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大家好，我是金戈铁马，《改天换地》讲座我们进行了161讲，今天第162讲。今天讲讲毛主席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文化战线大革命，京剧革命举红旗。
话说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了成功。毛泽覃与贺怡的儿子贺麓成参与了第一个中近程导弹的研制工作，他是中国自行培养的一位优秀的导弹专家。
月底，也就是在周恩来、康生、江青与现代戏观摩大会的代表们举行座谈会一个星期后，陆定一、周扬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万人大会，请彭真作了一个专门讲现代戏演出问题的讲话。彭真在讲话中与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截然相反，提出了现代戏、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三重要、三等量的方针，他说：
“现在可以把那些古戏稍微搁一搁，放一放，抓一下现代戏。等把现代戏演顺了手，再来演出一部分古人的戏。现在的一部分现代戏，实际上是粗制滥造，非骡子非马，弄不清它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不需要那样的现代戏，我们要把《箭杆河边》（由北京实验京剧团演出，其唱腔是按照传统曲调安排设计，没有新唱腔——笔者注）这类戏，好好地演出，争取得到大家的拥护。”
彭真的讲话，立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并印成了单行本、专集，广泛进行宣传。江青对周恩来说：
“你看看，难不难，毛主席指示请你来挂帅可能要好一些，现在人家偏偏不买我们的账，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是我夸大吧。人家就是要一套又一套的和我们对抗，和毛主席对抗。北京要办成一件事情，是多么的难呀！”
与此同时，林默涵又指示一些笔杆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对上海演出的现代戏《智取威虎山》进行批评，认为“这个戏把原小说的精华部分去掉了，敌人的形象不如小说写得那样狡猾和嚣张，这就使正面人物很难完全树立起来。所以，这个戏的演出无论在剧本和演出都不是成功的。”
中宣部和文化部还在内部刊物上，以反映情况的名义，对江青在《谈京剧革命》中的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小简报》上，几次发表文章说，江青的意见简单、粗暴，不足为道。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内部刊物《文艺战讯》上，也发表了许多评价《箭杆河边》的文章，称赞这出戏。因为江青说过这出戏是“正不压邪”，所以，署名萧甲的文章就说：“我看这出戏比《芦荡火种》还要细。”刘厚生也发表文章说：“我认为这个戏不错，有人觉得正不压邪，我倒觉得不太突出，因为正面人物也演得不错。”
林默涵等人还在演出人员和专家们的座谈中，对江青抓的现代京剧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江青看了听了这些议论，她不动声色地对中宣部和文化部的一些人员说：
“这不是一个艺术的意见，是要好好地考虑一下，是坐在哪一边的问题，是坐在正面人物一边，还是坐到反面人物一边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能沉默，要组织文章，展开讨论。”
1964年7月1日，《红旗》杂志在第12期上发表社论，题目是：《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社论赞扬了在北京举行的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盛况。
7月2日，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以及各协会重新整风。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由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主管文化革命工作。
此后，这个小组开始领导文化部和文艺界各协会及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进行了整风运动。这个小组又叫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因此，称之为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便首先在文化艺术领域开始了。
7月11日，毛主席对文艺界的第三个批示传达后，不仅引起了文艺界的震惊，而且使全党为之震动。文艺界又开始了为期十个月的第二次整风学习。其间，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对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还有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进行了批判，并改组了文化部党组和各协会的领导班子。
邵荃麟曾经认为文艺创作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在1962年前后提出了文艺题材和创作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要写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在这次整风学习中，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被当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判。他本人被当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抵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九评”。“九评”原来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后来毛主席把它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毛主席原先还指示写“十评”，后来由于赫鲁晓夫下了台，“十评”就没有发表。所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的最后一篇，也是9篇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文章中把毛主席近年来提出的反修防修的理论和政策加以整理，概括为15条内容；同时又引入了毛主席在6月16日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
7月14日这一天，刘少奇到了南京，江渭清向他汇报了江苏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
接着，刘少奇来到正在举行的江苏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两次讲话。
就在这次江苏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上，揭发出了涟水县高沟公社曾经发生的原来的社、队干部对“四清”运动中新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反攻倒算”的“高沟事件”，淮阴地委书记张景良就“高沟事件”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受到了刘少奇的赞赏。
刘少奇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许多领导浮在上面，不蹲点，就是下去也是“面上跑跑，听听汇报，指示指示”。他还说：
“现在情况变了，搞调查研究，光靠开调查会不行了，只有领导亲自带工作队，蹲到点上去，直接掌握运动，才能取得第一手材料和经验。你当书记的，生病也生得，休息也休得，离职学习也离得，甚至死也死得，为什么离开自己职务蹲半年点就不行？”
他要求省、地、县三级领导都要分期分批，轮流下去蹲点。并强调省、地（市）、县委书记，都必须有两个大队、两个工厂的经验，才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后来在7月29日，王光美曾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指示：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
再说刘少奇在南京期间，批评了包括江苏省在内的“四清”运动。对此，江渭清表达了不同看法。刘少奇说：
“‘小四清’打了败仗嘛！”江渭清说：
“不能这么讲。据了解，已经开展社教的社队，60%打了胜仗，是有成绩的；30%比较一般，成绩不够显著；只有10%不够好，需要补课。”
针对刘少奇讲话中所说好的基层干部是少数，公社、大队干部大部分烂掉了，江渭清认为，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说：
“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江渭清回答说：
“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刘少奇打断江渭清的话，问他对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有什么看法。江渭清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说：
“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回答说：
“不盲目执行。”
第二天晚上，刘少奇离开南京前夕，对江渭清严肃地说：
“你的意见（即‘四清’运动是有成绩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对王光美的报告不能盲目执行——笔者注）是不对的。”
江渭清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引起了“顶撞”，刘少奇发了脾气。
江渭清在回忆录中说：刘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强调国内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提出“四清”运动中要反右倾。
由于两人的分歧未能消除，便为两个月后刘少奇写信批评江渭清埋下了伏笔。
再说7月15日，毛主席开始修改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复信稿。他针对苏共坚持要把二十大、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写进兄弟党国际会议文件的说法，在复信中加写了一连串的质问：
“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毛主席在复信的最后部分，又加写了几段话，劝告苏共领导人不要召开分裂性质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他还指示康生、吴冷西等人，复信稿在批驳苏共坚持“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他以特殊的责任”这一说法的份量不够，他说：
“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同志们：毛主席一贯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早在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期间，就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解放后，毛主席一直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自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后，主席更是忧心忡忡，反修防修就自然成为革命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可是主席逝世后，一伙无良公知和小人恶毒污蔑攻击毛主席的伟大革命运动，这也更加印证了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深刻道理，四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伟大革命理论是无比正确的！
谢谢聆听，下期待续，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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