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逵之死的历史教训——评“宋江神聚蓼儿洼”

李逵之死的历史教训——评“宋江神聚蓼儿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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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想着“官爵升迁”的叛徒宋江,在残酷镇压方腊农民起义军之后,终于如愿以偿,“衣锦还乡”,走马上任,做他的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去了。但是一切叛徒都没有好下场,宋江最后还是死在封建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之中。

  宋江不愧是“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的北宋王朝的忠实鹰犬。当他还残留着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要为朝廷出最后一把力,唯恐日后李逵再去“啸聚山林”,坏了他“忠义”二字,阴险残忍地害死了坚决斗争的革命派李逵。

  甚至在死后,宋江这个“大宋之鬼”,还不忘在宋徽宗梦中表白自己“臣死无憾”,并为他毒死李逵邀功请赏。可见宋江的反革命立场是何等“坚定”,搞投降、搞叛卖又是何等“彻底”!

  李逵这个英勇无畏、身经百战的梁山农民起义将领,没有壮烈地战死在反抗封建朝廷的沙场,却被他曾舍生忘死救出来的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奇怪吗?一点也不。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凡是投降派都是杀革命派不眨眼的刽子手。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投降派要杀革命派,这从根本上说,是两条路线斗争不可调和的性质决定的。

  李逵口口声声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他在同宋王朝反动军队的殊死搏斗中毫不妥协,他的大无畏革命气概使统治者闻风丧胆,因而也就必然成了投降派宋江的眼中钉,肉中刺。无怪乎宋江对李逵屡萌杀机,而每次杀意的显露,又总是都在反不反皇帝的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

  六十回中晁天王曾头市中箭身亡,当宋江在窃取梁山领导权前假惺惺地推让一番时,李逵干脆表示:宋江“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这一下可触犯了宋江“忠义”的纲领,宋江便要“割了你这厮舌头”!

  七十一回菊花会上,宋江经过一番苦心经营,认为时机成熟,唱出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派心声时,又是李逵一脚踢翻桌子,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兜头一盆冷水,破坏了宋江精心制造的菊花会上裹胁众人投降的气氛。对此,宋江立即暴露了狰狞的面目,“大喝”一声,立时要将这个与他“情分最重的李逵“斩讫报来!”只是由于众人求情,宋江一则唯恐触犯众怒,坏了他的投降阴谋,二则他感到威吓的目的已经达到,他利用“义”的绳索暂时也还束缚得住李逵,所以才装模作样地表示暂且“寄下”李逵的“项上一刀”。

  八十三回“陈桥驿滴泪斩小卒”,是投降派要杀人的又一例证。陈桥驿边梁山军校杀了一个污蔑梁山起义军的小小朝廷厢官,宋江大为震惊,唯忍“连累我等众人”,即影响他投降朝廷,加官晋爵,因此逼迫这个很有反抗精神的军校“痛饮一醉”,“树下缢死”,然后“斩头来号令”,以此来表示他对朝廷的忠心。

  概略地回顾宋江的这几页杀人史,不难看出,他的所谓“全忠仗义”究竟是什么货色。“全忠”是宋江追求的真正目标,“仗义”只是他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宋江这个投降派口中的“义”,实质上是套在梁山农民起义军头上的精神枷锁,是宋江用来涣散、瓦解梁山农民革命的一帖麻醉剂。

  一旦“义”字这条绳索束缚不住革命派的手脚,危及他“全忠”、“辅国”时,他便要一律杀之。只是在杀前杀后,还要猫哭老鼠假慈悲,做作一番,使之符合“义”的规范,叫人“死而无怨”。由此可见,“忠义”者,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也!

  李逵之死还沉痛地告诉我们,一个革命者不能只讲兄弟“情义”,不讲路线。

  尽管《水浒》的作者对农民起义军的英雄李逵作了种种丑化和歪曲,但在这一回里我们又一次领略了李逵造反的英勇坚决。宋江吃了药酒,想到的是“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李逵闻知此事,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叫一声:“反了罢!”表示要“并气力招军买马杀将去!只是再上梁山泊倒快活!”甚至在宋徽宗赵佶梦游梁山泊时,李逵还“轮起双斧,径奔上皇”,吓得徽宗“浑身冷汗”,从梦中惊醒。李逵和皇帝作对的革命造反精神是何等坚决!

  但是李逵终究犯了大错。他被“义”字蒙住了眼睛,只认“哥哥”,不讲路线。“哥哥杀我也不怨,剐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当他知道吃了宋江的药酒时,还说:“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

  他不懂得,“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说到底是阶级的关系。在梁山上,只存在阶级关系,而并不存在什么单纯的“兄弟关系”。

  正如鲁迅指出的:“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李逵也没有认清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反动面目,看不清梁山上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才糊里糊涂地死在充满兄弟“情义”的毒酒之中。

  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正如工人同志们指出的:“李逵之错在哪里?蒙住眼睛讲义气,只认‘哥哥’不认‘线’,历史教训要牢记。”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回中的宋江之死,曾被某些人吹捧为是个“悲剧性的结尾”,说什么本身就是对投降主义路线的“批判”。其实,作者这样安排,恰恰是对投降主义路线的歌颂。

  在作者笔下,宋徽宗是如此“至圣至明”:他获悉宋江被药酒毒死之后,当着百官的面责骂高俅、杨戟:“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而且准宣宋江之弟宋清“承袭宋江名爵”,“待有子嗣,朝廷录用”还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命令在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御笔亲书“靖忠之庙”。

  而且死后成了梁山泊土地神的宋江还“累累显灵,百姓四时享祭不绝”。这不是完全遂了宋江“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凌云志”吗?

  作者在全书结尾的一首诗中对叛徒宋江作了最热情的赞美:“生当鼎食死封候,男子生平志已酬。”这样的结尾,实际上宣扬的是“宋江捐躯无异志,皇天不负苦心人”。

  作者最后在宋江头上安上一个灵光圈,是企图使人感到叛徒的下场并不悲哀,而是十分“悲壮”。

  作者妄想通过这个诱人钓饵,诱骗更多的人走宋江的投降道路。所以,金圣叹实在“昏庸得可以”。他没有看懂施耐庵、罗贯中写《水浒》的真正用意,砍去了《水浒》后半截,使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面目失去了真实。鲁迅对此很不满,某些为宋江唱赞歌的人却表示欢迎,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今天,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开展对反面教材《水浒》的评论,认清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记取李逵之死的惨痛历史教训,有助于我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认清投降派的反革命面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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