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这位青年同志的左转心迹写得很好，朴素无华，很接地气，并且有他的独立思考，是一篇心灵成长手记。经过思想动荡和灵魂洗涤，使他从一个佛教信仰者转变成马列毛主义者。其中既有个人的主观努力，也有客观现实的鞭打。这样的好青年，相信日后越来越多。
一、艰苦的少年时代和社会大染缸
我真正开始左转的时间并不长，从2024年元旦开始，满打满算还不到一年。父母都是珠三角地区的50后，我是90后，出生的时候父母都是34岁。母亲是城镇普通工人家庭出身，有着工人阶级特有的勤奋、朴素和善良；父亲是农民，6岁就开始在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劳动。据奶奶回忆，我爸8岁的时候一个人干活的效率就相当于一个13岁大女孩。我妈是在1974年上山下乡的时候作为高中生知青插队，在兆隆公社第四生产队认识的我爸。那个时候，不管是知青还是本地农民，都没有电视机，整个生产队接收外界信息及文化娱乐基本全靠一台国产收音机维系着，我妈说，文革结束后，她回到城镇，脑子里还经常回荡着那首红歌——《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旋律。
80年代初，改革开放了，我妈进了一间港资制衣厂当包装工人。那间厂主要接南朝鲜（我国1992年才正式改称韩国）的中学校服订单，当时南朝鲜的中学生校服样式是偏欧洲风格的。男装是黑色西装礼服，女装是深蓝色长裙，还搭配一些衬底的白色长袖短袖衫。我妈的工作就是给流水线上的校服成衣用塑料袋打包好，然后贴上表示尺码和颜色的英文标签贴纸。比如黑色XL，就贴上一张印着Black XL的贴纸。工作虽简单，流水线加速转起来的时候也累得够呛。香港老板聘请了一个本地中年男人当厂长管理生产，厂长平时最喜欢在厂里用收音机播放香港的粤语流行歌和邓丽君的歌，我妈无聊的时候喜欢跟着收音机的节奏哼歌。
我在娘胎的时候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矛盾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什么呢？因为我妈怀着我的时候，有时顺应时髦哼港台流行歌“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有时回想起知青岁月就哼红歌“我们的前途无限光明，我们的意志无比坚强，各族人民向太阳团结起来势不可当”……也许就是这种胎教，为我先右后左的成长轨迹埋下了伏笔。
我的原生家庭是农民和工人的结合，无巧不成书，后来2010年我去了广州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读书，连校名都是工农结合的。我感觉自身有很多小农小资的落后习气，也有一点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落后在何处呢？主要是自由散漫惯了，喜欢随心所欲做事；做到哪算哪，没什么计划性；目光短浅，执着面子，计较眼前得失……
在左转之前尤甚。散漫到什么程度呢？我在2004年11月，初一上学期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青团。高考后的暑假，不小心弄丢了团员证，也懒得补办，进大学第一天就在自己的政治面貌调查表上填了“群众”。先进性呢？比如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看见有困难的人求助会忍不住帮忙（哪怕明知对方可能是假装）。
举个例子，2011年7月，我在广州上大学时，路过仲恺路的天桥，看见一名50岁左右的大妈带着20岁出头的小伙，母子俩摆摊卖豆腐花，我买了一碗，第一口就吃到一股微微发酸的馊味。大妈问我好不好吃，我为了不打击她，说好吃，然后在他们面前吃完这碗豆腐花...好在当天晚上也没啥事，没拉肚子。
关于红色教育的经历，我的母校升平小学做得还不错，在民办小学当中，张校长算是深红的教育工作者，抓红色教育抓得很细致。我一年级时（1998年）还能看见教室外墙上的小英雄赖宁救火的宣传画，后来教育部出台新规定禁止宣传赖宁，宣传画就被涂掉了。走廊墙上贴着雷锋的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还有一个“红领巾广播站”，经常播放《我爱北京天安门》之类的儿歌。四年级时，张校长特地嘱咐教音乐的周老师，必须让每个年级的学生用最短的时间学会唱《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周老师接到政治任务后，就在某个星期一的升旗仪式上用手风琴现场演奏现场教，两周以后，我们就会唱了。依稀记得歌词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放到哪里哪里亮，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在心上，紧紧握住手中枪，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六年级语文课本，有一篇是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这首词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毛主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到了初中，语文课本有毛主席的《七律.长征》和萧华的《长征组歌》，当时也只是老师要求背诵就背，不求甚解。初中时，吴校长是1949年出生——和新中国同龄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他喜欢唱红歌，经常在每周一升旗仪式上发表讲话，批评染金头发的男同学“精神萎靡，像国民党残兵败将一样”。当时他拍板尝试开展诗教项目，请来了有名的格律诗词专家曹杜荣老师在校内开办诗社，并且把曹老师编写的格律诗词教材——《诗教》人手一本发给全校同学。我就是在这本《诗教》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七律.答友人》，里面那句“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我第一次读就被这一联两句的文采和格局震撼了，从14岁一直记到现在。改开后，珠三角固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灾区，连我们中学的红色知识分子吴校长都坦承，他喜欢喝洋酒，汶川地震时，他捐了500块钱，相当于一瓶中档洋酒的钱。但少年时期，这一路上的半明半昧的、也许还带点形式主义的红色教育，不知不觉中塑造了我的思想，影响了我的一生。
混沌麻木地活着，似乎不需要任何理由。而左转往往起源于一些触动内心的经历。我在2016年5月，中菲南海仲裁案被全网转发关注的时候，开始关注孤烟暮蝉——一名70后的爱国微博主，经常看她发的正能量微博，知道了她曾经是医院护士，因为在网上发言捍卫国家利益，得罪了网上的反华反共群体，被人肉个人信息和诅咒，她便辞去了护士的工作，和丈夫一起打理生意，一边照顾女儿和双方的父母，当时我对她非常敬佩。那年的我不懂政治，也不懂阶级斗争，满脑子都是宗教徒般的唯心玄学幻想。
幻想啥呢，因为我外貌和蒋介石有8分像，尤其是剪平头的时候，加之曾经在大学图书馆看过一本蒋介石传记，知道了蒋介石的母亲叫王采玉，而我妈的名字就叫彩玉。我就一直抱持着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我这辈子的成就会很大，是干大事的人，总有一天会风云际会指挥千军万马的。何况我还读过金刚经呢，金刚经说能读金刚经的人都是福德深厚的人，上辈子积了大德才能读到金刚经……那综合起来，我这辈子铁定是要出人头地的了！
然而现实很快打脸，由于没考上重点大学，而且从高中到大学7年间经常受到鼻中隔偏曲带来的头痛折磨，我即使在二本的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习绩点也很差，大部分科目低分飘过，毕业设计也是糊弄应付答辩。但是学院抓专业的老师是很有责任心的，2014年6月，她对我说“学院的领导已经同意给你发毕业证和学位证了，但是这两本证我暂时扣下来了，你什么时候把毕业设计修改到我认为可以了，才能拿证”。
于是，我成为了我们给排水工程102班当时唯二参加了毕业照拍摄，却不能按时拿到学历证书的人，另一名同学是佛山的，身体没啥毛病，就是心不在学习上，沉迷游戏，后来听说他重修了几次高数都没过，在规定的年限拿不够学分，没能拿到毕业证。拍了毕业照2个月后，我就去了老家的一间三甲医院做了鼻中隔偏曲纠正手术，术后效果还可以，算是结束了连续7年头痛的困扰。接下来，我在找工作和修改毕业设计之间有点举棋不定，最后还是选择先待业在家，把毕业设计整好再找工作。待业期间我又认识了老家一名比我小2岁的年轻小伙阿德，他也是信佛的，他母亲有先天性心脏病，干不了节奏稍微快一点的活，不管工厂流水线还是务农都干不了。
他家当时条件很苦，属于城镇里收入比较低的家庭。所以他沉迷佛教，希望通过信佛拜佛参加法会来获得神佛保佑，让他家好起来。我的心路历程也很阿德很像，07年高一上学期开始，鼻中隔偏曲带来的头痛开始发作，一发作就是7年。当时的专业医生说，16岁这个年纪做鼻中隔偏曲纠正手术的话有一定复发风险，因为鼻骨还没完全发育定型，建议20岁后再做手术。所以我从高中到大学这几年过得非常挣扎，每天一睁眼就是头痛，几乎到了厌学的地步，只能借助佛教来自我麻痹，缓解一下现实的矛盾和痛苦。
从高一开始，我经常利用节假日时间，骑车去小榄隐秀寺拜佛，顺便在寺庙的经书流通处选取一些免费赠阅的佛教书刊带回家阅读，找点心灵寄托……所以我和阿德是同病相怜，很有默契。2014年9-12月，基本上阿德叫我去参加什么诵经会、施食会、供佛灯会……我都会参加，由此也耽误了重做毕业设计的进度。但我并没有埋怨阿德，因为我知道他是真诚希望我能走好运，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虽然只读到高中，没什么政治经济学世界观，但他对同为底层的苦命人非常关心，以他当时的条件和能力，也只能尝试用宗教的方法帮助别人。
经过大半年蹉跎，我在2015年5月补交了让专业老师认可的毕业设计，拿到了本科学历证书，相当于比同届同学延迟了一年毕业。大学低分飘过的绩点，加上本来就对给排水工程不怎么感兴趣，只是为了拿一个文凭而随便选一个专业，这就注定了我无法成为大多数普通家庭期待的那种理想的精英——既有好学历，又有体面而较高收入的工作。高中和大学时的不幸经历，为我日后长期在社会底层打工——而且都是在小民企小私企打工的状况奠定了基调，也为我日后的思想左转制造了客观条件。
我在高中时，误打误撞第一次见识到了信仰的力量。2009年3月初，此时我正在高二下学期，通过隐秀寺免费赠阅的一些宗教劝善类书籍，了解到有一本大乘佛经叫《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我心里就很渴望能找到这本大乘佛经，给自己找点寄托和指引。当时我家没有通网，也没有智能手机
和电脑。我只能尝试用宗教祈祷的方式——每天抽空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恳求诸佛菩萨保佑我能尽快找到妙法莲华经，保佑我能离苦得乐……”就这样祈祷了将近1个月，到了2009年4月初，小榄中学决定给高一、高二两个年级的学生放连续3天清明节假，4月4、5、6日连放三天。
2009年4月6日早晨，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一早就骑着自行车去隐秀寺拜佛，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名40多岁的阿姨，她也来上香拜佛。于是我上前打招呼，问她有没有妙法莲华经。她说她没有，但她认识一名60多岁的老居士可能有。她当场打电话给老居士确认，电话那头说刚好有一本，然后她对我说“趁现在我有空，我带你去他家吧”……于是我坐上阿姨的摩托车，来到了小榄镇竹源村的一个步梯式老旧小区，就这样认识了1946年出生的卢老先生，也见到了他的老伴张阿姨。
他是60年代本地民兵团的队长，60年代后期入党，虽然他只有初中学历，但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初次见面，他对我说“很多认识我的人都叫我卢老师，其实我没有教师资格证，你觉得顺口的话也可以叫我卢老师”。卢老师的社会阅历相当丰富，经历过毛主席时代的艰苦生活和改开时代的物欲横流，他决定在保留党籍的情况下改信佛教。他经常对我说一句话“不信因果的人，这辈子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关于信仰转变的原因，卢老师说，他在80年代初村集体生产队解散之后，去了搞建筑的企业当管理人员，负责监督土建工程的施工质量，在那个物欲横流的90年代，他曾经被各种分包单位小工头请去桑拿、按摩等场所消费，不知不觉就沾染了嫖娼的恶习，家庭矛盾日渐恶化，两个儿子都无心向学，读完中专就独立谋生……
2003年初，他开始信佛，那一年秋天，他的老伴张阿姨因为一个亲戚小孩满月，她便按照地方风俗去市场买了几斤猪头肉，并包了一个红包给亲戚家送去，她提着一塑料袋猪头肉，走到离亲戚家只有一街之隔的一个路口，被一辆正在加速的小面包车撞倒了，人当场昏迷不醒，倒地的时候手里还握着那个装满猪头肉的塑料袋……张阿姨被送到在中山市区人民医院ICU抢救了好几天后，还是昏迷状态。此时卢老师就在家里挂着的阿弥陀佛佛像面前发誓，如果老伴能好起来，往后余生念佛吃素...发誓当天晚上，她就第一次睁眼了，当时的主治医师对他说“从你太太的脑部受损情况来看，以后她可能生活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失去大部分语言能力，行走活动能力也会受限……”卢老师没有被吓倒，继续念佛吃素，一边尽力买鱼虾放生，同时拿出一部分退休金积蓄捐给宁波奉化佛教协会助力印刷经书。两个月后，张阿姨出院了，说话还是不太利索，只能说一些简单的短句，有一部分记忆丢失了，不能独自买菜做饭，但是能独立大小便和洗澡，行走活动基本正常。而且通过观看一些佛教的DVD光盘，她学会了盘腿打坐念佛……卢老师觉得她太太能够死里逃生，是佛菩萨的庇佑，更加坚信佛教了，从2003年底，距离他正式60岁还有2年多，他决定提前辞职退休，用余生的时间去弘扬佛教。
现在我回想起来，卢老师从入党到改信佛教，和改革开放后私有经济快速膨胀，社会风气日趋拜金，文化思想界封建迷信沉渣泛起有莫大的关系。那天第一次见面，卢老师和我聊了近2小时，临走时送了我一本精美印刷的大字版《妙法莲华经》，是宁波奉化佛教协会出版印刷的。我拿回家通读了一遍，马上被大乘佛教平等度化一切众生的精神感动了，但是脑子里也同时冒起了一些更加荒诞的宗教狂热式想法，例如：既然佛祖说末法时代读诵和流通法华经的功德非常殊胜，那我一定要好好活着，争取以后赚大钱，给社会贫苦大众免费赠送法华经,这样我以后的功德和福报就更大了……也就是说，一本法华经，或者别的大乘佛经，只能用精神麻醉的方式暂时缓解我的痛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我至今仍然非常感激卢老师，因为至少他身体力行展示了什么叫信仰的力量。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地震，学校组织捐款，我首先问父母要了20块钱，先装进口袋里。然后晚自习后抽空骑自行车去了卢老师家，告诉他我们学校正在给青海灾区募捐。卢老师当场说了声“好”，然后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花花绿绿的几十张钞票，有100元也有5元、1元。他说这是以前民兵团的老党员以及小区的一些退休老人给他的，委托他转交给竹源村党支部，因为党支部也在办青海灾区募捐活动。这个信封里面装着大概600多元现金，其中就有他和老伴一起捐的200元。他把整个信封递给我：“既然你们学校也在搞募捐，我就把这些零零碎碎的捐款都交给你，你捐给学校组织就行了，我也懒得跑去党支部了。”当时是2010年，我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智能手机，卢老师也仅有一台小灵通手机，而且卢老师也不知道我家地址，他才刚认识了我一年，就放心地把几百块钱现金交给我了。他说看我充满正气，那么年轻就到处找佛经探寻真理，是个可靠的人。这些言行，让当时不到19岁的我非常感动，感性地认识了信仰的力量。后来我把父母给的20块钱，加上卢老师给我的680多元现金，一并捐给学校的募捐小组。不知底细的班主任还表扬了我有爱心。
左转之后，虽然我已经对佛教那套宗教营销不感兴趣了，但我仍然非常感激卢老师，一年会抽空去看他老人家一两次，因为我深知在那段黑暗痛苦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他的关心和帮助，我早就心理崩溃了。这里也顺便提一下，我在2013年8月，也就是结识卢老师的第5个年头，正式开始改口称呼他为“义父”，当时的我心浮气躁充满幻想，觉得蒋介石和朱元璋都选择在南京定都，他们在“称帝”之前也都同样认了义父。我当时满脑子幻想，觉得自己也能做一番大事，便效仿蒋介石和朱元璋，称卢老师为义父，他也很欢喜地接受了这个称呼。直到现在，我仍然叫他义父。这算是我的“历史遗留问题”吧，头脑中确实有不少旧社会思想的残余。
二、老手点拨促左转，现实曲折步履艰
接回刚才的话头，我在2016年中菲南海仲裁争端事件后，就开始关注孤烟暮蝉这类爱国博主了，开始在微博、QQ、微信群关注一些国际时政军事新闻了，但都只停留于表象，没有触及到本质的分析，脑子里仍然充满唯心主义和宗教玄学交织着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还存在着转世轮回和宿命论的想法，比如认为毛主席就是“老天爷”安排的拯救中华民族的人，毛主席就是天上的神佛下凡度化众生的。
2018年10月23日上午，我第一次来到长沙市区，去了橘子洲头和岳麓山的湖南大学，记得刚走进湖南大学正门，就看到好几十名游客排着队在毛主席的汉白玉雕像面前拍照打卡，我问了一下，他们大多是湖南其他市县过来旅游的，也有其他省份的游客。看到他们如此热情，我也情不自禁地走到毛主席像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
到了2018年11月24日，我通过一个时政讨论群聊加了一名网名叫“天下第十三”的网友，因为有一次他的发言震撼了我，让我觉得他水平很高。他在群里反击一名“美分”时说“中国人可以喝可乐，当然也可以信马列。优秀的科学成果为我所用有何不可？况且马列思想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渊源很深……”
加了这名网友之后，他告诉我，他姓李，身份证是满族，祖上是瓜尔佳氏，但是民族这东西只是祖辈流传下来的一个说法而已，叫我不要执着民族区隔，共同为国家民族复兴大局努力即可。李老师说他已经50多岁，目前因身体原因已提前离休，他退休之前是中学教师，他说他本来不会玩微信，也不会打字，所有上网技能都是他孩子教他的。
加了李老师不到一个月，我就和他展开了一场世界观的辩论，我试图用佛教的“万法唯识”和邵雍的《皇极经世》，阐述因果报应的正确性，他三下五除二就把我的所有观点驳倒了，他告诉我“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把有神论赶下政治舞台，形成了刻入骨髓的世俗理性，这种理性是实事求是的，是唯物的……从王充的论衡到范缜的神灭论，从《尚书》的天视自我民视到《荀子》的天行有常，都体现了中华文明深刻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
他还转发了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等著作的截图给我看，里面有三武一宗灭佛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等内容.....那次大辩论后，我基本上完成了从唯心思想到唯物思想的转变。
而最令我难忘的是，那天持续2个多小时的微信辩论结束后，我怀着喜悦的心情，给李老师发了20元微信红包，说感谢他的点拨，请他喝一杯茉莉花茶——这是我内心以己度人的市侩想法，因为我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绝大部分事情都和金钱利益交换有关，哪怕是当年懵懂无知参加一些民间的佛教活动，都有一个善款功德箱，多少要出点钱的。但是那天李老师看见我发红包后，当场就谢绝了，说“相互讨论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就不必谈钱了，我刚才正好在家泡了一壶茉莉花茶，不需要在外面买茶了”……
李老师这种点拨年轻人走正道，分文不取的精神风范，直到现在还在感染着我。如果没有这位精通中国文化的满族李老师点拨，我可能还要走更多更长的弯路。
李老师早在2018年12月就告诉我“将来中国人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会做出新的历史决议的，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正反合的过程，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往往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经过多次曲折的过程……”，李老师还告诉我很多不为人知的猛料，比如大跃进期间，当时主抓领导工作的领导们的发言和文章，在他们的个人文集中已经看不到了，当局有意隐讳了这段历史，而毛主席在大跃进期间的发言和讲话，思路清晰，时间线上非常连贯，因为毛主席在大跃进期间实际上已经退居二线，大跃进不是毛主席的锅……李老师指导我的点点滴滴，让我的思想开始蜕变，逐步建立了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说来也巧，我在2018年10月23日第一次给湖南大学的毛主席雕像鞠躬，1个月后的2018年11月24日，我就认识了重塑我思想的李老师。可能这就是机缘巧合吧。
在李老师的指引下，我从2023年底开始逐步读了李达、艾思奇以及苏联的亚历山大罗夫、英国的康福斯等人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著作，读了《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选集》以及《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类的书籍，打了一点理论基础。
我从2015年7月参加工作，到2024年1月正式左转，中间经历了几次辞职换工作，从私人咨询公司的监理员，到小型施工单位的施工员、宁波象山群众演员、工地杂工……也有过心灰意冷、彷徨无助的失业待业阶段。
8年多的时间，社会底层无产阶级的辛酸痛苦，应有尽有都尝遍了。期间我也试图挣扎，考取了机电工程建造师之类的职业证书，但仍然无法改变打工的命运，仍然无法帮助自己实现俗称的阶级跃迁。
2017年9月，初中同班同学毕业十周年聚会，我和班主任老师打了招呼，才知道她前几年已经离职，跳槽去了另一间中学，原因是当年的学校完全由民营资本控股了，很多考核要求比以前苛刻，简言之，钱少了，事多了。这次师生聚会让我体会到资本主义确实把人变成流水线附庸，包括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再看到今年2024年席卷全国的经济危机和实体店倒闭潮、失业潮，以及事业单位和民企外企挖空心思地降薪裁员,经济危机下数不清的夫妻因为经济问题离婚……我才直观地感受到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不能救中国，毛主义的公有制才是社会弊病的唯一解药。
我接触左圈和左网的时间很短，人境网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左网。左转之前，年少无知的我喜欢看NBA，也喜欢美国和日本的爱情动作片，喜欢查找和阅读各种大乘佛经；喜欢看一些命理玄幻的东西；喜欢在微博上关注各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博主，如孤烟暮蝉等等粉红派；也喜欢刷贴吧、天涯论坛以及中国军迷最喜欢的铁血论坛（铁血和天涯目前都已停止运营了）；喜欢看各种爱国爽文，不转不是中国人之类.....后来我用一些软件谷歌了一下各种中国左派资料，才知道中国的左圈早已经历了一场动荡，经过2001年8月的查封左派刊物《中流》事件后，国内的左派群众已经成为基本丧失参政权利的边缘人群。其实不谷歌，不左转，我也能大概感知到是什么情况了，目之所及，国内绝大多数人都成了金钱的奴隶，道德变成了非常次要的东西。2011年10月，我20岁那年，广东爆出了震惊全国的小悦悦事件，18名年轻力壮的路人先后路过佛山五金城内的一条水泥主干道，他们眼睁睁看着路边被货车碾压倒在地上的2岁小女孩王悦，却无一伸出援手……这些新闻，已经成为我们这些年的日常，不必一一赘述。
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特别是市场经济主导的原子化时代，加之特色维稳，国内左派团体始终无法形成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凝聚力。2003年，由体制内退休老干部发起成立的毛泽东旗帜网，是国内第一个左派网站，是所有左派网站的老大哥。成立之初，很多体制内老干部纷纷捐款资助，在互联网移动支付尚未诞生的2012年，就有体制内退休老干部——80岁的老太太冒着北京零下10℃的寒风，乘坐公交车去旗帜网的编辑部办公室捐出1千元现金，身体力行支持网站运营,编辑们当场感动得热泪盈眶。无他，因为在那个年头，左派网站是左派群众唯一能够发声的公共平台。但，时代的大浪无情拍打，随着国内外矛盾形势的发展，国内的左派网站也从一家变成多家，如毛泽东旗帜网、、红色中国网、红梅网、人境网……有的左网被封禁后把服务器搬走另起炉灶，宣传更激烈的斗争路线：走列宁路线创办政治报……结果自然是曲高和寡，很多方针根本没法落地。有的同志从刚开始时的风风火火恨不得砸烂一切，变成戏谑革命派、取消革命派，退圈或半退圈的，大有人在。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叫严必中的同志，他曾经因为非法持有进口仿真枪，被关了一个月看守所。据他自述，在看守所的一个月，没有尊严，进出宿舍前要脱光底裤检查。出来之后，他基本上处于半退圈状态，没有了刚左转时的激情。
三、我的革命实践，大胆团结群众
我见过很多极端的反毛派小粉红，他们的核心理论就是，人性本来就是自私的，欧洲资产阶级那套博爱平等和孔夫子的仁者爱人理论都是正确的，私有财产是神圣的。邓公捍卫了人性，保护了私有财产，促进了中国经济繁荣发展。毛主席违背人性，不得人心，所以改革开放成功了，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感恩邓公，让中国产生了几千万中产阶级，让中国稍微有点积蓄的家庭都能送孩子去发达国家留学，出人头地过美滋滋的生活。感恩邓公让中国老百姓拥有了自由发展的机会，不用再过被圈在农村公社没日没夜地苦干也只能勉强温饱的生活，感恩邓公让中国相当一部分人过上了富裕、精致、自由的生活。感谢邓公纠正了毛主席的错误，挽救了新中国，让中国得以长治久安繁荣发展，没有像苏联那样解体……
这些就是他们粗野而直白的阶级利益思想宣言了，无论这种宣言如何被包装成“为个人发展考虑”，本质上仍然是代表特定阶级集团利益的宣言。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房地产经济快速高涨繁荣的时代，一度甚嚣尘上，占据了所有社交媒体的主流地位。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模糊的历史滤镜下，反毛否毛成为大多数国人的一种广泛而粗略的共识。在这种“共识”的作用下，带领老百姓搞钱的邓公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历史第一完人，人生下来就是要搞钱改善生活嘛，搞什么阶级斗争嘛！毛主席指挥千军万马的艺术确实非常高超，但毛主席不会搞经济，大跃进饿死很多人，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搞文化大革命，搞乱社会经济秩序，让中国发展停滞，差点像苏联一样亡国。稍微和气一点的，就是那种打着实用主义旗号的调和主义，比如“计划和市场都只是手段而已，计划经济要防止僵化，市场经济要防止垄断，政府只要平衡好计划和市场，国家就会稳步发展”……
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经济下行，私营经济固有的矛盾不断激化，阶级压迫步步紧逼，越来越多被压得透不过气的无产阶级年轻人开始寻求真理。那些经历过毛时代集体主义奉献精神和斗争精神洗礼的老前辈，一代接一代把历史真相保留下来，加上互联网技术的便捷性，越来越多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认识到近现代史真相，有了初步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经济理论底子，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今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导致国内失业率攀升，不少新人左转入圈。我是33岁的大龄新人，充其量只是一名大龄共青团员，妥妥的政治素人一个。但我能感觉到，当前国内的左派确实弥漫着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这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和几千年来私有制社会根深蒂固的思想文化共同造成的。现在国内的环境就这样，老百姓可以搞红色旅游团建，也可以适当举办集体唱红歌活动…….但所有这些活动，如果和重点维稳人员或上访人员扯上一丁点关系，或者参与人员不小心透露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片言只语，那就会被无情拍死。经过细致观察和认真考虑，我决定把革命理想的落地放在第一位。
落地就意味着必须适应时代，适应环境；必须确保个人本就渺小的革命力量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长期存在。落地的策略，不是我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而是经过多次实践调查摸索出来的。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毛主席的时代，矛盾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如果不懂因时因地制宜变通，左派同志的革命斗争道路就会越走越窄，在现实中寸步难行。
左转之后的几个月，也就是今年2024年的6、7月，我利用月休4天的有限时间，走访了珠三角大湾区的一些工业园区，尝试开展俗称的融入工人活动。我先是网购了两件红彤彤的志愿者马甲，印刷了一张有自己微信二维码的名片，带着几本以前买的，成色还比较新的书，如世界地图册、中国地理杂志、徐霞客游记、四大名著、唐诗宋词鉴赏之类的，开车到方圆30公里之内的工业园区，停车后就穿上红色志愿者马甲，在厂房围墙外面的人行道上摆开摊子卖书，为了掩人耳目，我就地叫卖3块钱一本。但收效甚微，路过的年轻厂仔厂妹百分之90以上都是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要么就是两手拎着刚买的生活用品和零食脚步匆匆往宿舍或出租房走着，因为他们也是月休4天，星期天必须抓紧时间走出工厂去外面买点必需品。
绝大多数路过的工友们只瞟了我的小书摊一眼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摆了几次摊，仅有一名来自广西桂林的80后黄大哥帮衬我买了一本《徐霞客游记编注》，付款的时候，我掏出定制的小名片，让他扫码加我微信后转3块钱给我。这是我青涩的融工试验仅有的一点点进度。后来，我收摊之后把黄大哥转账给我的3块钱退了回去，告诉他，我来摆摊一来一回的油费成本都不止几块钱，我摆摊卖书是为了交朋友，不是为了挣零花钱的。他回复了我一个“笑cry”的表情。
那段时间，我也尝试了其他方式去联系陌生的工友，比如摆摊卖小饰品，但毫无进展。因为今年恶劣的经济形势之下，大部分无产阶级打工人都或多或少遭遇了减薪或裁员，大家只能紧缩开支，非生活必需品一概不买。我也尝试过去做一些所谓的有仪式感的“好事”，例如在大热天穿着志愿者马甲，抱着一箱纸盒装凉茶，去附近的工业园区送给路过的工友们人手一盒。这种善事虽然锻炼了我的社交打招呼能力，但对宣传革命思想和理论毫无帮助，顶多换来工友们的一句谢谢，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交流。而且这种事只能偶尔为之，考虑到目前的高压维稳态势，如果多次穿着志愿者服装去人口稠密的工业区和工人接触，有可能会被有关部门盯上，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从2024年9月开始，我改变了思路，以前的我一味想着：我要干革命，我要打破现存不合理的一切，我要宣传革命理论解放劳苦大众的思想，我要……现在的我，把思路转变成：群众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去服务群众？
思路和方向有了，我就灵机一动，想起我妈以前在地摊上买的一本教人看掌纹手相的算命书，我初中时挺喜欢看的，现在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内容。我就开始实践我的新方法。我用业余时间抽空帮线上线下认识的工人朋友和年轻的左友以及其他有缘的网友看掌纹，基本上获得了他们的好评，拉近了话题，增加了亲切感。而且我看掌纹，分文不取，唯一的要求就是让对方在一个月之内做一件小善事，例如看见摆摊卖水果蔬菜的人，还剩一点卖不出，帮他们买了让他们好早点收摊回家；或者是看见带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下地铁时诸多不便，搭把手帮他们提一下行李……
我的免费策略和行善要求，获得了有缘人们的一致好评。比较神奇的是2023年3月，我帮一名92年的潮州女生看掌纹，对方说此前在珠三角打工，换了几次工作，都觉得没意思。当时的我对她说“我看好你3年之内会创业，如果你真的在这个时间段创业了，麻烦告诉我一声”。没想到今年2024年10月21日，她突然在微信私聊我，告诉我她今年8月结婚了，目前和老公夫妻档创业，做体育培训的业务。于是我便趁热打铁，祝福她创业顺利，并且建议她抽时间读读毛主席的文章；告诉她“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毛主席的名言……我有理由相信，她会把我的话记在心里，因为她已经相信了我说话靠谱。
今年2024年6月底，我在工业区摆摊卖书，认识了80后灯饰厂流水线工人黄大哥。我刚开始加了他微信后，尝试发一些干巴巴的纯理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给他，他基本上毫无兴趣，不怎么搭理我。但是今年11月11日晚上，我提出帮黄大哥看看掌纹，他很快就来兴趣了，把左右手的照片拍给我看。我这才发现他的右手拇指和食指都断了一截，原来他小时候被刀具切断了两根手指。而我今年6月底摆摊的时候，压根没留意他的右手。我那天晚上帮他看了半小时掌纹，给了他一点建议。我留意到他左手生命线有一个断点，提醒他注意避免高盐饮食，适度进行有氧运动，避免心血管疾病。他对我说“和高盐饮食关系不大，我已经40岁了，因为长期缺乏运动，我现在是有一点强直性脊柱炎”，他说他不相信任何命理玄学神鬼的东西，但很欣赏我的作风，觉得我不是坏人。
我建议他适当抽时间慢跑，适当吃新鲜水果，他也同意。聊完后，我看了一下朋友圈，看到几分钟前黄大哥刚发了几张照片，是生日蛋糕和老人带着生日帽的照片。我便问了一下他“请问今天是你爸生日吗？”他回复说“今天我爷爷过生日，他在桂林老家那边，照片是我爸拍的，我爷爷已经88岁了”……这样的舒适聊天谈心，让我对新路线更有信心了，以前的我不管左转前还是左转后，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去做事情。而今年2024年9月后，转换了思路的我，已经开始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去做团结群众的工作，并且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开始。
再说一件有点神奇的事，今年11月6日上午，我在90后左派作家赵皓阳的微博粉丝群里发了一句牢骚“我们无产阶级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是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斗争吗？”我本来只是单纯的发牢骚，因为今年各行各业都不景气，我所在的小私企也想方设法降成本，我的工资也毫无理由地被砍了几百块，我是进退维艰，留也不是，走也不是，我扎扎实实体会到了无产阶级打工人的弱势和无助。没想到我才发出去不到10分钟，下面就有一个群友回复了我“我正在实战，一个人战一个地方，公开式的，我已经倾家荡产，靠朋友亲人借钱过日子，不上访（压根不相信北京的部门），但长期被非法禁锢，最长与世隔绝163天，前两天冻结我的银行卡，所有支付宝系统，现在想续群主的会员V+都没办法支付”……
然后此网友说她叫何晓静，是一个50多岁的阿姨，2016年在湛江广东海洋大学租了一个40平米的铺位卖文具，做打印生意。租期没到就被学校领导无理由勒令限期退租。她毫不退让坚持抗争，把当时的广东海洋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潘新祥的不法行径全部曝光出来，潘新祥2023年7月被纪委监委立案调查后，广东海洋大学正校长的职位至今仍然空缺，4万人的公立大学，目前只有副校长没有正校长。我才知道，她是广东湛江出了名的重点维稳监控对象，无论她跑到哪里，都会有人监视她的行踪。
她目前住在北京郊区，靠朋友亲人借钱接济。我加了她微信后，她告诉我“一开始我在这个店面投资了30万，后来又断断续续增加了100万投资，刚开始她只要求赔偿40多万，后来潘新祥校长耍官威，偏不答应，她便把事情闹大，把潘新祥举报下马，惊动了湛江市委领导……这纠纷到现在已经持续了8年多了……”我问她“如果现在湛江政府出面，开价1200万让你签和解协议，你签不签？”她说“不签。前两年他们找我商量，要赔我300多万，我鸟都不鸟他们，我要把下令禁锢我的广东高官XXX告到坐牢!现在湛江市和全国各地，知道我维权经历的总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人，我现在不追求钱财了，只想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半辈子革命到底！……”
然后我在微信帮她看了一下掌纹，她说我水平不错，说准了一些东西。她告诉我，全国各地去北京上访的受苦群众，也是一盘散沙，甚至上访者之间都互相怀疑猜忌，怀疑对方是不是有关部门的眼线……
何大姐还说：“我文化水平低，只念到高中，但是我阅历丰富，革命的书籍我一看就有很深的领会，推荐你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史可以明智……”这次误打误撞因为一句牢骚认识了湛江的上访强硬派何大姐，让我更加坚信：从群众的需求出发，走团结群众路线是对的。
有些“马列毛原教旨”的左派网友可能会批评我：“你这不是搞封建迷信吗？和革命根本不搭边的，充其量只是和群众聊聊天谈谈心，是散漫的小农小资游侠主义，没有任何科学性和组织性，是不会有任何成就的……”、“你这架势是想搞红巾起义石人挑动天下反还是太平天国的神叨传教啊？其他泥潭派至少还搞点读书会、宣传文章、融工小组装一下革命，你连泥潭主义都不如，纯粹是个人游侠主义，而且是下三路手段的流寇主义。你的表演型人格很严重，我觉得你去当搞笑脱口秀编剧比混左圈更有前途……”。
对此，我只能实话实说，这些原教旨们真的太眼高手低，太脱离群众了。目前国内的社会矛盾尚未到达必须XX革命才能解决的地步，绝大多数无产和半无产阶级的劳苦大众虽然到处辗转打工，虽然心力交瘁，但尚能维持基本生活，并非绝对贫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参加革命的意愿和动力。
至于革命的时机何时成熟，就连老一辈的革命知识分子如魏巍、沂蒙老太、阳和平等等，心里都没底，何况我只是个市井小民普通劳动者呢。动不动要求其他同志建立XX，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呢？再者，这种看掌纹谈心的迷信方式，只是我用来接触群众的一种初阶工具，并不是目的。和陌生群众聊熟之后，谁知道我会不会做一些“见人下菜碟”、“因材施教”的宣传工作呢？
那些动不动就鼓吹建立XX的人，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是泥潭主义的人，他们又干出了什么了不起的成绩呢？至少我经过实践之后，扩充了自己的人脉，改善了自己的人缘，做人做事更多地向利他主义靠拢，慢慢摆脱了利己主义的束缚。没准假以时日我“特立独行”另辟蹊径的道路能发展一批来自各行各业的新同志，会打开一个新局面；而那些鼓吹“马列毛原教旨”的人却一事无成。建立线上线下的个人小圈子非常重要，如果有一天我因为干革命蹲号子了，我需要和我相熟的同志们打听我的下落，想办法把我捞出来啊。那些说我“下三路”的人，有没有想过，我在没有人脉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在无法组织群众运动的情况下，以我目前的能力，也只能做尽力做一些团结群众的基础工作呢？
毛主席说过，思想舆论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就会被敌人占领。改开后思想文化界沉渣泛起，一些5A景区的寺庙道观外面，到处都是看相算命的摊子，景区内的神像佛像都贴着一些传说故事，宣扬上个香供个灯就能走好运...而且价钱还不便宜。我借用命理迷信的方式接触群众，而且分文不取，还能时不时给陌生群众提一点实用的建议。我觉得我充分发扬了小平同志的实用主义精神——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嘛。不管用什么手段方式，有助于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就是好方法嘛。
既然现在官方的景区都公开用玄学命理的方式圈钱，并美其名曰助推文旅经济。那我借助玄学命理的方式接触陌生群众，伺机宣传马列毛主义，算不算开辟敌后根据地呢，算不算是以毒攻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革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方面，目前国内任何一个左翼团体都没法做得很好，因为市场经济把每个左派群众都打散成原子化的个人了。不说别的，就我们人境网的微信群，好几次组织马克思主义专家讲座，也不是每一次都人齐。有的同志刚进入网络会议半小时不到就因临时有事退出会议，有的同志是真的忙到抽不出时间来参加会议。
很显然，在条件不允许和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先尝试建立一个个团结在以特定个人为中心的具有一定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小团体呢？时代不断变化，列宁的时代不能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经验，毛主席的时代不能照搬列宁的经验…….在这个AI大数据时代，我们左派群众同样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不断实践，不断试错和改错。
四、实事求是，永远战斗
实事求是应该成为我们一切革命工作的指导思想。对于毛主席时代，我也是坚持有成绩也有不足的看法。我的父母都是50后，都经历过毛主席时代的艰苦生活。我爸告诉我，当年小榄鸡笼人民公社第四生产队的管理比较死板，上级给了计划指标，百分之XX的耕地要种甘蔗、百分之XX的耕地要种水稻、百分之XX的耕地要种番薯、油菜花等等。下了指标就必须执行到位，结果生产队时不时出现又购又销的情况。比如刚刚把公粮按收购价卖给农委会，就发现剩下的粮食不够吃了，又要想办法从别的地方买粮食。猪肉是定额分配，每人每年只能分到很少猪肉，所以我爸和叔伯姑姑他们年轻时做梦都想啃猪蹄。
1962年，我爸5岁时，有一段时间米饭不够吃，天天吃番薯拌稀饭，连续吃了几个月。有段时间我爸他们兄弟姐妹看到番薯就反胃作呕。我妈也是，1962年自然灾害严重，5岁的他和3岁的小舅，像饿殍一样躺在家里，一天只有一顿番薯拌稀饭可以糊口。但我们也要看到，有相当一部分条件较好，人心足够齐的公社，全体社员战天斗地开创了丰衣足食的好局面。
现在越来越多00后，甚至10后的年轻人开始自行上网搜索，学习研究毛主席的生平和马列毛主义，这是好现象。但他们接触左翼思想的动机是什么，是真的想变革这个世界、还是只想找到解决个人生活问题的方法？抑或是只想找一个思想上的寄托？他们的革命性成色如何、行动力如何、能为革命付出多少精力？……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我们实事求是、耐心细致地调查。
毛主席说过，我们要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也要重视阴暗的一面。不错，是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接触马列毛的思想了，但更多的年轻人则是载浮载沉在消费主义和精英主义里面不断打转，或者为了生活不得不榨干自己的体力和脑力；他们对马列毛毫不关心，对革命毫无兴趣。有相当一部分中间派群众，生活境遇变差时，思想会左转。生活条件改善时，会倾向右转。真正经过现实锤炼和思想斗争，下定决心走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路线的左派群众，绝对数量并不多。
如何争取和团结中间派群众，是革命的重中之重。我们也可以看到，晚年的毛主席利用权力勉强压住了右派的资产阶级复辟，但毛主席一走，资本主义在中国很快死灰复燃，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中国大多数人变成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而很多无产阶级群众还日日夜夜盼着自己或下一代能成为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对国人方方面面的影响之深，斗私批修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们也要学习毛主席的底线思维，做一切革命工作之前做好最坏的准备。
比如：如果我们队伍中的大多数同志确实不可避免地要在社会底层长期打工，长期忍受苛刻的压榨，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我们还能不能长久保持继续革命的斗志？
我有时会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对待思想严重右倾的人。比如有些搞面相玄学的自媒体博主，说毛主席的面相是克妻克子，我马上回复他“毛主席从1927年9月9日参加武装革命，到1976年9月9日积劳成疾去世，刚好是七七四十九年。49这个数字在道家文化中代表圆满，西游记第七回，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炼了足足49天，炼成火眼金睛。所以毛主席不是普通人，是功德圆满的人，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你最好收敛一点，不要诋毁伟人……”我这番连哄带骗加吓之后，他马上怂了，删了诋毁毛主席的内容。我这种缺乏科学性和组织性的战斗方式，非常实用，有时还能扩大影响争取到一部分吃瓜看热闹的中间派群众的支持和响应。
今年年初，我曾经在小红书一个参观山西大同万人坑的视频下面留言说“兄弟，一定要注意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度统一。如果没有共产主义，人类会永远活在人剥削人的落后社会。侵华日军的野蛮掠夺就是剥削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剥夺了被侵略地区人民的生存权！”那时我刚左转不久，很多理论还没成熟，我的表述其实是错的。大多数情况下，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能兼容的，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爱国主义，才能和共产主义兼容。但我这句错误的表述，因为情真意切，竟然也收获了13名网友的点赞，确实让我觉得有点意外，让我知道了即使在小红书这种充斥小资思想的平台也有同志们的身影。
有很多对毛主席不了解的中间派年轻人，如何让他们对毛泽东思想产生兴趣呢？光是硬生生干巴巴地把毛主席语录和文集转发给他们就完事了吗？不行的，需要一点善巧方便才能接引众生。对政治素人的年轻一代，我喜欢用幽默诙谐的方式“传教”。我会和他们谈天说地，聊一下生活中的有趣现象，比如有些年轻朋友喜欢在微信朋友圈深夜放毒，发美食照片。我也会推荐他们看我小时候看过的香港无厘头电影、黄子华的栋笃笑、以及英国的《憨豆先生》。
为什么聊这些、推荐这些？我是带着明确目的，等他们看过之后，我就会发一小段毛主席语录给他们看“毛主席在1964年论小资产阶级的通病：一、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自由散漫、不拘小节，生活上吊儿郎当，毫不紧张，不严肃，不守纪律，不爱护公共财物。不顾团体利益，大家睡觉，他要唱歌，大家起床，他又要睡觉，大家开会，他开小会，上课他要活动，该活动时，他要看书，高兴时嘻嘻哈哈，不高兴时死气沉沉……”
然后我会启发他们，你们身边那些喜欢在朋友圈特立独行、深夜放毒的朋友，是不是被毛主席完全说中了？是不是自由散漫、吊儿郎当，别人睡觉，他要唱歌?你看憨豆先生和那些无厘头电影主角，是不是自由散漫，经常和集体对着干？毛主席是不是提前几十年就看到了现在的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我这样略施小计引导年轻人，往往能取得不错的效果，能激发起他们了解毛泽东思想的兴趣。
我也乐意坦诚地把一些真实经历分享给年轻的网友，比如2019年9月9日上午，我在巡查工地时，没注意到脚手架上有一块地方没有铺安全网，一脚踩空整个人掉了下去，我眼疾手快用右手抓住一根横杆，才止住了下坠。当时的情景是，我双腿跨在一条钢管上，裤裆离钢管只有3公分，如果我的右手没有抓住这条钢管，我就会重重地摔下去，至少也会造成睾丸破裂，失去生育能力。但我比较幸运，及时抓住了钢管，最后只是双脚擦破了一点皮。我不介意对年轻的朋友开玩笑说，也许是信仰毛主席的力量，让我在毛主席逝世43周年的纪念日死里逃生。这种真实的经历比空口说教更能让年轻人乐意和我交流。
革命这条路固然是前途光明，但个中的崎岖艰险会让很多革命者望而生畏或半途而废。我之所以能咬牙坚持，一方面是经历过毛主席时代的父母的言传身教，另一方面是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无私奉献精神，以及成长路上所结识的左派同志们的战斗精神，时刻感染并激励着我。
我妈在我刚满1周岁的时候就辞去了制衣厂的工作，成为了全职家庭主妇。她之前在厂里认识了一名来自广西的缝纫车间女工友小李姐姐，92年的时候我1岁，她19岁。我妈辞职后，小李姐姐也喜欢隔三差五来我们家吃饭和看电视，经常带一点小零食给我吃。当时的我长得胖乎乎的，像玩具熊一样，来我们家做客的大人都喜欢抱着我逗我玩。有一次，小李姐姐来我们家玩，她对我妈说“大姐，我想抱着你儿子出去逛逛，可以吗？”我妈只犹豫了几秒就点头答应了，只是嘱咐了一句“小心点哦”。
我记得小李姐姐把我抱起来后，放在她的自行车的后座上，她没有骑车，而是慢慢步行推着自行车，带我去了附近的一个鱼塘看风景，然后在路边摘了一朵小野花递给我玩。又逛了一阵子，就把我送回家，可能整个过程就半小时左右。我长大后也时常回想起这段经历，我妈当时为什么这么心大，敢把儿子交给一个才认识了一两年的外省打工妹带到外面玩。后来我想明白了，我妈其实是同情小李姐姐，因为她背井离乡好几百公里到广东打工，平时干的流水线工作很枯燥，又没有大哥大和寻呼机，厂里的宿舍又没有电视机，几乎没有任何娱乐。当时像玩具熊一样的我，就是唯一能让小李姐姐开心笑出来的“东西”。严格来说，我妈是出于一种阶级共情，才把我“借”给女工友玩，这是无产阶级群众特有的善良，这种品质会影响我一辈子。
我爸的性格更加复杂，他对国内的官场已经不抱希望，因为十官九贪在广东乡镇地区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他80年代中期离开村集体，自己搞个体户创业做家禽饲料经销，生意一度很好，在90年代有过一百多万现金盈余。后来他的一名合伙人卷款跑路了，他背了一身债，借了亲戚朋友钱才脱身。但他经历过如此重大挫折后，仍然保持着讲义气的品质。
2001年夏天，他的一名广西朋友邓叔叔，因为妻子突发疾病需要做手术，找不到合适的出租房，我爸就让邓叔叔两口子住在我们家。当时我们一家五口挤在一间2层的砖瓦小房里，邓叔叔两口子晚上就睡在我家一楼客厅的两张沙发上，住了半个月左右，我们和邓叔叔两口子同吃同住，没有收他们一分钱。直到邓叔叔老婆住院安顿下来后，这段寄宿生活才告一段落。我爸是一个有点邪性的人，他认为共产党的所有人，包括毛主席和邓小平，都只会搞权力搞女人，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但他心里又保留着很多毛主席时代的思想品质，比如他经常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乐观精神，那就完蛋了。困难的时候，要‘我自岿然不动’”……他之所以有一点急公好义的精神，是受到毛主席时代公社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集体主义精神残余影响。我爸充满矛盾的性格深刻启发了我，让我在左转后能够灵活分析社会和自身的矛盾过程，做出一些至少目前看来还算正确的决定。
连我那如此平凡的父母都有一些让我眼前一亮的闪光点，那历史上前赴后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先烈、战斗英雄，包括改开后坚持弘扬真理，坚决与错误、反动思想作斗争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左翼同志……他们身上的理性和人性光辉，更是我和成千上万同志们受用无穷的精神财富。就像无量寿经说的“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在一代代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者的鼓舞引领下，我相信不远的将来，我们这一代左派群众会做出我们的成绩，比如打出一面极具号召力的旗帜：建立数字化公社。
最后，我想借用禅宗的一句名言：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无论我们学了多少先进理论，我们的实践最终还是要在人民群众中落地。大数据时代下，被打成原子化、碎片化的我们，能否重建无数个小团结的团体，再串联成一道大团结的时代洪流，从而造成“”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的革命局面？这是横在我们面前的最大挑战。我把佛家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改动了一下，变成：万法皆空，矛盾不空，斗争不息。只要社会矛盾是现实的，我们的革命力量就是现实的；革命斗争的胜利，也必然是现实的。
www.haizi.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