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涨工资、降工时，是一种调整分配、改善劳动条件的呼吁和口号。
但是这种呼吁实际上是不可能自上而下的推行或实践的，以前经济向上的时候，都没见自上而下的尝试过，现在经济螺旋向下，企业利润降低，自然就更不会了。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自上而下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化债。
但是这个化债跟很多人理解的还债不一样，化债不是把债还掉的意思。在信用货币时代，是债务创造货币，货币流动到各个经济领域刺激经济发展。如果说开始还债了，开始消灭债务了，那就等于是消灭经济的动力源，这是万万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说的化债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需要用新的债务去承接旧的债务。有新的借债主体进来了，就能继续创造货币，刺激投资和消费，提振大家的信心。如果刺激能够推动资产价格上涨，那就更好了，资产的通胀可以大大稀释之前的债务，又能反过来刺激新的债务，新的债务承接了旧的债务，不就化债了吗？
所以，往往经济一旦有下滑的形势，降低借款门槛、降低资产购入门槛、托底资产价格、增加财政支出，这些办法就成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最为常见的提振经济的办法。而这些所有的办法里面，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创造更大的债务来化解当前的债务。
化债的本质其实就是以新债掩盖旧债。
至于暂时的债务置换，减少利息支出，降低债务负担等等，不过是债务到期后辗转腾挪的临时办法。只要新债不进来，旧债就永远不存在被化掉的可能。
债务进入结账周期，如果没有新债主体接盘，则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大大减弱。此时，企业利润降低、居民消费低迷，财政收入自然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这时，就更不可能有主动地，自上而下的提升民生的改革措施。
就像改稻为桑一样，本来就是为了弥补朝廷亏空想出的办法，从来就没有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思考过，又怎么可能设计出一个符合农民利益的执行方案呢？其实从农民的角度去看，这事一点都不难办，只需要把赚取的利润多分二两银子给桑农，上面少吃二两，这事就能成。可是偏偏最诡异的事情也在这里，从上到下，从嘉靖到海瑞，从严嵩到沈一石，没有一个人尝试过提出这个方案，甚至没有一个人尝试过思考这个方案。
杨金水、郑必昌之流想出的办法是毁堤淹田，胡宗宪想出的办法是“事缓则圆”，实际上就是拖。为什么就没一个人想过给农民多分二两银子？
症结在哪？
有的人以为是海瑞这样的人太少了，如果大明多一些这样的人，就肯定会有人提出这个方案，并且能够执行。如果你真那么想，就太天真了。海瑞这个人，根本不是站农民利益这边的，他从一开始，就是完全彻底地维护大明王朝统治阶级的。当然，他嘴上不会那么说，他说自己是维护大明王朝和百姓共同的利益的。这种说法就很扯淡，吸农民血最狠的就是大明的整个官僚体系，你怎么既站农民，又站大明呢？事实上，海瑞这样的人，他跟杨金水、郑必昌这些人的区别就在于，他有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桑农不饿死。因为饿死了桑农，就必然出反民，反民会威胁大明王朝的统治，仅此而已。而郑必昌、何茂才这些人不同，他们是根本不在乎大明的持久统治，只要自己个人升官发财就好，所以这些人尽管对嘉靖极尽阿谀，嘉靖还是要杀他们。而海瑞尽管痛骂朝廷挥霍无度，但嘉靖还是没舍得杀他。就是因为嘉靖知道，海瑞是真心站在整个大明这边的。海瑞不希望农民饿死，但是反过来，如果农民在这个标准线上，还敢提出过分的要求，甚至闹事威胁大明，第一个带兵来打农民的，就是海瑞这类人。
所以，整个大明王朝里面，嘉靖可能用严嵩这类人来搞经济，可能用清流这类人来掣肘严嵩，还可能用胡宗宪和海瑞这类人来预防反民的风险，但是唯独不会用任何一个可能真正站在农民立场上的人。因此，也自然就绝不可能从大明系统里出现一个什么“多分二两银子”给农民的方案，尽管这是唯一能够落实改稻为桑的方案。
当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有什么真的代表农民利益的人，海瑞那样的在当时已经算是好官了。我们只是借剧情说说其中的原理而已。
二、
自上而下是不可能的，那自下而上呢？
列宁领导俄国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里面就可以大致分为两派：
一派是主张经济斗争为主，政治斗争居于次要地位，有的人甚至认为可以放弃政治斗争；
而列宁却从始至终都认为：“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是政治斗争，其首要任务是争得政治自由。”——《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
这里面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政治自由是争取经济自由的途径和巩固经济成果的保障。
比如工人有涨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减少加班的诉求，能通过什么途径去表达和实现呢？甚至当这种诉求与某些东西产生冲突的时候，又怎么办？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经济主张就是一句空话。
所以列宁说，要保障经济权益，就得拥有政治权益，要领导工人争取集会、结社、罢工、出版等政治自由。当然，并不只限于这几项，再比如，当工人罢工可能遭遇家里揭不开锅的情况，所以他们又争取建立工人储金会的政治权益，通过工人筹集或募捐等形式获取资金，支持工人把斗争进行下去。
其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是反对整个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规定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不可能永远共存于这个系统之中。因此，经济斗争最后必然要发展成政治斗争，要摧毁旧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推翻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这绝不是单纯的经济斗争可以完成的任务，它需要工人阶级的组织，需要党的领导，需要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给群众，需要大量的政治工作。
所以，列宁看来，无论是从现行的经济利益斗争出发，还是从将来社会主义的建设出发，都脱离不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
毛主席在红军时期，就驳斥过单纯军事思想，提出军事服务于政治的建军路线，于是才有了人民军队。后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在经济工作中，他仍然是坚持政治挂帅的路线，而不是业务挂帅、经济挂帅。原因也就是上述两点，在民主革命时期，需要政治权力为经济斗争开路，在社会主义时期，则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来保障经济基础的稳固。一旦失去了政治权益，任何所谓的物质利益都不可能实现，也就更谈不上什么经济利益的保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