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 “数百万、数十亿，我们都是巴勒斯坦人”
2 英帝国主义与对中东的瓜分
3 反犹太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
4 以色列：帝国主义的“看门狗国家”
5 “两国方案”并不存在
6 巴勒斯坦，抵抗与解放之路
7 社会主义者与巴勒斯坦解放群众运动
“数百万人、数十亿人，我们都是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对加沙人民发动的野蛮战争令全球数百万人感到震惊。对学校、医院、住宅、清真寺、教堂和难民营的不断轰炸已造成数万名男女老幼死亡和数十万人受伤。大批人流离失所，他们从家园被驱赶到“安全区”里，这些地区反过来又遭到以色列军队的轰炸和袭击。水电已停止供应，医疗物资和食品的供应也已被切断。
美国（其次是欧洲各国政府）向以色列投入了大量军事装备、援助和顾问，为战争机器火上浇油。在以色列袭击加沙的前64天中，美国向以色列运送了200多架飞机的弹药，其中包括毁灭性的重达2000磅的“巨型钻地弹”炸弹[1]。英国皇家空军从其在塞浦路斯的基地向以色列提供了间谍和侦察情报。美国雇佣军直接参与了加沙境内的战斗。
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战争已经造成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但这场灾难是在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指导下，在乔·拜登的密切关注下，在西耶路撒冷和华盛顿被炮制出来的。加沙巴勒斯坦人的鲜血也将永远成为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和欧盟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手上的污点，因为他们都是摧毁加沙的同谋。
然而，尽管以色列在加沙部署了庞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对约旦河西岸的军事和定居者的干预也在不断增加），但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以色列的意愿发展。以色列已经毫无疑问地输掉了这场——或许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战争”的战争：围绕正在发生的事情展开的思想和解释之战。
尽管以色列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而且许多西方媒体温顺地重复着他们的谎言和胡编乱造，但越来越多的人根本就不相信以色列的神话和宣传。许多人转向社交媒体和半岛电视台等媒体，以获得对所发生的事件更为平衡的看法。关于被斩首的婴儿和儿童在烤箱中被烧死的谎言越来越多地被揭穿，原来这些都只是战争宣传而已。
随着对加沙的袭击仍在继续，一些“权威人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教皇指责以色列将那些在教堂寻求避难的人作为目标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世界卫生组织谴责了以色列的袭击及其对卫生和医院服务的影响（并谴责以色列一再轰炸医院和袭击医务人员）。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菲利普·拉扎里尼呼吁立即停火，并对以色列以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建筑物和工作人员作为袭击目标进行公开谴责。全球主要的慈善机构（如乐施会）要求以方立即停火并结束屠杀。《华盛顿邮报》对以下问题提出了质疑，即以色列对希法医院（Al-Shifa hospital）爆炸事件的描述说法，以及他们对于医院为何成为袭击目标的“解释”。甚至在以色列国内，《国土报》也对10月7日有多少以色列人被以色列军队杀害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公众舆论都支持立即停火并结束以色列的暴行。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以色列现在被视为一个贱民国家（a pariah state）。
美国人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了应对12月红海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美国宣布组建一支多国海军部队以监管该地区，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对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航运的威胁。但“繁荣卫士行动”刚刚宣布，各国就开始从特遣部队撤出他们的船只。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从一开始就拒绝参加，但在特遣部队宣布成立后的几天之内，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就退出了，荷兰也将其参与程度减少到只有几名“观察员”。巴勒斯坦危机使美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计划出现裂痕，并给美国带来政治问题。
此外，以色列在战场上也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其声称加沙北部在12月初已经平定，但该地区的抵抗并未被空袭击垮。巴勒斯坦部队公布了大量他们摧毁以色列的坦克和军事装备的视频。以色列损失了不少士兵，其中包括那些拥有军衔的士兵。这一切都表明，以色列已经发觉地面战争的挑战性远超他们的预期。
但是，对于以色列以及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自10月7日以来在全球各地兴起的支持巴勒斯坦的群众运动的规模。一周又一周，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人们走上街头抗议，要求立即停火，还巴勒斯坦自由。
这场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德国，政府将挥舞巴勒斯坦国旗定为非法行为，但他们在街头受到了挑战，巴勒斯坦国旗在目前的示威活动中很常见。在法国，马克龙禁止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但人们依然举行了游行活动。在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包括犹太组织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该运动表明，在总统选举年，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将对总统选举结果造成影响。
这场运动也造成了“西方联盟”中一些国家的分裂。例如，在西班牙和爱尔兰，政客们呼吁立即停火，以应对电视屏幕上的恐怖画面和街头的群众运动。
在英国，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国主义、支持巴勒斯坦的运动在街头爆发。示威活动规模宏大，其中包括2023年11月10日英国历史上规模第二大示威活动。这场运动的根源在于本世纪初兴起的伟大的反战运动。在2001年开始的“停止战争”（Stop
英国政府和媒体则想尽一切办法丑化这场运动。伦敦首都警察局越来越多地采取严厉的治安手段来试图恐吓人们。11月初，内政大臣苏埃拉·布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试图将11月10日的示威活动定为刑事犯罪的行为导致其被免职，以及街头运动的胜利！
英国政客们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议程卑躬屈膝的行为，也引发了对英国政治代表性的真正质疑。主要政党未能公开反对对中东的军事干预、未能捍卫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也未能支持在加沙立即停火，这意味着“不停火，不投票”的口号已经获得了政治支持。
支持巴勒斯坦运动也引发了尖锐的政治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是历史性的：例如，谁应该对巴勒斯坦目前的局势负责？有些问题涉及以色列社会的性质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和目标。另一些问题是关于当代帝国主义的性质及其在中东的作用，还有一些问题则是关于实现巴勒斯坦自由的战略。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试图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社会主义活动家与大范围拥有多样的观点、信仰和信念的人们一起工作，他们一直是在英国开展“停止战争”运动的核心力量。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到正在加沙发生的当代的屠杀，社会主义者投身于开展一场广泛的运动，以挑战当代帝国主义和以色列这个殖民定居者国家。
不过，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对巴勒斯坦受压迫的根源、以色列作为一个殖民定居者国家的性质以及帝国主义在该地区所发挥的破坏性作用有着清晰的解释。我们捍卫巴勒斯坦人自己选择任何方式抵抗占领的权利，同时，我们也拥有这样一个愿景，即如何解放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社会。
我们的目标是进一步推动这场运动，加深其对当代英国政治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参与到运动中来，致力于推进我们的示威和活动。我们的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进来。我们希望帮助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充满活力的民主运动，从根本上重塑英国的政治。当你阅读这本小册子时，我们希望您能考虑加入我们。
英帝国主义与对中东的瓜分
历史并非始于10月7日。阅读西方的报道和聆听主流媒体的声音，你会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前是安全、安定和正常的社会。事实远非如此。
为了理解当代巴勒斯坦的苦难，我们需要回到一百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到帝国干预和欧洲殖民是如何对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进行了有害的形塑。
“帝国主义”这个词语有很多不同的用法。它经常被用来描述大国霸凌和压迫弱小国家的方式。也有人用它来指称强国试图控制弱国的原材料和资源的制度。这两个特征都是“帝国主义”的要素。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帝国主义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现的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阶段。帝国主义与竞争密不可分：竞争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争夺统治地位的方式。（帝国主义）这个词语指的是国家和大型经济单位的经济和军事利益的合并，或许用美国政治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一句话最能概括，他说“没有麦道（战斗机制造商），麦当劳就无法壮大”。[2]或者，正如马克思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在1916年所写的那样，“帝国主义意味着对世界的瓜分……以及少数非常富有的国家的高额垄断利润”。[3]
我们可以在经常被称作“帝国对中东的瓜分”中看到这些因素在发挥作用。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石油已成为全球至关重要的商品。英国海军的“无畏”号战舰在战前就已经从煤炭动力改装成为石油动力。以石油为燃料的交通工具和军用战车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在20世纪，石油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产品。中东地区的第一批油田于1908年投产，很明显，该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供应。英国（以及其他帝国列强）希望能够得到中东的石油资源。
中东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拥有苏伊士运河，这条运河对补给线和缩短英国与印度之间的旅行时间来说，越来越重要。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从英国驶往印度的船只必须绕过非洲之角，然后返回非洲大陆东岸，再进入印度洋。这段旅程大约需要六个月的时间。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得行程时间缩短到大约只需十周。到1914年，运河和蒸汽动力船的结合将这一时间减少到大约四周。
苏伊士运河在现代资本主义中仍然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经济供应线。2021年，“长赐”号集装箱船被卡在运河中，导致全球供应线瘫痪。对运河的控制一直是帝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关键驱动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要向亚丁湾派遣军舰，试图“保护通往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免遭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
最后，中东由于地处三大洲的交汇处，所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中东的控制使帝国列强能够划定自己的领地，牵制竞争对手，并有利于获取该地区的资源和原材料。
换言之，自20世纪初以来，控制中东一直是帝国的核心目标。帝国列强都希望控制该地区，获取当地资源，并为其商业利益建立市场。战争期间，列强之间在欧洲激烈的军事竞争也在中东地区上演，这对巴勒斯坦人造成了重大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1908年，土耳其发生了一场由“青年土耳其”运动组织的政治叛乱，他们要求制定一部以议会和多党制为基础的宪法。这场运动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引发了对相对自治的更高要求，阿拉伯民族主义也随之兴起。但是，“青年土耳其”们并不希望建立联邦制，也不希望各地区拥有更大的自治权，阿拉伯人希望在奥斯曼帝国内拥有更大自治权的愿望破灭了。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一起加入了同盟国。英国、法国和俄国则组成了协约国。战争期间，英国签订了三项协议，这些协议将对巴勒斯坦的未来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英国人利用阿拉伯人——不久之前遭到青年土耳其党拒绝的——民族自治的要求，煽动他们反抗奥斯曼帝国。在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中（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Hussein bin Ali）和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中校之间的十封往来信件），英国政府同意在战后承认阿拉伯独立，但条件是麦加谢里夫必须发动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这些信件于1915年7月至1916年3月之间交换，基于英国政府的这一承诺，阿拉伯起义爆发了，阿拉伯军队在大英帝国于1917年在巴勒斯坦战胜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在英国向中东阿拉伯人民做出独立承诺的同时，他们还与法国就未来将该地区划入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在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中，英法两国规定了战后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根据协定，法国将控制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南部和库尔德斯坦，而英国将控制巴勒斯坦、约旦和伊拉克。赛克斯—皮科协定将成为20世纪20年代初在国际联盟主持下进行的对中东进行瓜分的基础，在这次瓜分中，巴勒斯坦、库尔德斯坦和亚美尼亚的处境尤为不利。
英国承诺的第三项协议对巴勒斯坦的未来最为重要。这就是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勋爵是一位保守党政治家。他在1902年至1905年间担任首相，在此期间，他引入了英国第一个移民管制法——《外国人法案》（1905年）。该法案旨在限制逃离沙俄大屠杀的贫穷犹太移民进入英国。贝尔福是一名反犹主义者，对犹太人移民英国持敌对态度。
一战期间，贝尔福加入了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领导的联合政府，担任外交大臣。正是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贝尔福致信罗思柴尔德勋爵，并请其将信件转交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4]，信中宣布英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封信于1917年11月发表[5]。
《贝尔福宣言》为欧洲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殖民奠定了基础。反犹太主义者贝尔福为犹太复国主义带来了彼时为止最大的胜利：一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以牺牲巴勒斯坦当地人民为代价，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
尽管如此，贝尔福的立场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矛盾。《宣言》发表两年后，贝尔福写道，犹太复国主义将“减轻西方文明因其存在于一个长期以来被其视为异类甚至敌对的——但同样无法驱逐或吸收的——群体（犹太人）之中而造成的持久的痛苦”。[6]贝尔福是长期持续的反犹太主义欧洲政客传统的一部分，他们乐于在支持中东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同时，将犹太人排除在自己的国家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大致按照赛克斯—皮科协定的轮廓对中东进行了划分。英国向阿拉伯人民作出的支持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承诺化为乌有。从1922年起，巴勒斯坦正式接受英国的“委任统治”，在“委任统治”之下，欧洲犹太人对巴勒斯坦进行了大量且日益严重的殖民统治，给普通巴勒斯坦人带来了巨大影响。
反犹太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
如今，以色列国及其在全球的支持者试图将任何对其行为的批评等同于反犹太主义：因此，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精英们试图暗示，任何反对他们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的人都是反犹太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试图暗示，呼吁停火也是一种暗含反犹太意图的要求。德国政府曾试图禁止使用“巴勒斯坦”一词和巴勒斯坦国旗，因为——据其声称——这些都是反犹太的！
在英国，在工党内部对科尔宾主义的政治攻击中，反犹太主义的指控成为了武器——其荒唐的结果是，许多犹太社会主义者因反犹太症的指控而被开除或暂停工党党员资格。更令人担忧的是，指责工党犹太成员反犹的往往是工党官僚机构中的非犹太人成员；也就是说，非犹太人，告诉犹太人作为一名犹太人应该如何思考和表现！
在当前支持巴勒斯坦的浪潮中，部分新闻和媒体，以及形形色色的政客和政府部长们，试图声称示威游行是“反犹太主义的”，类似“从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的口号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煽动对犹太人的灭绝，而事实上，这是一个要求，从约旦到地中海，所有人在平等的条件下享有正义和平等的口号。
“反对以色列国（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本质上是反犹太主义”的论点建立在三个错误的说法之上。第一个错误的说法是，因为反犹太复国主义剥夺了犹太人享有其他民族都享有的东西：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反犹太主义。但说其他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根本不是事实。库尔德人、克什米尔人、维wuer人、泰米尔人、加泰罗尼亚人，甚至苏格兰人都是没有自己民族国家的民族。当然，你可能会说：“但这些都是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的人民”，这也许没错，但菲律宾或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怎么说呢？在菲律宾，有182个“民族语言群体”，他们都是菲律宾国的一部分，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包括没有独立国家的多民族本地族群。
但没有人认为，持有如下观点的人是偏执狂和种族主义者，即库尔德人、加泰罗尼亚人或苏格兰人不应该拥有自己的国家——你可能在这些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但你不会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被指控为种族主义者。认为菲律宾或拉丁美洲的本地人民解决受压迫问题的方式是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的观点也并不常见。
第二个错误的说法是，剥夺以色列人的独立国家地位是反犹太主义的。但这必定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吗？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斗争的目的是摆脱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隔离国家，建立一个基于所有人平等权利的后种族隔离政权。它通过剥夺少数白人享有的特权地位，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建立了南非的“公民民族主义”。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被视为二等公民，而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则因为他们是巴勒斯坦人而受到严密的监管、控制和驱赶。要求从“河流到大海”的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同样的、平等的权利，这不是种族主义或偏执，实际上恰恰相反。
最后一个错误的说法是，虽然可以在理论上区分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但实际上它们是一样的。但这在经验上是完全错误的。有许多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同样也有许多反犹太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到匈牙利领导人维克多·欧尔班（Victor Orban），以及我们上文提到的《贝尔福宣言》的作者本人）。
