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1975年1月30日第6版。
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苏联，广大劳动人民遭受残酷的剥削，生活困苦。他们对勃列日涅夫集团的不满和反抗正日益加强。
在苏修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政大权以后，苏联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时期，苏联的国民收入，包括用于积累和用于消费的部分，都是属于人民的，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而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操纵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的今天，苏联国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来加强法西斯统治，搞扩军备战，供一小撮人穷奢极欲的生活以及为他们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扩大追加资本。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今日苏联企业盈利的本质，同沙俄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是完全相同的。而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苏联劳动人民的剥削程度又远远超过了沙俄资本家。
据统计，一九○八年，俄国工业部门的剥削率约为百分之百，而一九七三年，苏联工业部门中的剥削率竟高达百分之二百左右。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不断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二年三月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称，苏联工人必须“坚持不懈和紧张地劳动”。近年来，苏修为了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在工业部门中大搞所谓“科学组织劳动”的措施，并推广所谓“谢基诺经验”等。
所谓“科学组织劳动”的内容，正象列宁当年揭露资本家为加紧剥削工人而推行的“科学制度”时所指出的：“用一切科学办法榨取血汗”，“以三倍于原先的速度榨取雇佣奴隶一点一滴的神经和筋肉的能力”。
苏联《社会主义劳动》杂志介绍了一项“科学组织劳动”的措施：苏修当局把工人在生产时手的动作拍摄成电影，找出“手的动作停歇的次数”，然后制定“工人手的动作图表”，使工人的手一秒钟也不休息地紧张地动作，从而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生产更多的产品。
这家杂志透露，仅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期间在工业部门就实现了一百多万项“科学组织劳动”的措施，使苏修当局“节约”了大量的“工资基金”。在用这些所谓“科学”办法榨取血汗的制度下，大量工人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工伤事故大大增加。
所谓“谢基诺经验”，就是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通过裁减工人、提高在职工人的劳动强度，以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经验。
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揭露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
据苏联《劳动报》透露，仅俄罗斯联邦二百九十二个“按谢基诺人榜样工作”的企业，到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为止就已经裁减了七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人员被裁减都直接、间接与提高工人劳动强度有关。
由于合并工种、扩大工作范围、推广兼职等等，苏修从一个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比过去提高了数倍，而给工人补加的工资却廖廖无几。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七四年十一期透露，阿克萨伊斯克塑料厂“作为物质奖励发给职工的每一卢布可以收回来十六卢布六十戈比”。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苏联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大量剩余价值以后，接着还以居民税的形式，对他们进行又一层剥削。据苏修自己公布的材料，苏联居民税近十几年来不断增加。
一九六○年居民税总额为五十六亿卢布，一九七四年增加到一百六十七亿卢布，即增加近两倍。《一九七三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透露，一九七三年，平均每个工人家庭所缴纳的居民税竟相当于每个工人家庭工资收入的百分之十一以上。
列宁指出：“失业后备军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只要资本主义一渗入，过剩人口就会形成”。
现在，连苏联报刊也不得不承认，在苏联“有些地区劳动力过剩”，“居民就业已成为问题”。
在库尔干州“涌现出了大量劳动后备”，这些人由于在本州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到州外去”寻找职业。
在今天的苏联，由于企业领导人任意解雇工人，以及工人不堪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而被迫“自愿离职”，形成了严重的工人流动现象。工人在流动期间，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
据苏联《社会主义劳动》杂志一九七三年报道，一九七二年工业部门流动的职工占工业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即近六百五十万人。按每个职工每流动一次等于二十八天不工作计算，就相当于七十八万人全年没有工作。如果再把建筑业和其他部门职工流动数字加以统计，则情况更严重得多。
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下，苏联劳动人民生活陷于严重的困难之中。苏修头目和报刊都不得不承认，苏联今天存在着相当大数量的“经济困难家庭”。
所谓“经济困难家庭”，据苏联《社会主义劳动》杂志的解释，就是按人口平均收入比“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所必需的水平还要低的家庭。
塔斯社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一条消息中透露，这种“经济困难家庭”“涉及到二千五百万人”。塔斯社所宣布的数字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得多。
据苏联报刊材料计算，在苏联城市里，这种“经济困难家庭”约占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此外，大量“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水平比城市低收入职工的生活水平还要低得多。
据苏修出版物透露的材料计算，苏联“集体农庄”中，使用畜力和进行手工劳动的大田劳动者，每月平均收入（包括现金和实物）都远远低于苏修自己宣布的“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的水平，仅这一部分人就占农庄庄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在单纯靠优抚金生活的年老、残废和失去赡养的人中，也有几百万人所领的优抚金数额远远低于苏修自己规定的“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所必需的水平。
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给收入低微的苏联劳动人民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困难。仅据苏联历年《国民经济统计年鉴》公布的、显然大大缩小的数字，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三年，国营商店肉和禽类零售价格上涨百分之二十九，动物油上涨百分之二十八，蔬菜上涨百分之二十三。
这一时期，在莫斯科国营商店里，面粉零售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四十八，牛肉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三，洋白菜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六。还有许多商品变相涨价。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不得不承认，一些企业通过“改变产品样式”和在某些借口下，“把低价商品提高为高价商品”，影响了“低收入的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
自由市场的商品价格上涨更多。一九六○年自由市场食品零售价格比国营零售价格高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七二年则高百分之六十三。
由于苏修叛徒集团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苏联境内非俄罗斯民族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更低。据《一九七三年苏联和加盟共和国》一书透露，苏联绝大多数非俄罗斯族加盟共和国的职工月平均工资都比俄罗斯联邦低。其中，白俄罗斯低百分之十六，格鲁吉亚低百分之二十，摩尔达维亚低百分之二十一。
在消费品供应、住房建筑、文化教育和医疗保障等方面，非俄罗斯族加盟共和国也同样受到歧视。据《一九七三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材料，一九七三年，乌兹别克、阿塞拜疆和塔吉克按人口平均零售商品流转额甚至还达不到俄罗斯联邦的百分之六十。每一万居民所拥有的医生数目，中亚各共和国比俄罗斯联邦要少三分之一。
苏联广大劳动人民从阶级压迫的严酷的现实中，日益感受到资本主义复辟的恶果，并认清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面目。
一位苏联工人说：“我们这里的领导人和普通人是两个阶级”。另一位苏联人深刻地指出：“修正主义是今天苏联人民一切灾难的根本原因。”
苏联工人和农民正以各种形式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压榨进行反抗。近些年来，工人旷工和怠工遍及苏联全国各地。
据苏联《劳动报》透露，一九七三年，仅在俄罗斯联邦工业和建筑业部门由于工人旷工和停工就损失了约五千万个工作日，相当于二十一万人全年不工作。
摩尔达维亚农村建筑部许多承包建筑单位，一九七三年旷工的人数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六十六。近些年来，群众罢工、示威的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
随着苏联国内政治、经济矛盾的深化和苏修对人民压迫的加强，人民的反抗斗争必将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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