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内部的路线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拉萨尔抛出的无产阶级通过议会道路建立“自由国家”，并依靠普鲁士“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实现所谓“公平的分配”的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是欺骗工人阶级和出卖工人阶级利益、代表德国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身居国外，但是对于德国的工人运动却十分关心。他们从德国的情况出发，认为德国无产阶级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大力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把斗争锋芒首先指向地主阶级，争取自下而上地完成德国统一，只有坚持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接触，完全看透了拉萨尔本人和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因此，他们在为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简称国际）进行大量工作和在国际建立后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以及后来同巴枯宁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激烈斗争的同时也展开了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由于当时受“联合会”影响的工人，还没有识破拉萨尔主义的反动本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和方式。
首先就是同拉萨尔断绝关系，划清界线。
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七月和同年年底，同拉萨尔先后两次就德国工人运动的路线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马克思已经看到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于是从一八六三年初就同他断绝了关系。
马克思在分析决裂的原因时指出：这是“
（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
（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路；
（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他在给我的信（从1843年到1863年）中象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拥护我所代表的党的。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立即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分来反对我和旧的党”（《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2页）。
很明显，这种决裂决不是个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而是在对待德国工人运动问题上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两条路线斗争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写文章、发表演说、特别是写了大量的信件，对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恩格斯在为德国报纸写的文章中指出：“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拉萨尔脑中充满了幻想，以为俾斯麦能承担实行社会主义千年王国的任务”（《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5-256页）。
恩格斯还指出，在当时的德国，工人阶级连起码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基本民主权利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鼓吹“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3页）。
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三日写信给拉萨尔派的头目施韦泽，批判了他所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向政府谄媚的卑劣行径和他继续宣扬拉萨尔关于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的谬论。
指出，即使普鲁士王国对合作社帮助，其规模必然是很小的，作为经济措施，完全等于零，但是，它却要通过这种帮助收买一部分工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
马克思特别指出：“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要出更大的丑”。“毫无疑问，拉萨尔关于普鲁士政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的不幸幻想将使人大失所望。事物的逻辑必然如此。”（《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五年二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1页）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三日，马克思在写给施韦泽的信中进一步揭露了拉萨尔“国家帮助”的反动实质，指出：这“不过是重新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1843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0页）。
第三，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在德国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使他们提高思想觉悟，摆脱拉萨尔的影响。
为了冲破拉萨尔派的头目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阻碍，使“联合会”的广大群众认清拉萨尔主义的反动本质，马克思采用了巧妙的斗争策略，利用拉萨尔分子施韦泽主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论蒲鲁东》等文。
《论蒲鲁东》一文是一八六五年一月马克思利用机会主义头子蒲鲁东死去的机会，用给拉萨尔派头目施韦泽写信的方式，在拉萨尔派的机关报上发表的。
该文既是对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的盖棺论定，也是马克思特意为批判拉萨尔而写的。马克思在文中指出：蒲鲁东是一个“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8页）的人物，他的著作中充满了“自矜自夸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科学’自夸”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5页）。
他向反动的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页）。
蒲鲁东的假社会主义“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6页）。
马克思在谈到写作《论蒲鲁东》一文的目的时说：在这一篇文章中，“某些十分无情的打击看来是为蒲鲁东预备的，实际上都击中我们的‘阿基里斯’”（指拉萨尔），“并且是存心这样做的”（《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6页）。
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在德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才为一八六九年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四，一八六四年九月第一国际的成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了使德国工人运动摆脱拉萨尔宗派主义的羁绊，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曾期望“全德工人联合会”参加国际，以便通过国际的活动来影响德国无产阶级，使他们的斗争建立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原则和国际主义的基础上。
但是，拉萨尔的继承人施韦泽和哈茨费尔特夫人等却制造各种借口阻挠“联合会”参加第一国际。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直接同拉萨尔的继承人进行斗争。
马克思在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写给施韦泽的信中，集中批判了拉萨尔派的宗派主义。
信中指出：拉萨尔“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因为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工人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
信中明确地批判了施韦泽打着阶级运动的幌子进行宗派活动的两面派本质，指出：“您实际上是要求阶级运动服从特殊的宗派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1页）。
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尖锐指出：“拉萨尔派多年来一直是组织无产阶级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页）
六十年代，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国家的统一成了当时德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在对待德意志的统一问题上，在德国工人运动内部，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一条是革命的路线，即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主张的，德国的统一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不断加强与民主力量的联合，反对普鲁士封建王朝，通过自下而上的人民群众的斗争，消灭一切封建势力，实行民主改革，最后达到全国的统一。这条路线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长远利益。
另一条是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即为了向普鲁士王朝求得普选权，全力支持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意志，从而巩固普鲁士地主在统一的德国中的统治地位，这是一条完全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
当时在德国首先拥护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路线、反对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有威廉·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
倍倍尔当时领导着“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成立于一八六三年六月，领导权最初掌握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手里，一八六四年倍倍尔当选为该组织领导成员后，逐渐向左转，成为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一八六七年倍倍尔任该联合会主席），也积极反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进行了帮助和指导，告诉他们在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不要着急”，要“做得机智”（《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5项），同时要注意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划清界限等等，并帮助他们把先进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对拉萨尔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从一八六五年起到一八六九年六月先后退出了“联合会”，他们同倍倍尔一起，于一八六九年八月七日至八日，在德国的爱森纳赫城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通称爱森纳赫派。
爱森纳赫派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参照第一国际的纲领，制定了自己的纲领，并宣布参加第一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从此，德国工人运动就分成了两派：革命的爱森纳赫派和机会主义的拉萨尔派。
一八七〇年七月，普鲁士王朝和法国统治者为争夺欧洲霸权，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普法战争。法军首先进攻。不几天普军却全面反攻进入法境，直逼首都巴黎。这场战争引起了法国一八七一年三月的巴黎公社革命。由于普鲁士在战争中获胜，促成了德国的统一。
德国的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如何对待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的问题上斗争尤为激烈。爱森纳赫派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路线，在战争爆发前和战争初期，坚决谴责普法战争的双方政府都是为了王朝的利益。
他们在普鲁士议会表决战时公债时，先以弃权表示反对，后则坚决投反对票，他们还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了马克思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
当他们遭到反动政府迫害时，仍然继续坚持斗争。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他们又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和声援。恩格斯赞扬他们说：“德国工人在最近这次大危机的时期表现得很出色，……倍倍尔是他们的杰出代表”（《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一八七—年六月二十二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39页）。
与此相反，拉萨尔派奉行狭隘民族主义政策，不支持巴黎公社。对于普法战争，拉萨尔派则奉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政策，支持本国反动统治者的侵略战争。
为了替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辩护，拉萨尔派的头目施韦泽竟胡说普法战争中由于法国首先挑起战争，对德国来说，不仅是对德意志人民的战争，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的战争。因而提出每一个德意志人要为祖国而战的荒谬口号。
他们还无耻地给爱森纳赫派扣上了一顶“卖国贼”的大帽子，派出他们的鼓动员，四处奔走进行恶毒攻击，妄图搞垮爱森纳赫派。但是，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斗争中，爱森纳赫派的威信越来越高，拉萨尔派则众叛亲离，他们中的一些活动分子和群众日益转向爱森纳赫派，组织日趋瓦解。
一八七二年，拉萨尔派头子施韦泽与俾斯麦勾结并领取秘密津贴的事件被揭发了出来，更引起该派下层群众的不满，迫使该派的头目们耍了一场“换马”计，把施韦泽开除出去，借以继续欺骗群众。
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王朝虽然自上而下统一了德国，于一八七一年一月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但是，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代表正确路线的仍然是爱森纳赫派。
正如列宁所说：“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和革命的策略，只有他们对民族主义的‘不妥协精神’，只有他们在统一德国和‘自上而下’革新德国问题上所抱的不调和态度，才能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奠定牢固的基础。”（《奥古斯特·倍倍尓》，《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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