如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她认为这一荣誉应该归于弗莱里格拉特。36如前所述，弗莱里格拉特在1848年终于成长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诗人，其毕生诗歌的巅峰之作，就是1849年5月19日发表在《新莱茵报》终刊号上的《〈新莱茵报〉的告别辞》一诗。1851年弗莱里格拉特迁居伦敦。1848—1851年间是弗莱里格拉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迁居伦敦之后，弗莱里格拉特“文人的野心”膨胀，接受了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流亡团体的拉拢和影响，终于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失去了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与马克思、恩格斯渐行渐远。在文艺观念上，弗莱里格拉特在1860年给马克思的信中宣布“党看来是作家的笼子”37，自己不愿在“笼子”里为革命政党歌唱，从而倒退到其早年的自由主义文艺观上去。对于《新莱茵报》之后的弗莱里格拉特的文学表现，恩格斯在给燕妮的信中有过这样尖锐的评论：“高尚的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已经有许多年相当枯竭了……实际上，从1849年到1858年有谁提到过弗莱里格拉特呢？没有一个人。……（他）只在文学史里，而不是在文学里出现。”38在同一封信中，恩格斯甚至贬称弗莱里格拉特之流为“下流文人”。与弗莱里格拉特断绝友谊之后的马克思对这位昔日的战友和革命诗人也没有什么好话，在私人通信中径直称弗莱里格拉特为“无耻之徒”“重商主义诗人”和“民族自由主义庸人的思想的主宰者”。39这样说来，恩格斯不以革命意志薄弱、革命信仰不坚的弗莱里格拉特，而以始终忠诚于共产主义崇高事业的维尔特为德国无产阶级最重要的诗人，也就可以理解了。
1885年，也即在表彰维尔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两年之后，恩格斯给马克思和他自己赞赏的德国进步女作家、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的母亲敏娜·考茨基（Minna Kautsky）写信，指出其近作《旧人和新人》中的政治倾向太过显露，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决不是反对倾向诗本身。……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40 1888年，恩格斯又给进步的现实主义女作家哈克奈斯写信，评论其新作《城市姑娘》。信中说：“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41这是恩格斯关于作家应当如何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其政治倾向的两段经典名言。如何全面地、辩证地理解这两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名言？首先，恩格斯这两次评论的对象是具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色彩的进步文学，进步文学当然应该具有政治倾向性。所以恩格斯声明他不是一概地反对具有倾向性的文学，不是反对倾向诗本身；其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最好不要“直截了当”地呈现作家的主观意图，不要明显地表达作家的政治倾向性，而要让它们客观地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但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打算剥夺所有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文学，比如维尔特的文学的合法性；再次，恩格斯主张在具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色彩的作品中隐藏作家的主观政治倾向，认为作家不必在作品中表现社会冲突的“解决之道”，其实是有其历史针对性的，这就是恩格斯所提醒的“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42，为了争取这些资产阶级圈子的读者，也为了作品能够合法地、顺畅地流通，就不能太过明显地在作品中呈现作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主观政治倾向。但假使历史或文化条件有所变化，假使读者群锚定的不是资产阶级的圈子，或主要不是资产阶级圈子，那么文学作品的倾向性也许可以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其实，恩格斯所批评的敏娜·考茨基的文学在当时的资产阶级圈子里或许因其政治倾向过于显露而不太受欢迎，可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敏娜·考茨基在奥地利和德国工人运动中是一个最受欢迎的女作家”43。在文学作品中尽量隐藏作家的政治倾向性不见得会受到工人阶级及其同情者的理解和欢迎。敏娜·考茨基要在作品中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向她的读者群众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不同情她的世界观的资产阶级读者，敏娜·考茨基毫不在乎，她认为她的作品是自己世界观的反映：“谁不同情我的世界观，他就尽可以不必加以理睬，但是，他可不要把它和我个人割裂开来，因为我是以整个的我投入进去的。”44另外，文学创作是受到作家的政治倾向和世界观制约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作家的见解应该隐蔽，不是说文学作品不应该有见解，不应该接受正确思想和明确世界观的指引。以己之昏昏，岂能使人昭昭。恩格斯评论倍克的作品时，就认为其在叙事和描写方面的缺陷源于其世界观的模糊不定。最后，恩格斯这些议论针对的主要是小说、戏剧等叙事类文学（也包括叙事诗），认定叙事文学的政治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但这一律令绝不完全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文学，比如对于19世纪在德国风行一时的社会抒情诗、政治抒情诗、杂文（小品文），或者哲理文学等，这一律令就不见得适用。由此可见，政治见解和倾向性在文学作品中是否隐蔽，隐蔽到什么程度，实际上也是应该按照历史、文化、读者对象、文学文类等各种条件而转移的。
结语
19世纪40年代中期，为着正本清源，激浊扬清，恩格斯广泛和细致地研究了当时流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尤其是其典型作家倍克和格律恩的作品。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批判性地总结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在人物塑造方面，“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歌颂驯良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在写作手法方面，“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因其世界观的模糊不定，导致作家无法再现典型环境，故而对叙述和描写无能为力；就其政治倾向和社会效用而言，“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侈谈“人类之爱”，避谈或反对革命，起到了维护现状的不良作用；就其艺术基调而言，“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一种悲观厌世、哭哭泣泣的“社会主义”文学。质言之，“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庸人的人性论文学。与之相较，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大力表彰了以维尔特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也对敏娜·考茨基和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等人的文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从恩格斯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中，我们可以见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它不应该去歌颂驯良、消极、迟钝的“小人物”，而应该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不应该仅仅描绘工人阶级的消极面，而不去描绘他们的积极面；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应该善于讲故事，长于叙述和描写，能够再现一般（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倾向革命政治，反对改良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反对小资产阶级的鄙俗气，反对“哭哭泣泣的社会主义”，艺术基调自然健康、积极向上。另外，虽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天然是一种倾向文学，但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它应该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取胜，作家的政治见解在作品中越隐蔽越好。总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立足无产阶级立场，为无产阶级解放政治服务，是一种基于阶级论的、与小资产阶级庸人的人性论文学针锋相对的革命文学。
一个多世纪以前革命导师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这些思考，对于当下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和评论，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 《马克思致斐迪南 · 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恩格斯致斐迪南 · 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58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
4 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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