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论”是投降主义的理论基础——评“宋江遇九天玄女

“天命论”是投降主义的理论基础——评“宋江遇九天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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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入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的地主阶级分子宋江,在他篡夺了这支革命队伍的领导权之后,在山寨顶上竖起了一面大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

  这是一面反革命的白旗,它公开申明了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动政治纲领,向封建皇朝发出了乞求招安和投降的信号。

  在《水浒》第四十二回“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我们找到了宋江“替天行道”这个背叛农民起义的政治纲领的来源。

  宋江上梁山不久,就急于下山去接他的地主老子。在半路上,他遇到了“官兵”的追捕,躲进了“还道村”中的“玄女庙”,龟缩在神厨帐幔里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九天玄女娘娘”向宋江下了一道“法旨”,叫做“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这个“天命”,从此成了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

  正是遵照“替天行道”这一“天命”,宋江上梁山后,不是消极地躲避官军,而是千方百计排斥革命派,篡夺领导权,以便在梁山泊利用其“为主”的地位,推行“全忠仗义”的投降路线,用封建地主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这支农民起义军,为今后向皇帝卖身投靠积累“政治资本”,创造“必要条件”。

  正是遵照“替天行道”这一“天命”,宋江投降后,忠实地充当了封建朝廷的奴才和鹰犬,死心塌地地执行其“为臣辅国安民”的“职守”,竭力修补腐朽不堪的封建地主阶级国家机器,极其残酷地镇压方腊等农民起义军,“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显而易见,作者通过宋江在“还道村”的这场梦,以及以后的一系列行动,力图证明:宋江“造反”也好,投降也罢,都是“受命于天”的,是得到“神明”批准的,因而是无可非议的。谁要是梦中未见“玄女”,手中没有“天书”,那就趁早别起来“为寇”,否则,就只能落得个方腊一般的下场。

  这不是对农民革命的恶毒污蔑和威吓是什么?这不是对宋江之流的投降行径的吹捧和美化又是什么?!

  纵观《水浒》,这种反动的“天命论”贯穿在宋江搞投降活动的全过程。接受招安前,宋江竖起的是“替天行道”的旗号,表示身在梁山,心向朝廷,要不负“天命”,“曲线尽忠”;一受招安,宋江马上打出“顺天”、“护国”两面旗帜,俨然摆出了一副封建统治阶级忠实走卒的臭架势;招安之后,宋江又奉“天子”之命,以“天兵”自居,动辄就对那些无视“天命”的农民起义军咬牙切齿地叫嚣道:“天兵到此,尚自巧言抗拒。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活现出一副刽子手的凶神恶煞相。

  从“替天”,到“顺天”,到“天兵”,宋江真是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走在“天命论”的轨道上,卖力地奏完了他那个投降主义的“三部曲”。

  但是,尽管如此,那个九天玄女娘娘对宋江还是有点不大放心,宋江征辽时,这位“娘娘”又赶来托了个梦,在梦中既对宋江大加“鼓励”:“汝能忠义坚守,未尝少怠”;又加以“督促”,要宋江“保国安民,勿生退悔”,认真当好封建统治阶级的反革命鹰犬。

  不仅如此,作者从其反动立场出发,还蓄意将这种反动的“天命论”作为《水浒》全书的基石。从开宗明义的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到第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游蓼儿洼”,作者处处安下“伏笔”,事事埋下线索,用“天命论”来解释一切,宣称世上的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

  梁山泊一〇八人起来“作乱”,正是“遇洪而开”的“魔君”临凡,历尽劫数,退尽“魔心”,以成“正果”。这就一笔勾销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抹杀了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充分暴露了“天命论”的阶级实质和政治上的反动性。

  其实,细加剖析,作者在四十二回蓄意编造“宋公明遇九天玄女”这段充满封建迷信色彩,荒诞不经的故事,在手法上是很拙劣的。

  按照全书的情节发展,刚被梁山好汉们闹江州劫法场救上山来的宋江,此时惊魂未定,余喘未息,却偏偏反对晁盖派兵马下山的主张坚持要由他自己只身下山接父,这是既不合逻辑,也不合情理的。

  但是,作者偏要让宋江走上这么一遭。当宋江躲在庙里神厨中遭到追捕时,忽而“火烟冲将起来”,忽而“卷起一阵恶风”,忽而“飞沙走石”,“罩下一阵黑云”,几次三番吓跑了官兵。

  宋江遇玄女梦醒之后,果然袖内有三卷“天书”,口中有酒香,掌心有枣核。作者通过这番神乎其神、玄而又玄的渲染,无非是要宣称:唯有宋江这样的投降派,才有资格接受“天命”;这个肩负“天命”重任的“天魁星”宋江,是凡夫俗子所凛然不能侵犯的。

  作者这番故弄玄虚的卑劣手法,适足暴露出其欺世惑众,竭力贩卖“天命论”的罪恶用心。

  无数事实证明,历史的发展是从来不以“天命”和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总是和一切反动派的愿望相违背的。

  有人把“天命”奉为不可抗拒的意志,就必然有人视“天命”为粪土草芥。方腊等敢于无视“天命”、“天子”和“圣人”,偏要“改元建号,南面为王”;梁山上的晁盖敢于“托胆称王”,李逵、三阮等人敢于藐视大宋皇帝,逆“天”而行,就都是有力的例证。

  尽管他们的革命精神和行为遭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扼杀和《水浒》作者的歪曲,但毕竟亮出了革命光芒,预示着反动封建统治最终必然崩溃和“天命论”必然破产。

  反动阶级和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投降派企图用“天命论”来禁锢人民的思想,束缚人民的手脚,这只能表明他们极度虚弱的本质,而决不可能挽救他们在人民革命的历史潮流面前彻底灭亡的可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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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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