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水浒》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这一段故事，是梁山起义军由造反正式转向“顺天”、“护国”，即蜕化为封建王朝的反革命御用军队的转折点，也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总兑现。
在这一回里，不见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但见“结彩悬花”、“肉山酒海”；不闻杀声动地、鼓声惊天，但闻“笙箫鼓乐”、“山呼万岁”……
《水浒》作者呕心沥血、惨淡经营、苦心孤诣地大肆铺陈，竭力把这幕投降丑剧渲染成是“忠义之士的一曲“正气歌”，这集中暴露了作者敌视农民革命的反动立场。
《水浒》对这场“顺天”、“护国”的投降丑剧的美化，从根本上说，是通过掩盖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并代之以捏造出来的“忠臣”与“奸臣”的虚假对立来进行的。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反动统治阶级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以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就不得不同时或交替使用“剿”和“抚”这反革命的两手，“剿”不成，则“抚”；“抚”不成，再“剿”。
对于农民起义队伍来说，“剿”这一手是比较赤裸裸的，因而必然地要遭到起义军的坚决回击；投降派宋江，出于炫耀“实力”，向皇帝卖高价投靠的考虑，同时迫于“大军压境”的形势，一时也不太容易搞成他的投降阴谋。
但对“抚”，即“招安”这一把软刀子，情况就不一样了。由于梁山起义军内部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因而在对待“招安”上，也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真正的革命派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反对，进行抵制，为了粉碎统治阶级的“招安”阴谋，活阎罗阮小七敢于“倒船偷御酒”，黑旋风李逵敢于“扯诏谤徽宗”，这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是封建社会革命农民的典型性格。
而投降派宋江之流，对招安却是梦寐以求的。由于宋江一伙已篡夺了梁山的领导权，他用有一条“义”的绳索来束缚这支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招安”这把软刀子对梁山农民革命就有着更大的危险性。
然而，正因为在梁山起义军内部存在着路线斗争，这就决定了宋江搞投降不能不经历一番曲折。
第一次“招安”，由于朝廷“诏书”出言不逊，下“诏书”的陈太尉等人态度傲慢，换句话说，朝廷收买宋江出的价还不够高，加上梁山革命派通过“换御酒”进行抵制，因而失败了。
当梁山好汉们怒气冲冲，“一齐发作”时，登时急坏了宋江，他“横身在里面拦挡”，还“亲身上马，将太尉并开诏一干人数护送下三关”，临别又向统治者暗示“招安”告吹的原因：“实是草诏的官员不知我梁山泊的弯曲”，卑鄙地向统治者献谋划策，必须“以数句善言抚恤”，并再三乞求陈太尉“回到朝廷，善言则个”。宋江回到山寨，对众好汉，却是横加指责，说什么“虽是朝廷诏旨不明，你们众人也忒性躁”。
第二次“招安”，是在梁山起义军二败高俅之后。“宋江听罢”“招安”音讯，“喜从天降，笑逐颜开”。不料高俅由于兵败，出于自身利害得失的考虑，采纳了济州老吏王瑾把诏书读成破句之计，企图杀了宋江，“拆散”起义军。
这个愚蠢的做法恰恰被革命派吴用利用来抵制“招安”，于是，在吴用暗示之下，花荣“搭上箭，拽满弓”，一箭射中天使面门，伏兵杀出，打得高俅“城中军马大乱”，第二次“招安”又失败了。此时宋江是什么态度呢？他又一次公然站在统治者一边，赶快“收军，不教追赶”，唯恐因此触犯朝廷。
两次“招安”，充分暴露了投降派宋江的卑劣嘴脸。然而，作者的这番苦心构思，却别有用意：一是要借此表明皇帝是“圣明天子”，宋江是“忠义之士”，两次“招安”所以失败，宋江所以不能“尽忠报国”，都是由于高俅、陈宗善一伙的破坏，即是“好臣”们坏了事；二是为了替第三次招安作铺垫，并烘托出太尉宿元景之“忠”。
果然，宿元景一来，“招安”就成功了。
宿元景何许人也？在作者心目中，他无疑是个“忠臣”。也就是说，宋江是在野的宿元景，宿元景是在朝的宋江。然而，剥去“忠”字的画皮，宿元景同宋江、高俅都是一路货。
在政治上，宿元景不过是个宋江向皇帝卖身投靠这场交易中的“掮客”。在经济上，他又怎样呢？
在第五十九回中，宋江向宿元景借用金铃吊挂归还之时，就送了他“一盘金银”，他假意推托一番，收下了。
在第八十一回宋江遣燕青为“招安”前去东京“打通关节”时，又送了“一笼子”“金珠宝物”给宿元景，他假意推托了一下，又收下了。
在这一回中，宿元景奉天子之命前来“招安”，宋江受宠若惊，又送了“一盘金珠”他假意推托了一下，还是收下了……
够了！仅此就足以看出宿元景的贪得无厌了！事实上，宿元景和高俅一伙，都是宋徽宗的走狗，要说他们有什么不同，不过是在扼杀农民起义的方法上，即用哪把刀、哪根绳的问题上，看法不同罢了。
至于《水浒》竭力掩盖宿元景同高俅的共同阶级本质，扬“宿”贬“高”，目的无非是为了美化宋江所推行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条投降主义路线，美化宋江接受“招安”，进而“顺天”、“护国”的这幕丑剧。
《水浒》对宋江扮演的这场投降丑剧的美化，还表现在对“招安”的具体描写上。
在七十一回和七十二回燕青出使“打通关节”前后，宋江曾两次“取出玄女课，望空祈祷，卜得个‘上上大吉’之兆”。作者并安排了一个细节，让宋江在卜前想起九天玄女之言：“遇宿重重喜”。
显然，在作者及宋江看来，受“招安”，搞投降，既是“上上大吉”，又是“重重喜”，这岂不是一曲“正气歌”吗？其实，这完全是反动派的逻辑。反动阶级的“上上大吉”、“重重喜”，正是劳动人民的灾难之日、遭殃之时！
不仅如此，作者还竭力把宋江投降叛卖的场面写得“气势雄壮”。你看——“摆得整齐”的“宋江军马”来了，“前面打着两面红旗：一面上书‘顺天’二字，一面上书‘护国’二字”，真是何等“庄严”、“肃穆”、“辉煌”！
难怪宋徽宗“引百官在宣德楼上，临轩观看”时，要“喜动龙颜，心中大悦”，“叹羡不已”了。
为什么？因为宋江“顺”的是天子的“天”，“护”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宋江搞投降，完全迎合了宋徽宗这个地主阶级总头子的阶级需要。
不是吗？今日“天子”少了一个日夜忧心的“心腹之患”，日后镇压“谋反”的农民起义还多了一员得力的黑干将。透过这些具体描写，《水浒》作者讴歌这幕投降丑剧的溢美之情，不是已经跃然纸上了吗？！
但是，搞投降总是不得人心的。当宋江接受“招安”，分金大买市，准备连根掘掉梁山这块革命根据地时，“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
这些革命战士，为推翻封建王朝，曾跟着梁山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他们的本意何尝愿意离开这块革命根据地呢？可是，由于路线变了，这支队伍的性质也已经变了，只得忍痛而去。
作者虽然用笔狡黠，但恰恰在这一星半点之处，却不免露了“馅”。其实，这一笔点缀从反面所告诉我们的，正是《水浒》作者没有理解，也无法理解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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